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于浩成：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自述

天马行空

于浩成：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自述
——《八八忆网》一书的前言


岁月不饶人。想到今年我已是八十八高龄，心中不禁惊叹：“一事无成两鬓斑。叹光阴一去不回还！”（京戏伍子胥过昭关的唱词）。我国古时对一个人的成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说法，前两者不好说，后者或者还沾点边儿。我从1956年十月起创建并主持群众出版社三十年之久，编辑出版了溥仪《我的前半生》、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等书，自己也写了不少论文和杂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的论文结集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民主.法治社会主义》两书出版；文艺性的杂文结集为《新绿收屋笔谈》、《鸣春集》两书出版。八十年代后半期的论文已编成《权与法》，杂文集为〈谈风集〉，但因六四事件，两书遭禁，未能问世。1994-2004年旅美的11年期间，由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出版了《人权与宪政》一书。这本《八八忆往》基本上是2005年返国定居以后的论文，也收入了选自《权与法》书稿中的论文。
言为心声。这本书各篇文字所贯穿的思想精神，恐怕以自由主义来概括，较为适当。民主主义、宪政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公平正义、博爱等被称为普世价值，也都包括其中。正因为我一直秉持并宣扬这些自由主义精神，我多次挨整，两次系狱。1947年就被定为反党分子，受留党查看处分。六四事件中，以参加动乱，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被开除中共党籍。但我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朝闻道夕死可以，九死其犹未悔。即被称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者也。

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无不同所处时代环境、家庭、学校有关系。对于知识份子，更同他是读什么书大有关系，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生在五四运动后第六年，我父亲是五四运动中学生领袖之一。我从小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父亲书房中的藏书，我经常翻阅，如新青年杂志合订本，独秀文存，胡适文存。胡适的《藏辉史札记》、《四十自述》等。不管是否读得懂，大都翻阅了。我哥哥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先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被吸收加入中共。他的藏书都是三十年代的文艺作品。其中我最爱读的是鲁迅和巴金的小说和杂文。

我一九三二年考入北师附小，当时的课本都贯穿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鸦片战争后，列强侵略我国的史实，如沙俄侵吞我国黑龙江北、乌苏里江东的大片国土；江东六十四屯，在我读的历史、地理课本中，都有讲述。同学中互相借阅的《爱的教育》等书，均给我以极大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大批青年学生离开北京，去当时所谓的大后方，重庆、昆明等地。我哥哥董易也在1939年去了那里。我因在鲁迅杂文中读到的国民党杀害左联柔石、胡也频等五烈士等事实，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十分不满。因此，我坚持留在北京，并与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萤火社”，刻蜡板，出版油印刊物“萤火”。我去解放区后，该社发展、扩大为海燕社，成为有一百数十人参加的党的外围组织。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日美开战，燕京大学也被日本兵查封接收。我父亲被软禁半年多后，获准回城内老宅中。此时有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工部领导人刘仁（我父亲在师大教书时的学生）派人来我家，敦请我父亲到边区。同时要我在京做地下工作，并吸收入党。1943年7月，我也离京进入晋察冀边区，分配到抗大二分校任教员。我到抗大二分校报到后的第三天，就有日军大举进攻围剿。这场战役至年底才结束。这场反扫荡战役的经过，我父亲在《游击草》中有详细的记述。其中一首诗中说：“大儿南诏无消息，继子转战慈河边。”这里说的继子就是我。

战役结束后，二分校奉命回到陕甘宁边区，驻地是清涧。1944年春天，我被调往延安，进入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此时学校并未进行整风，但我读到了整风文件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对他讲的知识份子连杀猪猪会叫都不懂，连臭狗屎都不如，十分反感。我认为社会上人们都有分工，知识份子不一定都会杀猪。对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说法，我也有所怀疑。因为我看过鲁迅的“文艺家与政治的歧途”一文，后来读到毛泽东在文章中称鲁迅为新文化的伟大旗手”，“鲁迅与我的思想是相通的。”但后来在文革中，毛和一些文艺家的谈话，当罗稷南问，如果鲁迅还活首，现在会怎么样？毛答：如果他还继续写杂文，就会被关到监狱里去。

后又传出在延被批判的野百合花作者王十味，在蒋军进攻，延安撤退时已被当时中共警卫部队杀掉。我又想起在延安被整的作家肖军，在日本投降后回到哈尔滨，办了文化报，同官方办的另一报纸打笔仗，肖军公开揭露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强奸妇女，掠走大批机器，被批判为反苏。后来我在天津买到一本肖军批判，是1957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芝明编译的。刘芝明在反右时，在吴祖光被打成右派下放东北后，曾找新凤霞谈话，逼她与吴祖光离婚。新凤霞不从，刘又下令禁止新凤霞演出，并罚她做打扫厕所等劳役。1953年胡风被定为反革命集团，他的罚状是上万言书，并在四人通信中议论党的领导。

毛泽东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批语中，还写了“论舆论一律”一文。后又自比秦始皇，自夸说他焚书坑儒比秦始皇更厉害。他在反右派斗争时规定了区分香花与毒草的标准，也即画右派的标准。林彪在文革的前夕所说的“四个念念不忘”，以及邓小平1979年三月在全国理论务虚闭幕会上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后来他又将这“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八二宪法的序言。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我青年时期在延对中共的一些感觉是正确的。

五十年代初期，我和其他人一样都经历了不断进行的各种政治运动。1949年1月我从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俄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天津外事处，后又转到天津市公安局。1950年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我被调到监狱进行清案工作，当时北京、天津都在一日内集体处决一、二百犯人。在处决犯人的当天，我们都到现场，在监狱门前，开来了几十辆大卡车，车上站满持枪的军警。在车前几十步的地方，设一小桌，当犯人被提出，在经过这一小桌前宣布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并由军警押到车上。我亲眼看到天津伪市长温士珍（即温家宝的伯父），伪驻日大使许世英被从监狱提出。二人可能事前已得到消息，都穿了家中送来的全新的布鞋，但温士珍在被军警押上车前，一只脚上的鞋子掉了，他转过头看鞋，但军警硬把他架上车去。我看后心中十分不忍。即使对反革命罪犯，何以这样予非人道待遇？后在高等学校中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抗美援朝中的反美运动中，胡适留在国内的大儿子胡思杜被迫交待他父亲的罪行，后来胡思杜被迫自杀。燕京大学代校长陆志韦的儿女都在会上揭发其父亲是美帝的走狗。他的一个儿子曾经与我同班的陆卓元后在文革中还伸手打他的父亲。

我想到1947年，我在华北联大被整为反党分子时，宣布我的罪状竟有与父亲的关系超过党的关系一条。他们举着“大义灭亲”、“对反革命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凶残”，对人道主义和孝亲的道德肆意破坏。我听说毛泽东有两次讲话都说到，我国有几亿人口，死了一半也没什么了不起。氢弹打来没什么了不起。我听了以后，很震惊。他居然对人的生命不加珍惜。过去的封建主义者就是视民如草介。孟子说过，君视民为草介，则民视君为寇头。毛泽东曾经指示人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要人民去吃苦，牺牲，但是他自己却在深宫中享受帝王的生活。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人时，他却在各地大建楼台馆所。

我的哥哥董易曾属名于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人，要把人当成人！”因此在反右中被划为中右，两次下放到山东、山西。1956年，苏共举行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因为级别不够，我未能听到党内的传达，但我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报纸上看到了报告的全文。给我思想上以极大的震撼。过去一切歌颂他的伟大、光荣等词汇，原来都是谎言。后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问题文集一、二集，刊载了各国共产党领袖的表态、发言，南斯拉夫的铁托在普拉的演说，给我以极大的启示。他说，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在于个人崇拜所由产生的制度。

早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都宣称社会主义是遥远将来的事。但到了53年，就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了对我国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党内的干部大多思想不通，我也认为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是正确的。他说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有利的。中国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少了。后来，人们清楚地看到，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以后，农民集体生产，记工分，吃大锅饭，结果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下降。

1960年传出河南信阳等地发生饿死人的事件，中央派了两个工作组分别去信阳和甘肃。我和公安部的一批干部都分配到甘肃的工作组。我和当时任办公厅副主任的姚艮一起到清水回族自治县，除了亲眼看到大批人饿死，还看到地方干部与农民的严重分化。许多干部事实上成为新恶霸和土皇帝。他们占有当地一切资源和权力，贪污、滥权，欺凌农民，有的生产队要全村的农民都去搞水利，有的队长几乎将全村的妇女都霸占了。对于这种情况，后来在文革前的整风清社运动中，王光美的桃园调查也有记载。后来我读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一书，才清楚认识到毛泽东一向主张的“兴无灭资”确实出现了一个新阶级——官僚资产阶级。

1971年我在秦城监狱关了三年后，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送往公安部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当时我曾写了一个字条，交给另一“黑帮”分子，我引述了稷康在“太师箴”中的词句：“行本惩暴，今已胁闲”；“昔为天下，今为一人”。1975年获准回到北京探亲过春节。我偶然在厂甸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爱因斯坦文集的第三册，作者在一篇论文中说，社会主义还需要解决公有财产的管理者是否实行民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我还听到有一本哈耶克着的《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但一直找不到，直到我在1995年从美国到台湾开会时，才在一个书店中买到。

我还买到福山（美籍日裔学者）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他说， 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的形式， 今后再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来了。正像丘吉尔所说， 民主是最不坏的一种政治制度。自由经济也不是没有缺点，但正像民主是纠错的一种机制一样，自由经济也是可以自我调节的。我因此认为斯大林关于人类历史上存在五种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完全是没有根据的。1992年8.19事件，苏共垮台更证明了 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破产的事实。人民一直被告知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毛泽东一直讲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方向。看来，走什么人的路的问题，也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了。

个人主义在我国一直被误解为利己主义，其实个人主义是主张个性解放，个人独立的人格。英国19世纪法学家梅因曾说过，从身份到契约，这是人类很大的一个进步。过去在我国，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我国主要的统治思想儒学所规定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就是说，你不是你自己，你是皇帝的臣民，父亲的儿子，丈夫的妻子，完全附属于他人。毛泽东也说，知识份子总是要依附于一定的阶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孙中山也是重视群体，忽视个体的作用，他常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无法抵抗列强的侵略。这是不对的。人民至上还是国家至上，确实是一个应该搞清楚的问题。

胡适曾说过，在欧美等国流行一种说法：”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我的国家，不管对还是错，总是我的国家。这种不问是非曲直，盲目的爱国主义， 是很坏的东西。希特勒就曾利用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大肆屠杀犹太人，并把德国人驱入战场，变成炮灰。有人说，国家主义是专制主义的最后避难所。我国在粉碎四人帮，邓小平主政以后，又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又恢复了对文艺作品的批判。如《苦恋》（太阳和人）小说中主人翁的女儿问他，你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这是把祖国和国家混为一谈，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国家至上还是人民至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爱因斯坦说过，人民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却是人民建立的。胡适也说过：一个文明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所能够建成的。宣传中强调，爱国就是爱党，在文革中大唱特唱红歌，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有些人把文革中受到的迫害说成是”娘打孩子”歪曲党和政府同公民之间的政治关系，从而为党和政府的统治者的罪行和错误做辩护。

1985年，我接受香港镜报主笔林文的采访，后来该刊发表我的”第三梯队的提法质疑“一文，当时中共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提出质疑，由当权的领导人指定接班人的作法，还是”你办事我放心“的那一套封建继承的方法。后来公安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于浩成发表错误言论的报告，其中包括了此文以及我发表过的其他自由主义的言论。中共批示我必须调离原岗位，免了我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的职务。此前，邓力群曾找我到中南海谈话，他说，你的一些观点不一定是错的，但我们不能比中央更聪明，要求我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但我根本做不到。近年来，在阶级分化日益严重，民众对统治阶层不满，统治者往往大肆宣传爱国主义，以转移民众的不满。多年以来，每年纪念“五四远动”所发表的社论都是强调爱国，而不是民主。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毛泽东一向批儒尊法，常骂孔子是糟糠，自比秦始皇。但后来的中共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成为毛泽东的反对者。江泽民曾主张搞德治。近年来更大肆提倡尊孔，在各地，在外国以宣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名，大办孔子学院。有一次竟将孔子的大型塑像立在历史博物馆的北门外，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的画像遥遥相对，一时引为笑谈。

几十年来，我的经历都说明，中共依靠镇压和欺骗这两手来维持其统治，毛泽东在将习仲勋列为反党集团时曾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不论革命反革命，都首先要做舆论的工作。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直白的讲，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要靠这两杆子。伪造历史，蒙蔽群众，更是中共主要的手段之一。苏联更是如此。托洛斯基早年写过一本书，叫做《伪造历史的斯大林学派》，最近在普金的主持下，将苏共历史写了一本新的教科书，其中不少材料是人们迄今所不知道的。

胡乔木所著《中共建国三十年》以及前两年中共党史第一、二 卷都是伪造历史。粉饰现实之作。最近纪念抗美援朝六十周年，官方仍然坚持过去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提法。事实上是金日成打了第一枪，破坏了三八线的协定，攻占了汉城，直逼釜山。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的军队才在仁川登录。所谓美国要越过鸭绿江，侵略中国，完全是无稽之谈。中国志愿军牺牲了几十万之众，而且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发达，大量被隐蔽的真实历史被公开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现实，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以民主宪政取代一党专政，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在我国古代，知识人被称为“士”，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字这里可以包括普世价值所有的思想意识在内。

我国知识份子素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古代的且不说，以近现代来说，史学家大师陈寅恪一向倡导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当郭沫若到广州中山大学敦请他回京，并担任历史学所的所长，他对郭说，请转告毛泽东主席，如果容许我在所内不讲马克思主义，即刻前往。哲学家和教育家梁簌溟，当毛泽东在政协会上当众对他辱骂，他凌然不屈（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他曾给我写有“千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勉励我坚定意志，抵御强暴。我在1988年曾写有一首自寿诗，其中有一联云：“颅顶犹悬达氏剑，腹中每动屈子忧”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我被关押在武警部队，作诗一首，其中有一联句为：“人不自由毋宁死，国无法治最堪忧”。再回顾我过去走过的道路，我也更加有道路自信，我深信我国必将融入世界文明的大家庭，严冬即将过去，春天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