罗小朋：中国的君相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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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朋：中国的君相难题
发布时间:2012-09-26 09:53 作者:罗小朋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2771次

（原标题略） 　　问题的提出 　　2012年的世界与中国，均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略）未来十年，总理问题将是中国政局发展面临的极大不确定性最集中的表现。 　　如何来分析这个问题，对于所有中国政治的分析家来讲都是一个难度不小的挑战。笔者试图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历史的大视角中来解读，以图超越目前主流的分析框架之局限。目前的主流分析框架主要有这样两个，一种是从权力斗争，尤其是从中共派系斗争的角度来解读中共的总理问题。另一种就是从路线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这样的分析框架当然是极有价值的，但对于解读处在生死存亡之际的中共政权来说，就十分不足了。 　　总理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源自中国特殊的国家形态传统。中国皇权至上的帝国传统，派生出了自己独有的宰相问题。这一点许多人都能感觉到，但是，为什么宰相或总理问题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21世纪的今天都非常重要，则是许多人并没有认真思考过的。 　　弗朗西斯·福山的近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对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福山认为，国家是在人类共同经历过的部族文明基础上演进出来的政治秩序。国家制度的演化程度有高低之分。国家出现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央官僚体系的确立，而根据福山对历史的解读，中国属于最早、也最成功地完成这一演进的文明。国家制度演进的更高阶段是实现法治，而现代国家制度则是在此基础上达到的第三阶段——可问责政府。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虽然率先完成了国家制度演化的第一阶段，却始终不能演进到第二和第三阶段。 　　宰相问题或总理问题与此何关呢？中国的宰相传统与皇权传统，恰恰是在中央官僚体系的演进过程中共生而成的两大传统。宰相为百官之首，与至高无上的皇权构成了一种张力，这个张力支持着中国文明一直信奉的中央集权、“天下”一统的国家形态。但这一张力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内涵却随着中国的政治发展而演变，这就是我试图用来解读党天下总理问题的基本框架。 　　相权与王权之间的张力早在秦帝国出现之前就产生了。春秋时期中国文明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士阶层，推动这一演进的是西周衰落后诸侯争霸，重建大一统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地方知识精英失去“祖国”，但另一方面，这个列国争雄的过程也创造了汉字文明统一的“思想市场”（科思）和文武人才市场。思想市场形成的证据是百家争鸣催生了一批至今闪耀着人类智慧光辉的大思想家，而文武人才市场形成的证据就是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不理解这一大背景，就无法理解管仲、孔子、老子、孙子、商鞅，荀子这些耳熟能详的杰出人物如何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同时，不理解这个大背景，也就不能理解秦以来政治大一统的帝制中国传统是如何创建的，无法理解为什么秦虽速亡，秦制却不亡。 　　统一的思想市场和人才市场逐渐加强了统一的文士阶层一个共同的倾向：以天下为己任，知行合一。列国长期争霸的格局培育了士子阶层精神人格和政治人格的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性生成了这个阶层与当权者之间的张力。同时，这个阶层内部也充满竞争。竞争的结果，一方面是极高的思想和文化成就，同时也创造了这个统一的思想市场和人才市场（?）的掘墓人。秦能统一中国，实得益于充分利用了当时整个士子阶层的智慧和人才资源。士子中产生了最优秀的军事家推动武力兼并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士子还帮助胜利的一方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有效的文官治理，这就是郡县制的由来。这种依靠外来文官治理新扩张领土的帝国模式，没有游士阶层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而郡县制的成功，奠定了帝制中国地方治理的制度基础。 　　秦速亡的原因很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秦始皇未及建立统一的信仰和价值系统来支持郡县制。热衷功利和权术的秦相李斯，虽然成功地说服秦始皇实行郡县抑制封建，却无法在道德上动员整个士子集团维持这个帝国的稳定。李斯的机会主义策略令他在宫廷阴谋中败在宦官赵高手下，不仅断送了身家性命，也加速了秦朝灭亡。 　　汉朝解决了李斯没有解决的问题，不仅为大一统和皇权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础，而且为相权奠定了牢固的信仰系统。汉朝的开国者汲取了秦速亡的教训，知道需要建立一个精神和道德的体系来支持皇权。但是，汉初当权阶层的信仰系统并非儒学而是黄老之学。但黄老之学显然不能满足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于是才有了支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历史性的发展。儒家为什么能够打败黄老之学和其他思想体系，成为两千多年来士子支持中国政治大一统不可动摇的信仰系统？我的解读是，除了董仲舒本人改造儒学的智慧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学在底层士子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传播能力，因而有更深厚的社会基础。黄老之学虽然在汉初受到权贵的青睐而兴盛一时，但这并不能阻止农村社会的儒士们继续信奉和传播儒学。儒学的生命力不仅来自其教义，更来自其熔教化和教育为一体的传播方式。独尊儒术的结果是实现了皇权与底层社会道德教化功能的连接，使皇权接了地气，令大一统的皇权不仅得到广大士子的支持，而且得到广大子民的支持，从而为强化郡县，抑制封建提供了牢固的统治基础。这样一来，儒教就不仅强化了皇权，同时也强化了相权，在皇权与相权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张力。这个张力之所以能稳定，就在于相权不仅代表了百官，而且代表了广大儒士。打击和侮辱宰相，不仅是打击和侮辱这个人，而且是打击和侮辱儒士。凭借这种政治结构，相权就能够保持一定的人格和道德尊严，从而使得士子阶层能对皇权带来一种极其可贵的道德和伦理约束。不理解这种约束的功能和有效性，就不能理解大一统的帝制中国传统为何如此强大。 　　中国的古代先哲主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理念与三代禅让的美德更契合，而与家天下的理念有深刻的内在冲突。正是有了代表士子，代表儒家理念的相权来支持同时也制约皇权，家天下的正当性才变得说得过去。辛亥革命后，皇帝没了，相权的问题似乎也不复存在。但我们看到，东方专制有一种恢复家天下的顽固倾向。只不过从西方引入的以民权为基础的新合法性理念使这种图谋很难成功。袁世凯称帝失败就是一个明证。在苏俄影响下，中国进入了党天下时代。但历史表明，党天下很难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类似皇权与相权之间那样稳定的张力。一有机会，党天下就不仅会蜕变成独裁终身制，并继而产生传位于子的强烈冲动。蒋介石把位子传给蒋经国，就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毛泽东是否有过传位于子的念头？由于毛岸英早逝，这个问题很难推测。不过，毛在文革给江青，尤其是给毛远新很大的政治特权，说明这种人性的本能冲动很难抗拒。毛泽东的家天下冲动有一个极其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是周恩来。毛与周两人之间的独特关系，尤其是两人之间的角色和人格张力，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内容。毛泽东生前总结，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即打天下和搞文革。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周恩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否能得天下，我们也无法想象，没有周恩来，毛是否能搞文革。毛周之间的关系，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中国皇帝与宰相关系的悠久传统，但是，这种联想有什么根据？在什么意义上，毛周关系是中国皇权与相权关系传统的一种现代再造？中共历史的这一重要传统对邓小平时代以及后邓小平时代又有何影响？如何来理解今日中共党天下的总理难题？这些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周恩来与毛时代中共党天下创建的总理传统 　　对中共总理这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周恩来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他为什么能留下如此重大的历史印迹？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解读整个中共革命乃至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波及全球的乌托邦运动。这个运动主张以极其残暴的手段推动社会变革，试图建设一种绝对平等的社会秩序。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全面失败的今天，我们并不难理解它为什么必然失败，但是，这个必然要失败的乌托邦运动，当年为什么能搞那么大？为什么马克思的错误理论能吸引那么多优秀的人物献身？这些人不仅不怕苦难，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不怕亲手施暴，不怕自己的行动带来千万人死于非命的后果。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生选择？ 　　要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这要求我们对人性，对历史，对那个时代的氛围以及造成这种氛围的历史逻辑和人类行为的逻辑有相当的了解。笔者不敢自称有这样的能力，但断不能同意那种把毛泽东、周恩来的历史罪过简单归结为个人心智和品德的史观。对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历史人物当然要做历史的道德评判，但不能仅仅做这种评判。共产主义运动衍生出俄国革命，并且在中国建立了全国性政权，有相当的偶然性，如果中国历史走了另一条路径，毛、周的个人命运和作为会大不一样。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具有超人的领袖品质，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更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人，被马克思的理论所吸引，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理论本身的蛊惑力，同时也折射了那个时代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秩序危机。如果辛亥革命后中国实现联省自治、和平统一，毛、周会不会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便他们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有这样的政治领袖为卑贱者争权利，会极大地改变弱势者与权贵博弈的力量对比。 　　毛周虽然个人品行迥异，但均非甘居人下者。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品格，就是对底层民众有很强的号召和组织能力。历史上，这恰恰是中国儒士的软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毛周的个人品格创造了极大的施展空间。在这方面，毛的能力更为突出。周的儒家之风和他超群的斡旋和外交能力，与毛的雄才大略和权谋之术构成最佳互补。不过，没有国际共运介入中国内乱，这两个人恐怕很难走到一处。周恩来是共产国际理想的代理人，而毛泽东则不是。毛是一个天才的本土造反领袖，毛周的联合，体现了国际共运在中国找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历史资源和社会资源。国际共运介入中国内乱，为中国传统的农民反叛不仅注入了全新的意识形态，而且输入了前所未有的组织文化资源。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毛周虽然有很大的性格冲突，但又不得不合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接受共产国际，或者说接受斯大林的权威。如果像太平天国那样，毛周根本不可能长期合作，中共也不可能得天下。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治博弈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精英和民众一方面大量引进西方的政治理念和话语，同时也继续使用中国传统的正统理念和话语在思维和行动。不承认和不理解这个事实，就无法理解和解读中国的现代政治。使用中国人传统的政治话语，毛有帝王之气，而周则是理想的宰相之才。毛周合作，是两种不同的领袖气质和政治才能的合璧，而这两种领袖人格资源的整合，极大地调动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乃至文化资源。这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极为不利。国民党内部既不能对个人独裁倾向形成有效制约，又不能产生有人格魅力的领袖。在个人层面，蒋介石比毛泽东更能反省和自律，但蒋的胸襟太窄，这让他无法找到一个优秀的相才，从而不能像中共那样，在领导层内部形成一种有活力的张力。这构成了蒋家王朝的致命伤。 　　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有很大的性格冲突，但他们也有许多重要的共识。他们都相信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大胆借助外部力量。为此，他们不受“爱国主义”话语的约束。在这一点上，毛周像孙中山那样，根本不在意别人指责自己卖国，是带路党。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从来也没有丧失自己的所谓“文化主体性”。他们深信，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要用中国人的方式来解决。他们都有极其广阔的全球眼光和时代感，同时又有深厚的历史感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正因如此，他们既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角色，也明白自己在改朝换代，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游戏中扮演的角色。这种共同的见识、素养和角色的自觉，体现了两人极高的政治天赋，也是他们在极其残酷和复杂的政治博弈中能够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毛周还有一个重要的共识，那就是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共产党得天下，可以不惜牺牲千万人的生命。这是一个可怕的共识，这也是中国灾难的一大根源。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不仅仅是毛周的共识，也是那一代许多中国政治精英，包括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精英的共识。指出这一点，不是为毛周的历史罪责开脱，而是为了探究中国现代化灾难不断的根源。中国政治大一统的正统理念，有一个两千年未变的可怕传统：逐鹿中原，成王败寇。这个传统来自于秦末天下逐鹿的竞争，来自平民刘邦而不是贵族血统的项羽获胜这个有一定偶然性的结果。可以想象，假定是项羽而不是刘邦得天下并建立“楚朝”，而且也出现盛世，儒家依然很可能得势，造成独尊儒术的局面。但此时得势的儒家，肯定会把楚霸王的贵族血统与天命相联，而不会为平民“以征诛得天下”（钱穆）去辩护。这意味着大一统的天命观，还可能保留一点权力神授的远古传统，从而有利于保留更多的贵族精神，对平民造反得天下构成一种制约。而大儒董仲舒已经没有这个选择。董仲舒为了儒家获得独尊地位，不得不为痞子刘邦得天下辩护。从此痞子可以做皇帝成为天命论的一部分，埋下了中国改朝换代必经大杀戮，必看中原逐鹿谁是胜者的可怕祸根。王莽复古改制失败留下的一大历史遗恨，就是未能拔除这个祸根。 　　这个谁都可以杀人夺天下的天命观给中国文明带来了巨大灾难。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汉亡后，中国为什么长期处于战乱。汉人长期自相残杀也无法统一，汉字文明最后是靠胡人汉化才得以重建大一统。朝代更替的惨烈争夺，给历代中国人留下了“宁为治世犬，不为乱世（离）人”的古训。这种可怕的集体记忆，一方面强化了窒息文明生机的奴才文化，也培育了破坏性极大的造反文化。这一可怕传统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给中国的政治博弈设置了极低的道德底线。对于统治者来说，不管使用什么卑鄙手段“维稳”，都有了某种道德理由，反过来，反抗者不择手段也有了道德根据。崔卫平批评中国儒士虽然同情百姓之困苦，一旦底层民众的反抗危及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他们就总是站在秩序一边，而非弱者一边。这个指责不错，但理解了中国政治博弈的残酷逻辑，就不难理解儒士的苦衷。中国痞子造反得天下的观念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毛刚去世，中国偏远山区就有上千起农民自组小朝廷，试图拉旗造反。 　　中共得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充分利用、并且成功地再造了这个可怕的传统。共产主义乌托邦赋予底层造反者前所未有的人生意义和尊严。毛周真诚地相信，千万卑贱者为自己的解放和尊严去死，是死得其所。中共以千百万人的生命夺得天下，强化了毛周的这种可怕信念。毛周不仅在革命时期，而且在掌权时期，都不怕死人。谴责毛周的这种罪恶理念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但中共能够成功地鼓动如此多的穷人英勇赴死，也揭示了中国大一统的治理理念和支持大一统的儒教之深刻失败。这种反对地方自治、因而反对贵族精神的治理理念和轻视底层民众宗教和精神需求的精英伦理，不能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富于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道德依存机制，也不能为穷人提供一种积极的人生意义和尊严。这是中国的文化和知识精英至今还没有解决的一大问题。中共得天下，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任总理，一帝一相，毫无悬念。但党天下毕竟不是家天下，毛周要共同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共同创造党天下的治国传统。党天下与家天下之区别，不仅在于全新的意识形态，而且是全新的正当性基础、全新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基础。在这个背景下，总理，也就是历史上的宰相应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周恩来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才干，开创了党天下总理角色一些重要传统。 　　第一个传统，就是党天下的总理要恪守最高执行者而非决策者的角色，不能挑战主席制定大政方针的最高权威，也不能挑战重大问题党中央集体决策的原则。因此，红色帝国的宰相，本质上是党的大管家，而作为大管家，他不仅不应独立提出大国策，且不应成为未来最高权位的接班人和挑战者。这些虽没有成文的规章，但周恩来以自己的行事风格，定义了这个角色的位置。 　　这样安排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使总理成为主席与其它高级领导人之间的主要调停者。周恩来担当这个角色的本钱，不仅在于其资历和超人的斡旋能力，还在于他在军队和文职干部中均享有不容置疑的威信，这是毛之外无人可比的。周的这个角色在红色皇帝与中共元勋之间构建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对中共的最高决策过程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毛在党内的领导权威，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支持。 　　当然，建国前后中共党天下的权力基础已经远远超过了民国。周恩来创建的第二个总理传统，就是在中共与民主党派和知识精英之间建构了一种政治张力。这种张力增强了党天下的正当性，当然也增强了红色总理相权的政治基础，为周与毛之间的张力提供了一个来自党外的政治资源。 　　周恩来创建的第三个总理传统，来自他超群的外交才华。周恩来是毛不可或缺的外交助手，毛的一切外交政策，包括与苏联和其他共产国家和党组织的关系，也包括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都离不开周。这自然为支持周与毛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资源。 　　但是，毛的权力有一个他可以个人独享的政治资源，这就是底层大众。这个资源不仅来自中国皇权至上的传统，也来自毛本人在中共革命中确立的造反领袖的巨大魅力。毛是穷人造反有理的人格象征，是卑贱者集体政治尊严的人格象征。这超越了刘邦痞子得天下的传统，是历代皇帝所没有的品格，也是毛时代党天下最本质的特征。毛正是凭借这一独享的政治资源和自己超群的政治博弈才能，使自己在红色皇帝与红色总理的对手戏中，处于不容挑战的主宰地位。对于这一点，毛周二人都非常自觉。 　　但是，毛泽东有无限的权力欲，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毛，也无法理解毛时代党天下的历史。毛是中国第一个有全球眼光的君主，也是第一个企图不仅在中国历史，而且在人类历史留下巨大印记的政治家。他想成为全球底层造反者的领袖，正是这个巨大的个人野心，主导了毛的所有作为，也主导了毛周之间的博弈。 　　毛要实现自己的野心，自然和本能的选择，就是不断扩大自己独享的权力资源和势力，削弱乃至铲除周的角色所依赖的其他权力资源。毛泽东是零和博弈的大师，而周恩来则是多赢博弈的高手。理解毛主宰下中国高层政治博弈最基本的线索，就是毛不断利用周的才智以及周与不同人群天生的亲和能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来追求自己的绝对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毛不断扩大自己个人独享的权力资源和势力，同时也不断削弱支持中共党天下的其他权力基础，这自然就削弱了周的权力基础，最终削弱了制约毛个人权力的各种政治资源的力量。对此，周恩来不可能没有抵触，但他的性格以及他对历史的理解，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与毛合作。今天，我们对周当年为什么要这样选择虽然有所理解，但更多的还是困惑。看来毛周代表了两种极端性格，一些人，如毛泽东，天生就是搞斗争的料，与人斗争带给他无限乐趣，而周恩来则代表了另一极端，为了事业和信仰可以忍辱负重，与任何人，包括让自己极痛苦的人合作。 　　毛泽东最大的开国决策就是“一边倒”。这一决策连斯大林也颇感意外。因为美国并没有完全关上与中共建交的大门，而斯大林不想与美国发生全面冲突，因此无意强求中共完全一边倒。事实证明，一边倒对毛最有利。一边倒可以让中共不依赖国民党留下的知识分子搞建设。而当时中国掌握现代科技的知识分子，多有亲美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根据沈志华的研究，毛之所以敢冒巨大风险与美国在朝鲜开战，就是要牢牢拴住斯大林，获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和苏联的全力援助。毛的这个惊天大赌赢了一个大满贯。他不仅锁定了苏联的全面援助，而且成功地激发了中国人的反美情绪，从而使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彻底失去政治话语权。毛泽东顺势完成了对全国的暴力土改，残酷清洗了农村一切可能挑战中共政权的政治和社会势力。中国几千年的乡绅传统，至此荡然无存。 　　接下来，毛泽东开始驯化和整肃各类知识分子。代表美国影响的张东荪自不在话下。制服党外知识分子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打击梁漱溟。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随后是整肃党内文人胡风。1957年反右，毛把中共内部以及民主党派所有可能在话语政治上挑战党天下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的政治斗争中，周始终扮演了毛政治意图最坚定的执行者角色。同时，他又扮演了一个其他人难以替代的角色，就是人性化善后，在毛泽东撕裂的伤口上涂止痛药，进行包扎。这当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周是毛摧毁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尊严和独立精神的帮凶。 　　同样根据沈志华的研究，在1957年冬的莫斯科会议上，毛的野心膨胀到顶峰。毛发现斯大林死后国际共运没有了领袖。平庸的赫鲁晓夫不仅不能服众望，且在苏共内部权斗中危机四伏。于是，毛决心搞大跃进，以迅速增长的国力来支持自己扮演国际共运最高领袖的新角色。沈志华的这一重要发现，不仅对我们理解毛，也对理解大跃进，理解文革提供了极重要的线索。 　　1958年春的南宁会议，敏感的周恩来感觉到了毛的变化。回京后他对邓颖超讲了一句“主席变了”。这说明周知道他和毛的游戏从此发生了新的转折，中共高层的政治游戏也将被完全改变。毛不会再容忍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这被后来的庐山会议得到充分证明。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丝毫没有动摇毛做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野心。他意识到大饥荒对自己权力带来严重威胁，于是毅然发动文革，先发制人。周则一如既往，全心全意贯彻毛的一切政治意图，一直到文革不仅令毛失去了中共内部多数人的支持，也失去所有知识阶层和多数民众的支持。毛一个接一个打败所有对手的结果，是让所有人都成为自己的对手。周恩来当然理解这个博弈的逻辑会让自己走向和毛正面冲突。周和林彪之间是否有过政治默契，现在还不知道，但至少毛对此有疑心。毛终于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周，指向这个党内大儒。而周也开始反击了。周在临终前支持邓小平抵制毛，是有据可查的。四五事件对毛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毛临终之前明白，他和周的博弈，是一个双输的结局。周输在生前，而毛则将输在身后。 　　（后文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