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批评邓小平也要摆事实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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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坡民：“张雪松日志”，继续编造谎言

发布时间:2013-11-08 15:10 作者:纪坡民 字号：[url=]大[/url] [url=]中[/url] [url=]小[/url] 点击: 25965次

原标题为：“新史录”记者石磊变身“张雪松的日记”，再次假冒我的名义，继续编造谣言   （作者纪坡民为原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之子。关于1975年河南水灾，请见：纪坡民：我所了解的“1975河南水灾”） 　　2011年8月，有一位称为“新史录”记者石磊的人，编造了一篇所谓对我的“采访”，题为“纪登奎儿子纪坡民揭秘：邓小平是导致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人物”，在国内外中文网站广泛流传，有的网站在转载时，改为更加耸人听闻的题目，“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 　　我得知此事后，当即通过“大风网站”申明：“新史录”记者石磊的所谓“采访”，全无此事！ 　　在我的申明中，很明确也很严肃地指出：“这位称为石磊的记者，还有称为《新史录》的网站……对我构成侵权行为，已经违犯了法律”。 　　鉴于“新史录”记者石磊给我编造的所谓“采访”在网上广泛传播，我在申明中也提到：“对那段历史的有关情况，日后将就我所知，尽量作一些介绍，以谢网民。” 　　可随后，由于心脏病复发、住院做了个搭桥手术，迟至2013年，才兑现承诺，将《我所了解的“1975年河南水灾”--对石磊编造对我“采访”的澄清和辩诬》一文写完。关于1975年河南水灾，我当时了解的情况，还有后来了解的情况，我在文章中都写清楚了。此文于2013年9月5日先刊载于国内一个不公开发表的小刊物《参阅文稿》，随后则先后由“大风网站”和“共识网”公之于众。 　　写完这篇文章，也公诸于世了，我觉得，“辩诬”也辩了，也“澄清”也澄了，对自已、对社会，责任都算是尽到了，这桩假冒“采访”的公案，可以到此了结了。 　　我平日不大上网，因此消息不大灵通。直到前几日，有人告诉，我才知道，网上还有一篇据称“来源：张雪松的日志”的文章，再次假冒我的名义，继续编造谣言，在网上传播，全文如下： 　　纪坡民论邓小平在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决堤事件的的责任 　　来源：张雪松的日志 　　纪登奎之子纪坡民：不希望有人利用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决堤事件挑起事端 　　2011年8月22日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者自称石磊，是从美国打来的。向我询问了有关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情况。并说通过网络发现，我父亲纪登奎当时具体负责该事件。并向我询问了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但后来发现这个石磊没有将我讲的全部事实披露，导致邓小平成为众矢之的，这的确令人遗憾。后来邓榕也透过他人向我表达了不满，并将当时的情况向我作了介绍。 　　现在据我的了解以及邓榕等人的介绍，讲述一下邓小平1975年8月7日下午到8日凌晨的情况。 　　邓小平1975年8月7日下午1时左右去医院看望了周总理，待了有五个小时，后来便去了万里家。在万里家吃的晚饭，然后和万里谈公事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五时。至于邓榕为何不接电话，是因为他父亲临走之前亲自交待，他出去有重要事情要做，当晚可能不会回来，除非毛主席和周总理办公室来电话，其他人的电话一律不接，就说病了。 　　石磊的报道说，邓小平在万里家里打麻将，这是不真实的。因为当时全中国还没有人敢打麻将。石磊曾问我，邓小平是否在万里家里打桥牌，我说有可能，因为邓小平经常在万里家里打桥牌，这一点连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但既然邓榕说邓小平与万里是谈公事，那便是公事，我愿意在此重申一遍。 　　另外，我当时也向石磊讲述了邓小平后来又与我父亲和李先念配合，积极指挥军队包括空军参与当时的救灾工作，但石磊并没有报道，这也是一大遗憾。 　　最后，我再重申，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决堤是一场悲剧，希望以后在中国不要重演了。同时我也不希望有人再次利用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决堤事件挑起事端。（全文完） 　　看来，首先，我还是得申明：这篇东西，假冒我的名义的“讲述”，全无此事，纯属造谣。 　　第一，我根本不认识这位称为“新史录”记者的石磊，也从来没有在2011年8月22日晚上以及其它任何时间，接到过这位“自称石磊”的记者“从美国打来的”电话，也没有听到过他“向我询问”，更没有“向他谈了一些具体情况”。因此，所谓2011年8月22日的电话，全无此事，纯属造谣。 　　第二，在这篇东西称为“讲述”的文中，还假冒我的名义说：“后来邓榕也透过他人向我表达了不满，并将当时的情况向我进行了介绍”。这个情节，也全无此事，纯属造谣。我在《我所了解的“1975年河南水灾”》文中提到的，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时曾经见过邓榕一面，可那只是从远处望了一眼，中间隔着好几十米远呢。实际上，我和邓榕，并不相识，直到如今，从无来往，她也从未“透过他人”向我传过什么话。 　　第三，我不知道这位“张雪松”是何许人？也不知道“张雪松的日志”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这位“张雪松”和他的“日志”，为何要假冒我的名义来“讲述”？以及，这位“张雪松”和他的“日志”，同《新史录》记者石磊，又是什么关系？ 　　至于这篇假冒的“讲述”后面所说的，“邓小平1975年8月7日下午1时左右去医院看望了周总理，待了有五个小时”，“后来便去了万里家，在万里家吃的晚饭，然后与万里谈公事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五时”，这些情节，我完全不知情，中央领导人的行踪，我也不可能知情，父亲生前没有对我讲过这样的事，至于邓榕“透过他人”给我传话、“并将当时的情况向我进行了介绍”，则纯属造谣。 　　下面，对这篇“张雪松日志”假冒的“讲述”，我谈点观感吧。我猜测，这个“张雪松的日志”，大概就是《新史录》的记者石磊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网上，今天是“新史录”记者石磊，摇身一变，明天就是“张雪松的日志”。不过，我这个人，对别人的动机，总喜欢从好的方面去想。这大概是天生的，小的时候，我妈就说我“憨”；在社会上混事，这自然容易吃亏；尽管也知道是缺点，可改也难；不过，这也使我有一些很好的朋友。 　　这位《新史录》记者石磊，摇身一变，又成了“张雪松的日志”，再次假冒我的名义，继续编造谣言，又搞出来这么一篇“讲述”，据我猜测，他的初衷，若往好处想，也许是这样的： 　　在中国，有句话可谓家喻户晓，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党和政府这个赞誉，如今更是举世皆知，说起来也不算溢美之辞。可是，这位石磊记者假冒我的名义发表所谓“访谈”，矛头指向邓小平，何况纯属造谣，以至广为传播，那么，我岂不成了“国家公敌”了？！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文革”时代有所谓“恶攻罪”，往往一句话就把人的一生给葬送了，如今虽然没有“恶攻罪”了，可这“攻击邓小平”的事，仍然不是闹着玩儿的。 　　以我亲见亲闻的事来说吧，八十年代初在郑州，有人贴“反对邓小平”的标语，河南省委一位书记，耿其昌，仅仅只是听说，而且真假莫辩，就以“知情不报”的罪名，判了三年徒刑！据说，对这样的处理，连中纪委也觉得不妥，可算他耿其昌倒霉，落到“整人专家”的赵文甫手里，多年来，子女一再向领导反映，至今仍无结果。 　　说起来，耿其昌还是省委书记呢，我只是个平头百姓，竟然这么恶毒地对邓小平造谣构陷，那还不得把我给枪毙了！或者，像如今有些很“玄乎”也很吓人的说法，让我这么个大活人不知怎么就“人间蒸发”了？！想到这里，我这个人历来大大咧咧的，也觉得真有点后怕呢。 　　这位石磊记者，大概事前也没有想到，事情会闹成如此轩然大波，因为他编了一段瞎话，就送掉了我这条老命！“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吧，可能这位石磊记者也不例外，或许他也有点后怕了，那就想点补救的办法吧，于是摇身一变，就有了这篇“张雪松的日志”。原来“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的说法，是否有些太过激烈了？得采取点“降温”的措施，不过，还得由我的嘴来说，“不希望有人再次利用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溃坝事件挑起事端”。这样，我“攻击邓小平”的罪名就可以减轻一点了，或许，本来要“枪毙”的，就可以改判个“无期”了。 　　我不知道，石磊记者变身“张雪松”，这是否就是其初衷？倘若如此，也许我有必要告诉这位石磊记者：我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没有被枪毙，也没有被判无期。退休以后在家休息，从2011年8月到如今，公安机关，还有安全部门，没有因为你编造的“访谈”和“讲述”，找过我什么麻烦。因此，你若还有过内疚的话，可以放心了。 　　不过，我毕竟也活了一大把年纪了，经的见的包括吃亏上当不少了，也会长点见识、有点经验，尽管我很愿意把人的动机往好处想，可是，即便有点“憨”吧，我也会想到：这位石磊记者，先是假冒我的“访谈”称，“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这还只是个“孤证”，在他摇身一变为“张雪松”之后，又继续假冒我的“讲述”称，“纪坡民论邓小平在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决堤事件的的责任”，则由“孤证”多了一层证明，虽然采取了一点息事宁人的“降温”措施，可这样一来，却把我“攻击邓小平”的罪名给坐实了。我不希望这位石磊记者的初衷就是如此，可对一些轻信网络传闻的网民来说，客观效果无疑就是如此。这位石磊记者，你这不是害我吗？因此，对你变身“张雪松”之后又编造我的“讲述”，让我相信你这样做是出于善意，恐怕也难呢。 　　说起来，石磊记者编造的“访谈”也好，“张雪松日志”编造的“讲述”也罢，并没有给我造成什么严重的实际损害，既没有被“枪毙”，也没有被判“无期”。所以，对这位石磊记者，要说我有多么恨，也有点恨不起来。我只是很难理解，有的人，比如这位石磊记者，怎么能这样做人呢？

来源: 作者赐稿 | 责任编辑：邵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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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如今的中国，“毛主席走下神坛”了，人们对毛主席说三道四，是很平常的事。既然毛主席的错误都可以批评，那么还有什么人的错误，是不能批评的呢？实际上，人们对邓小平的批评，如今也不少了。当然，对毛主席和邓小平的批评，出发点应该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古人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文革”时代，对毛主席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也曾经相当崇拜。按这个道理来说，批评毛主席和邓小平，如果出发点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不仅完全正当、应该允许，而且其品格之可贵、令人肃然起敬！即使有的人是出于个人恩怨吧，只要言之有椐，也是作为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不能不让人家说话。

　　但是，这位石磊记者，他要批评指责邓小平，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编瞎话、造谣言，而且，他要批评邓小平，却不敢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而是自已躲在不知什么黑暗角落里，编造我的“访谈”，拿我当枪使，让我替他“把皇帝拉下马”！后来，摇身一变，又搞了个“张雪松的日志”，再次假冒我的名义，继续编造我的“讲述”。这样，等出了事，“黑锅”则由我来背，万一有什么不测，即使要领受“剐刑”或者“人间蒸发”，也有我替他顶着呢。我想，用不着费许多心思地把人往坏处想，不难知道这就是石磊记者的如意算盘，对吧。

　　这位石磊记者，蓄意造谣、陷人险地、鼠窃狗偷、卑劣、猥琐、怯懦，做人做到这种地步，用中国传统道德的标准来衡量，“诚，信，仁，勇，义”，起码这五条，一条也没有。对这样的人，对他讲道理，还有用吗？

　　几年前，有一位师东兵，凭空编造对我父亲纪登奎的“采访”，为此，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对有关事实进行澄清。当时我在文中还说，考虑到我们国家的法制尚不健全，我不准备将此事诉诸法律了。可是，几年之后，这种蓄意造谣构陷的事，又搞到我的头上了；而且，大概是觉得我这个人好说话吧，还变本加利，先是“新史录”记者石磊蓄意编造我的“访谈”，后来变身“张雪松日志”，又继续编造我的“讲述”。看来，我的思想是落伍了，应当记取的教训是：对侵犯权利的违法行为，只靠道德的规劝、告诫和宽恕，是不够的，要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还得依靠法律。

　　2013年10月    于北京家中

邱晓云

（作者纪坡民：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

2011年夏，有几位朋友发短信告诉我，网上广泛流传一篇《新史录》记者石磊对我的“采访”，询问是否可有此事？我不大上网，偶尔看看，觉得网上没谱儿的事太多了，也没在意，只简单回个短信：“全无此事”。谁知短信还有邮件接踵而来，一回再回，不胜其烦，才上网查查。可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篇题为“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的“采访”，网上已经铺天盖地了，仅从百度点一下“纪坡民”三个字，我几乎成为石磊这篇文章的“形象代言人”了。身在家中坐，谣言满天飞，我还蒙在鼓里呢。这“网络”的威力，如今也真算是领教了。于是，先发个申明，全文如下：

纪坡民申明：《新史录》记者石磊的所谓采访，全无此事！

我叫纪坡民，是纪登奎的儿子。近日，国内外中文网站广泛流传一篇《新史录》记者石磊对我的所谓“采访录”，此文耸人听闻地用“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作为标题，还煞有介事地标明“以下是石磊采访纪坡民的主要内容”，随后则是一大篇所谓我的“谈话”。

为此，我通过“大风网站”发表申明如下：

一，我根本不认识《新史录》这位称为石磊的记者。

二，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新史录》记者石磊的采访。

三，据我所知，石磊编造的这篇所谓采访，内容严重失实。

这篇所谓“采访”在网上的广泛流传，反映广大网民对我们国家那一段历史的关心。对那段历史的有关情况，日后将就我所知，尽量作一些介绍，以谢网民。不过，我也提醒这位称为石磊的记者，还有称为《新史录》的网站，你们肆意编造对我的所谓“采访”，不仅严重违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而且对我构成侵权行为，已经违犯了法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人员纪坡民

2011年8月27日 夜 于北京

在这个《申明》中，我说过“对那段历史的有关情况，日后将就我所知，尽量作一些介绍，以谢网民。”既然承诺了，自然就得兑现。勿庸讳言，对1975年河南水灾进行介绍，也有我自己方面的一些理由：

一，这位石磊记者蓄意编造对我的“采访”，有必要进行澄清和辩诬。

二，大家都知道，1975年河南水灾，发生了建国以来损失最为惨重尤其死亡人数最多的水库溃坝事件，这场巨大灾难本身也是我们国家一件重要的大事。

三，许多人可能不大清楚的是，1975年河南水灾，我父亲纪登奎当年担任“中央慰问团”的团长，实际上是中央指挥抗洪救灾的主要负责人。对1975年河南大水灾的全面情况，虽然我所知不多，却有责任将当年亲历亲闻的一些情况，向大家做点介绍。

于是，开始动手写，可文章写了一半，因为心脏病复发住了医院，做了个搭桥手术，出院以后养病，一拖就是一年。在此，特向网民致歉。

对“1975年河南水灾”，我当年直接听闻的一些情况，只能算是“拾零”。幸而一位水利专家的朋友送给我一些有关材料，聊作补充，以飨读者。

我介绍1975年河南水灾的情况，直接缘于对这位石磊记者编造“采访”进行澄清和辩诬，为了方便读者、省去查找原文的麻烦，此处先将《新史录》记者石磊对我的所谓“采访”，全文引用如下：

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

说明：目前海内外中文网站上流传一则报道：“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竟在中国”，指的是1975年8月8日清晨，几场特大暴雨导致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并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直接或间接导致十几万人员死亡。

《新史录》记者石磊最近采访了当时具体负责指挥该事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据纪坡民揭露，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并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导致1975年8月8日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性人物。

以下是石磊采访纪坡民的主要内容。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洪河、颍河上游流域的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在8月4～8日内，有3次降雨过程。暴雨中心的林庄雨量达1631毫米，其中5～7日3天降雨1605毫米，在洪河班台以上1.17万平方公里流域内，平均降雨610毫米。这场特大暴雨致使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水库管理部门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区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

8月7日19时30分，水库管理部门通过驻马店地委、地革委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加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纪登奎和李先念经过短暂商讨，决定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想法，请求具体指示，因为邓小平当时除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力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

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邓小平的女儿）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

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8日零时20分，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级急电，请求动用轰炸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直接向李先念打电话，要求上级动用空军。李先念在纪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李先念和纪登奎当时急得跳脚，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李先念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副总理纪登奎虽然担任军队的职务，但仅仅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根本无法指挥空军。

后来李先念和纪登奎不得不指示刘建勋联系当地驻军动用炸药炸掉副溢洪道。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

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

8日凌晨1时30分，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洪水呼啸着向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铺天盖地的淹没了下游的城镇和乡村。

后来统计，整个驻马店地区96%的面积受灾，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直至此时，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才接到命令动用炸药炸开刘埠口小洪河左堤、洪口（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口地）圈堤及河上阻水堤坝分洪，但为时已晚！

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101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决堤惨案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但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或许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

1981年8月，有一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灾区，并写了一篇内参，指出灾区的人民生活仍然非常艰难，要求中央直接给予财政支持。邓小平看到内参后非常愤怒，在内参上批示：“一派胡言，此记者不可重用！”该新华社记者被立即调离记者岗位。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谈决堤惨剧。

——《新史录》2011-08-25 19：34：12

邱晓云

“1975年河南水灾”的有关背景情况

看得出，这位石磊记者，他批评和指责的重点，是邓小平。我就先谈点有关邓小平在1975年的背景情况。政治家的事，当然首先是政治方面的情况。

先说得稍远一点吧。1971年的“9.13事件”，林彪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荒丘上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毛泽东在政治和心理上受到重创，又有一大堆紧迫的问题需要处理，可首先让他放不下的，是他心心念念记挂着的“接班人问题”。说起来，这“接班人问题”，在毛泽东的心头盘旋了几十年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放弃了，如今林彪也完了，在毛泽东先后打过主意的若干人选中，他还是更看重考察了几十年的邓小平，“生姜还是老的辣”嘛。

“文化革命”，邓小平“时不利兮骓不驰”，按照毛主席的吩咐，作为接班人的“预备队员”，按老话说是“储君”，他呆在江西已经好几年了。

1973年春，按照毛主席的批示，由纪登奎具体经办“解放干部”的手续，邓小平又“东山再起”了，这些历史情况，大家都知道。

不过，主席办事的章法，历来讲究个“因势利导”，邓小平接掌这个国家的党政大权，还有一个过程，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是在1975年。

1975年1月，一再推迟的“四届人大”终于召开了，周总理强拖病体，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根据毛主席的决定，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的会议宣布：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此后，周总理住院治疗，邓小平虽然名义上是“第一副总理”，实际上行使总理的职权。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邓小平“举重若轻”的施政风格，同周恩来可谓迥然有异，“整顿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军队”……，以及后来一连串“整顿”，他杀伐决断、大刀阔斧地干起来。

不到半年，1975年的7月初，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地位，又有进一步提升。时间大概是7月的头一两天吧，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具体地说，就是“主持政治局会议”。由此，整个国家党、政、军的全局，由邓小平接掌大权，也就是说，“文革”期间，原来周恩来行使的职权，由邓小平全面取代。按照中央的安排，国务院的工作，这时实际上就由李先念主持了。这位石磊记者说，河南水灾时，“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是不对的。

这些中央政坛的重大人事变动，都是毛主席决定的，他是何考虑？难以尽知。不过有一件事，成为这个转变的契机，这便是纪登奎的“浙江之行”。

这件事的起因是，1974年秋冬吧，毛主席在外地巡视途经浙江时，了解到“文革”前期的派性斗争，在“批林批孔”时又死灰复燃，闹得省委也瘫痪了，把浙江搞得一塌胡涂。“文革”中后期，这类问题大多是我父亲出面处理的。1975年春，去医院看望周总理时，总理几次嘱咐要我父亲解决一下浙江问题，还说了一句很有份量的话：“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浙江省有几千万老百姓呢。”可我父亲不大愿意去，邓小平也不大同意他去，后来还是主席发话了，不能不去了，于是，1975年7月初，就有了纪登奎的“浙江之行”。

中央的事情头绪多端、错综复杂。当时，对“浙江之行”，邓小平和我父亲不大同意去的缘故，是因为中央的人都知道，浙江几个闹事的造反派头头，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也是张春桥支持的。显然，浙江的问题，根子在中央。而中央内部的分歧，不能暴露在地方和下级面前，这是中国政坛高层的规矩。因此，“投鼠忌器”吧，浙江的事处理起来很棘手。

从1974年夏，毛主席批评“上海帮”，还指示政治局开会批判他们。到1975年5月，政治局开会批“四人帮”，断断续续，批了近一年。

后来邓小平向毛主席汇报：“对上海帮，政治局开会批了快一年了，他们几个人也不检讨。怎么办呢？主席，我看，这件事，就算了吧。”

主席对小平说：“好吧，那就先这样吧。不过，他们几个人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总是要解决的。”

这是父亲后来对我说的。父亲似乎不大赞成小平的做法，他后来的说法是：“小平的想法是，他对人家高抬贵手，人家对他也会高抬贵手，这样中央就团结起来了。可小平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人家对他却没有高抬贵手。”父亲说的“后来”，是指“批邓”时的情况，他说的“人家”，指的就是“四人帮”。

不过，在1975年春夏时，“四人帮”因为在中央挨了批，灰溜溜的，政治上很被动。所以，邓小平搞“整顿”，需要中央开会决定什么事的时候，“四人帮”他们几个人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怎么捣乱。

让纪登奎去浙江解决问题，中央的安排，让王洪文一起去，这也是主席的意见，可能有点让纪登奎对他“传、帮、带”的意思吧。或许主席还另有深意：当年对“接班人”的考虑，王洪文也算一个，还相当正式，而且一度让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可是，1974年一场“批林批孔”下来，对王洪文这个“接班人”，大概主席怎么看怎么不行，于是，下决心要放弃了。

当年的中央，王洪文是副主席，我父亲只是政治局委员；和王洪文一起去浙江，这样的安排，对我父亲无疑是一件很别扭的事。可是，如今王洪文要去浙江“出差”，顺理成章，经毛主席批示，就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这也反映了主席“因势利导”的行事风格。

下面我再介绍一下我父亲去浙江以后的工作日程和行踪，因为这同“1975年河南水灾”的事，在时间上是直接相联的。






1975年7月初，纪登奎去浙江解决问题，前后共有近一个月。中间回北京一趟，向政治局汇报，中央批准他所提的处理意见后，随即付印，当天就带着中央处理浙江问题的文件，乘飞机返回浙江，传达文件、贯彻落实。浙江的两个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翁森鹤，从浙江省的领导岗位上拿下来，送到河北省的一个农村，是王国藩那个大队吧，去“劳动锻练”了。

1975年7月下旬，纪登奎还在浙江，中组部的人也一同去了，对“整党试点”进行调研。我父亲当时的想法，对文革的派性问题，老是个别解决、零敲碎打的，不是个办法，要有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才好。父亲深一层的考虑，用如今的话来说，是想实现“文化革命”的“软着陆”。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可是，忽然，李先念从北京打来电话，又让他去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

这件事情的原委是：1975年春，邓小平搞“整顿”，所谓“九大整顿”，首先是整顿铁路；万里是铁道部长，新官上任，摩拳擦掌，披挂上阵了。第一炮，是徐州局，旗开得胜；第二炮，是长沙局，也颇有斩获。万里声名大振、再接再厉，可是，这第三炮，到郑州局时，却“溜子撞墙了”。

原来，徐州局和长沙局，掌权的是老干部，把少数几个闹事的造反派头头一抓，干扰排除了，铁路就通了。而郑州局的情况有所不同，“文革”中的造反派“二七公社”是多数，掌权的老干部也是支持“二七公社”的。在河南，万里一到新乡分局，就抓了个造反派头头，叫邢介江，以此推动郑州局问题的解决；却不料，揪“邢介江之流”，引发了郑州局的派性对抗；更让万里始料不及的是，前一段，郑州局的生产形势还是不错的，领导班子一闹起派性来，铁路生产的状况，主要指标火车车皮的“装车量”，同前一段时间相比，反而下降了。

“文革”时，铁路局是铁道部和当地省委双重领导，搞“整顿铁路”的九号文，改为铁道部为主，这里有一些“条块”之间的纠纷，都是历史上积累的疙疙瘩瘩的陈年旧账。如今，对铁道部处理郑州局的方针，河南省委有不同意见，双方搞得很僵，这又使河南省委和铁道部的分歧，眼看就要公开化了。

铁路是国务院管的事，郑州局是京广线和陇海线的交叉点，是中国这两条铁路大动脉的枢纽，郑州局出了问题，影响全国的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李先念很着急，催着我父亲赶快去，还说：“郑州铁路局的事，没搞好，出问题了。登奎同志啊，你看他们两边，万里是你的老战友，建勋是你的老伙计，你还是去一趟吧，和他们两位好好谈谈，解决一下。”

于是，75年7月下旬，纪登奎又急匆匆地从浙江乘飞机直接赶往郑州。立即在省委三所召开会议，当务之急，自然是解决铁路和地方的“团结”问题。河南省委的，还有铁路方面，路局和部里的，两方面的人都来了。

文革期间的两派问题，我父亲解决的多了，他的路子，还是“两派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消除派性，搞好团结”那一套，这一次，他还抓了个典型，“三八女子乘务组”，让分属两派的正副组长现身说法，搞好团结，带动全局。

不过，这种事说起来简单，实际解决起来却麻烦得很，又涉及河南省和铁道部两个领导班子的分歧，不是打几句官腔就行的。父亲拿出他那“拼命三郎”的劲头，大会讲话，小会座谈，个别谈话，调查研究，忙得不可开交。

纪登奎这次来河南，本来是解决郑州铁路局的事。可是“派性”和“团结”问题，那时是个共性问题。“批林批孔”使“文革”前期的“派性”重新发作，到1975年夏，仍有一些余波，受派性影响，班子不团结，河南不少地区都有。

我父亲在河南工作二十年，同河南干部熟得很，在他们眼里，纪登奎是解决“老、大、难”的专家，他们被“派性”闹得日子不好过，这时也想让纪登奎帮他们解决点问题。刘建勋是老同志，过去纪登奎是他手下的“爱将”，这时虽然是“中央领导人”了，可他们俩的关系，却不大像官场上通常的上下级关系，而更像老朋友一样，刘建勋还像过去一样，他年纪大了，就抓纪登奎这个“壮丁”给他当差。趁着纪登奎在郑州，刘建勋召开了河南省委的常委扩大会，地委书记们都来了。连一些造反派头头，也闻讯赶来找纪登奎“告状”反映他们“受压”了，到省委三所闯关，可这一回被“挡驾”了。

而我父亲的态度，似乎来者不拒，都要见面谈谈，这或许是因为，到了基层，各种信息蜂拥而来，正是调查研究的好机会，可以给他系统解决文革派性问题的设想增加一些直接的感性材料。

不过，因为父亲和河南的人和事太熟了，事情一上手，说“调查研究”也不全是，说“解决问题”又没有下决心，时间也不够，结果，问题搞成个“夹生饭”，反而把他自己也卷进“是非窝”里了。同纪登奎以往解决各地的问题相比，依我看，他这次“河南之行”，是个“败笔”，后来他在政治上翻船，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这些事说来话长，就此打住吧。

我翻腾这些陈年旧账，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1975年8月初，我父亲就在河南，大部分时间在郑州的省委三所，中间去过洛阳几天，也是为了调查解决几个大企业的“派性”问题。

刘建勋，还有河南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也都和父亲在一起，耿其昌，王维群，戴苏理，赵俊峰，……等省委领导，我都见过。我还和耿其昌说过几句话，记得是他诉苦：“你爸爸一回来，我们就天天跟着他熬夜，经常搞到夜里一两点。他身体好，白天也能睡觉。我跟他可比不了，晚上熬到后半夜，可早上一到六点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天天如此，可真受不了。”

那时候，我在河南密县一个公社当书记，我父亲来河南，是县委书记告诉我的，我请了个假，去看望父亲。七月底八月初，我也在省委三所，住在一号楼。父亲忙得很，我虽然就住在隔壁房间，可我睡了，他还没回来，我醒了，他走得没影儿了，好几天同他也说不上一句话。我呆着没事，就和秘书警卫们在一起，有时开大会也去听听。我在农村基层工作，直接面对农村的干部群众，粗粗拉拉的作风，已经习惯了；听他们开会讲话，文文气气、磨磨叽叽的，引不起多大兴趣，觉得有点无聊。

就在这时，发生了“1975年河南水灾”。

关于“1975年河南水灾”，我当时的亲见亲闻

父亲去洛阳轴承厂，我也跟着去了。在厂会议上开会时，一个造反派头头，中年人，是个女的，闯进会议室，大吵大闹；父亲很生气，训了她一顿，大概心情有点烦躁吧，还脱口嚷了一句，滚！当时我就在现场，是亲见亲闻。

后来，大概有人把这件事汇报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到1976年春“批邓”时，那时的说法叫“打招呼”，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其中有这么一句：“对造反派，不要动不动就滚！”，我马上想到，这不是批评我父亲吗？主席还有一句更有名的话，“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听了传达以后，当时我就认为，“走资派还在走”，说的是邓小平，“投降派确实有”，指的就是纪登奎。

我父亲和刘建勋还在洛阳，河南南部驻马店地区发生水灾的消息传来，他们立即回郑州了。调查和解决“派性”的事，自然得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救灾。回郑州以后，我不知道父亲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发生水灾的事，我也听说了，印象还很深，不过是听秘书们说的。

直到2011年，刘建勋的儿子刘立强送给我一本《刘建勋纪念文集》，其中第449页记载了“75.8特大洪灾”的情况，我看了以后，才知道我父亲和刘建勋在水灾发生后那几天的行踪：

8月8日晚，我父亲和刘建勋还在洛阳，省委副书记、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指挥长王维群突然打来电话报告，驻马店地区板桥水库出事了！因通信中断，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我父亲和刘建勋当即连夜返回郑州，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安排布置抗洪救灾，向中央报告，要求派军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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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晓云

第二天，8月9日，纪登奎和刘建勋，乘空军13师派来的安-24飞机，到达确山县的李新店机场，换乘吉普车走了一二十公里，因桥梁被洪水冲断，又从空军新乡基地调来直升飞机，在驻马店一个学校的操场上降落。

就像过去打仗一样，指挥位置靠前，才能情况明、反应快、决心下得正确。刘建勋和纪登奎他们两个过去虽然都是“地方干部”，可都经历过战争年代，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刘建勋还当过纵队政委，自然懂得这个道理。

先期到达驻马店的，是省委副书记王维群和水利专家陈惺，这时，王维群返回郑州，负责抗洪救灾的后方支援工作，医疗队、防疫、各类物资器材等，当务之急是灾区群众的吃饭问题，组织食品加工，交通断绝了，就用飞机空投。

当时，省里的抗洪救灾指挥部，就设在驻马店驻军部队一所新建的干休所里。生活设施简陋，伙食也很简单、只有馒头，领导同志和一般干部同吃同住、一起紧张忙碌，就像回到战争年代一样。刘建勋年纪大了、体弱多病，紧张、忙碌、焦虑，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医生劝他吃点安眠药，他说：“我有烟抽就行。”而纪登奎就像还是刘建勋的助手一样，他年富力强，甘心情愿地又让刘建勋抓了一回“壮丁”。当时，最重要的，是尽快准确地把汛情侦查清楚，纪登奎和刘建勋带着水利专家陈惺，那几天主要就是忙的这个事情，情况明，才能下决心，然后抓住抗洪救灾的关键环节作出决策。

关于水灾的情况，当时我是听几位秘书说的，我父亲的杨秘书，刘建勋的王秘书，他们没有跟首长外出，在省委三所留守当值。

豫南地区暴雨，三天之内就下了两年多的雨，板挢和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先是漫坝，继而垮塌，滔天洪水瞬间冲向下游的田野，很多村庄都被冲跑了，庄稼就不必说了，京广铁路也冲断了……。这些情况，我当时就听说过。

水灾的信息，陆续传来，不过，也相当混乱，前后不一，没个准头。水库下游很多村庄，被洪水冲得没影了，死亡的人数，一会儿报来五万，一会儿又报来五万，一时间，说有十几万人淹死了，让人听得心惊肉跳！

过了几天，报来的消息，又说没有那么多。杨秘书说的一个例子，到今天我还记得：有一个公社，有几万人，开始说，全完了，一个人也没剩下，都淹死了；过了两天又报告，联系上了，人找到了，绝大多数逃出来了，只死了几百人。这也是我在当时听说的情况。

杨秘书还对我谈过这样一个情况：水库垮坝，库水下泄，滔天洪水突然涌来，下游较近的村庄，死的人最多，而且大都是老人、妇女、孩子，逃出来的，则是年轻力壮的男人；下游较远的村庄，死的人就少一些，老人、妇女、小孩大都跑到安全的地方了，死的反而是年富力强的男子。

我问杨秘书，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对我说：水库垮坝正是半夜，来不及发出警报，洪水冲进村庄时，人们还在睡梦中，许多人刚惊醒就被冲跑了；大家各自惊惶逃命，老人、妇女和孩子，体力弱、跑不及，就淹死了，年轻力壮的男人体力好，有些人就逃出来了。而下游较远的村庄，洪水到来前，收到了县和公社的警报，农村基层组织，大队支部，基干民兵，动员起来了，组织群众疏散，往地势较高的地方跑，老人、妇女、孩子先走，大都逃出来了；而洪水来到时，有些干部和民兵因为组织群众疏散留在后面没跑出来，就被冲走了，因此，死的反而是年富力强的男子。我在农村基层工作，这些事情能听明白。

——对此，我很感慨。那个时候，农村基层组织，组织和动员的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如今有些人把当年的农村基层干部说得不成个样子，不符合实际情况。倒是如今，说农民自由，是真的自由了，这不能说不好，可是，却没有懂得哈耶克说的那个“自由秩序原理”，农村改革，基层组织基本瘫痪了，不是无政府，也是个半无政府，把农村搞成个一盘散砂、乱糟糟的局面。

那时的农村基层，思想和组织的情况比较好，除了宣传教育，对干部的管理也相当严格。我还记得一件“文革”以前听说的事：1963年河南豫东地区发大水时，有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没有组织群众疏散，而是自己找了一条船、带上老婆孩子逃命了，可见那时也有相当混账的干部。省委书记刘建勋得知后，大发雷霆，当即宣布：将这个公社党委书记开除党籍、撤职查办，并且通报全省。那一年我高中毕业，觉得刘建勋平日挺和蔼可亲的，想不到发起威来这么凶！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河南水灾发生后，中央专门派出“中央慰问团”，团长是纪登奎，副团长有乌兰夫，还有农业部长沙风和水电部长钱正英。这件事当时就听说了，可我呆在省委三所像关禁闭一样，没有见过他们。后来知道，“中央慰问团”到达河南的时间，是1975年8月12日。不过，这时纪登奎到河南已经十几天了，得知水灾后，就在为抗洪救灾的事紧张忙碌，也有好几天了。

“中央慰问团”到河南后，立即投入抗洪救灾的工作。当天，纪登奎和刘建勋就同慰问团的乌兰夫、沙风、钱正英一起，乘直升飞机到板桥等毁损的水库，亲自查看决堤的口子，估计损失的规模，研究抢险救灾的措施，也慰问受灾地区的群众。水利专业的事，钱正英是内行。所以，虽然名义上是中央派来的“慰问团”，实际是发号施令的，就是“中央抗洪救灾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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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晓云

《新史录》记者石磊所谓对我的所谓“采访”，我已经申明全无此事。不过，我们还是看看他这篇所谓“采访”是怎么说的吧：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

当年的情况，我前面已有概述。这篇“采访”，此处最明显的错误是：

第一，水灾发生时，纪登奎就在河南，天天和刘建勋在一起，水灾的信息，他们两位是同时得知的，纪登奎并不需要刘建勋向他报告什么险情。

第二，得知水灾的信息后，纪登奎给李先念打电话，这有可能，但是，他不可能“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因为他当时并不在北京，连“中央慰问团”8月13日回北京向李先念汇报灾情，纪登奎也没有同行回京。

《新史录》这位石磊记者冒用我的名义编出来的故事，在这里“漏馅”了，而且是“硬伤”。对玩笔杆子的人来说，这是大忌。这位石磊记者不讲职业道德且不说，故事也编得实在不像回事。而且，这位石磊记者就没有想想，我既然可以接受他的“采访”，对他的造谣构陷，也就可以进行澄清和辩诬。

对“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的若干澄清

“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这是《新史录》记者石磊这篇所谓对我“采访”一文的标题。不过，我在这里也许该把心气放平和一点，不妨把自己当作这篇所谓“采访”的一个读者，来看看他说了点什么。

这位石磊记者，在编造了“刘建勋向纪登奎报告”、“纪登奎赶往李先念办公室”的故事之后，开始针对他的主要目标，接着编造邓小平的故事：

纪登奎和李先念经过短暂商讨，决定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想法，请求具体指示，……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

8日零时20分，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级急电，请求动用轰炸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直接向李先念打电话，要求上级动用空军。李先念在纪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

李先念和纪登奎当时急得跳脚，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李先念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副总理纪登奎虽然担任军队的职务，但仅仅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根本无法指挥空军。

……决堤惨案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但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或许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

我得承认，这位石磊记者，对纪登奎、还有李先念和刘建勋，似乎没有什么恶意，字里行间，说的都还算是好话，不知他是否指望，这样就可以封住我的嘴？显然，纪登奎、李先念和刘建勋，不是这位石磊记者的猎物，他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邓小平。这位石磊记者，还挺有点政治谋略嘛。“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这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付那些“摩擦专家”的经验，这位石磊记者莫非也从中学了点本事？






我父亲在“文革中犯过严重政治错误”，这众所周知；可我爱我的父亲，钦佩他的品格和才干，甚至还有几分崇拜。但是，用无中生有、伪造事实的办法，给纪登奎脸上贴金、在他的头上制造光环，甚至不惜对别人——这里是邓小平，凭空捏造污蔑构陷来作为反衬，这种事我做不来。这位石磊记者，你想错了，我不是你认为和希望的那种人，没有那么卑鄙。

这位石磊记者的攻击对象，显然是邓小平，却不敢公开站出来明说，而是躲在不知什么地方，冒用我的名义，拿我当枪使，以为我就那么容易上当。这位石磊记者，你又错了，我也不会像你想的那样，没有那么愚蠢。

这位石磊记者应当知道，如今不是革命战争年代了，干部上台下台，并不是敌我关系，从革命词汇里拾得一些牙慧，把革命战争年代对待敌人的办法，用来分析、判断和处理和平时代的政治问题，这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据这位石磊所说，李先念曾经两次给邓小平打电话，第一次是8月7日22点45分，第二次是8月8日零点20分稍后的时间，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电话里回答，邓小平已经入睡，因而拒绝接电话。

这位石磊记者所谈的这个情况，据我所知，显然不对头。我没有在中央机关工作过，只是从家里听到一些当年中央工作的情况，容我简单介绍如下：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有个习惯，夜里工作，白天睡觉。中央领导也跟着主席的习惯，过着晨昏颠倒的日子，成年累月都是这样，这种不正常的作息，那时也是中央的工作秩序。不过，党中央和国务院下属各部的机关，还是正常作息的工作秩序。这样一来，最辛苦的一小批人，就是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那些工作人员尤其是负责人，他们既要随时为中央首长提供服务，又要衔接下面各部门正常作息的机关，每天工作时间很长，长年累月睡眠不足，许多人都累病了。中央领导人的作息时间，据我看到父亲的情况，睡觉的时间，早一点儿，是凌晨五点左右，晚一点儿，就到早上六七点了，起床的时间，大体都是中午12点多到午后一点左右，到下午三点左右，外出办公，才大忙起来。因此，晚上10点多或者午夜12点的时候，正是他们这些人精神头提得最足、工作最为紧张忙碌的时候，有时候，政治局会议还没有散呢。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晚上10点和12点，他们这些人没有入睡的。这位石磊记者说邓榕讲的“有事天亮再说”，可天亮的时候，他们反而是在睡觉呢。听父亲说，毛主席去世以后，中央领导人才全都改成正常作息了。

这位石磊记者说，邓小平晚上10点多就入睡了，编故事编得级别不低。可是，对中央领导当时的作息和工作秩序这些基本情况，他却完全不了解。

对石磊编造的这个故事，以常情常理来衡量，我在这里还想提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邓小平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而且，如我在前面介绍的，1975年8月，邓小平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整个国家的党、政、军、民，权力和责任系于一身，可是，邓小平就没有办公室吗？办公室就没有秘书和工作人员吗？我们知道，周恩来当总理时，当年曾有五个秘书呢。我父亲那时的秘书，正式的就有两个。李先念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实际上行使总理的职权，他给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打电话，而且是谈工作，怎么会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接电话呢？而且邓榕竟然拒不传达，还两次把电话挂断！

在这位石磊记者看来，似乎“毛主席走下神坛”了，既然大家都“不是神，也是人”了，一个大国的权力中枢，也就像市井百姓闹家务一样，妇姑勃豀、婆媳斗法、小姐任性使气，所谓“党中央”，也就是这么个“德性”！

研究“社会学”的学者不知是否搞过“问卷调查”什么的，如今的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工作紧张劳累、心力交瘁、精神郁闷的人群不少，加之政府信用缺失，牢骚不满相当普遍，电视节目虽然多如牛毛，看着也没什么味道，如果能给他们寻点开心，让他们宣泄一下，也是一种社会需求呢。这位石磊记者，编造这些没谱儿的故事，是否就是看准了这个“市场”？

我得承认，邓榕两次挂断电话的事，虽然和我父亲也有点关系，要反驳这位石磊记者，我提供不了什么证据；况且，对此事进行澄清与辩诬，也不是我的直接责任。不过，我也算是“高干子女”，那个时代，我父亲也在中央工作，可以提供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父亲在中央工作时，我在外地，每次探亲回家，见面之后第一句话，父亲就是交待：不准进他的办公室！不准看他办公桌上的文件！这是因为那时的中央领导人，都在家里办公，秘书、警卫、司机等工作人员，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有的还住在家里。而我们家，那时我和弟妹都在外地，有的工作，有的下乡，只有一个小妹妹在北京的军队医院，也是三两个月才回一次家。所以，我父亲的所谓“家”，只有他们老两口，还有一大堆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个大办公室，许多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也都放在家里。

而且，我后来听说的，中央领导的秘书们，打电话、接电话，通知开会什么的，都有正式的电话记录，是专门印制的，还要存档；至于中央领导人之间的电话，还有什么红机子，更有一套严格的规矩，其他人包括秘书在内，不允许代接，也不准旁听。就像我们家吧，不仅父亲工作上的电话，我和弟妹从来没有接过，而且他办公室的电话，我们连用也从来没敢用过。

说起邓榕，我还见过一面，是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那算是“高干子女”的特权了，她年龄比我要小不少，那时好像还是个学生，她怎么会接邓小平工作上的电话呢？而且竟敢把李先念的电话挂断！邓小平办公室的秘书们干什么去了？邓小平的家里就那么没规矩？我不相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恐怕用不着邓小平本人干涉，邓小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不会允许！那些人的规矩严格得很，职责所在，非常谨慎，犯了规矩，是要受纪律处分的。

退一步说，涉及邓小平的健康，亲属关心自然在情理之中，可那也首先应该是邓小平夫人卓琳的事，卓琳又干什么去了呢？虽然中国人的科学素养不算高，可这人情世故方面的事，却是中国人的长项。这位石磊记者，编故事也该懂点常情常理，编得太离谱了，读者用不着非得是研究生，也能看穿。

实际上，同老百姓的情况不一样，中央领导的健康和治疗，一般用不着他们的子女操很多的心。我听到的，周总理管事的时候，每个政治局委员的身体状况，都在他过问和掌握之中；比如我父亲吧，他历来身体不错，有点梅尼尔氏症，过于劳累会头晕，或者偶尔得点感冒，有时到北京医院输个液，只有几个小时，也要向总理报告；若是得了大病、要动手术，医疗组还要向政治局汇报病情和手术方案，得到批准才行，当年的陈毅、谢富治和康生，都是这么个规矩；至于总理和主席的病情和治疗，更是惊天动地的国家大事，要成立专门的医疗领导小组，成员都是中央领导，还有专门的办公室，下面才是医疗专家组；邓小平当时主持中央工作，位居权力中枢的核心，他生病的时候是个什么规矩，我不知道，但肯定也不会马虎了事，恐怕得有所交待才行。对这种规矩，你要说是“特权”，也的确是特权；不过，要维持权力中枢的正常运作，尤其一个大国，这种“特权”要是一点儿也没有，恐怕也不行。俗话说，官身不自由，像这位石磊记者所说的，邓小平有病了，径自就去睡觉了，或者溜去打牌了，然后就让她的女儿挡驾，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就和老百姓家里发生的事情差不多，这位石磊记者不知是否知道，他为邓小平塑造了一个相当“平民化”的形象呢，可是，中央的规矩不是这样的。

关于河南1975年水灾时，李先念向邓小平打电话请示出动军队的事，倒是确实发生过。对此，《李先念传》下册第862页是这样记载的：

8月13日，慰问团和河南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回京向李先念等汇报。河南省负责水利工作的陈惺回忆说：“14日凌晨0时15分，我们抵达北京。国务院会议室里，副总理李先念已召集中央各部委和中央军委负责人等候开会。沙风首先汇报中央慰问团和河南省委关于加快排水的意见。李先念说：‘为了救人，你们说炸开哪里，我们就同意炸开哪里’。我在地图上指出需要爆破的位置，李先念在征求身边水利部长钱正英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要钱正英起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联合命令。联合命令起草好，李先念看后即和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通话，得到同意后签发命令。下令武汉军区和南京军区的舟桥部队紧急出动，在中央慰问团的指挥下执行爆破任务。从上午十时爆破班合闸开始，接着炸其它阻水工程，打开分洪口门，加速积水下泄，灾难总算过去了。”

……中央军委紧急派出3个师15个团的兵力和48架轰炸机赶赴灾区……。

1975年河南抗洪救灾时，因为调动军队的事，李先念给邓小平打电话的经过，这里说得很清楚了，这中间，根本没有邓小平女儿的什么事，更没有她两次挂断电话的情况。

以上引用《李先念传》里的这段话，是水利专家陈惺的回忆，他时任河南省水利局的总工程师，当年随慰问团赴京向李先念汇报，他的回忆，是亲身经历、亲见亲闻。附带说一句，陈惺在1958年“反右倾”斗争中曾经受过错误打击，是刘建勋1961年来河南以后，给他平反昭雪并重新起用的。

当然，我也知道，如今的中国，不管党和政府说什么，有一些人就是一概不相信，宁愿听信网上的流言。这对党和政府来说，确实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对《李先念传》里谈的情况，有些人可能还是不相信；可是，对《新史录》这位石磊记者编造的故事，如果我们不加思考就信以为真、照单全收，似乎也太轻率了。

至于邓小平喜欢打桥牌（不是麻将），社会上流传很广，人们都知道他有这么个嗜好。作为群众对领导的监督，如果邓小平因为打桥牌贻误国家公务，自然应当受到批评责备。可是，拿邓小平这个嗜好来编造谣言，就不可取了。

对那一段历史有点了解的人应当知道，1975年夏秋，邓小平“九大整顿”全面展开，工作非常紧张忙碌，万里大刀阔斧整顿铁路，在郑州局受挫，增加了工作难度，同河南省委意见分歧，也是伤脑筋的事，也容不得他那么潇洒。对邓小平和万里那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无端责备，既不客观，也不公道。

1975年河南抗洪救灾，就当时听到的情况，邓小平似乎管得不多。不过，除了批准调动军队，还有一件事，也应该是邓小平管的，组成和派出“中央慰问团”，因为这件事要经过中央决定，而他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位石磊记者还说，“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或许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为了进行对比，他还说，“决堤惨案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

我在前面说了，水灾发生时，我父亲就在河南，而且一直没有离开。据我所知，李先念并没有去河南“视察灾区”，国务院一大摊子事呢，他离不开。至于王洪文，自从他进北京在中央工作之后，从来没有去过河南，一次也没有；因为“浙江之行”的事，他被张春桥训了一顿，说他“让纪登奎给耍了”，心灰意懒的，一直呆在上海，和他的“小兄弟”们在一起；1975年8月，王洪文也根本没有去河南“视察灾区”，这个情况，河南省委的干部都可以证明，我在写这篇文章时，还专门向刘建勋当年的王秘书核对过。

另外，据这位石磊记者说，“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并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其中，所述有些情况，也显然不对头：

石漫滩和板桥两座水库溃坝，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板桥水库溃坝是8月8日1点30分，而石漫滩水库溃坝是8月8日零点30分，时间还要早一个小时。因此，石漫滩水库溃坝，并不是板桥水库溃坝所“引发”。

而在石磊所谓“采访”的另一处，又说“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

这种说法，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自相矛盾：前面说，板桥水库垮坝，洪水冲垮了石漫滩水库，后面又说，是石漫滩水库的洪水流进板桥水库了。还有，不知道这位石磊记者在地图上核对过没有，石漫滩水库和板桥水库根本就不在一条河上，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的流域，一般泛称洪汝河，都属于准河支流，但洪河和汝河是两条不同的河，板桥水库在汝河上，石漫滩水库则在洪河上，因此，石漫滩水库即使垮坝，洪水也流不进板桥水库里的。

至于宿鸭湖水库，比板桥水库还要大一倍，如果溃坝，灾难就更大了。不过，宿鸭湖水库虽然险情严重，并没有溃坝。宿鸭湖水库管理局有一篇王昕执笔的报告《一场降服蛟龙的殊死战——回顾“75.8”宿鸭湖水库抗洪抢险》，记述了当地军民成功抢救宿鸭湖水库的情况，当年的宿鸭湖水库抗洪抢险，省委副书记王维群亲临现场指挥，还被认为是一条经验。

这位石磊记者盗用我的名义编造的故事，漏洞百出，实在没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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