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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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君宪国师”的哀歌



乔戈里



　1898年的正月二十三，一位眉目英挺的青年走进长沙城里风头最劲的新学堂——时务学堂，要见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访客自称姓杨，此番登门是专门和他探讨对《春秋》的见解。聊了没几句，青年滔滔不绝地和梁启超争了起来，直到天黑才离开。最后，青年得出一个结论——“其人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
　3 天后，青年再次造访时务学堂，得知梁启超重病，很是得意，认为是自己对《春秋》的纯正见解把“招摇撞骗”的梁启超给吓病了。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卓如（梁启超）竟患疟疾，陈君移檄，何如杨子《春秋》。”待后来梁启超离开湖南，他更将之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认为是自己驱逐了梁启超。
　梁启超没在他的文字中提过这场辩论。对年仅25岁已名扬天下的梁启超来说，这位土里土气、迂腐自大的湖南青年很难引起他多大注意。
　狂生名叫杨度，将在清末民国初兴起一番风浪。
　与梁启超相比，这位未来的“宪政国师”此时还只是湖南偏僻乡下一个默默无闻的举人，此番取道长沙是为赴京会考，博取功名以实现澄清天下之志。


一个举子的蜕变


　1875年，杨度出生于湖南湘潭县石塘村。他是正宗的湘军之后。祖父杨礼堂在湘军兴办之初就应募入伍，咸丰八年在安徽三河镇战役中阵亡。长子杨瑞生15岁随父出征，凭战功累迁总兵，先后奉命镇守归德、朝阳等地。杨度之父是杨礼堂第三子，天资聪慧，身体文弱，在家耕读。因为父兄在湘军中颇有名望，他后入曾国藩幕下司职文书，三十出头客死江南，留下寡妻李氏和 3名幼子，靠杨瑞生接济度日。
　杨瑞生认为，杨家出身行伍，后代应以文章经济天下。从杨度这一代开始，他不惜血本培养“书香门第”。他在湘谭老家开办家塾，高薪聘请塾师。当时杨家每年收入三百石租谷，杨瑞生拿一百石聘请先生。杨度三兄妹因此受了良好教育。
　杨度从小天资超群，才气过人，素有“神童”美誉。13岁时，他师从一代名儒王闿运。王闿运人称湘绮先生，是晚清著名大学者，以诗词、经学著称，但平生最大志向是做“帝王师”，辅佐非常之人成就霸业。
　才气纵横的杨度是王闿运最得意的弟子。少年杨度跟着老师精研帝王学和纵横术，常与老师一榻同卧，评点天下英雄，也继承了老师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狂生做派。
　1898年 3月，杨度在京参加会试，以十三艺全骈犯了科场大忌，名落孙山。此时京城正处于维新运动前期。当年 1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 月，与梁启超在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6 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史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密令缉拿维新党。梁启超、康有为逃亡日本。回乡途中，杨度得知这一消息，为康梁逃过一死庆幸。不过，自大的他认为新政失败的原因在自己，是自己在京城时没有给予康有为指导。
　这趟赴京赶考虽未摘得功名，却让杨度开阔了眼界。他见识了电报等种种西洋的“奇技淫巧”，搜买了数十种洋务书籍，开始对过往鄙夷不屑的新学发生了兴趣。回乡后，他还跟着从天津回来的堂弟学英文和算术。
　在西学的熏染下，杨度的思想逐渐摆脱旧学的框架。1902年，他和王闿运就如何应对外国入侵发生了一次争论。令湘绮先生更为生气的是，弟子竟然要出国留洋！
　戊戌维新之后，清政府采纳了张之洞等人变科举、兴新学的奏请，大力倡导官绅士子出洋游学，尤其是前往日本。1902年，杨度与湖南12名官费生一道东渡日本，开始为期半年的游学生涯。
　在日本教育家戛纳治五郎主持的弘文学院，杨度入速成师范科旁听。同班同学中有黄兴、胡汉民等人。很快，天资超群、勤奋向学的他脱颖而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让杨度大名在留日学生中广为人知的，是他和戛纳治五郎关于中国的教育和出路问题的几次辩论。辩论的内容后以《支那教育问题》的标题，连载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后来还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发行。
　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多，兴起了一股向国人介绍新思想学说的办杂志热潮。杨度也联合黄兴等人创办了《游学译编》。他为杂志确立了栏目和指导思想，分学术、教育、军事、实业、理财、历史等12个栏目，每个栏目都有着对救国之术的探索。
　半年后，杨度已从一个顶着举人功名的传统士绅，变成一名新式知识分子。1903年，他取道回国，拜会官员，给《游学译编》筹集办刊经费以及立案。等他再去见王闿运，观念一交锋，已势同水火，师徒二人几乎分道扬镳。
　这一年，清政府为了网罗新学人才，仿照康乾时的故事，诏开经济特科。因为留日期间建立的声名，杨度也被保荐入京参加了这次考试，并取得了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排在他前面的，是后来做了北洋政府财长，成为他终生政敌与对手的梁士诒。
　杨度未及品味金榜题名的喜悦，京城里已谣言四起。戊戌政变之后，慈禧最痛恨的就是康梁的维新党。有人编造了所谓“梁头康尾”的说法，说梁士诒是梁启超的族人，而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下令严查考官和考生。一时人心惶惶，又传来江苏考生沈某被抓的消息，应试考生们纷纷逃离北京。
　杨度大为不安，他是“湖南师范生”出身，这个团体常出革命党人；加之令其名声大噪的那本《论支那教育问题》，其中有对满人压迫支那的不满言论，有人怀疑他是唐才常的同党或革命党。
　在亲友帮助下，杨度先躲到日本领事馆，几天后换上日本和服，化妆成侨民混在日本军士中逃出北京，从天津坐轮船再赴东瀛，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政治流亡生涯。


“革命”和“保皇”之间


　在东京，杨度和梁启超重逢。相比 5年前的辩论，两位同怀救国大志、流落他乡的才俊开始惺惺相惜。杨度把梁启超看成“可以匡吾过而救吾失”的诤友，梁也视杨为谭嗣同再世，说“风尘混混之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也”。
　1904年，杨度进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专心研究各国宪政。同班同学中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后来国民党的元老。这个“速成科”人才济济，有大批的进士、举人，还有状元、榜眼和探花，杨度一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热心国事、待人友善，喜交天下各路英豪，不论对方的政治信仰与主义，在留学生中威望很高。
　杨家寓所很快成为“留日学生俱乐部”，大家常在这里商讨救国方案，切磋学问。湖南籍的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蔡锷等人均是座上宾。其中蔡锷和杨度关系最为亲近，每逢假日必到杨家吃饭。
　国内时局牵动着留学生们的爱国之心，一有风吹草动，立马做出回应。身为领袖的杨度代表留日学生，与张之洞等清廷开明官吏联络、交涉。1904年，他以留日留美学界总代表的身份，回国参加争取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活动，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在日本，保皇派和主张排满的革命党各以报纸为舆论阵地，打得不可开交。杨度从不介入论战，与两派精英都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1905年 7月下旬，杨度家中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为首者身材不高，面目清秀，正是被清廷通缉已久的“乱党”孙中山。孙氏此行是为了会晤留日学生代表人物，希望能把他们都聚拢到自己“革命排满”的大旗下。被视为留学生领袖的杨度，当然是他争取的对象。两人聊了整整三昼夜，满汉中外话题无不论及。
　《孙中山年谱》对这段谈话有详细记录。孙氏认为，与清政府谈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必须发动民主革命，推翻这个昏庸腐朽的政府，为改革政治创造条件。杨度则认为：民主革命的破坏太大，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有种族杂处，“不堪服猛剂以促危亡”；清政府虽不足以有为，倘待有为者出而问事，施行君主立宪，则事半功倍。
　两人谁也没有说服谁。最后杨度提出一个君子协定——各行其事，互不妨碍。他日，若杨度的救国路线成功了，希望孙中山能助他一臂之力；若失败了，他就放弃自己的主张，力助孙中山。
　虽然政见不同，杨度却向孙氏介绍同样力主革命、思想激进的湖南同乡黄兴。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多次会晤后，在东京共同成立了同盟会。
　1905年 9月，杨度以七百多票众望所归当选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然而，随后的一场取缔风波，使得这位留日学界领袖一夜间成为“日本间谍”，只得逃离东京，躲避起来。
　当时，在日的中国留学生有八千多人，良莠不齐，一些人生活腐化堕落，一些日本商人也借此牟利，出现大量面向中国留学生的野鸡学校。还有一些革命党人以留学为名，在日从事反清活动。这也让清政府警觉。
　中日政府都认为需要整顿留日学务。清政府驻日公使向朝廷上奏折，建议提高留日学生的资格条件，日本文部省方面则对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进行整顿，颁布了《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则》。
　一时间，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认为这是中日政府互相勾结、试图压迫留日学生。身为总干事长的杨度负责与驻日公使杨枢就“取缔规则”之事交涉。他递交书面材料，请杨公使和日本政府交涉，修改《规则》中两条涉及面极广且界定不清的条款。
　杨度这种理性温和、合乎“程序正义”的斗争方式，很快引起了激进分子的不满。一些“速成学堂”的学生到留学生会馆开会，激进派如秋瑾、宋教仁等倡议全体留学生罢课回国。杨度认为，《规则》大致是合理的，更坚决反对罢课归国这样的“胡闹”行为。
　激进的留日学生占了上风，人群中响起“揍他揍他”、“他是日本间谍”的呼喊声。不得已，杨度离开东京，化名隐居在宇都宫等地，与“罢课运动”划清界限。
　在秋瑾、宋教仁等激进学生的带领下，罢课归国风潮终于发展成为正式的全体留日学生运动。激进派甚至成立配有武器的纠察员，以铁腕对付想继续上课的留日学生。他们和主张上课、反对回国的“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
　对此次学潮，日本社会上下以听之任之的态度冷眼旁观，《朝日新闻》则斥为“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行为所致”。留学生中颇有声望的陈天华蹈海自杀，死前把遗书寄给杨度，希望以自己的死使留日学生“有所警动”，从此“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不久，一哄而起的罢课风潮恢复平静，留日学生纷纷返校上课，国内继续涌来大批学生。梁启超后以笔名“翘短”在《新民丛报》上发文评论此次学潮，把学潮中的杨度比喻为上断头台的法王路易十六。
　这场学潮，可视为中国社会未来革命的一次小小预演。而杨度在其中的尴尬处境，也预示着他个人未来的命运。

宪政“国师”


　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终于走上预备立宪的道路。
　1905年，慈禧太后派载泽、端方等 5位大臣前往东西洋各国考察，为宪政改革做准备。随行官员中有一位叫熊希龄的参赞，曾是湖南维新运动干将，和梁启超、杨度都有过密切交往。
　抵达日本后，熊希龄找到两位以宪政研究著称的旧交，委托他们“代笔”，替出国考察的大臣们草拟有关介绍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和奏请立宪的奏折。
　对杨度和梁启超而言，这是一条实现“宪政救国”之梦的途径。杨度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行宪政程序》两文，又请梁启超代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在此基础上，5 位大臣们再加工、润色，上呈慈禧，奏请立宪。
　1906年 9月 1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宪政的上谕，确立君主立宪为国策。一时间，海内外立宪派人士都跃跃欲试，希望能在这场新政中发挥作用。两位幕后代笔人当然愈发“舍我其谁”了。杨度和梁启超都认为组织新政党、推动大清政治改革的时机到了。两人频频会面或书信往来，同样身怀政治抱负的熊希龄也到了日本，3人在神户进行组织政党问题的商讨，把酝酿中的新政党命名为“宪政会”，预设本部于上海，由杨度出任干事长。初步讨论新党的纲领：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并拟定在国内争取政界要人和立宪名流加入。
　在康梁看来，酝酿成立的“宪政会”自然由他们主导。但才高气傲的杨度不甘屈服于康梁之下。他提出：康有为的身份太敏感，清廷和革命党视为大敌，应暂不入党，隐在幕后；梁启超入党也并非全无问题。他请求二人“屈己奉公”，以达组党救国的梦想。
　在情感上，杨度和梁启超的左右手徐佛苏、蒋智由二人也不和睦。
　先是张謇、郑孝胥等人率先在上海联合发起“预备立宪公会”，令杨梁二人收罗国内立宪派名流入党的计划落空。接着，杨度自办《中国新报》，拥有了自己主导的舆论宣传阵地，又与方表、陆鸿逵等人在东京组织“政俗调查会”，并自任会长。
　梁启超在给亲信的一封信里，指责杨度野心太大，导致“宪政会”的难产。联合组党的事情最终告吹，于是分别行动。
　1907年 7月，梁启超和徐蒋二人合作组成政闻社，而杨度发起成立了宪政讲习所。不久，杨度因伯父杨瑞生去世归国奔丧，他联络湖南士绅在长沙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并上书清政府请开国会，开创了先河。
　在杨度的领导下，宪政讲习所活动频繁，以“开国会”为号召像政府请愿的办法，更使其声势浩大。1908年1 月，宪政讲习所更名为“宪政公会”。6 月，经清廷民政部批准，宪政公会成为合法组织。杨度随即召开评议会，重新修订章程，确立宗旨为“确立君主立宪政体”，他本人出任改选后的常务长。各地支部纷纷成立，声势盛极一时。
　4 月，杨度接到清廷上谕，任命他为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这番提拔，得自袁世凯和张之洞的联名奏保，二人说杨度“精通宪法，可堪大用”——他由此变成一名体制内的宪政改革专家。
　宪政编查馆直属军机处，主要负责起草全国预备立宪的有关法令章程。杨度初任“行走”，后升“参议”。在京城，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四处演说，联络官员和满清宗室，用各种方式鼓动、劝诱速开国会，推行他的宪政主张。
　6 月，袁世凯在颐和园举办宪政讲座，由杨度任高级讲师，向皇族亲贵讲解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当时有传闻，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
　一时间，杨度被视为清末宪政的代言人和设计师。


洪宪帝制的吹鼓手


　1908年年底，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年仅 3岁的溥仪登基，他的生父载沣成为摄政王。载沣掌权后，立刻解除袁世凯一切官职，以“足疾”为由，赶他回籍养病。
　袁世凯在河南彰德府韬光养晦期间，一个颀长的身影时常出没于袁府，不时带来有关时局的最新消息，也为袁联络京城势力，并为他出谋划策。
　在清末民初，袁世凯是被各派政治势力公认有能力掌控大局的“雄才伟略”之人。在立宪派眼里，他开明、通世变；外国人认为，他是清廷的实力派；革命党人对他的评价也很高，黄兴称他是拿破仑、华盛顿一流的人物。
　在杨度眼中，袁世凯就是那个能成就千秋霸业的“非常之人”。当年，王闿运传授的“帝王之学”谓：在盛世，取功名做良相；处乱世则寻觅“非常之人”，为其出奇策，助其成就非常伟业。
　袁氏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兵营发动兵变。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全国22个省份中17个宣布“光复”，大清政权迅速土崩瓦解。
　此时，听命于袁世凯的北洋军，成了清政府惟一可依靠的军事力量。载沣不得不请袁世凯出山。袁成为内阁总理大臣，独揽军政大权。在新内阁中，他任命杨度为学部副大臣。杨度没有接受官职，他认为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实现南北停战。
　杨度的理念是通过召开国民议会来实现南北议和。他找到刚出狱的革命党人汪精卫，两人宣布合作，成立“国事共济会”，号召开国会以解决君主、民主政体，避免全国战争之祸。由于得不到南北各方的合作，杨度的努力化为泡影。
　1912年 2月12日，在袁世凯的胁迫下，溥仪下诏书退位，清王朝终结。在南方，孙中山也履行与袁的约定，请辞大总统。3 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10月 6日，袁世凯被国会选为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前后 5次组责任内阁，杨度始终未能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只有一个参政院参事的职位。
　民国初年共和政体乱象不断，加之“拜相”不得，使杨度颇为烦闷。他本来就不赞成民主共和。为了拥戴袁世凯当总统，他一度公开宣布放弃君宪理想，转向共和。而今，民主共和也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富强和稳定。杨度的政治理念又回到了君宪立场。
　1915年 3月，杨度撰写长文《君宪救国论》，阐述他对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和出路的全盘思考。文中，他先以今日现状抨击“共和之祸”，论及民国实行总统制和共和制的种种缺憾。然后提出观点：“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的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袁氏读到这篇为改行帝制提供理论依据的雄文，激动不已，马上下令秘密付印，以待时机用作舆论宣传。随后，他对杨度的功劳进行表彰——亲自题写了“旷代逸才”4 个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赠给杨度。杨度也仿照前清臣子，给袁世凯上了一道谢恩折。
　8 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以讨论国体问题为名支持袁世凯称帝。孙、李、胡、刘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比较冤枉的是严复，他被杨度用了一些手腕列为发起人。这就是“筹安六君子”，也使袁世凯“极为欢悦”。
　当时，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
　杨度知道这将令他身败名裂，但他自认倡导帝制是为了救国，问心无愧，“怕人骂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
　按杨度设定的步骤，筹安会先向各省发出通电，要求他们派代表来京商讨“国体”问题。待各省代表入会，发给每人一张表决纸，请填“君宪”或“共和”。做完所谓的“民意测验”，接着召集代表向参议院发起变更国体的请愿活动。
　从筹安会正式成立到组织请愿，前后不到10天。9 月29日，筹安会对外发布《宣言》，称该会全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
　杨度派人回湖南，请恩师王闿运也加入“劝进”队伍。王闿运回信称：“预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意思是说——你们实行专制而又要通过民主表决，岂不是很荒唐么？他担心弟子可能因此招来杀身之祸，遂以袁世凯足疾隐居的掌故劝说他：你的足疾是不是也犯了？可以功成身退，回湖南侍奉老母去了。
　这个“民意”路线，似乎也没令袁氏父子满意。杨度的老对手梁士诒很快就来抢功劳，他组织了一个行动团体——“全国请愿联合会”，风头不久就盖过杨度的“筹安会”。原筹安会的成员后来都加入了梁的组织。
　杨度一意鼓吹帝制的言行，很快遭到友人痛击。8 月20日，梁启超发表万言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对帝制派鼓吹、“劝进”进行批驳，一时广为传播。
　筹安会成立后，杨度曾派人去天津征求梁启超的看法，梁把刚写好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交给来人，并附上一封绝交信。杨度随即赶赴天津，劝说梁启超销毁此文，两人争执不下，杨度只得红着脸回去了。
　12月11日，杨度以全国代表大会总代表身份撰写了第二次推戴书。袁世凯接受推戴，正式宣布改国号为“中国帝国”，明年为“洪宪”元年。
　几天后，杨度另一位老友蔡锷在云南发难，召集反袁力量，组织护国运动。两个月后，冯国璋等 5人联合发电，逼袁世凯退位。随后广西宣布独立。众叛亲离，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恢复民国纪年，仍称大总统。
　这让杨度万分失望，请辞官职。他想不通：当初筹安会一提帝制，各省代表全部表示拥护；为何蔡锷一举兵，全国又赞同共和了？他把此次的君宪失败归咎于“世情翻覆”。
　在全国上下要袁世凯下台的舆论声中，杨度再次为袁氏挺身而出，发表通电反对让袁下台，认为会招致全国政局混乱。他还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说倡导帝制不是元首，“君宪有罪，罪在度身。”
　各种讽刺、谩骂如暴风雨般袭来。民国记者陶菊隐对他有一颇为公允的评论，说杨绝不是一个翻云覆雨的人，自清末至民国初年，“君宪”是他的一贯政治主张，他也一直以政治节操自诩。筹安会自然是这场袁氏称帝的祸乱之媒，但那也是奉袁世凯的命令，杨的罪责止于“奉君之恶”。
　1916年，袁世凯病逝。之后黎元洪上台，惩办帝制祸首，首当其冲便是杨度。避居天津租界的杨度几次欲赴京城自首，都被家人劝阻。他表示：宁愿接受审判，绝不认错。
　当年11月 8日，蔡锷在日本去世，留下一份遗书，说自己早年也是信奉军国主义和强人政治的，对政体和国体好坏优劣没有认识。随后，他笔锋一转，为老友开脱：“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在躲避通缉的日子里，杨度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反思。这一年，王闿运去世，杨度写一幅挽联悼念恩师，也是对自己的检讨——“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1916年，杨度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一次劫难。君宪理想失败，不被国人原谅，恩师，曾寄予厚望的“主公”，往日的密友黄兴、蔡锷都一一去世。心灰意冷之下，杨度开始深研佛学，自号“虎禅师”，并向旧识齐白石学画。
　袁世凯死后，中国政局进入军阀割据的局面。1917年7 月，辫帅张勋复辟，曾拉杨度和康有为做他的谋臣。杨度也曾派人和张接洽，但最终明白这无关于“君宪”，于是与张勋划清界限，公开反对复辟，劝张康二人及早收手。
　杨度曾陈说，自己 3次想实现君宪，时机不错，主张不错，都因主持人不行，遭到失败，“天不从人愿”。他曾为袁世凯撰写一副挽联——“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了不断的时局“尘缘”


　1921年，政治失意的杨度又遭打击——他所经营的华昌炼矿公司破产。此后，辗转于各路军阀幕下，先后有军阀曹锟、安徽督办姜登选、“狗肉将军”张宗昌等，以幕僚和清客身份度过余生。
　但在幕僚和清客生涯中，杨度并没有真正远离政治。
　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想借机北伐。当北伐军行进到半途中，陈炯明叛变，部队对总统府开炮。孙中山避走黄埔，下令北伐军回粤镇压叛乱。陈炯明则密电直系军阀，想联手夹击北伐军。
　孙中山派刘成禺游说直系军阀头领曹锟。刘拿着孙中山的书信，找到任职于曹锟督府的杨度。杨度得知其来意，主动提及当年和孙中山立下的盟约，说自己现在要践行当年的诺言，助其一臂之力。
　在杨度等人游说下，曹锟制止了吴佩孚入粤支援陈炯明的出兵计划。吴佩孚一气之下，回了洛阳。这为孙中山赢得了时间。他逃离广东，辗转抵沪，杨度还亲自拜访。孙中山感动之下，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1923年，孙中山在上海改组国民党。杨度提出愿意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很高兴，但鉴于杨度在洪宪帝制时代的劣迹，要求他写封声明或检讨，解释自己如何从君宪立场转变到国民党的政治主张，遭到拒绝，孙中山从此不再强求。
　此后，杨度继续往来于孙中山和北洋军阀之间，呼吁双方携手合作，和平解决南北分裂问题。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杨度赴沪，寄居朋友家中，靠卖字画为生。经章士钊等友人引荐，他结识了青帮头子杜月笙，杜月笙聘请他为“名誉顾问”，每月给生活费 200大洋，并把法租界一栋洋房给他居住。
　自1940年代起，上海滩就有传闻说杨度晚年加入了共产党。杨度女儿杨云慧曾出回忆录，书名即为《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王冶秋文章，回忆周恩来病重期间曾专门对秘书交待此事，说自己是杨度入党的介绍人。
　对秘密党员之事，当事人的回忆有很多出入。一说，杨度居上海期间，中共情报干部陈赓曾托亲戚把一些进步书刊带给他，他也有意无意把在杜月笙身边听到的消息辗转汇报给陈赓。后经潘汉年联络，杨度秘密加入共产党。
　杨度曾为共产党事业捐钱捐物，也曾变卖家产，参与营救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中共宣传刊物《红旗日报》1928年第 2期上的“红旗”二字，正是杨度手笔。
　1931年 6月，杜月笙在浦东高桥的家祠落成，杨度撰写《杜氏家祠记》等作为贺礼，赞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为杜氏祠堂之事尽心尽力，事必躬亲，操劳过度旧病复发，不久因病去世，葬在万国公墓。共产党员伍豪（周恩来）、潘汉年前往吊唁。杨度病中自题挽联：“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南方人物周刊  2013-12-30

    引者后记：
    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杨度先是筹安会头头，是一堆“狗屎”，后来却又成了某党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了。
    不过，周公也只能在临死之前才说出了这一秘密，这又是为什么呢？
    如果杨度活到了解放，他所面临的又是怎样的下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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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家：谨慎内敛与时俱进

余世存

  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家族文气之盛，除了浙江绍兴周家，就该算海宁查家了。以排名次论，周树人、周作人两人的文化成就，大约都在前三或前五名之内；而查家的诗人穆旦（查良铮）、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加上查家的亲戚徐志摩等人，较之周氏兄弟不遑多让。穆旦不仅有现代诗歌的旗手或代表人物称号，更有百年中国第一诗人的美誉；金庸虽然一度被论者评为“金钱的庸人”，但其武侠惠泽华人社会数代人几十年，其作品发行据说早已超三亿册；金庸的表兄徐志摩生前同样领一代风流。他们不朽的立言早已成为我们文化中可宝贵的财富。
  如果按清朝查继佐的说法，查姓是鲁国伯禽的苗裔，那么查跟周姓算一家人，都是文王子孙了。但据专家学者调查，查姓之源主要是姜姓炎帝。无论如何，周氏一支错综复杂，查姓晚出，支脉关系简单。比较而言，周氏兄弟暴起一时，为家族大放异彩；而查家兄弟显得源远流长，水到渠成。查虽小支，却在近几百年来以文化为体、以商宦为用，传递出独特家风的不凡成就。

一
  
  查氏的流传中说，查姓原楂，系春秋时代封到楂地的一位子爵的后代。以楂为姓，到宋朝时，皇帝建议楂家再改为查。由此可见，我们对母语、姓氏愚忠的一些所谓原教旨主义者其实立基虚无，生命的流转本来缘起缘灭，不必着相固执的。在这方面，查家人是通达的。宋以后，查家的一支甚至改姓为香，“查家人真奇怪，鞋子头上歪着戴。”即是说查家人把查姓底下一横移到头上变成了“香”字，至今在广东一带的香姓人家，可以肯定都是查家人的后代。
  自始祖查延以下，历汉晋隋唐，传至49世查昌，以兵乱避居休宁城北，为休宁查氏之始迁祖。再传至第50世查文徽、查文征兄弟，分居休宁、婆源城西之凤山岗；故查文徽、查文征为休宁、婺源之分祖。至67世查瑜，适逢元末农民大起义，为避兵乱，离开姿源，到浙北杭嘉湖平原的嘉兴落脚，后到海宁园花里龙山（今海宁市袁花镇）任西席（家庭教师）。查瑜看到龙山山水形胜，民风淳厚与故里婺源相似，邑名海宁与祖籍休宁的旧名相同，故决定定居于海宁。
  查瑜即是迁支海宁查氏之始祖，他恪守祖训，以儒为业，耕读为务，敦睦乡里，为海宁查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他的人生决定中，可以看到赋比兴思维深入血脉。他的后人，北支的查良铮将“查”字拆开取作笔名穆旦，南支的查良镛将“镛”字拆开取作笔名金庸，二人不约而同，其实颇有先祖遗风。
  发扬光大的不仅穆旦和金庸。文采风流自始祖开始，代不乏人。据明清两代海宁查家人口研究表明：查氏获得生员（秀才）资格人数为八百余人，考取进士、举人、贡生者共一百三十三人。明代以进士及第者有六人；乡试考中举人者有十七人。清代，考中进士者有十五人，乡试中举者有五十九人。
  最为特别的，清康熙年间，查氏一家进士及第者就有十人；康雍乾三朝，在翰林院任职的先后有查氏的叔侄兄弟。“一门十进士”与“兄弟三翰林”，家门光荣几乎直追当时著名的陈阁老的海宁陈家。尤其是查升，以人品高尚和书法超群，深受康熙帝的器重，入值南书房达三十八年之久。康熙帝曾亲笔书写“嘉瑞堂”匾额赐予袁花查氏宗祠，又先后书写“澹远堂”和“敬业堂”匾额分别赐予查升与查慎行。
  虽然名臣不少，但查氏人多在文苑扬名。据说查家诗人有41人之多，尤其是查慎行是跟陆游相比美的大诗人。康熙大帝曾为之题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二
  
  考察查家人的历史，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共同点：清贵。明代的查家人多名臣，如六世查约（1472--1530），为人刚正不阿，清廉爱民。他在福建为官时，遇到当地监狱犯人反狱，他不畏强暴，单车前往劝谕，不幸被难以身殉职。闽人立“怀愁祠”肖像以祀，崇祀“名宦祠”。七世查秉彝（1504--1561），时值奸相严高父子弄权，朝政日非。秉彝刚正清廉，备陈时事，名重一时。八世查志隆，字鸣治。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学识渊博，为人谦和，办事有干才。
  十一世查继佐，即大名鼎鼎的查伊璜，人称东山先生，继往开来，多才多艺，博学强记，经史百家与艺术无不精通，是明末清初海内闻名的一位奇才。康熙二年，史上惨烈的“文字狱”之一的明史案结案，庄廷鑨被开棺戮尸，庄家获抄满门，涉案者被杀七十人，其中凌迟者十八。查继佐得到地方大员吴六奇的营救，得以脱罪。而吴六奇身为提督，敢于为查继佐开脱，因其少时做叫花子，遇到查继佐，查待之极厚，而不忘旧恩。也有人说，查继佐在惊天大案中安然无恙，也得益于他的自我辩白，他向当政者坦言：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因此救了自己和亲友多人。十一世查家人中除了查继佐外，查培继、查璇继都有文名；查雍年少有才，他与著名学者、思想家吕留良交游，学业日进，不幸中年病逝。
  十二世查慎行是著名学者黄宗羲的弟子，他的表兄则是清朝有名的词人朱彝尊。查慎行曾跟弟弟、族侄同朝为官，太监奉命传唤时会称其老查。有一次康熙帝给大臣赐鱼，并让大家赋诗，查慎行有句云：“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皇上很高兴。后来太监叫他时称为“烟波钓徒查翰林”，慎行又有“烟蓑雨笠寻常事，惭愧犹蒙记忆中”之句，一时以为佳话。
  查慎行的弟弟查查嗣瑮、查嗣庭也是大才。而查嗣庭雍正四年( 1726 )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考题第一题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试题中先有“正”，后有“止”字，如同汪景祺《历代年号论》“一止之象”的说法。让敏感多疑的皇帝大做文章。民间传说他以“维民所止”为题，此句出自《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被人劾告“维止”二字系雍正去头，又查其笔札诗钞，认为“语多悖逆”。雍正帝为铲除隆科多党羽，遂以“讽刺时事，心怀怨望”等罪，将查嗣庭逮狱。雍正五年（1727）五月死于狱中，仍被戮尸枭示。其子十六岁以上判斩刑，十五岁以下流放，又因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停止浙江乡试、会试三年，史称“查嗣庭试题案”。在这起文字狱中，查嗣瑮受株连，谪遣关西，卒于戍所。查慎行则以家长失教获罪，被逮入京，雍正帝“知其端谨”，其实也是知道不能做得太绝，故网开一面，特许其父子返回田里。
  这样的经历对一个大诗人有着难为外人道的体验，甚至言语道断。查慎行一家虽然被当时的论者誉为有宋代的“二苏”、“苏黄”，查慎行作为朱彝尊之后的文坛领袖，被人称为跟陆游相伯仲，但在精神自由的向度上，查慎行和查家人难以跟宋代的诗人相比。他们不得不谨慎做人。金庸曾经遗憾地承认：“王士祯、赵翼、纪晓岚都评他的诗与陆游并驾齐驱，互有长短，恐怕有点过誉……毕竟他不能和真正的大诗人相比。”
  两次文字狱对查氏家族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谨慎之余，查氏家族文化具有临危不惧、坚忍不拔、内敛深沉的特点。论者称为，“诗礼传家，与时俱进。”查家人的家训中有“培家本”一则：家本者何？存心是也，心何以存，广积功德，痛祛隐恶是也。凡百物受用有尽，惟此善根受用无尽。故曰：耕尧田者有水虑，耕汤田者有旱忧，耕心田者日日丰年，无忧无虑，家之长久系于一心，故存心先焉。
  这种存心当然会使人内敛、隐忍。除此以外，在查家人身上还有一种清贵、廉洁的人格风范。金庸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说：我们姓查的祖先之中，有一位叫做查道，宋朝人。他为人廉洁，有个故事常在儿童书中叙述。有一次他行路在外，途中又饥又渴，在路旁一枣树上采了些枣子吃了。为了偿还枣树的主人，他在枣树上挂一串钱，表示没有偷别人的枣子。

三
  
  海宁查家虽然小姓，却人才辈出。十二世遭遇文字狱对家族几乎是灭顶之灾，然而十三世的查升，书法得皇帝欣赏，被称为“海宁三绝”之一；查祥是学者，查开是能官。十四世查虞昌是文字狱之后重振家声的第一人，查歧昌是方志专家，查奕照是画家。十五世查端木到天津壮大查家北支，一人服务于上千族人。十六世查世官系诗人，查世璜是画家……现代以来，十八世查人伟、十九世查猛济、二十世查文清等都有大名，且名实相副。
  海宁查家自第七世起的辈份是：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到了第22世良字辈，历史翻到了20世纪，海宁查家南北等支不约而同地为社会贡献了大教育家、大法学家、大作家、大诗人……
  查良钊（1896--1982）：字勉仲。出生于天津。早年就读于南开、清华，后到美国求学，是美国著名学者杜威与桑戴克的学生。回国后，他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国立河南大学校长、河南省教育厅长、华北慈善联合会总干事……他曾经发起“三元救一命”运动，在北方募款救灾；后又任长江水灾娠济委员会常委兼灾区工作组总干事，活人无数，时人称之为“查活佛”。抗战军兴，查良钊代表教育部在西安工作，曾率领1700余名中学师生，由陕西凤翔县步行至甘肃天水县，创办了国立甘肃中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后，他任教授，后兼任西南联大训导长，为西南联大的建设出尽全力。抗战胜利后，任国立昆明师范学院院长。1949年赴印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人教育会议。1950年，应印度政府之聘，任德里大学中央教育学院客座教授，并参加印度乡村教育运动。1953年，在甘地修道院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合演印度历史剧，查氏饰演唐僧玄奖，一时传为佳话。1954年五月，由印度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兼训导长……查良钊一生服务于教育界近六十年，桃李满天下。作为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之一，查良钊有着来自家族的清廉之风，他在陕西省教育厅长任上，曾赴灾区工作，遭土匪绑架，无钱自赎，被囚81天始告脱险。他同样有着家族的忍耐，他被学生称为“孩子头”，他的名诗是：“孩子头，孩子头，有颗赤子心，为人服务何所愁。不怨天，不尤人，发挥赤子心，观化乐天更何求。”
  查良鉴（1905--1994）：字方季，系查良钊之四弟。南开大学政治系、东吴大法学院毕业，美国密西根大学法理学博士。回国后任安徽大学及中央大学教授，是抗战前上海名律师之一。1949年去台湾后，在政界、学界服务，培养法律人才无数，成为台湾法学界的权威。他曾在1951年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任内，奉派赴美，追究驻美负责军购的空军将领毛邦初私吞军款案，赖查氏之法学素养及美国法院之判决，终于将毛邦初绳之以法，并追回了数百万美元。查良鉴之事功遍及台湾的司法、外交、教育方面，但他从不居功，反而以“渺小”哲学，使人生更圆融。他曾书写《渺小的自我》自勉：“把自己想成是这世界上最渺小的生物，那么生活中既少苦闷，又乏优伤。因为与世无争，与人无怨，自然烟散云散。”
  查良铮（1918--1977）：笔名穆旦、梁真。仍属海宁北支，即天津人。到父亲一代，家庭败落，父亲忠厚老实，受人欺负；母亲刚强、果敢而有尊严。穆旦从小就养成了坚韧、倔强、负责任、敏感、细心的性格，中学时即表现了优异的文学才华。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校西迁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业，毕业后一度留校任教，很快抛弃了相对安定舒适的大学教师生活，投笔从戎，随中国远征军到缅甸，出生入死，备尝艰辛。他的诗在当时即为闻一多等人欣赏，后人称道他说：“穆旦是站在四十年代新诗潮的前列，他是名符其实的旗手之一。”
  1949年，穆旦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勤工俭学，1951年获得了硕士学位。1953年，穆旦偕同夫人周与良回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在“肃反”运动中，穆旦被作为“肃反对象”。后来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撤消教职，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劳动。“文革”时期，又备受迫害，身心交瘁。不幸于1977年 2月去世，终年六十岁。在坎坷的中年、晚年，穆旦的天才人生并未耽误多少，他的翻译和创作今天已经成为汉语诗歌的财富。他的翻译被大诗人卞之琳称为“中国诗译艺术走向成年的标志”；他的晚年，仅仅一年（即1976年）时间的诗歌创作，被朋友们惊喜地传扬，人们像期待济慈的莎士比亚阶段一样期待着他的新的诗歌年华，期待他为汉语诗歌做出更大的贡献。虽然他的天才未能完全展开，但这已奉献的已经滋养了几代中国心灵。他给予了我们当代中国人的高贵。

四
  
  当然，查家良字辈人才还有很多，如营养学专家查良锭、医学专家查良镒、计算机专家查良钿、电子学专家查良琦、煤矿专家查良钰……名声最响亮者，除了穆旦，还有更响亮的金庸。查氏兄弟文采风流，穆旦被称为20世纪中国诗人第一，远超过名声极广的大诗人郭沫若；金庸则被称为武侠小说第一。
  对当代国人来说，金庸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来饶舌介绍。关于金庸的传记、图片册、评论极多，作者本人就曾在前年收到过金庸亲笔题签赠送的《金庸图录》。
  金庸已经是华人社会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一如名既高远谤亦随焉，金庸晚年多次来大陆，言行不免有出乎读者意料者。考察金庸的这一面，我们可能更深地理解一个千百年传承的家族的特别之处。
  在自由社会，金庸不怕政治，他的政治评论大胆、政治观察细微、政治预言精准。但跟中国发生了切身关系，家族中谨慎的一面立刻发挥作用。1951年，金庸的父亲被人民政府杀害。金庸在武侠小说里写了很多身负杀父之仇的少年成长的故事，从隐忍到为家门争光，大约都有家族的遗传。1981年，大陆希望他做两岸的“传话人”，他因此能够到大陆访问，拜见邓小平。会谈中邓主动谈起金庸父亲当年被杀之事，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随后的结果是，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金庸之父查枢卿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金庸得知后，专门写信给海宁县委的领导，信中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金庸是否真的淡忘了杀父之仇？我们可能难以猜到了，这也许跟专制王朝时代的文字狱中的祖先一样，“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但金庸的隐忍到了骨子里，甚至最后淡化至零至无。对权力，他有着不同一般历史学家或小说家的洞识；但同时，他又有着对权力的依傍。在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他捧过国民党，以至于跟国民党斗争的李敖看不起他。对新闻，他也有明白的见解，但他会把新闻从业者跟解放军保家卫国相提并论，在对大陆的演讲中多次批评美国，他的中美关系除了冲突外几乎没有别的……以至于朋友董桥和张五常都看不下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庸把查家的家族文化庸俗化了。王朔批评他的作品缺乏现代人文意识，有着相当深刻的道理。跟堂兄穆旦那几乎不可企及的高贵的中国精神相比，跟传统士子忠孝节义的精神相比，金庸不仅平庸，而且多少得人性之卑下。以李敖之江湖，他早就对金庸一针见血，指明“金庸式伪善”。李敖说，金庸的信念“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
  家族文化到金庸这里有了一定的变化。金庸的成就和不足都已经不属于家族，而属于我们华人社会。考察查家，隐忍的特点在金庸身上或者还有表现，清贵之风已经完全不见踪影。金庸强烈的市场意识在文人阶层中都是少有的，他办报小吝啬小气出名，以亦舒林燕妮和他的交情，以及为报社作出的贡献，他所给薪酬仍是苛刻，亦舒要求加钱，他说：“给你加钱有什么用？反正你赚钱也不花。”而对林燕妮，他的回答更妙：“给你加钱也没用，反正你都花掉。”
  金庸曾经跟李敖交流，说自己精研佛学，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批评他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他怎么解释自己的财产呢？据说当时的金庸“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但这不妨碍金庸后来继续在市场上积累财富。
  学者傅国涌先生甚至分析金庸的思想源头，认为他的金钱观、世界观等等都成问题。这些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通过考察查家人的历史，我们看到，家族文化在当代如何演进、变异。正如洪永铿先生在《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指出的，“自古到今，查氏家族的成员有从政的，有从商的，有从文的，有从医的，也有从事法律、军事等方面工作的……查氏家族的成员始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文学艺术的熏陶，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和较好的综合素质，因此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在社会历史和家族命运的剧烈变化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以文为体、以商宦等为用的家风仍值得我们借鉴、深思。

    引者注：
    说金庸“俗”，自有一定道理，但是，和世上多数事物一样，金氏一族，名气最响的也就是这个最“俗”的俗物。
    而且，虽是俗物，却也能够做出了话多不俗的大事：
    其一，从旧式的武侠小说，推陈出新，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其二，那三年，大量难民逃向港地，是金大侠的明报…………，这不能不是大功德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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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公陈立夫


林颖曾、李菁
      
　在中国近代史上，陈立夫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28岁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以后历任组织部长、教育部部长、立法院副部长等一系列高职，可谓权倾一时。他与长兄陈果夫进入国民党权力中枢，掌握人事和组织，成为民国时期最有名的一对兄弟，素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几乎每个月，林颖曾都要从台北飞来北京。在北京的临时住所里，她丈夫陈泽宠的照片静静摆放在桌上一束洁白的百合之间。陈泽宠是陈立夫最小的儿子，2005年7月，陈泽宠带妻儿在京旅游时，突感不适而住院，不久接受肿瘤切除却意外身亡，这成了林颖曾心中一份永远的痛楚。林颖曾是台湾著名国学大师林尹的女儿，初中毕业后赴西班牙留学11年，直至取得马德里大学文哲学硕士学位。陈泽宠、林颖曾是陪伴陈立夫时间最长的亲属。
      
政治巅峰
      
　最近《色·戒》的热映，中统那段历史又引起很多人兴趣，这里面也有公公和丁默邨的一段故事。
　1927年，公公奉命成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下面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是徐恩曾，第二组组长是戴笠，第三组组长为丁默邨。后来一组、二组分别发展壮大成中统局和军统局，丁默邨的三组被撤销。丁默邨交游甚广，和周佛海很熟，最终被拉进汪精卫的伪政府，成立76号秘密工作室，倒过来对付军统和中统，戴笠的不少人都被他害了，所以军统的人特别恨他。
　但丁默邨跟了汪精卫数年以后，很快发现汪精卫也坚持不住，他托关系找到我公公。公公说你回来可以，但要将功折罪。他列了三件事——坦白说，都是为了避免新四军地盘扩大——让丁默邨帮助完成。丁默当时在汪精卫政府里任“浙江省主席”，能量很大，也完成了任务，其实他也算被我公公“策反”了，公公兑现诺言，答应保他的命。
　这段时间如果丁沉寂的话，他完全可以保住命。他后来保外就医，但不甘寂寞。有一天游山玩水，被中央社记者认出来了，写了篇文章《丁默逍遥玄武湖》，结果被蒋介石看到了，这让他颜面过不去。他很生气地说“丁默邨应该枪毙”。我公公写了封信给丁，大意是这次你触犯得实在太大了，我无法帮到你了，是你自己不好。丁默邨在被处决前也写了封信给公公：“我很感激你，我也知道你很帮我的忙，我自己不当心，都怪我自己铸成了大错……”
　公公在世时，和我们聊天时偶尔会说：“人啊，要守本分。我过去有一个姓丁的手下……”我们那时就当故事听，也不知道这“姓丁的”是谁。最近这部电影出来，我才知道原来就是丁默邨。公公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政治事件，他随口说出一个故事往往就是一段历史。他晚年写了本《成败之鉴》，也对很多历史事件有所提及。
　很多正史或野史，往往花大量笔墨记述陈立夫与“中统”的故事，但他在抗战期间做过 7年教育部部长的经历似乎并不像那段历史，被外界所熟知。
　抗战爆发不久，公公就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任部长后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大学内迁，迁得最远的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初迁长沙，合设长沙临时大学，再迁蒙自和昆明，改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后来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奇迹。此外，大学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全国各级教育和师范教育培训制度等，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长时创立的。
　公公晚年在《成败之鉴》里，花了大量篇幅回忆他出任教育部长时所做的工作，很显然他非常看重自己这段经历。其中他认为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为贫困学生创设的“贷金制度”。因为考虑后方的年轻人，都是国家的未来栋梁，兵荒马乱年代，很多学生无力继续学业，像杨振宁、李政道都靠“贷金”完成了学业。他后来到美国开会遇到一位大陆学者，对方还充满感激地告诉公公，他当年就是拿着这笔贷金完成了学业。
　那时任财政部长的不是孔祥熙就是宋子文，他跟这两人要钱，他们说战争时期需要钱的地方多着呢，哪里还有钱给学生？公公说，那我以自己的私人名义借钱，成立了“贷金”，就是现在的助学贷款。当然贷给这些学生的钱至今没有还过一分，但是债务人是陈立夫——所以如果今天要查账，陈立夫还因为这些学生的“贷金借款”而欠国家许多钱呢！我想他能借到钱，也说明他清廉、有信用，不会贪污。
　从踏入政坛第一天起，公公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他29岁任国民党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31岁任国民党中组部部长，38岁任教育部部长。1947年，他还成了《时代》周刊某一期的封面人物。
      
美国二十载
      
　1950年，公公、婆婆带着女儿和只有 8岁的小儿子到了美国，经朋友介绍，在新泽西州开起了养鸡场。我们后来也问过他：“你为什么要养鸡？这又不是你的专业。”他幽默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
　我先生后来回忆，他们那时候的生活非常规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打针。鸡场很大，养了5000只鸡，生活清苦，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公公出力最多，100 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扛起来，每天重复很多次这样的动作，久而久之，反而把腰痛的毛病治好了。有时他会邀请客人到鸡场里参观或跟他一起去捡鸡蛋，但那些客人一到鸡房里就被满地的鸡屎熏得受不了。那时的生活，跟他们在南京时期的生活，简直有天壤之别。但公公也能坦然放弃官宦身份，过这种俭朴的生活。
　那时候很多人去看公公，包括宋子文等，有人看到公公打着领带在鸡场工作的照片，怀疑他养鸡只是“作秀”。李敖后来有一次跟我先生一起吃饭，他说：陈先生我冒昧问一句，你父亲打领带养鸡是不是在作秀？我先生说：你太不了解我父亲了，他非常尊重中国传统礼仪。他觉得见客人不穿正装很不礼貌，所以平时他就打个领带，再带上围兜，如果有客人来，他赶紧摘掉围兜，不然还要进去换衣服。在他的想法里，衣服不见得要华丽，但一定要整洁。
　但他没想到，鸡有鸡的麻烦。美国地广人稀，有时会燃起一股无名火，把鸡场烧了。有时又来了群黄鼠狼，把鸡都给吃了，或是一场鸡瘟，鸡也死了一大半。台湾那时有不少转型的大地主，政府资助他们转型投资别的产业，他们跑到美国：“陈老，你养鸡，一定赚了很多钱！”公公说：“你们千万不要养鸡，我们不是这个行业的，根本不懂，你们要把钱投在别的事业上。”人家起初还不相信，还以为自己赚钱了还不让别人加入，后来才明白。有人说他真是一个君子，换作别人，可能会说：“好啊，你们拿钱投资来吧！”然后拿了钱扩大自己的鸡场。
　我曾经问我先生：你和父亲养了那么多年鸡，是不是看到鸡肉会怕？奇怪的是，他还是照样喜欢吃鸡肉，鸡蛋他也照样吃。他说小时候在鸡场，鸡蛋一破就破掉上百个，怎么办？婆婆就做蛋糕，做煎蛋、卤蛋，什么花样都做。我婆婆手很巧，我先生的姐姐订婚的时候，所有蛋糕都是我婆婆自己做的。
　当年，在纽约唐人街，“陈立夫辣椒酱”一度非常有名。因为我公婆都是湖州人，在美国很多朋友来陈家聚会，婆婆很会做菜，大家都觉得她做的辣椒酱非常好吃，先是有人来要一罐两罐，后来三五罐，越来越多，直到有人开始定购。婆婆后来说，她是盛情难却。因为是真材实料，所以人家的定金还不够她的材料钱。最有趣的是他们后来研究怎么做皮蛋，还做成功了。他们做的湖州棕子也很受欢迎，唯一没“研发”成功的是臭豆腐，因为美国不允许，不然还会出现“陈立夫臭豆腐”。
　陈家的这段经历，被很多人评价为“陈立夫在美国很潦倒”。但这只是外人的看法，他们自己过得坦坦荡荡。我的感觉是，公公在那里的几十年虽然辛苦，但过得踏实。我先生曾回忆，他虽然小小年纪，但也自己学着赶鸡、养鸡，扛饲料。在美国，孩子跟着父母到别人家做客，饭后也一样要帮人家洗碗，所以他是洗碗专家，从来都把碗洗得干干净净的。他在普渡上大学时，也是半工半读的，会有人想象得到，“四大家族”的孩子是这样的吗？
　我先生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便是他与父亲一起在农场的时光。美国那个环境很辛苦，他从小就拿着枪跑来跑去防鬣狗或是打黄鼠狼。他说：父亲离开了政坛，而我找到了父亲。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丈夫的回归，一位父亲的回归。
  《往事不寂寞》

    引者注：
    由“四大家族”一员，而成了一个不大的养鸡场主，变化尺度可谓大矣。
    不过，反推过来，这起头的“四大之一”，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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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孙辈——零落成泥碾作尘


朱汐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风云激荡的历史潮流中，唐绍仪的孙子与侄孙，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下行线。
　唐老师摔伤了。前几天珠海下雨，他赶着把树上的果子摘下来送朋友，非要爬梯子上去，脚下一打滑，摔断了左腿骨。送进医院做了手术，换了块人造骨头。90岁的当口上，他在珠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房一躺就好几个礼拜。“两万块啊！”他颤颤巍巍地比出两根手指头，“现在的东西真是越来越贵了。”幸好他还有医疗保险，个人支出不算太昂贵，只是病了之后，一批批学生来到医院探望，他“啥也干不了，来一拨人就得陪他们聊天，病了比没病还累！”
　唐老师的全名叫唐鸿光，退休前是珠海市第一中学的英文教师，也是珠海市的政协委员。最近一部以他为主角的纪录片《唐老师》入选了壹基金公益映像节，并且获得多位评委的重点推荐和转发，推荐者们无一不提到了他相对特殊的身份——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的侄孙。
　“其实他外公、母亲也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纪录片拍摄者张新伟说，“他外公赵仕北是民国临时议会议长，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是他外公给孙中山授的玺。他母亲赵丽莲是民国著名的教育家，广播英语教学第一人。唐老师至今仍在免费教周围的孩子学英语，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9 月24日，张新伟来到珠海探望唐鸿光，令唐老师格外兴奋。他拉着张新伟的手问长问短，“你上回去四川拍戏怎么样？演了什么角色？找女朋友了吗？”6 年前，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张新伟跟随师姐到唐家湾镇拍摄纪录片，偶遇了这个倔强却充满故事的老头。从读书时的常来常往，到毕业后拍摄独立纪录片，张新伟与唐鸿光的忘年交持续至今。
　这一次，张新伟带着我一起去拜访唐鸿光，我也希望借此降低他对采访的抵触。“老人家年纪越来越大，脾气也越来越倔，最近因为一些事情，他的情绪不大好。”但即便如此，唐鸿光依然没有接受采访。“累了，我不想讲唐家的事了，给你讲讲那些孤儿的事吧，你明天过来。”第二天，他又说：“我很累，你先回北京吧，等你下次来，我再给你讲。”
　唐鸿光情绪不好的原因，与他和堂弟唐景昙一家关于唐绍仪故居的龃龉有关。
　唐景昙的父亲是唐绍仪第三任妻子朝鲜郑氏所生的儿子唐柱。早些年，唐景昙一家一直生活在苏州。上世纪80年代，珠海市开始找寻名人后代，唐鸿光联络上了唐景昙。2002年，唐鸿光邀请唐景昙和妻子沈筱斌第一次返回珠海唐家湾镇，那时的唐鸿光住在唐氏祖宅的连襟屋中，照看着这组老房子。当年年底，唐景昙返回苏州。直到2008年，两兄弟都有互动。
　2008年的一天，唐景昙带着母亲吴元一返回故乡，要求政府满足他落叶归根的需求，为他安排工作。“当时他说和老婆离了婚，想回老家来养老，政府把他母子俩暂时安排进养老院居住，给他在养老院安排了份工作，一个月给1000块钱。2010年，高新区社发局让他们挑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公房，都已经装修好了。结果2011年年初，他老婆突然跑来，非要入住唐绍仪故居，还拿出一份《华侨、港澳同胞房屋产权证》复印件，上面写着房屋所有人为唐绍仪，要求拿回爷爷的财产。”唐家湾文化旅游公司董事长罗玉芬因为编纂唐家湾镇志、协助唐鸿光申请政府的文物保护经费重修唐绍仪故居等事，一直与唐家保持联系，也正因为管理着唐家湾镇的旅游资源，包括唐绍仪故居的日常维护工作，纠纷发生时，她也常被通知去现场。“这事现在就只能这样拖着，耗着，谁也没办法。”
　如今，唐绍仪故居已经不对外开放，门口挂上了“内部修缮”的木牌，门框上方挂着唐景昙手书的“抗议”标语，白布黑字。“反正我就是这么个态度。”坐在唐绍仪故居旁不足十米处的唐家湾镇养老院里，唐景昙说，“其实这个地方，原来是我们家的前花园，现在也被地方上占了，这门啊楼啊都是后修的，修得这么丑。”
　唐家湾镇位于珠海市北部，清末民初出了很多著名人物。除了唐绍仪，洋务派企业家唐廷枢、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等人均出自此。近年来镇子附近建起了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等高校，小镇也因此渐渐时尚起来。唐绍仪故居的对面，一家小咖啡馆悄然开张。故居大门右侧，有一对姐妹租下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准备经营蛋糕店。
　与渐次繁华的小镇相比，唐鸿光、唐景昙兄弟都很落寞。庞大的唐氏宗族尽管仍有大量唐姓后人生活在此，但唐绍仪的后代大多还是去了台湾、香港和海外。当然，在这座以唐氏命名的小镇上，唐绍仪的痕迹依然随处可见：唐绍仪当年的私家别墅望慈山房在1989年由其最后一任妻子吴维翘捐给了唐家镇人民政府，如今已是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占地350多亩的私家园林共乐园，则在1932年由唐绍仪赠送给唐家村，作为村民游乐场所，免费开放。最近爆红的原创设计品牌“例外”的创始人马可在靠近共乐园北门处租了一栋两层小楼，作为其传统手工艺传承品牌“无用”的设计工作室。
　1938年 9月28日上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朝鲜郑氏所生小女儿唐宝玫的第二任丈夫）带领下，亲赴唐宅长谈，拉拢已投身金融界多年但仍有很高政治声望的唐绍仪出山。此事被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侦知，蒋介石指示戴笠派人把唐绍仪除掉。两天后，唐绍仪在仔细端详古董花瓶时，死于伪装成古董铺伙计的赵理君的利斧之下。
　此后多年，经众多历史学家考证，这是一起典型的冤杀，唐绍仪并无投靠日本人的愿望。
　罗玉芬介绍，她们在整理唐绍仪家族资料时，有关朝鲜郑氏的资料相对较少。“她的来历，说法很多，唐景昙说她是朝鲜公主，也有人说她只是普通人，但这些都无从考证了，只知道她当初坐月子的时候，因为吃了有毒的螃蟹死掉了，生了三女一男，其中一个女儿早夭。”
　由于郑氏所生的女儿唐宝玫先是嫁给了上海公和祥码头买办甘翰臣次子甘鉴光，后又嫁给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三儿子岑德广，后者带着土肥原贤二去见唐绍仪，直接导致了唐绍仪的死亡，所以唐家其他三房妻室的后人与这一支脉就渐渐疏远了。“本来吴氏夫人（吴维翘）和唐柱的关系就一般，唐绍仪突然一死，吴氏夫人回了香港，就没管唐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与这一支后人都不联系，也是唐（鸿光）老师专门去找，才找到他们。”罗玉芬说。
　郑氏一脉中，除了大女儿唐宝琄与民初外交总长梁如浩的第三子梁宝畅指腹为婚，婚后移居香港外，唐宝玫和唐柱一生境况都不顺遂，甚至还先后任职于汪伪政府。
　唐景昙说，他父亲唐柱是唐绍仪颇为喜爱的儿子，一直带在身边，见过不少世面，祖父还专门请人教父亲骑马射箭。上世纪30年代，唐柱曾在上海跟随著名雕塑家张充仁学艺，“张充仁很有名的，邓小平去世后的半身铜像就是他塑的。”说起这段，唐景昙不无骄傲。那时候，唐柱的学费是一个月8块大洋，能供普通人家生活半年有余。那时候，他跟学油画的吴元一相识，后来结了婚。
　唐绍仪死后，唐柱由姐夫岑德广推荐给大汉奸陈公博，出任伪上海市政府专员和少将侍从室副主任等职务。
　1953年，唐柱被吸收为国家职工，就职于北京永定门外贾家花园的水磨石厂，为兴建人民大会堂、西北人民大厦、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等知名建筑打磨窗框等装饰性石材。“那时候他倒还好，有工作，工资也不错。”唐景昙随母亲住在苏州，父亲则在北京。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唐柱被遣送回苏州，一家人才得以团聚。1976年唐柱因病去世时，唐景昙已经在苏州远郊的吴江插队落户，“没少吃苦头。”返城后的唐景昙进入永久自行车厂上班，成了一名工人。
　在此期间的唐鸿光，也正在经历人生中最痛苦的阶段。
　在唐鸿光的记忆中，5 岁之前的自己没有说过中文，与父母和外婆生活在北平的温暖色调里。母亲赵丽莲出生于美国纽约，是个中德混血儿。1908年，赵丽莲随父回到上海。1913年，举家迁往北京，此后赵丽莲入读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于1919年获音乐硕士学位后归国。1920年，赵丽莲与唐绍仪侄子、铁路工程师唐荣祚结婚，并生下了一女三子，唐鸿光是长子，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姐姐。
　“小时候一到暑假，母亲就会带着我和姐姐去度假，去青岛，去承德，到哪儿都住带花园的小洋楼。”唐鸿光对于北京的记忆似乎充满了愉悦，他操着一口京片子问：“你住在北京哪儿？南池子、北池子还是大栅栏？我在北京住过很多年，还是很熟悉那儿的。”听到“东四环外”四个字，他忽然迷惘了，“那是哪啊？郊县了吧！”
　赵丽莲在当时从事的是音乐和英文教学，辗转就职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京师大学、北京大学、广东女子师范大学等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前，她还与徐悲鸿、熊佛西、赵元任等人组织文化沙龙，与刘天华、蔡元培、萧友梅、刘半农等35人创立“国乐改进社”，以“借助西乐、研究国乐”为宗旨，活跃于北京文化界。
　因为对金钱态度的不同，1930年，赵丽莲与唐荣祚维持了10年的婚姻分崩离析，唐荣祚南下广州，赵丽莲与几个孩子留在北平。据唐鸿光后来打听到的消息称，唐荣祚在广东置了产业，遭到了日本飞机轰炸。“他正在洗澡，裹了毛巾跑出来，结果所有财产只剩一条毛巾，他精神上受了刺激。”此后父亲杳无音信。
　“我母亲是个很有气节的人，‘七七事变’以后，她带着我们几个在北平继续教书，当时日本人叫她去播英文广播，她不肯，还被抓进去坐过牢，用过刑。”母亲是唐鸿光记忆中最优秀的女性，她的优雅、从容、乐善好施和铮铮傲骨，一直唐鸿光引以为自豪的。
　1948年，赵丽莲应许寿裳力邀赴台执教，随行的是唐鸿光的一个弟弟。到了台湾，才知道许寿裳已去世，但她已无力返回，从此彻底与唐鸿光失去联系。同年，唐鸿光考上辅仁大学，他的老师朱光潜建议他往现代英语的方向发展。1952年毕业后，唐鸿光在安徽的一所学校任教，并与一名俄罗斯姑娘结婚。“不到半年，我就被打成右派了，她放弃了国籍，做无国籍难民，跑到澳大利亚去了。人家一看你，又有德国血统，又有台湾亲戚，还和唐绍仪这个大反动派沾亲，我简直成了外星人了。”
　唐鸿光被打成右派后，被拉去劳教，经过多方朋友的努力，1963年被释回珠海唐家。“回来以后，一没工作，二没地，他就一个人跑到山上去，打柴种菜，养活自己。”罗玉芬有段时间常和唐鸿光聊天，唐并不爱回忆那段日子，“他就跟我说过一次，日子苦得受不了了，就想挖个坑把自己埋了，还得挖个能站得住的坑，死也得死得直直的，结果挖了半天，碰到大石头挖不下去，也就没死成。”
　1979年，唐鸿光获得平反，被安排到珠海一中教英语，但一年后突发心肌梗塞，不得不提前退休。退休后，他看到唐绍仪的老宅子长时间没人居住，成了阿飞吸毒搞事的地方，心疼得不行，就跟政府相关部门申请想搬回来住。2003-2004 年，由于旧房被白蚁侵蚀严重，唐鸿光请罗玉芬帮忙，申请了珠海市政府两年共 100万元左右文物保护经费（当时珠海市全年文保预算为50万元），修缮唐绍仪故居。
　如今，在唐鸿光居住的偏房小屋中，被当成客厅的房间窗户上方搭了一个架子，中间是母亲的遗像，两侧各摆放着一只洁白的瓷鹅和塑料花。在赵丽莲72岁高龄且已身患血癌之时，她还在台湾中华电视台开设了英语教学节目“鹅妈妈教室”，打扮成鹅妈妈的模样，在电视上教授基础英语，掀起了岛内青少年学习英语的风潮，成为台湾英语基础教学的重要奠基人。
　1988年，赵丽莲自觉来日无多，与唐鸿光相约在香港见面，那是40年前一别后，母子俩的唯一一次见面。1989年，赵丽莲病情恶化，台湾社会各界为其捐款多达400 多万台币，但赵丽莲决定将其中未用完的大量资金用于英语基础教育的推广和普及。1990年，财团法人赵丽莲教授文教基金会成立，至今仍在台湾举办各式各样的免费英文教学和演讲比赛等。
　当唐家的后代一个个逝去，他们与故土的联系已越来越少。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唐家后人已经很难聚集，更不用说回老家定居了。
　除了唐景昙夫妇之外，如今也就只有唐鸿光还居住在珠海唐家湾镇。肢体障碍青年李计划和他的姐夫阿波与唐鸿光住在一起，照顾后者的生活起居。“当时我已经回老家了，生活也不错，但他说想我了，我能不回来吗？”李计划说，“老爷子虽然很倔，但毕竟是个好人，也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过我。”
　李计划曾经因为肢体障碍无法在家乡安徽入学，不甘平庸的他跑到珠海流浪时，被骑车买菜路过的唐鸿光看见了。“他问我，你愿意读书吗？愿意的话来这里找我。他给我留了个纸条，上面有地址电话。我那时候根本就不相信他，在底层混的时间久了，你根本谁都不信，更何况这么个老头。”几个月后，李计划又碰到唐鸿光，这次唐给了他一把车棚钥匙，说如果没地方住，就可以去他那儿。终于有一天，李计划找到了唐鸿光。
　“他是很严厉的那种人，英文我一点都不会，他就骂我，骂得也不好听。我自尊心受不了，就拼了命地学。”从唐老师这里，李计划开始有了考大专的计划，几年后确实考上了，也彻底告别了过去的生活，如今他与妻子、孩子一起住在唐老师家的院子里，算是让没有子嗣的唐鸿光感受到了三世同堂的乐趣。
　而就在一墙之隔的唐绍仪故居里，唐景昙的妻子沈筱斌拔掉了唐鸿光栽种的花草，改种蔬菜瓜果，半人高的砖墙隔断了彼此间的通路。唐景昙并不住在故居里，而是在养老院里生活，中午回去给妻子做顿饭再回来。“其实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安排好我们的生活就好了。”唐景昙说。他的儿子唐瑛曾随他回到珠海住过一段时间，“但政府不给安排工作，说工作要自己找，他就回去了。”但唐景昙已经下定决心要在珠海度过余生了，“这本来就是我的家，我年纪也大了身体不好，这边气候很不错，我是不会走的。”
　夕阳西下，站在唐家老宅前，突然想起唐鸿光常用来回答别人的那句唐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再怎么样那也是王谢的故事，与我没什么关系了。”
  《中国企业家》  201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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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郑君里

郑大里、李菁

  从上世纪曾闻名上海的著名演员，到后期的著名左翼电影导演，郑君里完成了艺术生涯的重要转变。相比较而言，他所导演的那些作品更为人铭记——《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枯木逢春》等，而《林则徐》、《聂耳》更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
　从另一角度，郑君里的人生曲线也是一代文化人的心灵史，留下的是面对现实的一连串困惑与无奈。
      
“左翼”演员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只有17岁，对他的了解竟是从父亲当年写的那些“认罪书”开始的。那段时间，每天早上 3点半我把他叫起来，父亲向我口述，我把它们记下来，5 点半我再把父亲叫醒，让他把“认罪书”誊清，6 点钟父亲再出门去劳动改造。
　走上艺术道路，父亲并没什么特别的契机。1911年，父亲出生于上海——我的祖父母是广东中山人，很早到上海谋生。当时很多广东人在上海虹口天通庵路一带摆水果摊，祖父也是其中一个，靠微薄收入支撑一个家庭。有时到了年关，债主上门逼债，祖父要父亲替全家跪在堂屋里求债主宽限。父亲感觉很受侮辱，所以从小就有一种出人头地的意识，思想上也易于接受共产党的宣传。
　父亲从小喜欢看书，喜欢文艺，初二时就辍学考进了可以免费读书的“南国艺术学院”。“南国艺院”是田汉先生在上海创办的，解放后文化界的很多大家，如塞克、陈白尘、金焰、吴作人等都毕业于这个学院。
　父亲的艺术生涯从表演开始，田汉先生就是他的启蒙老师。上学时，父亲在几部戏里跑龙套，比如《推销员之死》、《娜拉》等，最后他在话剧舞台已经演到《大雷雨》的主角。上世纪30年代，共产党开始注意在上海发展左翼电影，父亲也由话剧舞台转向电影舞台，出演了《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影片，在明星电影公司，他和阮玲玉分别是男、女一号演员。当时电影界有这样的说法：金焰是电影皇帝，郑君里是电影老虎。
　可以说，父亲是左翼文艺战线上最早期的中坚分子之一。1930年，父亲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被选为执行委员，那份《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就是由他起草的。我后来在家里还看到过这份油印的“纲领”，现在看它充满了激进色彩，比如：“敌人若以炸弹攻击我们，我们即以炸弹回报之。”
　那时候做艺人穷，演左翼电影更穷——“文革”抄家时，我们家存折上只有1000块钱。当然，这1000块钱对别人来说也许不是个小数目，但对大导演“郑君里”来说，应该不是个大数目。父亲曾回忆，他们要时常饿肚子，有时花一个铜板买烧饼油条，就着自来水凑合一顿饭，经常晚上到工厂或学校里演左翼戏剧，演出后又没什么钱，他们一起走回来。后来父亲拍的《聂耳》里有一场戏：几个人经常晚上出去贴标语，回来后校门已经关闭，他们就从大门跳进去。实际上这也是父亲当年那段生活的写照。
　现在有文章称父亲“演与导双绝”，但父亲却认为自己演戏比较僵，对自己的表演不太满意，所以他下决心啃表演理论。他先是试着翻译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讲六讲》，他是初中肄业，英文并不好，但他非常刻苦，先是对照着英文字典“啃”下来，再拿俄英字典对照原本，发现差错改过来，这样一遍下来英文已经相当好了。父亲也是中国第一个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引进中国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都是俄文，父亲就找来一本英俄互译的字典，通过英语来译俄语，这种难度简直超乎想象。他与章泯合译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话剧表演艺术的著作。
　几年前我还发现父亲写过另一本很重要的书——《世界电影艺术史》。当时还没有人把世界电影和苏俄电影融合在一起，打破意识形态的桎梏，从世界电影的角度来编写世界电影的编年史，这也是父亲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贡献。对国外的表演理论进行中国化的总结，这对父亲后来转做导演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备期。
      
名导演的诞生
      
　父亲改行做导演，算是激流勇退。除去一直对自己的表演不满意外，父亲一直觉得自己是广东人，国语说得不够标准。另外，很多演员演到一定程度都会走上导演道路，大概是觉得不过瘾吧。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上海，在昆仑电影公司工作。“昆仑”完全是共产党背景下的文艺工作，老板是任宗德，其夫人解放后曾在中调部工作。“昆仑”的作品以宏大气魄的电影史诗和忠于现实主义的影片最为著名，《一江春水向东流》便是代表作之一。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成功，当然首推“海归派”导演蔡楚生，但在影片拍摄时，蔡楚生正患肺病，父亲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每天晚上都是父亲跑到他家里，跟他商量第二天的拍摄，由蔡楚生认可后拍摄的，基本上蔡楚生不亲自动手，剪辑也由父亲完成。照理是蔡楚生导演、郑君里副导演，但蔡楚生坚持要把父亲名字跟他放在同一列，他说：“没有君里，就没有我的电影。”这部电影也为他日后独立执导影片做好了准备。1948年父亲第一次独立执导影片《乌鸦与麻雀》，凭借此片当之无愧地进入中国第一流导演艺术家之列。
　几年前刚刚发现父亲执导的一部纪录片《民族万岁》，讲述西南少数民族抗战史，是一部颇具史诗色彩的片子。父亲去青海湖边上的海北草原拍摄藏族同胞的抗日活动，当时还是一个文化小军官的王洛宾被父亲选为群众演员，跟随摄制组到海北草原。在那里，他遇到了藏族千户长的女儿卓玛，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正是王洛宾为卓玛写的。
　父亲性格内向，平素寡言而严肃，他跟电影圈里的人来往很多，但大都是业务上的探讨。比如拍《聂耳》的时候，那些创作集体中的主创人员几乎天天到家里，讨论剧本讨论戏，跟编剧孟波是谈得最多的。父亲有一句话，“拍电影就像双手捧着水银一样，只要有一个缝，那水银就漏出去了”，所以不能有任何一处纰漏。他是能够博采众长的人，所有工种的意见他都要听，但最后都要归于他的导演的总意图之下。几乎所有的合作者，都能够在成片中看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实现，所以和他一样很有成就感，
　父亲极有毅力。他过去抽烟抽得特别凶，一天要三四包。有一年宋之的去世，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医院的人说：“你们搞文艺的有两个毛病，一个抽烟，一个喝酒！”回到家后，父亲再也没抽过烟，跟别人聊创作很兴奋时，有时他烟瘾上来了，就拿根烟在鼻子下嗅一嗅。
　父亲在生活上也极认真，他一生没什么“绯闻”，这在当时的文化圈是少见的。当年《娜拉》在上海大剧院第一次公演时，鲁迅先生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表演，对他称赞有加，也正是同一天，他在后台第一次认识了母亲黄晨，从此他俩相伴一生。
　母亲当时是上海启秀女中的一位学生，非常喜欢戏剧，因为父亲的关系，母亲当年跟中共方面也很密切。她当年还到过延安，都是周总理亲自开的路条。在延安时，母亲曾亲眼看到党内斗争的残酷，没想到有一天也会落到她自己身上。母亲后来是上影厂创作室的总支书记，她对父亲的照顾无微不至，父亲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母亲会帮他出一些主意。所以有人说，没有黄晨，便没有郑君里。
　童年时对父母的印象就是他们都是忙人，也不怎么回家。那时的导演，好像更意味着一个拿固定工资的每天早出晚归勤勤恳恳的职员。每天早上 7点半，父亲骑着他那辆老式自行车——上海人戏称为“老坦克”，咕噜咕噜地蹬到上影厂，他总是第一个坐在摄影棚里等待开机的人。每天需要拍摄的内容，他早在一周前就送到工作人员手里，什么机位，长镜头还是短镜头，上面都标得清清楚楚，像工程图纸一样细致、规整。晚上回家，再准备下一周的拍摄内容。很多工作人员都对父亲有点畏惧，但其实父亲从不发火，他有点不怒而威的味道，而每部片子拍下来，下面的工作人员又发现父亲其实很好合作。至今，我遇到上影厂的一些老员工，他们还会握着我的手感慨：“如果你父亲在就好了……”
　父亲在工作上极为刻苦。他经常说：“我是个很笨的人，笨鸟先飞，别人努一分力，我努十分力，所以我比人家强。”拍《林则徐》时，正好处于“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都处于浮夸的狂热中，电影厂规定每天至少要拍60个镜头，而父亲一天只能拍三四个镜头，为此，他还被定性为“右倾”。但他还是坚持这样一点点地“磨”，事情报到总理那里，总理说：“这是献礼片，一定要拍好。”后来厂里也帮他顶着，才得以拍完。
      
短暂的辉煌
      
　我曾看到过一张照片：1949年，父亲和沈浮导演一人手捧一面国旗，一脸兴奋地走在迎接新中国的游行队伍中。
　父亲是满心欢喜迎接这个新政权的到来的。从另一方面讲，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生活待遇，这些左派导演们也的确是新政权的受益者。解放后，我们家住在上海最好地段的房子里，在宋庆龄故居对面，也就是孙道临最后去世前住的房子。当年这地方不是什么人都能住进去的，有些被视为“不良分子”的人必须要迁出去。而解放前，父亲一直住在昆仑厂的破楼里。所以内心深处，父亲也是诚心诚意要为这个新政权做点什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了很多共产党干部进城之后的一些问题，父亲响应号召，很快创作了一部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写干部进城后被“糖衣炮弹”击倒，抛弃了乡下的老婆，和城市姑娘结婚的故事，但这部片子没公映就被“枪毙”了。
　对《武训传》所遭受的严厉批判，父亲感到自己难辞其咎。当时父亲的身份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委员会”成员，也是他极力推动《武训传》的拍摄。《武训传》遭批后，《我们夫妇之间》也被提出来批判。这两部片子遭批，对父亲这一代的艺术家形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为了批判《武训传》，江青带着一批人到山东“调研”，在当地发现了曾率“黑旗军”造反的一位人物——宋景诗。宋景诗其实是不安分的一个草莽英雄，为了批判武训，特地把宋景诗和黑旗军树立起来，为此专门把父亲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研究剧本。
　但在创作这部电影时，父亲遇到很痛苦的一件事：在真实的历史中，宋景诗最终是投降清廷的，但政治需要，又必须要把他塑造成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最终父亲只好处理宋景诗投降清朝是一个策略。
　因为《武训传》的立场问题，上影厂上上下下都希望借《宋景诗》来“洗刷”曾经的“政治错误”，已经是电影局副局长的崔嵬亲自来扮演宋景诗，这大概也是电影史的一个趣事，此外陶金、张翼、石挥、吴茵、沙莉、舒适等大演员都心甘情愿在其中扮演小角色。但是由于宋景诗曾投降清廷，影片完成四五年后，只被短暂上映过。这样一部为“赎罪”的片子，还是没通过审查，再次入了库。
　父亲接下来的两部作品非常成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负罪感”。其中一部是《聂耳》，这个作品父亲驾轻就熟，因为他与聂耳很熟悉，我们家原来还存着聂耳的照片。当年就是父亲和赵丹把聂耳送上去日本的船，后来聂耳在横滨溺水而亡。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电通公司 5位职员首唱的，父亲是其中一位。当时在上海有很多俄国人，这首歌就是一个俄国乐队演奏的，几把提琴，几个小号，乐队极其简单。我后来还在家里听过这首歌的胶木唱片，当时感觉还挺意外：“没想到父亲是最早唱国歌的人之一！”
　另一部作品就是家喻户晓的《林则徐》，其实这部电影拍得也挺艰难。真实历史中的林则徐是被清廷发配到新疆伊犁，影片最初结尾是赵丹演的林则徐牵着马，越走越高，越走越远，然后回眸一望，戏就结束了，父亲想借此体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意思，但总理看后认为这个结尾不够昂扬。总理找到平英团的一首七言诗，大意是平英团曾反抗过英国殖民者，在一个大雨滂沱之夜使英殖民者败退而走。总理指示照这个情节来设计结尾，意思是说林则徐走了，但人民当中的平英团起来了。这部片子是1958年拍的，要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时间紧、费用紧，最后还是照着这个意思改了，结尾还有秦怡扮演的渔家女上了战场。但实际上从电影的理念上讲，这个结尾是断的，是概念性的。
　《聂耳》和《林则徐》在当时赢得了很高的评价，现在来看，这两部影片在艺术上是有很高成就的，它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经典，也是父亲艺术人生辉煌的一页。而这两个人物都是赵丹塑造的，特别是“林则徐”，是赵丹创造的最成功的银幕形象之一。
      
患难之交
      
　父亲与赵丹，都是上个世纪一代电影人的标志性人物，赵丹也是父亲“发现”的。上世纪30年代，父亲和顾而已到江苏南通，有人告诉他，这里有位叫赵凤翱( 注：赵丹的原名 )的孩子演戏特别好，原来赵丹的父亲是当地剧院经理，他资助几个爱演戏的孩子成立了“小小剧社”。父亲回去和明星公司说了这个情况。我们后来和赵丹家成了邻居，我对赵丹的父亲——赵爷爷还有印象，他留着长长的胡须，可以画非常好的国画，写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人特别好。
　父亲与赵丹的关系特别有趣，他们先是“同志+ 兄弟”，政治立场也一样，都是左派，另一方面又互相不买账，但真的到了一部戏里，他们又特别统一，互相照应。有时候，他们的艺术分歧特别大。我记得筹拍《李白与杜甫》时，让赵丹演李白，孙道临演杜甫，赵丹到我们家里来讨论剧本，他俩经常吵得一塌糊涂，甚至大动肝火，但很多优秀作品也正是在他们这样的碰撞下产生的。
　当初父亲决定选赵丹演聂耳时，几乎遭到周围所有人反对，因为电影里的聂耳是从17岁到上海开始演起的，而赵丹已经40岁了，大家觉得人到中年的赵丹怎么可能演一个初到上海的外地青年？即使化妆也有问题。但父亲认为这一角色非赵丹莫属，这些演员中，只有赵丹与聂耳有过实际接触，除了赵丹，没人知道聂耳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看，赵丹有一种独特的气质，特别是演到聂耳写《义勇军进行曲》那一段，仍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电影《林则徐》有这样一个镜头：当林则徐得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脱逃的消息后，拍案而起，勃然大怒，这时他忽然抬头瞥见了堂上所悬匾额的“制怒”二字，慢慢平静下来。这时已经凌晨了，太阳出来了，林则徐迎着朝阳打了太极拳，寓意十分深刻。
　当初剧本的设计并没有打太极拳这一段，赵丹看到剧本后不太满意，觉得没有一个段落的感觉，也没有升华感，因此向父亲提出加戏，但父亲问他具体要加什么，他又说不出来。于是两人在我们家里吵得不可开交，还互相拍桌子吼。
　父亲先平静下来，问：“阿丹，你不是会打太极拳吗？打一手我看一看。”看着看着，父亲突然有了灵感。这部戏是在黄金荣的花园里实拍的，而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在激烈的争吵中诞生的。
　1955年，江青策划拍摄《宋景诗》时，有人从北京带来江青的口信，说拍《宋景诗》是为了批武训，因此在影片中要出现大地主、大流氓武训的镜头，也要由赵丹扮演，意思是给赵丹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但父亲不愿赵丹再次受伤害，父亲说，赵丹是花了很大心血创作武训那个角色的，如果再让他演那个“反面武训”，无异于扇自己一个耳光。他借口编剧不愿意改动使赵丹逃过一劫。父亲与赵丹之间的情谊由此可见一斑。
　父亲去世一年后，赵丹和张瑞芳相继被放了出来。那时我家已被扫到武康路，住在阴暗的后楼里。有一天晚上我们已经睡下了，突然听有人敲门，那时候来往的人不多，偶尔听到敲门声我和母亲都很紧张。我起来开门一看，是赵丹和张瑞芳，母亲看到他们一下子就哭了：“你们回来了，可君里永远回不来了……”
　那时的武康路聚集着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和艺术家们，如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巴金、赵丹、贺子珍等等，有人在暗中定点监视。看得出赵丹也很激动，但他努力控制着自己，像演戏一样大声说：“黄晨，我跟瑞芳不是约好的，我们在散步时遇到了，碰巧走到这里。”张瑞芳也赶紧应和：“怎么搞的，我和阿丹竟然在这里碰到了！”其实大家彼此都心知肚明。虽然他们都是堪称伟大的演员，但那一刻，他们“演”得并不好……
      
“政治电影”
      
　父亲这些左翼电影人士的文艺活动，早在重庆时期，便完全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父亲当时经常去八路军办事处，周总理也对这批文艺界人士团结得非常好。那时，父亲与史东山、洪深、郭沫若、胡风等人住在一起，周恩来经常把他们叫去，给他们讲形势，让他们看苏联电影。在重庆时父母与总理的文艺秘书张颖( 注：前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的夫人 )来往密切，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张颖经常会突然敲我们家门，递个包给她：“黄晨你帮我藏起来。”母亲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把它藏在米缸里，过几天有人上门来取。
　周恩来总理对文艺的关心一直贯穿到解放后，几乎每一部戏都有非常细致的修改意见，那种油印打出来的纸，足足有十来页。解放后，父亲的每部电影几乎都是总理直接布置下来的。那段时间，父亲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专车直接接到中南海向总理汇报；一回上海，又被直接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上影厂，大家都纷纷向他打听总理有哪些最新指示。虽然父亲不是一个官员，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身份好像又高于某些官员。类似的还有像赵丹、张瑞芳这些艺术家，在别人眼里，他们都是直接“通天”的人物。
　《枯木逢春》也是总理直接交办的一部电影，它是从话剧改编的，讲江西省余江县根治血吸虫的事。毛泽东当年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送瘟神》，但主席的诗作比较虚，要从它的诗意出发演化成一部写实的电影，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比如电影需要表现毛泽东到过余江县这一史实，但又不能直接出现毛泽东的镜头，如何来处理呢？父亲用了开窗的方式来隐喻，一个一个地开窗，最后看到了毛泽东的小楼，房间里的灯还亮着。有人说这是郑君里没办法、绞尽脑汁想出这么个办法来，我并不这样认为。在电影作品中，“虚”比“实”的难度大多了，如果真的允许拍一个主席出来招手的镜头倒很简单。
　父亲的诸多作品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部，他用了很多民族传统的东西，剪纸、绘画等，还运用了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父亲还请余红仙用上海评弹唱了《送瘟神》，这段《送瘟神》的表现手法和当今 MTV的表现十分相似。所谓中国电影民族化，我认为这是父亲对此最早的一个尝试。
　父亲的电影不追求那种很洋派的风格，比如《乌鸦与麻雀》，一看就是中国本土电影，他创造的那种电影语汇，我们在后来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风格上能够看到，新现实主义电影就是批判电影。可以预知的是，在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他越走越艰难，以至最终无法走下去。
　拍《聂耳》时父亲尚未感受到这种痛苦，它反映的是那一代的左翼艺术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生活，这种艺术方面的表现和当时的政治氛围是合拍的，所以父亲在这部片子里也表现得挥洒自如。但此后父亲的艺术生涯却表明，一旦他面临的题材触及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他的艺术表现马上往“虚”里走，用各种艺术手法来回避他根本无法直面的命题。这花费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他的痛苦在于此，他的成功也在于此。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悖论。
　为了拍好那些电影，父亲内心经历了很多挣扎，他伤透了脑筋，有时甚至痛苦得想哭。父亲平素的饭量很好，能吃两碗饭，红烧肉是每顿都要有的，如果他吃不了两碗饭，母亲就说：“你爸爸又有心事了。”父亲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很多意思都是直接来自“上面”。说一个想法说是很容易的，但实现起来难之又难。他又不能很机械地把政治意图敷衍成一个电影情节，还必须绞尽脑汁地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强烈的“郑氏风格”。
　以我的理解，父亲的痛苦来自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来自于一次又一次的被认为没有尽善尽美地改造好。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对国家的热爱，对年轻时就追随的党的信任，所以他内心深处，永远有一种“没有改造好”的负罪感，这个十字架一直背到他生命的终了。
　父亲去世的前几年，我曾经问过父亲：“你的风格是什么？”“我的风格？大江东去！”父亲非常欣赏俄罗斯大导演格拉西莫夫，他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的电影诗人。当时父亲的头脑中策划了很多电影史诗一样的选题，比如《李白与杜甫》，以及表现守护敦煌的常书鸿的《祁连山下》、《阮玲玉》、《鲁迅》、《智取生辰纲》等，他说：“你去看看《智取生辰纲》，就是一部标准的好莱坞电影，非常戏剧化，人物鲜明，扣人心弦。”我后来常想，如果父亲真的拍了这部电影，没准是中国第一部商业片呢！很可惜，这些电影最终一个也没拍成，虽然很多部的提纲都做出来了。
      
革命风暴
      
　1964年，父亲又从总理那里接到一个政治任务：拍摄电影《红色宣传员》。《红色宣传员》是朝鲜在1962年的一部电影，原名叫《李善子》，讲某村妇女委员长李善子如何深入工作，把落后分子改造过来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可能考虑到与朝鲜的关系，总理说，“我们也要拍一部《李善子》”，用现在的语言来形容，应该是“中国版”的。总理对这个片子显然很重视，让父亲做导演，张瑞芳来演李善子，都是他最喜欢的导演和演员。
　这部电影可能是金日成和周恩来之间早已商谈好的事，摄制组专门到朝鲜深入生活，拍摄也在那里进行。父亲说：“我们去的时候，后面跟了一个很长的车子，上面还有可以做饭的设备。快到吃饭时候，就把大家拉到上面去。”金日成还专门接见了剧组，据说金日成平时很少说汉语，但那天他非常高兴，又喝酒又说汉语。
　电影拍完，却又搁浅了，因为那时中国已经开始讲“阶级斗争”了，但当时的朝鲜是提倡“人情感化”，互相不认同。总理看完片子后对父亲说：“算了，这部片子暂时不放了，君里，你要回回炉了！”父亲后来回忆说：“‘文革’要来了，总理跟我打招呼，就是这句话。”
　“文化大革命”很快不期而至。上海的文艺整风和文艺四清中，导演里父亲首当其冲，演员中赵丹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两人是名气最大，也曾最受重视，而且他们的确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父亲有句话：“如果说我是文艺界的黑线人物，那我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从17岁开始就是‘黑线人物’。”
　那段时间，每天凌晨 3点父亲让我把他叫起来，写交待材料：每天和谁见面了，和对方的关系如何，这个交待要写 3份；然后 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 8点半回家。他每天都诚惶诚恐地检讨自己，不断地清理思想、不断地写检查，那真是痛苦极了，我印象里父亲甚至还哭过。他真诚地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若干年后很多人问我，你父亲当年写那些检讨书，是真心的还是敷衍之作？我说，如果是敷衍的话，那就不是我的父亲了。
　父亲年轻时做演员，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练哑铃等，所以身体很好，但即便如此，他也熬不住这种强体力劳动。父亲后来又被送到厂里的牛棚隔离，我们见不到他，只能一周到母亲那里探一次监。父亲在里面吃了不少苦，他饭量很大，但在里面总吃不饱。父亲曾说：“我现在恨不得自己有事，如果真有事，说出来倒简单了，就怕这种没什么事情，让自己漫天瞎猜。”
　好几次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我到药房买红花油帮他涂，一边涂一边哭。父亲说：“小弟，你不要哭，不要问是谁打的，也不要问为什么。你就帮我把药抹上就好了。”他还有一句话：“小弟，如果以后有人说我自杀了，你千万不要相信，我绝对不会自杀的！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死了，那是他们害死的。”
　有一次父亲被打得很严重，回家后他情绪有些低落。我问他，他说：“如果是造反派打我，我能接受，可他不是造反派。”我后来才知道，另一个著名导演冲上去打了父亲两个耳光，那位导演还是父亲带出来的左翼电影导演里的一位，曾是父亲最亲近的朋友之一。父亲说：“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件事。”可悲的是，那些人即便打了父亲，也不能减轻他们本身的“罪责”。
　关于父亲之死，公认的说法是，父亲因为熟知江青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的底细而死。
　父亲、赵丹和江青，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关系就比较好。蓝苹在上海出演《大雷雨》的女主角，赵丹、舒绣文与父亲都曾给她配过戏。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轰动一时的六和塔下的婚礼，就是由父亲主持、沈钧儒证婚的。即便解放后，父亲还与江青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毛泽东知道父亲爱抽烟，有一次还曾对江青说：“你拿几包我的烟给君里！这都是美国‘茄里克’香烟！”
　这种比较密切的关系一直保持到“文革”初。60年代的某一天，我突然听见有人敲门——那时我还是一个初中生，打开门一开，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又高又大，一个又瘦又小，从表情和服装看应该是警卫人员之类，站在门前问：“黄晨同志在吗？江青同志要来看她。”我对母亲说：“妈妈，江青阿姨来看你了！”母亲那天生病，正躺在沙发上睡觉，一听我的话，赶紧起身：“哎呀，怎么能让江青同志来看我呢？”
　江青那天穿着黑披风，戴着呢子帽，穿着毛式制服，挺有风度的。她跟母亲聊了一两个小时，我们后来才知道，她是来上海了解“革命”情况的。江青告辞时，母亲要我送她下去，我们这幢房子是以前赵丹的房子，住在 4楼，也没有电梯。可能是不想太招惹人，江青不让我送，一行人悄悄地下楼，江青钻进楼下停着的一辆很大的“吉姆”轿车，很快离去。
　但这种关系很快变成了一种灾难。很快有身份不明的人前来抄家，那些人把家里抄得乱七八糟，但该拿什么东西、不该拿什么东西，他们显得非常有数。同时被抄的还有赵丹、周信芳、童芷苓、陈鲤庭这几家，其中我们家是最厉害的，足足抄走了两卡车的文字材料。被抄家后，父亲心情一落千丈，他说：“这些人虽然戴的是红卫兵袖章，但抄的手法非常专业，他们肯定不是红卫兵。”
　事后证明，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来抄家的都是空四军的人，但究竟谁是“导演”，现在还是个谜。一种说法是幕后的操控者实际为叶群，我看到一份资料上说得很详细：这些材料被送到中南海的锅炉房里，叶群把江青叫去，当着她的面将之烧毁。据说还有其他的一部分材料，被带到林彪叛逃的飞机上，或者烧毁，或者还在俄罗斯的什么地方，至今还是个谜。我曾经托了人想把这批材料找回来，但也没有下文。
　父亲去世后，母亲托当年在重庆时的熟人张颖把这个消息带给周总理和邓大姐，其实是希望了解父亲历史的人给他一个公正结论，但不知为什么，这封信后来又落到了江青那里。审判“四人帮”时，母亲与童芷苓以及江青的一位保姆都作为证人参加了庭审，面对母亲的质问，江青矢口否认，说她全不知父亲之事。我现在推测，江青未必不知道父亲被整成这个样子，但也未必想置父亲于死地。父亲是那个失去了一切秩序的年代的牺牲品。
      
艺术家之死
      
　有一段时间，父母都被分别隔离审查，哥哥( 听歌 )在南海舰队当兵，家里只剩下我和姑妈两个人。有一天，上影厂的专案组来了两个人，让我收拾一下父亲的东西——父亲写了一张纸，写明需要什么东西。专案组人说要把父亲送到市里隔离，我后来才知道父亲此前已被关过好几个地方，上海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上海少管所——那时少管所已经不关少年犯，而都关政治犯了，上海的陈( 丕显 )、曹( 荻秋 )、魏( 文伯 )、杨( 西光 )都关在那个地方。
　1969年的一天，突然有专案组人员敲门，让我赶紧收拾一下去看父亲，我不知哪来的预感，觉得事情不好。哥哥那段时间正好回上海探亲，母亲也接到通知，从被隔离的上影厂来到医院，我们一家四口在那个地方“团聚”了。
　到医院后，我看见父亲躺在一个小房间的床上，虽然已瘦得不成样子，但看到我们还是由衷地高兴：“你们来了？我病了，很厉害……”我们无言以对。专案组的人还在旁边跟我们家人说，让他好好交待，我只好顺着他们的话，告诉父亲：“你好好交待，肯定有出路的。”
　其实当时我听到一些消息，说上影厂可能要重新启用父亲。那时有这样一个说法，叫“一批二用”，意思是在启用他们之前先做个彻底的大批判。但母亲被关在里面什么也不知道，哥哥在部队对外界也一无所知，只有我在外面和一帮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经常接触，听到这种风声。我不知道怎么传递这个信息，只好一再暗示他说：“你好好交待，你放心好了，肯定会有出路的。”
　但父亲已经丝毫没有余力来理解我的暗示了，他只是很微弱地回答：“我是一直在交待……”他抓住我的手，拼命往自己的肚子上摁，我感觉到了几个硬硬的疖。父亲当时已经患上了肝癌，但最初症状表现为胃疼，专案组就给他吃酵母片之类的药。
　回到家的第二天一早，专案组又来电话，让我准备东西去中山医院看父亲。去病房前专案组要我写一张保证书：进去后不要向任何人暴露自己是谁，不要和任何人交谈患者的病情，不准透露患者是谁，上厕所要报告，吃饭要有人陪。大概是这么 5条。“文革”结束后，另有专案组去查父亲当年的档案，这张保证书竟然还夹在那一堆病历中。
　那时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偷偷告诉父亲：“你好好休息，好像要用你了。”他无力地摇摇头。有位医生偷偷把我叫出去，告诉我父亲得的是肝癌，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已经来不及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但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那位好心的医生又告诉我。
　父亲后来开始吐血，一直到去世，他的眼睛还一直睁着，嘴巴也张着，旁边都是血。我要了一块纱布，把父亲的脸擦干净，出了病房，我打电话给专案组，告诉他们：“郑君里已经去世了。”“啊？他死了？”对方好像还很吃惊。
　这就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此前已有一年多没见过父亲，而这最后一面竟然也十分短暂——我是早上 9点钟接到通知，中午11点赶到的，而次日凌晨父亲就溘然长逝。
　在殡仪馆里，父亲直接躺在烧死人的那种铁板车上，身下连个褥子都没有。我们送去了一身灰色中山装，父亲头底下垫了两块砖头，身上蒙了一块白布。母亲、姑妈、哥哥和我，与父亲一起最后匆匆待了10分钟后，父亲马上被拉去火化，我们还被关照：出去绝对不能说郑君里已经死了。
　父亲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父亲并没有死。我经常想起父亲被关押之前的情形：父亲骑着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出入上影厂，提着大藤包，里面有水杯、硬皮文件夹等，绝对不是别人想象的那种“大导演”的派头。偶尔他不知是问我还是自己感慨：“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过这种骑着自行车提着大藤包上班的生活？”那时父亲每周回家一次，每次都是我送他回上影厂，但我们都不敢从正门回，因为那里的“革命群众”太多。我从边门送他进去，那条街叫三角街，过去上海很多电影界的名人都在那里出入，两边是高高的墙，墙上爬满了长青藤。走着走着，父亲长叹着感慨一句：“真不容易，上海还有这么一个安静之地，可能过几年连这样的走都不可能了……”我只是回答：“一切都会恢复原状的……”
　现在，一切都恢复了原状，而父亲，却离开我已近40年了。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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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念国（韩复渠长孙）的故事

杜钧福
       　
　韩念国是我的同学和朋友。我们的友情可追溯到50多年前。
　1950年暑假后，我和韩念国都分到在北京师大二附小（现实验二小）的五年级甲班。而且，他的座位恰在我的座位之后。我一回头，看见一个白胖的男孩，正在翻他课桌上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是自己用白纸装订的，竖翻，封面上写了三行字：
　　瞎画本
　　胡画本
　　乱画本
　当时我对他的行止颇感兴趣，引为同道，就从攀谈发展到瞎侃。侃的自然是些别人不可理喻的瞎话、胡话、乱话，对各位老师也时有不敬之词。当时我们这些十来岁的男孩，都自觉精力有余，但谁也不肯勤奋学习，有点玩世不恭的劲头，当然也有时对老师提些奇怪的问题。
　但韩念国终于显示出和别的孩子的不同之处了。一次语文课上，我们的班主任贾汝忠老师照例课堂提问，问到一位女同学高绍慧。高绍慧却忘记携带供记分数用的学生手册。这下子贾老师生气了，说你当学生的，怎么可以不带学生手册？贾老师是一位极其方正威严的老师，斥责的也有理。高绍慧就要哭出来了。别的同学鸦雀无声。
　这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韩念国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没带学生手册算不得什么大事，老师没必要生气。这对正在气头上的贾老师不蒂火上加油。他马上转向韩念国，大声说，你说忘带学生手册不是大事，还有什么是大事？韩念国继续争辩，说例如把教室玻璃打破了才算大事。
　这事件最后如何收的场，我现在忘记了。但韩念国当时拔刀相助的英雄风范、结结巴巴的语态和对“大事”意义的阐述给所有同学留下深刻印象，至今犹记。他原来并不结巴，是后来故意模仿成了真有些结巴，至今如此。他当时似乎认为，有些结巴才显得有派。
　当然韩念国给贾老师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他马上通知要韩念国的家长到校。
　要知道，请家长在当时是极其严重的事情。五十年前几乎没有家长会的概念。至少我的家长从没参加过任何家长会。但韩念国几乎没有家长可请，于是他的姑姑来到学校和贾老师谈了话。贾老师这才知道了韩念国的家庭状况，知道他没有父母，只是跟着祖母度日。理解了这个孩子的特殊之处，贾老师不计前嫌，对韩念国倍加呵护。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位极具爱心的老师。
　另一位教历史的单权老师也独具慧眼。他说，韩念国这个孩子虽然淘气，但将来可成大器。
　1952年，韩念国被保送到北京师大附中，仍和我同校，但不同班。上中学以后，有时候要学生报家庭出身。这时候我们才知道，韩念国是著名历史人物韩复渠的孙子。韩复渠是原山东省主席，因为不抵抗日本人入侵而被蒋介石枪毙。他的名字至今家喻户晓，是因为著名的相声《关公战秦琼》之故。实际上这一相声原来说的是另一山东军阀张宗昌（当然也是杜撰），后来移到韩复渠的身上。这对于韩念国来说，自然是无可奈何的事。他并不忌讳这个话题，还经常以此自嘲，每当说到他因为家庭出身而被歧视时，他就说：这是因为“关公战秦琼”。
　“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在1957年以前，政治上是很宽松的。韩念国不好的家庭出身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北京师大附中优良的校风给韩念国这样有天赋的孩子的成长提供了非常理想的环境。不久，他就显示出对数学的特殊爱好和非凡的能力。教数学的韩满庐老师（前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韩汝琦之父）和班主任李广钧老师很快发现了这个天才的学生，并对他进行了必要的引导，使他的学问很快提高，在中学就学习完大学二年级的数学课程。当然，他也沾染上了我们师大附中许多学生的共性：多才多艺且放荡不羁。
　1958年，我们中学毕业，全都报考高等学校。当时高等教育处于发展时期，绝大多数人可以被录取。但是，在反右运动后的极左路线时期，高校录取采取了严格的阶级路线，家庭出身不好者，一般没有任何学校可以录取。
　但是，韩念国却意外地被郑州大学数学系录取了。虽然就他的学业而言，应该进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但在当时严酷的政治运动的氛围下，能进大学之门就十分不易了，他当然非常高兴，决心好好学习。然而，进校 3个月之后，学校领导突然找他谈话，说你这样的家庭，我们学校是不应该录取的。这是我们不对，现在请你主动退学吧。这对韩念国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他在惊愕之后沉住气问，如果我不要求退学呢？该领导沉吟了一下说，那我们只好将你开除了。这样，韩念国只好退却，答应申请退学。领导松了一口气，说，我们将给你开一个因身体不好而退学的证明，这样你回到北京好找工作。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学校当局这样做，确实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政策就是这样的。而学校当时的处理方式，也为韩念国以后的发展留了后路。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对韩念国来说，这或许是更好的一条道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1950年代，找工作相对容易。高中毕业，甚至初中毕业，即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像我的一位同学，初中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求学，竞在新华社找到一个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韩念国也是这样。经朋友介绍，他被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录取，成为该台一名职工。
　当然，在天文台这个顶级专家教授集中的地方，韩念国就很难被看做知识分子了，只能干些打杂的事务。当时北京天文台正在选台址，就派韩念国跟着一些专业人员进山选址。要知道，天文台的选址条件非常苛刻，要远离大城市，有一定海拔高度。进山之后，要长期不归，因而很少有人愿意干这样的艰苦工作。韩念国这样的高中生，自然担当了这样的差事，而且，当每月末其它人员回城的时候，他们作为留守人员留下看摊。这样，他在西郊南陀山一带滞留了几个月，经常若干天不洗脸，只能勉强吃上饭。
　然而，韩念国乐意过这样的生活。与原始森林为伍，远离城市的喧嚣，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心旷神怡。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避免了政治运动的干扰，能够潜心研究他心爱的数学。
　要知道，当时全国处在政治运动的狂热中，但在中国科学院这样的研究机关，政治运动的狂热性远逊于高等学校。而且，即使在政治运动中，受冲击的也是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之类，谁也不会想起处于最低层的中学生。而且，在大山里，根本看不到报纸，听不见广播，无法进行政治学习。所以，韩念国在这个狂热的年代里，在命运造成的政治死角里，安然学习、研究他的数学，生活艰苦，思想愉快，感觉不到任何政治歧视。
　再说说我自己。我似乎比韩念国幸运得多，在1958年走进了湖光塔影的北京大学校园。但是进入这个号称最高学府的学校以后，我就发现现实的学校生活和我想象的大不一样。进校之初，先到西山劳动一个多月，回校以后就搞了一个小规模的政治运动，叫做入学教育。进入正规的学习以后，每一星期是这样安排的；三天业务学习，两天劳动，一天政治学习。话说回来，三天上课也不算少，由于年青，劳动不算什么，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而问题是，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整天提心吊胆，没有人能够专心学习。谁都怕戴“白专”这顶帽子，因为这就可能是下次政治运动的对象。也没有必要的学习氛围，很少有学习方面的讨论，也不敢接近教师，因为据说他们的思想都不好。
　这样在北大厮混了两三年，就渐渐听到韩念国在天文台的消息。天文台离北大不远，又通过一些同学关系知道，韩念国如今在天文台已小有名气，不少专业人员都向他这个中学毕业生请教数学问题。
　到了1963年，我在北大校园里碰到了韩念国。原来，在这几年里，他很幸运地受到著名数学家熊庆来的指点，学业有很大进步。这一年，经熊先生推荐，并经北大副校长王竹溪和数学系主任段学复两位先生同意，他被破格录取为北大数学力学系程民德先生的研究生。这样我们经过不同的人生轨迹又走到了一起，但我还是个本科生，一年后才考取了研究生，比韩念国晚了一年。而韩念国，作为没上过大学的高中生，能自学 5年后，考取北大的研究生，应是非常罕见的了。
　从此，我经常到他的宿舍聊天。我发现，他未经政治运动的锻炼，思想过于简单、危险，不懂得也不善于保护自己。他还具备所有白专学生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西方古典音乐（像我这样个别的土白专学生除外），经常拉拉提琴什么的。我知道这绝非吉兆，很为他的前途担忧，特别是在北大这个是非之地。事实证明，我的忧虑并非多余。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锣，韩念国的好日子也到了头。在那种环境下，不批韩念国这样的反动家庭出身的白专学生还能批谁？激烈的斗争会上，韩念国很快被开除了团籍。当然不光他一人倒霉。文革前，北京市1956、1957年的数学竞赛冠军全都被保送至北大数学力学系。现在他们全都挨批挨斗，证实了知识越多确实越反动。
　一年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他的团籍又被恢复，但他的日子也不好过。1968年，他毕业回到天文台。此时，天文台早已不是他当年离开时的情况了。政治运动的风暴早已席卷这个离现实生活最远的学术单位。他的归来，恰好送来一个批判对象，因而成为众矢之的，再遭批判。
　但批判者的好日子也到了头。一年以后，大批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韩念国为研究生毕业，应下放解放军农场锻炼。从来没下农村干农活的韩念国面临最大考验。
　然而事情又发生意想不到的转机。在革命运动中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很快从公布的下放名单中看出了问题。他们贴出了革命的大字报，强烈反对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思想极端反动走白专道路的韩念国混在革命队伍中到解放军农场经受锻炼。大字报义正词严，他们讲的道理和当时对知识分子下放的宣传口径不悖，于是领导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及时纠正了原先的错误，为纯洁下放人员的队伍，毅然取缔了韩念国的下放资格。下放人们离开后，他被指派到锅炉房劳动一段时间，后来也没人管他了。锅炉房被想象为最脏最累的处所，但下放过农村的人都知道，和他们相比，那不蒂为天堂。
　尽管用当时的时髦语言进行了包装，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革命群众大字报的立论都站得住脚：想把韩念国这样的人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培养，只能说是浪费资源。我至今不知道写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是怎样想的，但他们确实挽救了韩念国。他自幼身体不好，有过敏性的哮喘病，万一下放了，能否回来是成问题的。即使在那儿呆几年后回来了，下文所说的一些事也不会发生。之所以能演出这样的黑色幽默，不能不说天文台确是个超凡脱俗的地方。
　以后几年，我们这些人或者下放五七干校，或者去解放军农场劳动。当我们辛苦辗转于田间地头，汗流浃背地劳作于垄亩之间的时候，最该被改造的韩念国却安然坐在天文台的办公室里，或者干脆在自己家里，潜心钻研他的数学，而且，就在这时，他的兴趣转向刚刚兴起的星系天文学。他不再被批判，因为天文台中批判他的革命群众全都被下放了。
　但是，在这段时间，他尽管学业有所长进，学术成果却不十分显著。因为这时在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里，大家忙于斗私批修、劳动改造，没人关心科学研究，有成果也无处发表。但是，韩念国却不失时机地做了另一件为当时形势所容许做的事。这事当时不为我们所知，直至若干年后，才为媒体所报道。
　这事就是，在文革后期，在韩念国周围聚集了几名优秀的中学毕业生，组成一个研究学问的小组。韩念国对他们亦师亦友，引导他们走进了科学研究的殿堂。
　这几名中学生，具体说是六个，其中四个是北京著名中学四中的毕业生，另两个来自十三中和六中。他们因文革未能进入大学继续学习，就自发组织了学习小组，而且编辑出版了他们的刊物《中学生》发表他们的学习体会。韩念国得知这个小组的存在并结识了他们以后，有感于命运的相同，决心帮助他们。他首先专门给他们开了基础数学的课程，并编写了讲义。在他的引导下，六名青年自学了大学数学基础课的全部课程，并开始学习研究生课程，而且，进行了一些博士生的研究训练。
　他们间或谈论到个人和国家的未来。有些同学对前途感到悲观，韩念国就鼓励他们，说政治运动不能老这样持续下去，一个经济文化建设的高潮必然到来。必须早日为此做准备。
　改革开放以后，六位没读过大学的中学毕业生均走出国门继续深造。他们的名字和后来的职业是：张葆环、王世林，美国硅谷软件工程师；程汉生，在芝加哥一家软件公司工作；王明，纽约州立大学数学教授；钱涛，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任教。陈新元，美国软件工程师。他们现今仍将韩念国尊为恩师，不时回国探望他。
　再说韩念国后来在研究方面的努力取得什么结果。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开始恢复和建立对外联系，首先是一些美籍华人科学家访华。首批来到的可能是由任之恭、林家翘率领的代表团。周恩来总理于1972年 7月14日接见了他们，并在讲话中透露了林彪事件的真相。
　其中，林家翘也是我们北京师大附中的校友。他是流体力学家和天文学家，目前正从事星系动力学的研究。像很多来访的华人科学家一样，他也提出和国内科学家合作研究的建议。
　这当然是他们的好意，想切实帮助我国科学家参与前沿课题的研究，早日与国际科学界接轨。但是，我国科学界的领导有些害怕马上听到这样的建议，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没任何准备，而且，在与国外科学界隔离了若干年以后，我们对当时科学发展的局面颇为隔膜，一些新出现的学科和课题可以说闻所未闻。所以，在一些国外科学家访问前夕，往往看到研究所里的有关人员把自己关在在一间屋子里，猛翻外文文献，恶补新的知识和进展，以避免见到外国科学家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但是，对于林家翘教授的建议，中国科学院领导并没有作难，因为他们很快在天文台发现了一件宝贝。这救命的宝贝就是韩念国。韩念国不但通晓星系动力学的发展现状和所有的有关知识，而且，通过计算已经得到了一些研究成果。
　于是，由副院长钱三强教授出面，组织了这次合作研究计划。由林教授提出研究课题，当然是星系动力学方面的，韩念国和天文台另一研究人员参加讨论和具体分析计算。因为韩念国已经得到了一些结果，这次合作研究自然很顺利地完成了。结果发表在《中国科学》上。韩念国还和另一人合作，翻译了林教授的专著《星系螺旋结构理论》。
　韩念国还出色完成了另一任务，就是计算了一颗丢失的人造卫星的轨道，以致找到了它。这事我不很熟悉，但保证确有其事。
　可能和这些工作有关，韩念国在1978年就被提拔为副研究员，是我院文革后第一批被破格提拔的12名青年研究人员中的一个。实际上，韩念国在此期间，在基础数学方面也有系统的成果，但很可惜未能发表。
　文革结束，继而改革开放，韩念国所预言的科学的春天来到了。他真正看到了曙光。然而，正当他准备在学业上大展宏图的时候，命运再次向他开了玩笑。
　1980年代初，韩念国到美国进修。一天，他开车在洛基山上兜风时发生交通事故，身受重伤，经抢救获救，但视神经受到损伤，视力几乎丧失。
　回国后，他于1980年代提前退休。实际上，如果配备以适当的助手，他本可以继续工作并发挥一定的作用。
　因为退休得早，韩念国的生活至今还颇清贫。他有时杵着手杖在他家周围散步，或者找人下下围棋。我间或到他家聊天，共同回忆小学中学时代的奇闻逸事，感叹时光之流逝，悲喜人生之无常。

歪弟

现在的唐家就是个城中村


共乐园（曾经的私家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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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袁子琳眼中的孙立人



袁雪尘


　编者按：本文主人公袁长瑞（1911—1997），字子琳，23岁加入孙立人麾下部队，从淞沪战场到滇缅丛林，从大陆到台湾，始终追随孙立人南征北战，是孙的得力助手，并与孙感情深厚。20世纪50年代中期，孙立人被蒋介石软禁之后，袁子琳也因“通共”嫌疑入狱。
　袁子琳的长子根据父亲生前口述和书面回忆录撰写此文，讲述孙立人与部下的僚属关系，也为我们了解孙立人提供了独特的史料。


一


　我父亲袁长瑞1911年 4月出生于江苏省铜山县敬安镇东梁集村一个地主家庭。1934年的一天，父亲从报纸上看到税警四团在南昌招考两名准尉司书的通知，当即决定投笔从戎。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南昌时，招考时间已过，父亲便直接到税警四团访问孙立人团长，当面激切地表达了投笔从戎之志和追随孙团长的决心。孙立人听了他的陈述，颇为感动，当即特批他入伍，“补编外司书，支上士饷，试用三个月”。
　在试用的三个月中，我父亲工作勤恳，把伙食办得很好，所以顺利地通过了试用阶段，转为正式的准尉军官。就在他转正的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事。
　税警团并非正规军，而是财政部的专用缉私工具，除了享受一般军饷外，还有由财政部另外发放的津贴费，这笔费用由孙立人的弟弟掌管。按规定新招的官兵在试用期里是没有津贴的。我父亲起初并不知道这一规定，所以第一次领饷时间津贴费的发放者：“我的津贴费呢？”那人轻蔑地说：“你呀，三个月后是不是要你还不一定哪。去去去……”父亲感觉受到了侮辱，但他忍着没发作。三个月的试用期满了，又到了领津贴的一天，那家伙又居高临下发钱了。他把装钱的封袋朝来领者一扔：“拿去！”简直是“嗟来之食”。父亲越看越恼火，当那人高傲地喊着我父亲的名字，说，你小子今天有资格领赏了！给你！就把钱袋丢了过来。父亲走上前去，却不接钱袋，而是说了句“老子不要津贴费了！”同时“啪”的～声，用力扇过去一个耳光。在场的人都大为震惊，两个人立刻揪打在了一起，大家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们拉开。父亲没有拿钱袋，怒气冲冲地走了。有几个军衔大一点的军官也跟着一块离开了现场，他们一边走一边对我父亲说：“你打得好，打得好，我们支持你！”父亲不答话，匆匆来到团部，大声对孙立人说：“我辞职，不干了！”孙立人忙问：“怎么回事？”
　“我打了你的弟弟。这个人太傲慢，太趾高气扬！发津贴费好像在打发讨饭的，我看不下去！”
　孙立人查正此事后，叫来了弟弟。从墙上取下马鞭子，不由分说就劈头盖脸地朝他弟弟抽打过去，并大声喝道：“禁闭，撤职！”
　这边，孙立人对我父亲说：“事情就这样处理了。你呀，你也不对，你怎么可以打人呢？打人是违反纪律的，况且还是军官相互打架。给士兵看到，成何体统！我念你是初犯，这次就不处分了。以后见有不对的事及时向我汇报，不许自己动手，听见没有？”
　“是！”我父亲大声答应一声，心里想：我投靠孙立人投对了，我将一辈子跟着他！
　1935年秋天，税警团移师到了海州。全团官兵到达新的营地后，我父亲所在连队的连长不见了。父亲特别着急，因为这位连长出发时亲自保管了连队的财务保险箱，里面锁有九百多元现金。当天的晚饭还是我父亲用自己的钱买的菜，这一晚父亲没有合眼。第二天一大早，大家议论纷纷，感觉这个连长肯定是携款潜逃了。
　孙立人对我父亲说：“一个军人，枪是他的第二生命。而对你来说，存钱的保险箱就是你的第二生命，你把你的第二生命交给了别人！”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声音：“给你四天时间去找连长，找到了就没事，找不到就关你的禁闭，去吧。”
　我父亲没有任何线索，自然无法寻找。他赶紧跑到电讯局，给我爷爷拍了电报：“大祸临头，火速寄来大洋一千块。”拍好后担心我爷爷恐慌，又马上写了一封信把事情原委说清楚。
　四天以后，父亲没有找到潜逃的连长，好在收到了家中汇来的一千大洋，就把钱上交了。孙立人感动地说：“别人盗窃公款潜逃了，你却为公舍私，补赔损失，这在我们军中是绝无仅有的，我将报告上级对你传令嘉奖。”
　此后不久，有一位青年人拿着父亲少年时期的同窗好友郭影秋的介绍信到海州来找我父亲。信上说来人名叫刘云川，是沛县中学的毕业生，要我父亲设法给他找个工作。于是父亲请示上级经过批准便把刘云川留在自己手下工作，职务是上士文书，


二


　1937年10月，税警四团奉命开到上海参加淞沪抗战。这时父亲已升为团部的中尉副官。
　该团进行了两次战斗，虽伤亡惨重，但士气旺盛。一天下午接到上级命令，命他们攻打并占领丰田纱厂孙立人立即打电话给机枪连，命令该连执行此任务。但所有线路都被日寇炸断，电话打不通，派出去的传令兵又没有回来。情急之下，孙立人便对我父亲说：“袁副官，实在没人可派，只好让你跑一趟了，你赶快把我的手令亲自交给机枪连的李鸿连长。”我父亲接过手令，冲出掩体，冒着敌机的轰炸向前跑去。他时而起身时而弓腰，利用路上的一切障碍躲闪着奔跑着，好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就这样跑跑停停直到傍晚时分，听到前面有人大喝一声：“什么人？口令！”父亲听出是自己人，便大声回答：“我是四团的副官，给机枪连送手令的。来得匆忙，没有问清口令。”对方说：“既然这样，你就匍匐过来！”父亲遵照对方的命令匍匐过去，原来那人正是机枪连的李连长。他接过团长的手令十分高兴，说他早就发觉那边的丰田纱厂是个钉子，侦察证明那里有一个小队的鬼子，如不及早拔掉，等他们的援军一到我们就麻烦了。现在你送来了手令，正是时候。等会儿你就和我们一起干吧。没过多久天色更暗了，李连长一声令下，我方战士英勇地向敌人阵地扑去，敌人疯狂回击，几番厮杀，我方终于压倒了敌人的火焰，四十分钟后胜利占领了阵地。
　就在攻打丰田纱厂后的一次激烈战斗中，孙立人不幸受了重伤，从阵地上撤下来被送进了医院。残存的税警四团官兵就被分散补充到了其他部队。我父亲被编入第八军。他总觉得在别的部队不如在税警四团有劲，他一直为失去孙立人这样的长官而惋惜。刘云川也觉得离开孙立人没有劲，于是就回徐州家乡参加八路军了。
　一天，父亲在马路上看到报载孙立人在贵州都匀招兵的启事。老长官身体康复了，又要上前线了！这个启事显然是在召集旧部的。他十分激动，马上约了几个好友离了职，前往贵州都匀。
　见到老部下，孙立人很高兴，将我父亲任命为上尉军需主任，并给我父亲取了个新名字，叫袁子琳。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三国联盟共同抗日，史迪威将军率领美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国，顾问团的人员为了整编中国军队而到各处视察，他们来到贵州都匀税警四团驻地，随便拉了一名战士打靶。这个战士当场连发五枪，枪枪打中靶心。又拉了伙夫试试，这个伙夫也是连打五发，发发中的，原来四团平时练习是不惜子弹的，因为他们有财政部作后盾，于是乎孙立人练兵有方的佳话就传开了。国民政府马上将税警改编成正规军，番号三十八师，出国远征。1942年春，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第一仗在仁安羌与日军交火。孙立人只用了一个团的兵力就打垮了日本一个师团，救出被日军俘虏的九千多名英军。1943年，三十八师扩编为新一军，军长是郑洞国，孙立人为副军长。1944年，孙立人升为军长，我父亲升为少校军需官，他始终跟着孙立人干后勤工作。部队打到哪里，他们的后勤工作就跟到哪里。


三


　日本投降后，1946年初，新一军驻军广州。
　用美国装备武装到牙齿的孙立人的“新一军”凯旋广州后，我父亲立刻请假三个月，回徐州家乡探亲。他所属的部队则从海空两路被运到东北打内战去了。他们从南到北一路打到长春，并占领了这座伪满时期的“新京”。
　其后，另一支美式装备的廖耀湘的新六军也跟着开进了长春。按一般做法，哪个部队先进城，其首领就是该城的警备司令。然而当时的东北行辕长官杜聿明却任命廖耀湘为长春的警备司令，而把先入城的孙立人晾了起来。为什么这样？原来杜聿明和廖耀湘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他们是自家人相互提携，而不把美国军校培养出来的孙立人放在眼里。
　不久，说是为了“安抚”孙立人，将孙调任东北第四副长官，由中将升为上将。实际上这是夺了孙立人的兵权，因为这一“升”，孙就得把自己苦心经营的“新一军”交出来——交给杜聿明欣赏的一名师长带领。
　蒋介石知道了这一“明升暗降”的军事变动后，马上为孙立人另辟蹊径——把孙立人派到台湾去训练新兵，孙立人的练兵有道，是天下共知的。于是1948年，“新一军”的大批军官连同家属，便由我父亲组织运送去台湾。这时，我父亲已是军司令部的中校总务科长。
　台湾的凤山镇成立了“陆军训练司令部”（简称“陆训部”）。孙立人任上将司令；孙的“老对头”贾幼慧任副司令。这一对正副司令原是“新一军”的正副军长。蒋介石喜欢把此二人拥在一起，那是他的用人之道。孙贾二人在一起总是矛盾不断，蒋介石利用这一点让他们相互制约。
　孙立人的观点完全是美国式的，即军队是国家的，不是某一个政党的，他作为一名军人，应该一切为国家负责，而不是为党派负责。因此他不参加国民党，到这时他还是个无党派人士。
　陆训部地处风山镇的东南郊，原先是日本人的兵营，大片房舍正好用作办公机构，司令部近旁又有一大片整齐的房舍，原先是日本兵营家属的住宅，如今正好接收下来作为陆训部的军官家属住宅。这里的—百多所房舍建造格式完全一样，没有大小好坏之分，所以新来的陆训部军官家属搬进去也很顺利。可是后来为每户家安装家用电器时却要按照不同级别安装不同项目。我父亲在检查这—工程时，发现孙立人的哥哥一家安装的家电设备超标了。于是立即吩咐工兵予以拆除。这位兄长气呼呼地去向当总司令的弟弟告状去了。结果孙立人向我父亲了解了情况后，不但同意拆，而且还书面批示“两年内不许再安装”。一切安排妥当后，我父亲的职位又升为由司令官直接领导的上校监察主任。
　监察主任的主要任务是“锄奸”，名义上“铲除共产党”，实际上是铲除一切异己分子，尤其是无孔不入的情报系统，一旦查出，就千方百计把他们调出去，或者用其他办法清除之。
　孙立人离开“新一军”后，共产党的解放战争风起云涌。“新一军”的下场是全军覆没。当年“八一三”抗战时的机枪连连长李鸿后来被升为新七军的军长，1948年秋，传说他在东北战场上阵亡了，实际上是投降。后来解放军将他释放，他去了台湾，却在台湾入狱受了酷刑。
　这年冬天，有两个人来到我家，受到父亲热情招待。好奇心迫使我于深夜偷听父亲和客人的谈话，原来此二人中的一个就是当时的中共沛县县委书记刘云川叔叔，另一位名叫苗干，是刘云川的助手。他们都是父亲的好友郭影秋派来的，目的是要我父亲把苗干安插到陆训部刺探情报。刘叔叔讲了许多关于内战形势的话，我父亲说：“我现在的任务是‘锄奸’，如果你们在我这里扎根住下，本来问题不大，可是不久何应钦要来检查工作，这就很不方便了。这样吧，我帮你完成任务以后安全回去吧。”刘叔叔走后，父亲便写了一封详细的报告交给孙立人，坦诚而详细地介绍了他和郭影秋的友情，以及郭在中共的职位。刘叔叔住在我家期间，向我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人民解放军神速前进的形势使我看到了祖国的希望。
　客人的出现没有逃过那些“有心人’的眼睛，他们纷纷写报告给孙立人，说我父亲“通共”云云，但所有这些报告都被孙立人揉成纸球，扔进了废纸篓里。
　在那些日子里，我也和苗干有多次私下交谈，他对我讲了许多解放区的情况。我被深深地吸引了，以至后来（1949年 3月）一个人离家出走，返回大陆参加了解放军。


四


　1949年春，中国大陆的解放战争已近尾声，蒋介石凄凄惨惨地坐着军舰来到台湾。孙立人带着一支武装整齐的卫队来到军港，登上蒋介石乘坐的军舰。孙立人领头进入船舱，搀扶蒋介石上岸。
　一连几天，蒋介石在孙立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各个军港和空军基地，一切都还满意。
　看来眼下这个孙立人倒还是忠诚可靠的。而且孙立人是美国的宠儿，依靠孙立人就有美援。于是，蒋介石将孙立人升为陆军总司令，并兼任台湾保卫司令和警备司令，扩大了孙立人的权限。
　孙立人把我父亲叫到办公室，把组建人事署的任务给他。初步考虑，这个署要设八个处，八个少将处长怎样任命，要我父亲开个名单来，并且嘱咐他，注意不要让情报人员进来。另外，黄埔系的人物不要成堆。
　蒋介石父子既然重用孙立人，就要想方设法与其拉近乎。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们想把孙立人拉进国民党，孙不愿入党，他们就代其填表并批准他为“特别党员”。而后再通知孙立人本人，孙立人虽然没有公开拒绝，但从来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会议和活动。
　蒋介石父子决定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即：加快往军队里派驻“情报人员”，目的就是要加强特务活动。这一点早为孙立人所痛恨，所以在当时的台湾军队中，海军空军里都派有情报人员控制，唯有陆军派不进去。蒋经国对孙立人十分敬畏，而孙立人却瞧不起这位“太子”。蒋经国时不时地要找孙总司令谈工作，我父亲的办公室和孙立人的办公室靠得很近。蒋经国便先到我父亲办公室：请“子琳兄”帮忙前去看看总司令是否有空？然后紧跟在我父亲身后，如果听孙立人对我父亲说：“让他来吧。”蒋经国便一个大步跨上前，兴高采烈地喊着“总司令”进门……如果听到总司令大声嚷道：“他来干什么？我没有空！”等我父亲回头再看，蒋经国早已掉头走人了。为了讨好孙立人，蒋经国对我父亲特别亲密，两人还成了好朋友。
　孙立人大权在握，又仗恃“总统”器重，愈加盛气凌人。后来蒋介石对人说孙立人“不会打仗”，孙立人不服，用缅甸抗战为证据，谁知老蒋指的是孙立人不会打政治仗，不会在政治上团结人。渐渐地蒋介石觉察到孙立人功高盖主：凡美国朋友来台湾，都是先找孙立人会谈，然后再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感到了隐患，想到韩国的李承晚这类总统的下场，于是决定将孙立人撤换下来。“总统”一声令下，将孙立人“升”为“参军长”，终日陪伴在“总统”身边。这样，孙立人的三个司令官通通丢掉，兵权完全丧失。
　“陆军总司令”换了黄杰，此人早先曾是“税警总团”的少将团长，我父亲很失望。孙立人找我父亲做思想工作说：“黄杰早先是咱们的总团长，现在领导陆军总部，你就好好干吧。”父亲说：“这个人沽名钓誉草菅人命。抗战期间，在苏州我看见他命令一个拿了老百姓东西的士兵站在马路旁，他当众掏出手枪把那位士兵杀死。第二天报纸就拼命吹捧他整治军纪惩罚严明，等等。士兵抢老百姓东西，违反了纪律，你可以惩罚他，可以关禁闭、打军棍，但不该枪毙呀。可黄杰他为了自己出名，就这样随便杀人！那士兵也有父母，父母送儿子当兵是为了抗日呀。这些，黄杰全都不顾！这种人，我决不愿意在他的手下工作。”
　孙立人认真听了我父亲的陈述，沉吟片刻，抬起头来：“这样吧，你到国防部去做高参！”
　“参军长”是个闲差，除了陪“总统”以外，无所事事。对于一个“工作狂”来说是苦恼的，但是孙立人忠于职守，也不得不安分守己。
　我父亲到了“国防部”又要和蒋经国打交道了。这时蒋经国觉得“子琳兄”已失去昔日的作用，便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


五


　1955年 6月 6日下午，屏东机场，接受检阅的官兵在烈日的暴晒下整整齐齐地站立着，等候蒋介石的检阅。原定下午两点正开始检阅，如今过了半小时仍未开阅，出什么事了？谁也说不出。又等了十分钟，到两点四十分，终于宣布“总统”驾到。只见蒋介石在“参军长”孙立人的陪同下走出汽车，兴冲冲地走上司令台开始检阅。不多时，检阅结束，只见蒋介石微笑点头甚是满意，孙立人则脸色严肃。接着检阅组织者上台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刚才检阅前，破获了一桩“匪谍案”，据悉这班“匪谍”打算借机劫持领袖，重演西安事变，现在正将“匪首”郭廷亮及其同伙三百余人一网打尽……
　初步调查，这批军官都在东北战场做了共产党的俘虏，经过洗脑，又把他们派回到孙立人麾下大搞“兵运”活动，一旦时机成熟，就……
　孙立人表示，既然我的部下有这么多人受了共产党的利用，我当然罪责难逃，因此我引咎辞职。于是一纸报告呈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批准。从此，孙立人被软禁家中。然而其待遇不变，人们仍可以喊他“（陆军）总司令”，薪饷仍是一个月二千元美金；仍有一班卫队保护，只不过换了新人；他仍可以会见客人，也可与来客单独谈话。总之，除了不让他工作，其他一切待遇照常，只是不可随意走动。
　按照台湾情报头子毛人凤和蒋经国的意见，应当枪毙孙立人。但是蒋介石不敢这样做，因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再打电话，警告他不可造次，如果对这位抗日名将处置不当，将完全断绝美援……
　台湾当局立刻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九人调查组，彻查孙案。这个组内查外调折腾一年，最后写了个没有说明问题的报告，因查无实据，没有提出处理意见。蒋介石看了报告既不愿放虎归山，也不给予平反，却批上“姑念他抗战有功，不予治罪”。
　这期间，父亲多方奔波，接受记者采访，为孙立人鸣不平。在一次与同事闲谈中，他说：“匪谍匪谍，咱这里总是骂共产党为‘匪’，而共产党却骂我们是‘贼’，一个国家老是为匪为贼统治着，那能好起来吗？”他愤激地发泄了一通。而他身边的“情报人员”马上向蒋经国汇报了，于是蒋经国派人找我父亲谈话，一次，二次，三次……谈话一次比一次深入详细，其中自然要逼问他的好友郭影秋以及儿子（已离家出走，回大陆参加解放军的笔者）的情况，最后说“蒋（经国）主任要亲自同你谈”，就要他在办公室等候。但后来蒋经国没有来，却来了两个人把他送进了监狱。第二天，台北的大大小小报纸用大号标题登了一个《十两黄金贪污案首犯袁子琳被捕入狱》的消息，舆论一时哗然。
　蒋经国到监狱来看我父亲，态度十分友好。先问了生活情况、身体健康如何，然后说接到一些人的报告，说：袁兄和“共匪”有联系，又将儿子送到大陆，不能不处理。现在查明你没有问题，我想放你出来跟我工作，我将你的军阶升为中将如何？
　我父亲回答：“要我出来，可以。请你先把孙立人平了反，恢复工作，除了孙将军，我不跟任何人。”
　父亲1958年出狱，这时他已没有了军籍、党籍，也没有了工作，只能靠几个好友的接济维持生活，最后经友人介绍在铁路部门打工，工余时间则去为孙立人的夫人抄写佛经。
　从那时起，我父亲即决定设法回大陆看看，他有计划地先将我七个弟弟妹妹送到美国去。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计划顺利完成。他向蒋经国申请赴美探亲，蒋考虑再三，最后同意他去美国，限一周返台。父亲离台前，又去向孙立人辞行，二人谈了大约一个多钟头。仍在软禁中的孙立人告诉我父亲，去美国后别再为他鸣冤叫屈了，他一向“诚正”为人，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蒋介石不认真追究也就好了。我父亲说，自己这次去美，目的是返回大陆走亲访友。“有个情况我当向您报告，我如果信上说我已到纽约，意思就是我到了上海；如果我说在华盛顿，意思就是到了北京。看样子这次出了台湾是不能回来了。”孙立人说，我也没有希望去“纽约”、“华盛顿”了，请代我向朋友们问好。
　1984年秋，父亲带着继母一到美国就让我妹妹为他们申请美国绿卡，同时办理回中国大陆的准备，再也不回台湾了。1997年12月父亲于美国洛杉矶逝世，享年88岁。
　20世纪9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宣布当年的“十两黄金大案”是错案，给我父亲平反，并赔偿美金十万元。
  《档案春秋》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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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幼韵：上海滩最后的大小姐

邵思思


　她是第一个将小轿车开进校园的复旦校花，除了第一任丈夫早逝外，她的身家、履历、相貌、学历都是让人艶羡的。杂志报纸总是这样介绍她：她是复旦大学的首届女生，是战乱时期的外交官夫人，是“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的晚年伴侣，是整个近现代史的见证人，是最后一位上海滩大小姐。
　更鲜为人知的是，她是宁波人，老家在庄桥费市。她叫严幼韵，这个月，她马上要迎来 108岁生日。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的沉浮，如今沉淀得越发美丽。她的女儿说，“上帝把妈妈忘了……”


复旦校园里的“爱的花”


　1925年，严幼韵考入沪江大学。1927年，她转入复旦大学商科，成为首批入该校的女生。
　当时，严幼韵住在静安寺，离复旦比较远，那时候，她坐着自己的轿车到学校上课。家里给她配了个司机，她自己也会开车，常常是司机坐在旁边，她开车，很多男生每天就站在学校门口，等她的车路过。因为车牌号是“84”，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上海话的“爱的花”。
　严幼韵本来人就长得漂亮，父亲又在南京路上开着“老九章绸布庄”，绸布庄各种衣料随她挑，因此每天更换的服装总是最时髦的，令人眼花缭乱。“爱的花”这一外号也就不胫而走，名声更传出复旦校园，还出现在上海的报章杂志上。
　“爱的花”读书不甚用功，做功课却大有一套，遇到要交习题或报告，她会电话某位同学，说要借他的习作一看，闻者无不欣然听命，归还时严幼韵会洒上一些香水以示谢意。不过，她在大学里还是学到了许多知识，尤其是英语学得相当好，为其日后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祖父是“宁波帮”开路先锋


　严幼韵的家世，应该从她的祖父严信厚说起。严信厚的老家在现属江北区庄桥街道的费市村，村里曾有严氏家族的大本营———寿芝山庄。
　严信厚是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实业家，曾在杭州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得到胡雪岩赏识，被推荐给李鸿章。后来，严信厚经营盐业，积累了大量家财，在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以画芦雁著名，现在宁波还有人专门研究他的字画。
　严信厚致力于民族工商业、金融业，1887年，他投资5 万两白银在宁波湾头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后又在上海投资面粉厂、榨油厂等多家实业。1902年，他还出任上海第一个商界团体——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届总理。
　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特邀委员、原江北区文史委负责人谢振声这样评价：严信厚先生在多年金融、工商活动中，曾把大批宁波籍人士吸引到自己周围，为“宁波帮”从一个旧式商帮转化而成一个举足轻重的近代企业家群体作出过重要贡献，是“宁波帮”开路先锋。
　严信厚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严子均也是开明商人，他将家业进一步扩大，严幼韵自小便生活在这样一个富有而宽松的家庭里。她与姐姐严彩韵、严莲韵都是中国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盛大婚礼是当年风尚


　严幼韵和第一任丈夫杨光泩的相识也和“爱的花”有关。
　杨光泩出生在一个丝商家庭，其祖父在十九世纪末到上海开丝绸行。杨光泩第一眼见到严幼韵时，严幼韵正驾着那辆“爱的花”轿车。杨光泩很好奇，就一路跟着严幼韵。很巧，他们去的是同一个聚会。于是，杨光泩立刻请朋友介绍认识，随即对严幼韵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1929年 9月 6日，严幼韵与杨光泩举行婚礼，千余人出席，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婚礼的照片在报纸刊登后，成为上海滩众多青年男女向往的风尚。一直到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照片仍然被引为旧上海时髦婚礼的佐证。
　1938年，杨光泩赴菲律宾，以公使衔担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1939年初，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来到马尼拉。作为总领事的夫人，严幼韵亲手设计并操办了总领事官邸的装潢。由她出任名誉主席的华侨妇女协会，发起了捐赠金饰、折复活节纸花的爱国募款活动，华侨妇女们走上菲律宾的大街小巷，向街坊、商店、工厂募款募药。此外，她们还为前线战士赶制了 100万个急救医疗包。虽然辛苦，但能帮丈夫做一些事，能为祖国尽一点力，严幼韵形容这段日子“非常美好”。


一架钢琴陪她度过艰难岁月


　然而，幸福是短暂的。1942年 1月 2日，马尼拉沦陷，杨光泩被日军拘禁，4 月17日杨光泩和七名外交官惨遭杀害。不过，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严幼韵才知道丈夫遇害的消息。
　面对命运骤变，这位从小就过着无忧无虑的富家生活、几乎没有吃过苦的上海滩名媛，却镇定地承受着一切。由于无法与丈夫取得联系，严幼韵觉得自己有责任照料好其他 7位外交官的妻儿，当时这个大家庭共有近40个躲避战乱的亲朋好友。她们变卖珠宝，自己动手，种菜，做鞋，还在院子里养起了鸡和猪，又学会了做酱油、肥皂。严幼韵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空闲时她常坐到钢琴前弹上一曲。
　年逾百岁的严幼韵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在马尼拉的这段日子时，感慨地说：“现在回过来看，当时的我们确实非常勇敢。不知自己的丈夫生死如何，非常担忧我们的孩子，自己的命运也完全无法确定，但我们直面生活，勇往直前。
　1959年 9月，严幼韵与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在墨西哥城登记结婚。这一年，严幼韵54岁，顾维钧71岁。
　顾维钧与严幼韵早就相识。1946年 7月，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严幼韵护照到期后，顾维钧还以大使身份亲自为她向外交部申请。退休后，顾维钧又赴海牙出任国际法院法官，两人两地分离。顾维钧有首诗写在此时，由严幼韵收录在回忆录《My Story》中：“夜夜深情思爱人，朝朝无缄独自闷。千种缘由莫能解，万里聊航一日程。”
　嫁给顾维钧后，严幼韵充当着“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她无微不至地照顾顾维钧：每天凌晨顾维钧醒来后，她已准备好一杯热牛奶，让顾维钧喝下后继续睡觉，唯恐顾维钧从晚餐到早餐间空腹时间过长，于身体不利……
　两人一起生活了26年，1985年顾维钧辞世，享年97岁。生前顾维钧谈养生心得，只有三点：“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照顾。
　“今年 9月妈妈就 108岁了，我和妈妈一起住寓所里。妈妈特别爱热闹，每天都要给她安排活动。”日前，记者转辗联系了严幼韵的二女儿杨雪兰，杨雪兰今年77岁，姐姐杨蕾孟82岁。
　“妈妈精神很好，喜欢看书读报，打麻将，烤蛋糕，她特别喜欢交朋友……”杨雪兰告诉记者，严幼韵尽管是百岁老人了，但思维依然清晰，每天坚持写日记，她已经在美国出版了一本《My Story》，这本书的中文版也正在操作中。
　令人称奇的是，108 岁的严幼韵，对于自己电话簿上常用的六七十个号码，几乎都能背下来。而几十年来，一直没变的生活习惯是——穿高跟鞋、用香水。杨雪兰说：“我们觉得她就是一个明星一样的人物。”
　“妈妈每个星期都要打一次牌，从下午 3点一直打到夜里11点多，精神很好，她吃得消。”现在严幼韵的活动大多由女儿们来组织。
　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女儿都很出色。长女杨蕾孟是资深编辑，经手出版了《爱情故事》、《基辛格回忆录》等 250多本书，担任过美国著名的双日出版社总编。次女杨雪兰，是有成就的企业家，最具影响力的亚裔女性之一，1989年成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历史上唯一的华裔副总裁；近年来又担任美国百人会文化协会总裁，致力于推进中西文化间的交流。三女杨茜恩相夫教子，治家有方，一度致力于房产开发，卓有成绩，惜因病较早去世。
　很多人都很好奇严幼韵的养生之道。她曾俏皮地说了个秘诀：“不锻炼，爱吃多少黄油就吃多少，不回首。”似乎与传统养生之道反其道而行之。
　杨雪兰把母亲的长寿归结于其终生保持的乐观精神：“母亲常说一句话，‘事情本来有可能更糟呢’。”严幼韵一直想保留自己的牙齿、不戴假牙，有一次去医院检查回来，出租车出了事故，把老人家的牙撞掉了。女儿们听了消息都很沮丧，严幼韵却反过来安慰她们：“我可幸运啦，要知道出租车本来可能会出更糟的事故。”
　老人的心态很年轻，精神也好，杨雪兰笑言：“上帝把妈妈忘了！”
  中国宁波网  2013-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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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梁实秋

梁文蔷、李菁


　“梁实秋”是20世纪华语世界里一个沉甸甸的名字，他用40年的时间，以一己之力，翻译了四百多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部剧作和三卷诗歌，又著成一百万字的《英国文学史》，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及三十多种英文词典和教科书，堪称翻译史上的一个辉煌。而他亦以一系列清新雅致的的散文作品，确立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为梁实秋的幼女，现定居于美国西雅图的梁文蔷也已是七旬老人。营养学博士梁文蔷并没有“子承父业”，但来自父亲生前的鼓励，一直成为她勇敢地拿起笔的动力和缘由。虽然父亲离去已近20年，但提起往事，那样一位真性情的父亲还时时让她沉浸于快乐、忧伤和怀念交织的复杂情感中。


少年梁实秋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一个场景：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心情有些烦躁。
　“我发誓，我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性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我有些吃惊地抬头看他，父亲并没有回应我的眼神，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我有些纳闷地问。
　“梁实秋。”父亲把目光从很远的地方移过来，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我一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地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他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我写，但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我虽不是文学家，但在父亲故去的这些年来，我努力地用各种方式了解父亲，零零散散写下了不少文字。每每回忆起来，感觉又回到了温暖的父爱中。
　1903年父亲出生于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馆（注：清朝政府于1862年末在北京设立的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英文班第一班学生。1912年，北京发生兵变，梁家被变兵流氓洗劫，从此家道中落。祖父在警察局任职，不愁生活，以读书为乐。
　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时，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教几个孩子，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雅舍小品》等作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在一起，既清新雅致，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涩，这都应归功于早期教育赋予的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上的修养。
　父亲14岁那年，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父亲是一个老式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外闯荡过，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寻常之事；况且在这个学校经过 8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更是难以想象的事。所以祖母知道祖父的决定后，便急得哭起来。
　但父亲很顺利地考上清华。我想清华八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清华学校”，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进行西式教育。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那些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来不掉以轻心。
　在清华的 8年学习中，对父亲影响较大的一位应该是梁启超。那时梁思成是父亲的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学生商议想请梁启超来演讲。通过梁思成这层关系，父亲他们很顺利地请来了梁启超。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又自负的话是很难听得到的。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启超的激情和文采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父亲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跑步、跳高、跳远、标枪之类的父亲还可以勉强应付及格，对他来说，最难过的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父亲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之后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幸亏他有“先见之明”，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出来，成绩当然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或许由于太紧张，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父亲后来回忆，这是他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


负笈美国


　1923年 8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
　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么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偷偷地恋爱了；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因为他老提闻一多，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1946年夏，父亲在四川北培的雅舍获悉闻一多遇刺的消息，他当时的悲恸让我终生难忘。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谢婉莹（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不期而遇。经许地山的介绍，两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您修习什么？”“文学。你呢？”父亲回答：“文学批评。”然后两个人就没话说了。
　因为旅途漫长，不晕船的几个人，父亲、冰心、许地山等人兴致勃勃地办了一份壁报，张贴在客厅入口处的旁边，三天一换，报名定为“海啸”。冰心的那几首著名的《乡愁》、《惆怅》、《纸船》就是在这时候写的。冰心当初给父亲的印象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但接触多了，父亲逐渐知道，冰心并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不过是对人有几分矜持而已。冰心后来写首小诗戏称父亲为“秋郎”，父亲很喜欢这个名字，还以此为笔名发表过不少作品。
　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一生。“文革”中，父亲在台湾听说“冰心与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他非常悲痛，写了一篇《忆冰心》一文，回忆两人几十年的友情以悼念。文章见报后，女作家凌叔华给父亲写信，告知这一消息是误传。父亲虽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总算由悲转喜。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但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正在医院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但仍能感觉得到她的风度和优雅。冰心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交给她父亲叫我带给她的一本书，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他没变。’”冰心很开心地笑了，然后说：“我也没变。”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1924年秋，父亲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那时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经常走动。父亲性格温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亲正在厨房做炸酱面，锅里的酱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带着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非要讨顿面吃，父亲慷慨应允，暗地里却往小碗炸酱里加了四勺盐，吃得大家皱眉瞪眼的，然后拼命找水喝。父亲敢这样恶作剧，也是因为他和潘光旦在清华时就是互相熟识的好朋友。
　1925年，中国学生会要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筹划的责任落到父亲和顾一樵身上。父亲平时就喜欢话剧，他经常和顾一樵省吃俭用跑到波士顿市内的一个戏院里看戏。顾一樵选了明朝高则诚写的《琵琶记》编成话剧，剧本则由父亲译成英文。对于戏中男主角蔡伯喈的人选，一时竟然竞争颇为激烈，争来争去之下，顾一樵干脆让父亲自己来演。冰心在里面演丞相之女。
　上演之前，父亲他们还特地请来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前来指导。这位教授很是认真，演到父亲扮演的蔡伯喈和赵五娘团圆时，这位导演大叫：“走过去，亲吻她，亲吻她！”女演员站在那里微笑，但父亲无论如何鼓不起勇气走过去，只好告诉那位尽职的导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导演只好摇头叹息。演出那天十分成功，其实外国人并不懂得他们究竟在演了些什么，只是觉得那些红红绿绿的服装和正冠捋须甩袖迈步等的姿态很有趣，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插曲：他们让演赵五娘的那位中国留学生抱着琵琶，选个词阙自弹自唱，结果“赵五娘”唱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要知道这是唐朝贺知章的诗，而唱的人“赵五娘”却是东汉时期的人，不过好在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


动荡岁月


　父亲在美国呆了三年，奖学金还没有用完就回国了。他急着回国，是因为我的母亲。母亲自幼丧父，和她的叔叔们住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不经媒妁之言而自由恋爱可是件惊世骇俗之事。眼看着年纪一天天大了，又不敢说自己已经有了意中人，家里的叔父张罗要给她定亲，父亲在美国着了急，学习一结束就赶紧回国了。1927年 2月11日，父亲与母亲在北平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结婚后，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父亲以教书为生。在上海时，他们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这对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战争”，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我父母那里诉苦，每次都是母亲将她劝了回去。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过从甚密，他们都是“新月派”的人，父亲与徐志摩管胡适叫“大哥”。后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来往不多。父亲也是在那段时间，与鲁迅先生爆发了著名的“论战”。
　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是非非，那时我们在台湾，鲁迅的书与毛泽东的书一样，都属禁书，所以年轻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直到后来到了美国我才陆陆续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父亲回答得很平静，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文学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作品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写永恒的人性，这就是父亲的信念。现在关于那场论战，已经有书把他们的文章全部收集起来，现在的读者也有阅读所有这些文章的自由，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吧。
　1930年，父亲又带着家人到青岛教书。我就是1933年在青岛出生的，1 岁多时，因为父亲被胡适先生邀请到北大教书，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实我对青岛没有任何印象，但1999年我特地回到青岛，寻访我的出生地、当年我们生活过的地方时，一看石碑上刻着的“梁实秋故居”几个字，我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北京的生活没有安定多久，1937年 7月抗战爆发，父亲听说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父亲也是第一批从北京逃出来的学者之一。在天津的罗隆基家借住几天后，父亲又辗转到了南京、重庆，自此与我们分离了 7年之久。
　1944年，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11件行李，从北京南下，借助于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庆北碚，与父亲团聚。我还能记起我们团圆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站在屋子里，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后跟母亲说了句什么，然后父亲紧盯着我们三个孩子，用手指着我们一个个激动地说：“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里，父亲也许是个“洋派”的人，这可能是由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他们当时一半时间住在美国白人家庭里，一起吃饭，就要遵守美国传统家庭的规矩：吃饭要打领带，正襟危坐。但骨子里，父亲绝对是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毛笔，一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很多人问我：“你父亲英文那么好，是不是在家里整天和你说英文？”恰恰相反，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说北京话，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从美国回来教书时，他口操英语，却总是穿中式长袍，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父亲也不以为意。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战火并没有就此熄灭，1948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二人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同行。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当我们漂泊了16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京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那时北京还没有天安门广场，就是把东长安街上的树砍倒，作为临时跑道，母亲乘坐的飞机擦着树枝尖起飞。我们一家人在广州又团聚。
　当时大姐文茜已结婚，没有同我们一起走。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的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北大。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分隔得那么久，如果预料到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死也不会分开的。


漂泊


　初到台湾时，我们可以说是“无立锥之地”。离开大陆时，母亲让我们每个人准备一个小箱子，怕兵荒马乱时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这个小箱子就还能有一点点生存的资本。那个小箱子除了几身换洗衣服，几本破书外，别无它物。
　我们初到台湾时，对 “2·28”事件不甚清楚，只知道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关系十分紧张。当时台湾有个很有名的林挺生先生，是台湾属一属二的工业家兼教育家，由朋友介绍借住他的房子，他不收租金，父亲很过意不去，林先生就请父亲到他办的工业学校教课，教的是初中生，中文、历史、英文，哪门老师找不到，他就让父亲教哪门课。林先生本人也非常注重学习，父亲的课他都坐在最后一排旁听，并且记笔记，非常认真。每隔一段时间，他都来向父亲请教问题，每次来都毕恭毕敬地向父亲鞠躬，他们的谈话绝对不涉及个人闲谈，全部都是为人处世之类的大道理。有林挺生的帮助，我们度过了在台湾最初的艰难时期。
　台湾那时也有“白色恐怖”，报纸、杂志都是被控制的，父亲在台湾时，交游不广，为了谋生，专心教书、写稿。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五位便衣，声称亲眼看见窃贼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实抓贼是假，这几个人最后竟直接翻阅父亲的文稿和书籍，想知道父亲是否有“思想问题”。父亲颇为震怒，要求当局调查此事，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国留学后，与父母保持每周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亲遇到一位朋友，对方竟然说出父亲给我信中的一些内容，父亲大惊，才知道往来的信件也会被偷偷地检查。查私人信件、将内容外传、又传回写信人，我们当时除了觉得滑稽，也只有无奈。
　在台湾时，父母还遭遇过这样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结束马上准备返美，母亲特地做鳝鱼给我吃。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有一男子身穿军装戴着墨镜，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正准备起身迎接时，男子突然掏出手枪，对准父亲的心脏，还把枪膛中的子弹退出来给父亲看，表示是真刀真枪，不是开玩笑的。父亲镇静地拍了拍来人的肩头，让他坐下来。那人真的坐下来，但仍以枪指着父亲。我冒险从边门溜出，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报警。
　待我回来时，强盗已经离去。他向父亲要去了“欧米伽”手表、母亲的假首饰和一些买菜钱。强盗临走时曾威胁父亲不可报警，否则会回来灭门。见我已报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过了一晚，连电灯都不敢开，还把窗帘都拉起来，请求警察保护。结果警察在我家客厅守了一夜。
　那个“欧米伽”是父亲过生日时，30位朋友联合送的，父亲很是喜欢，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表的出厂号码抄下来，记在父亲的记事本上。结果第二天警察就在当铺找到了那块表，立即人赃俱获。父亲去警察局办手续时正巧遇到那个强盗，他停下来对父亲说：“梁先生，对不起您！”父亲也有些难过。后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戒严法下持械行劫，无论赃物多少，一律判死刑，何况他又是现役军人，虽然母亲后来替他求情，但也无济于事。


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重新开始了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 3岁。后来因为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十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之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台湾的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但无论天气多热，他都要完成自定的工作量，经常是挥汗如雨地坐在那儿翻译，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他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建议父亲做的一件事。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其余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父亲一人在坚持。翻译莎士比亚是件很苦的事，因为他全部是用古英文写的，首先很难读懂，再“信达雅”地翻译出来，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我曾经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着说：“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
　翻译的后期对父亲来说尤其艰苦，因为他喜欢的剧本已先译完了，剩下的都是那些比较枯燥艰涩的。这时就更需要靠毅力才能坚持下来。
　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订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亲。这一点，在我小的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而在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父亲喜欢吃，他不做，但喜欢品。到了台湾、去了美国以后，他时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么爆肚、炒肝、糖葫芦之类的，后来也有朋友从大陆带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给他，父亲尝了后，总是摇头叹气：“不一样，不一样！”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我成了“独生女”。饭后，我们经常坐在客厅里，喝茶闲聊，话题多半是“吃”。从当天的菜肴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的地道做法，然后慨叹一声，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时常在汽车的后视镜里发现，他们手拉着手坐在一起。1974年 4 月30日上午，父亲与母亲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前，母亲以一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在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治华（注：梁实秋的学名为梁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到手术室门口，母亲还应医师之请微笑了一下。几个小时之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托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起来，不敢多看。
　虽然父亲后来与韩菁清女士又结了婚，但我没有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详细的生活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给我写信，我知道他的心情有好有坏，他仍然时常陷于对母亲的思念里不能自拔，几乎每年在母亲的祭日那天他都会写一首诗纪念，而且几乎在每一封信里，他都会写“汝母”，他都会很沉痛地怀念母亲。
　父母在世时，他们尽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尽管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的痛苦和思念。母亲信佛，每天诵经焚香祈祷，这样她的精神才能支撑下去。就在母亲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得到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庭院，却已物是人非。临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让我带回台湾，送给父亲。这棵枣树是我们在北平时老枣树的后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枣叶包好。回到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向父亲汇报，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骐33年的经历，讲到激动处，时常与父亲相顾而泣。那个枣和树叶后来都枯萎了，父亲把叶子留下来，放在书里，珍存着。
　1986年，我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时前与父亲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着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在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我当做他的没出过门的小女儿。那一次离家，我充满了不祥之感。
　1987年11月3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的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父亲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七手八脚忙乱了 5分钟。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 5分钟里，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绝笔之一是：“我还需更多的氧。”父亲的手一生中写了不知几万万字，没想到，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思及此，肝肠寸断。
  李菁《往事不寂寞》

叮咚

这个月去了齐白石故居，周小舟故居，曾国藩故居，湖南的名人还挺多的！
齐白石的侄孙现在做猪饲料生意，说齐白石挺抠门的，当年他爷爷去北京，只打发路费和一幅画，我问，现在画还留着没有，他说，在回来的火车就卖了，我问卖了多少钱，他说大概就二三十元钱的，把俺乐得大笑~~

708614

“好人”翁文灏

周昂


　1951年 3月 7日，62岁的翁文灏在中共人员的秘密护送下，从法国经香港回到北京，在前门车站，他的旧部、儿子一家赶来迎接。据说，老人当时曾痛哭流涕。
　翁文灏，著名地质学家，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府副秘书长等职。1949年政权交替，他一度避居海外。此番回国，总算结束了漂泊无依的生活。
　但是，一家团聚的喜悦只维持了片刻。当天下午，翁文灏就被安排住进了王府井饭店，统战部一位邓姓官员跟他谈了半天，要他起草“反省文件”。


胡适属意的“大总统”


　所谓“反省文件”，就是反思个人历史，痛骂“蒋介石反动集团”，并与之划清界限的一份声明。可骂人，恰恰是翁文灏最为难的事情。对他来说，蒋介石不光是曾经的最高领袖，还是他的救命恩人。
　1934年 2月16日，翁文灏由南京乘车经赴杭州进行地质调查，途中遭遇车祸，身受重伤。当其同僚钱昌照赶去探望时，翁文灏已经不省人事，最危急时体重一度竟只剩下60多斤。这个消息惊动了蒋介石。蒋介石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翁的生命，还专门派人赶往杭州组织抢救，并特派浙江省主席代其前往医院探视问候。在精心照看下，翁文灏昏迷了40多天后，奇迹般苏醒了过来，并慢慢恢复了健康，只是在左额骨处留下了一处塌陷。
　第二年年底，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并立即着手组织自己的内阁。翁文灏一改往日对政治避而远之的态度，出任了蒋介石的行政院秘书长。在世人看来，这是在报答蒋介石的救命之恩。
　翁文灏初遇蒋介石，是在1932年春。翁文灏在当时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的推荐下，赴庐山为蒋介石讲学。一面之缘，蒋介石便对翁文灏的学识极为欣赏，于是，力邀翁文灏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只是翁文灏坚辞不就，最后只同意挂了个副秘书长的虚衔。同一年，国民政府又在没有征得翁文灏同意的情况下，宣布任命他为教育部部长。翁文灏又以为继母“丁忧”为名通电辞职，北上奔丧。
　“余居北平垂二十年，殚心学术，不问政事。自度生平，向以学术工作为职志。”这句写在日记中的话，代表了翁文灏曾经的志向。
　1889年，翁文灏生于浙江宁波一个绅商人家。6 岁入塾，13岁考取秀才，1908年考取公费赴欧洲留学，考入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地质学。1912年，23岁的翁文灏以优异成绩获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是为中国地质学博士第一人。回国后，翁文灏拒绝了合资公司总工程师的丰厚待遇，来到清贫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当了一名教授。
　1916年，北京政府成立地质调查所，翁文灏任矿产股长，后担任所长，任内，他赴全国各地调查地质与矿产实况，要么步行，要么就是骑毛驴，“爬过从没有路的路”。直到晚年，他还很得意地告诉长孙女，“我那时是骑着骆驼穿过内蒙到宁夏去进行勘探的”。
　1920年，甘肃发生 8.5级特大地震，翁文灏顶着冰雪之天，坐上骡车，长途颠簸，完成了中国科学家对地震现场的第一次考察。除此之外，在主持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翁文灏还铸就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地质学术刊物，第一部矿产志，第一部矿业纪要，第一座地震台，第一个土壤研究机构，第一个新生代研究室，第一个猿人头盖骨，第一部近代地图集……
　1932年，胡适给《东方》杂志写他的新年梦想时，其中的一个梦想就是：“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的“双十节”，是这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
　可见翁文灏在时人心中的地位。


难做的文章


　1951年 3月 9日，翁文灏开始奉命写悔过书。第二天，他交了初稿。在提到蒋介石、宋子文时，他居然还使用了“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宋”的称呼。
　自然，检讨没能过关，被打回修改。
　1951年 5月17日，王昆仑突然来拜访翁文灏。王昆仑曾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此时是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他看了翁最新修改的检讨书，认为尚有不足，“必须切实向人民低头，直言认过。十分坦白，人民自能了解，行动便能自由。”
　此时，翁文灏形同被囚禁于招待所，已经长达两个多月了。一周后，老部下孙越崎又传达了统战部官员最新意见：“须用人民观点，放下知识分子自尊思想，批评以往政治错误，丢掉包袱，方得新的觉悟……”
　社会学家吴景超来探访时，给出的意见更明确——干脆重写一篇，不要多谈自身，要详述蒋政权的重大缺点。
　翁文灏绝没想到这篇文章竟如此难做。他告诉吴景超：“此文用意是在解决余回国事，但余未参与勾美反共机密，叙述并无新鲜事实，难符所望。不料作文认罪一事，乃演成如此意外，实感悲苦。”
　翁文灏说的是事实。抗战爆发后，翁文灏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兼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任期间，他致力于发展后方工矿企业，成绩卓著，再加上廉洁自律的作风，声誉扶摇直上。
　翁文灏廉洁到什么程度？抗战期间，有一个浙江藉妇女，在翁文灏的帮助下开了家肥皂厂，销路很好。这人为了报恩，多次送钱被拒，最后打听到翁文灏的住址，专程送上一些金条。结果，翁文灏勃然大怒，拿起金条，扔到门外。对方觉得尴尬万分，痛哭流涕。最后翁夫人不得不出来打圆场，收了一箱肥皂了事。
　“弟的方针是宁使自己吃苦，绝不牺牲公德！”翁文灏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这样说。
　但是，不管翁文灏如何能干、廉洁，他始终未获真正的重用。据钱昌照回忆，抗战开始以后，翁未参加过关于和战问题的讨论，蒋介石也不同他谈这类问题。抗战胜利前夕，翁文灏被加上了行政院副院长的头衔，但是“实际上不看公文，无事可办”。
　既然只能当边缘人，想触动他人哪怕一丁点利益，都步履维艰。例如，抗战胜利后接受敌产，全国大小官员趁机中饱私囊，民怨沸腾。翁文灏气急了，对记者发表谈话，称这种行为“坏到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还说“本人官可以不做，此若干坏事必加追究”，结果，也不了了之。
　“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翁文灏的同僚，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在回忆录中也难抑悲愤。
　抗战胜利后，翁文灏先后五次辞职，卸去各种头衔，专心经营他筹建的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不料，1948年，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后，再度提名翁文灏为行政院院长。
　“翁虽为著名科学家，但在政治上没有根基，也无派系色彩，因此与各方矛盾也少。”立法院立法委员毛翼虎后来分析道，“翁的组阁实际上不过为蒋看守大门，无异是蒋自己掌握行政院。”他还回忆道，当时，立法院举行辩论会，大家都说翁文灏是一个科学家，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好院长。
　果然，翁文灏抹不开面子，“觉得事已至此，不敢坚持不受”，接下了行政院长一职。结果也不出预料，在国民党于内战中节节败退之际，他为挽救经济实施的金圆券政策失败，招致全国一片痛骂。仅仅在任六个月，翁文灏去意已决，1948年11月，他再度辞职。
　一个月后，新华社公布了43位战犯名单，翁文灏排在第12位。


无法逃避的命运


　1951年 7月 7日，翁文灏回京后的整整四个月后，几经修改的检讨，仍然没有过审。他的心情显然糟糕到了极点，“含光殿关尚淹留，斗室沉吟作楚囚。”他在一首诗中写道。颇为讽刺的是，在回到大陆之前，翁文灏最大的疑虑，就是让他做此类文章。
　由于对国民政府已经彻底死心，又被大陆称为“战犯”，翁只好走第三条道路。1949年12月 2日，翁文灏由香港前往法国。
　在此期间，翁文灏一直没有中断与中共的联系，邵力子、孙越崎等昔日好友、旧属，也从中多方相助。中共的态度表现得很明确，首先，翁文灏是个不懂“政治”的人，正如陈毅所言，“翁文灏是书生嘛，不懂政治，他就是不走，我们也不会难为他。”可是要回国，也有条件，那就是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
　这个要求放在其他人眼中，或许不算什么，但翁文灏却觉得难以启齿，在他看来，这显然有失君子风度。他回信要求，自己在声明中只做自责、不骂他人。
　纠结之余，翁文灏也在观察新中国走势，早在抗战时期，翁文灏就曾规划过战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一直期盼着能把自己当初的设想变为现实。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天天看报纸，做剪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钢产量多少、粮产量多少，英国、法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少，做对比。他觉得还是社会主义蒸蒸日上。另外，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朝气蓬勃，也有雄心壮志，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长期研究翁文灏的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学通说。
　周恩来也托人向翁文灏转达了几个意思，第一，希望先生尽快回国，第二，过去的一切，并没有不可谅解的症结。至于自白书，可以回到北京之后，倾诚相谈，再定稿发表。
　这一切促成了翁文灏最终下定决心回国。不过，回国当天即被带往饭店，一份反省数易其稿都难以过关，传达出的信息便与之前完全不同了。
　1951年 7月11日，翁文灏将最后一遍修订的反省书交给统战部官员，“蒋集团投靠帝国主义，欺民卖国，一日存在，中国一日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欺侮……我从前参加他们的工作，实是走了根本错误的方向。”周恩来阅过后，终于放行通过。8 月 4日上午九点，他终于走出招待所，移居锡拉胡同18号家中。此时距他回国，已经几乎整整五个月时间了。


“桑田何不共弹冠”


　回到家中，做些什么？看书、读报、写作、会客——总之，翁文灏没有工作。
　不久，统战部有关人员专门与翁文灏的长子翁心源进行谈话，表示为安全计，希望翁文灏不要过多外出，认罪书关于批判方面也尚有修改余地。这意味着，事情并没有完。
　除了先前不愿公开骂蒋，留了欠账，地质学界的糟糕环境，也是翁文灏难觅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翁文灏回国前，已经有人借用革命的名义，在地质学界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指责翁文灏、丁文江等人的学术是反动的。翁文灏非但不能重操旧业，连原地质调查所的成员，也都几乎从不登门。
　“韶光逝去似流水，又届生辰只自怜。”1953年 8月 8日，翁文灏65岁生日之际，写下这样的诗句感叹世事。没有工作意味着没有收入，只能坐吃山空。一开始，他家住在锡拉胡同18号，月租是12袋通心粉，后来难以维持，搬到南池子飞龙桥11号，月租 450斤小米。再后来还是住不起，只能迁到外城区的一个大杂院。
　1953年底到1954年初，北京选举市第一届人代会代表，翁文灏本已得到了选民证，没两天，证件又被收回去了。翁文灏不解，致函北京市选举委员会，要求一个合理的解释，选举委员会答复如下：“翁文灏1948年曾被列为战犯之一，后来从欧洲回国，与傅作义、程潜等人起义有所不同……不能给予翁文灏选举权。”
　这次风波过后，他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了。正如他这一时期写下的诗句所言，“遥忆夷齐采薇苦，桑田何不共弹冠”——甘当旧时遗民，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信任。他要做的并不仅是一个私德上的好人，更是一个政治上的“好人”。
　1954年 8月，周恩来辗转托人询问翁文灏，愿不愿意对台湾发表讲话。翁文灏不但表示乐意效劳，还表示要重新拟写认罪书，争取公开发表。12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都全文刊登了翁文灏的《沉痛追溯我的反动罪行》。当晚，钱昌照特来告诉翁文灏，今天下午全国政协协商下届人选，周总理点了你的名，已获得通过。第二天，翁文灏又在各大报上发表《在台湾的人们应速弃暗投明响应解放台湾》。
　1957年，毛泽东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翁文灏也做了一些发言。他说，过去共产党为了打倒敌人，把剥削阶级当敌人看，是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但仍把他们当敌人看，不信任。这种绝对观念不取消，共产党就会脱离群众，建设就不会成功。
　这何尝不是翁文灏在曾经的遭遇中获得的感悟。不过，“反右”运动一来。敏感的翁文灏立即闭嘴，
　翁文灏的“好人”形象一直保持到了文革，起初，他也遭受了冲击。不过在周恩来的关照下，没有遭受更大的折磨，但是，1970年，他的长子翁心源，在湖北潜江某干校被造反派逼供三天之后投水自尽。
　1971年 1月27日，翁文灏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六年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人们发现，其中收录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还专门提到了翁文灏一句，说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句毛泽东1956年的评语，不仅翁文灏的好友们不知道，连他本人生前也不知道。
　如果让翁文灏回忆与毛泽东的交往，他能想起的恐怕只是1954年发表完对台讲话后，在政协会议上与毛泽东的一次短暂会晤。那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翁先生回来了，好啊，好啊！”
　其实，那已经是翁文灏归来的第四个年头了。
  《中国周刊》2014年第01期

晓寒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  

——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美]高伐林


   “将近一个世纪之前，我的曾祖父袁世凱没有迈出这一步，走回老路登基当洪宪皇帝；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一代又一代中国的领导人都没有迈出这一步；什么时候中国能迈出这一步呢……”现居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爱德蒙顿市的画家袁始，回首他八十年代末决定出国的动机，感慨系之。
　　历史上越著名的人物，光芒会越长久地投射于其后人身上，阴影也会越长久地笼罩于其后人身上。有志气的后人，往往要用很长的岁月去挣脱这种光芒和阴影，开拓属于自己的人生。从袁世凯的长房长孙家走出的袁始，到现在仍在与这种“名人之后”效应搏斗。当他接受多维记者采访的时候，郑重表示：希望读者更多地关注他本人艺术追求历程的山重水覆，创作造诣的优劣得失，而不是将他只当成袁家余脉中的一环。

　　但是，倾听他的经历，笔者不无悲哀地发现，在中国，一个人的命运，竟受到其先辈的命运那么强大的制约——远比“泽被后人”和“罪及子孙”这样的说法复杂百倍。

    ●洪宪“老爷爷”

    袁始是他美术创作的笔名，他真名叫袁缉燕。袁始与他的曾祖父袁世凱、祖父袁克定、父亲袁家融，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是写中国近代史绝对绕不过去的人物，从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到近年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对袁世凯的历史评价趋向客观公正。中国当下许多名人辞典，在“袁世凯”辞条下已经闻不到多少口诛笔伐的火药味了：

    【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1859年9月16日出生在河南项城县世代官宦的大家族。早年科举不第，弃文投军，依附淮军将领吴长庆门下。1892年，清藩属朝鲜内乱，求助于清廷，袁随军入朝平乱。袁表现出较高的外交、军事才能，为朝野瞩目。1894年受李鸿章保举为驻朝总理大臣。1895年受命以道员衔赴天津仿造欧洲军制督练“新式陆军”，扶植日后北洋班底。1898年袁参与镇压维新派。1899年任山东巡抚，1901年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主军机处、兼任外务部尚书。1908年宣统继位，受清皇室排挤，袁被迫下野隐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国内外形势所迫，清廷被迫重新起用袁任总理内阁大臣，主持军政。袁深知清廷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便联络全国革命势力及其旧部，倒戈一击，逼迫清帝退位，实行共和。1912年3月，袁世凯因促成共和有功，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1915年12月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改元洪宪。1916年3月22日，内外交困，被迫宣布撤消帝制，恢复民国。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死于北京，时年57岁。

    袁世凯死后四分之一世纪，1941年曾孙袁始才出生在北京宝钞胡同，但对“老爷爷”（他们这一辈这么称呼袁世凯），他从历史课本上没少读到，从父辈口中没少听说。只是很可惜，虽然早年间听父亲说过三两句“袁世凯有些事也不完全像外界传的那样”，但父亲语焉未详，袁始也不明就里。但他知道：袁世凯搞“新政”，借鉴西方的民主制度，有一些顺应世界潮流、改变中国传统政体的想法，掌权之后，却又当了洪宪皇帝……

　　袁始对笔者说：“我在年轻时就想过：中国的封建社会实在太长、太长了，人们对于‘民主’没有概念。袁世凯那时是多好的机会，他应该再往前走一步，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各种势力都在影响他，他主观上也有原因：从小受那一套四书五经教育，也没出国留过洋，对西方的议会制度毫无亲身体验，他有他的局限性啊。人们要想改变中国这个封建社会，真是很长很长的一条路，每一代人才能往前走多小一段？……”

　　尽管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就砰然破灭，尽管到了抗战年间家境每况愈下，但是世家总是世家，袁始童年时还赶上了烈火烹油般富贵日子的一段尾声。“我们从小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奶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玩耍游戏。每天到开饭了，大伙围上大圆桌，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座位，坐下就吃，奶妈就站在后头，吃完了，她就把你抱下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

　　但是钟鸣鼎食的日子，与其说让小袁始感到风光，不如说让他感到孤独。

　　袁世凯身后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家族，他的一妻九妾，留下17个儿子、15个女儿；女儿们生的外孙、外孙女且不论，光这17个儿子，就又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中国封建大家庭，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都比较淡，就跟巴金的《家》《春》《秋》里写的那样。不像小家庭，家人之间彼此牵肠挂肚。我们家每个孩子都隔离开来，我从小体会不到多少手足之情，到上学了，我才找到同龄的伴儿。所以我这个人从小特别渴望友情、珍视友情。”

    ●落难太子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在历史书上是个被否定的人物。他是袁世凯的结发妻子于氏所生，曾到德国留学，通晓德语和英语。袁世凯走南闯北做官，他都随任在侧，对旧官场非常熟悉。他急于推动父亲黄袍加身，当开国皇帝，这样自己好顺势当上太子，以至想出了一个损招：对袁世凯不仅封锁、更伪造舆论。

　　袁世凯平时不看别的报纸，只看在北京销量较多的《顺天时报》，这份由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常常登载反对帝制的言论。袁克定非常担心袁世凯看到后会动摇称帝决心，就布置手下一班人马伪造了一份假《顺天时报》，无论是刊头题字还是版式，都和真的一模一样，但刊登的文章都是拥护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每天看到这些，心里当然喜孜孜。

　　不料袁家一个丫头要回家探望父亲，袁世凯第三个女儿袁静雪让她顺便买些五香酥蚕豆。第二天丫头买来，包蚕豆的是整张《顺天时报》。袁静雪无意中发现，这张报和他们平时看到的《顺天时报》文章调子不同，忙找到同一天的报纸比对，发现两张报日期相同，内容却不一样。袁静雪去找二哥克文问是怎么回事。克文不敢说破，鼓动袁静雪去告诉父亲，这下把戏才穿帮了。袁世凯气坏了，用皮鞭把袁克定痛打了一顿。但悔之晚矣！

　　袁世凯称帝激化了当时社会和派系矛盾，加速了自我灭亡。如果袁克定不欺父误国，中国的历史是否会改写，袁家人的命运是否会改观呢？

　　谈起往事，袁始并没有为尊者讳：“对于袁世凯称帝，应该说我爷爷袁克定是有一定责任的，他搞‘劝进’，还搞出一张冒充民意的报纸，误导了他父亲……”

　　眼下红透半边天的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有一篇《君子之交》专写“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袁克文也名列“四公子”）。张伯驹将已届晚年的袁克定接到自己家住了十年，对这位“落难太子”的评价相当不错，说他“雅儒正派”，“也是有气节的”。

　　不过，这本书中记述张伯驹说“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去世的”，袁始表示似有出入：“我记得我爷爷是1957年去世的，我祖母晚一年，1958年去世。爷爷也好象没有活到八十，是79岁时死的。而且，他是在自己家里死的。”

　　袁始见过这个差点当上“太子”的祖父，尤其是四岁开始，一年多与他甚至朝夕相处。那时，袁克定住在颐和园里排云殿牌楼西边的第一个院落清华轩。“当时我奶奶带着我爸爸和我们七个兄弟姐妹，都住在北京城里，只有爷爷袁克定带着私人医生、厨子、听差住在颐和园。母亲因为在大家庭里心情压抑，得了‘气瘰脖’，爷爷才破例地让她去那儿养病的，她把我带去那儿住了一年多。”

　　“不过，”袁始回忆说，“我跟他每天都要见面，基本上没有谈过话。早上他从外面散步回来，坐在书房里，我们吃完早点，进去给他请安。他就在鼻子里哼一声，有时候放下书，看我们一眼说，好，去玩吧！有时候他只顾看书，连头也不抬。我们就赶紧退出。有时候我在园里追跑疯闹，奶妈看见他大老远散步过来了，赶快对我说：爷爷来了！我就立马站直，等他走过去——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解放后，政府不允许私人在颐和园里住了，“爷爷被赶出来，他的古玩都给扣下，不许他带出园。我上小学的时候去颐和园春游，清华轩对外开放了，我绕到后面，看到原来放古玩的房间贴着条，写着‘袁宅’。”

　　袁克定搬到张伯驹在挂甲屯附近承泽园的住宅寄居。“我们在寒暑假时都要去看望他。他去世时我在天津，也赶回来参加葬礼。后来他葬在八宝山。”

　　袁始说他对祖父的印象跟史书记载的不相吻合。“我见到的他是一个很严肃、注重做学问的人，对于官场应酬没什么兴趣。”不仅抗战时婉拒日本人给他的官职，中共曾想给他挂个“政协委员”之类头衔，也被他谢绝。袁始说：他对作官没兴趣，是不是在“袁世凯称帝”一事上扮演了不光彩角色感到内疚？“我这没什么依据，纯粹是我个人推断而已。”

　　袁始还记得祖、父见面的情景：“他端坐在椅子上，我父母不能坐，站在旁边。他说什么话，我父亲都只说‘是’，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对他表示过不同意见。”

　　袁始还回忆说：“有一个夏天傍晚，我父亲在排云殿前面那个小码头上，穿着游泳裤与两个人在说话，我在旁边玩。就听见不知谁喊了一句：大爷（袁克定）来了！我父亲吓得从码头上一头扎到昆明湖里去了，一直游到龙王庙！他知道他大庭广众这么穿着游泳裤，我爷爷看到了肯定会大为光火。”

    ●地质功臣

    笔者问：那么你跟你父亲在一起时，也是这样吗？

　　袁始笑起来：“哪能呢！我父亲这一辈受美国生活方式的感染，不这么着了。在子女教育、父子关系上都不一样，不讲这种长幼有序、父子尊卑了。”

　　袁门一部家史，到了袁世凯的长孙、袁始的父亲袁家融（以及他的同辈堂兄弟们）这儿，开始翻页，另启新章。袁家融可以算转变风气的一代。

　　“父亲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名额，跟着两个叔叔辈的一起去了美国上中学。”那是1920年，袁家融16岁，先到马萨诸塞州的私立Williston Northampton中学念书，然后进入位于宾夕法尼亚与新泽西交界处的拉法叶学院（Lafayette College），专业是地质学。

　　地质学不是一个特苦的专业吗？

　　袁始说：地质学当年属于博物学，父亲从小喜欢石头，对这个领域有兴趣。那个年代的人，好像不像现代人这么“实用主义”——“听说现在北京地质学院只能从农村招学生，城里孩子没谁愿报考了。”

　　袁家融随后又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地质学博士。但是他却没留在美国，一来当时美国正值大萧条，华人求职难上加难；二来，他得回国“奉命成亲”。

　　“我父亲不是‘风流人物’，他与我的母亲王氏，是他的奶奶、袁世凯的元配夫人于氏给作的媒，我母亲一直等着他。她是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女儿，也是个大家族。我爷爷要我父亲回来成亲，说你不能耽误人家。”

　　袁家融就老老实实地回来迎娶王氏。这倒有点像胡适：别的方面思想再新，再反传统，在婚事上却恪守旧训，遵循父命。夫妇俩一年、两年就添一个孩子，“我有七个兄弟姐妹，五女二男，我是老六，从儿子上排是老二，第一个是哥哥，比我大八岁。”

　　袁家融自打1930年回国，就走自己的路，虽然走得磕磕绊绊。他先去开滦煤矿当工程师，“当时我爷爷袁克定是那儿的督办。很快我父亲就离开，去了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也在北京大学兼职——他不愿在袁克定手下任职，他觉得别人会认为自己没本事，是‘大树底下乘凉’。”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后期，经济一团糟，物价飞涨，大学里也开不出工资了，袁家融的夫人又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这下生活维持不下去，只好离开。“我有两个舅舅是天津知名的实业家，是启新水泥公司、东亚毛纺厂的大股东——东亚毛纺厂你听说过吗？解放初期，他们‘抵羊牌’毛线很有名，商标图案是羊犄角对犄角，民族资本家用这个牌子谐音‘抵制洋货’。大舅舅有家贸易公司，我父亲就去那儿当了副经理。但他这个人对做买卖没多少兴趣，只干了两年。当时有个华北物资交流大会，绥远省长在会上认识了他，得知他的学业经历，就请他去绥远主持地质勘探。他很高兴回本行，就去了。”

　　袁家融这一去，做出了不一般的贡献，后来的三大钢铁基地之一包钢就从他的汗水心血中萌芽。“五十年代初期在白云鄂博、大青山发现铁矿矿苗，就是我父亲的功劳。”

　　整整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在袁始脑海中恍若昨日：“那年他从归绥回来，给我们带来内蒙古的大块黄油。他给我们孩子们讲住在老乡家，老乡给他们地质勘探人员做最好的饭，是‘油面卷’，做的那方式让人……没法吃！主妇把棉裤腿卷起来，没水洗澡嘛，那皮肤全是黑的，只有膝盖上面一段露出皮肤本色，她们拿面在那儿一搓就是一个卷儿——咳，皮肤本色就是这么显露出来的！‘油面卷’搓多了，下锅一煮，就是他们最好的饭了。”

　　袁家融干了几年，调到武汉地质学校去任教，几年后再调往贵阳工学院当教授，一直干到1964年年满花甲时退了休。幸亏退了休，他才能在1996年以92岁高龄辞世。

    ●直落底层

    父亲漂泊的年头，袁始有时跟着漂泊，有时父子离散。“我上过的中学多了，先在北京七中，后来父亲到武汉任教，我跟着转到武汉五中，从暑假念到寒假；我母亲在南方住不惯，她娘家人都在天津，就把我又带到了天津……”

　　1959年，从小就爱涂涂画画的袁始，考进河北美术学院专攻油画。如果说袁世凯、袁克定那两代人留下日本文化痕迹，袁家融这一代受美国风气浸染较深，那么，由于中国五十年代对苏联“一边倒”，袁始这代人的青年时代完全处在苏俄的光影笼罩之下。苏里科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列宾《伏尔加河的纤夫》……俄罗斯十九世纪巡回展览画派，对初踏艺术创作道路的袁始，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1963年他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展览部。“在那儿成天要遵照上级要求，一板一眼画科普宣传画，几乎没有时间画自己想画的东西。我就设法调到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装潢设计室，虽然也不能画油画，但是工作本身要求有创造性，要设计很多产品，包装、封面设计……我都搞过。”

　　“文革”爆发了，袁始首当其冲，倒了大霉。革命群众逻辑如铁，无可辩驳：你的曾祖父做过皇帝梦，你怎么可能不想复辟、“恢复失去的天堂”呢！“我原来填表，家庭出身一直填‘职员’——父亲是教书的知识分子么；到了‘文革’就不由分说了，袁家子孙嘛，打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家庭；我成了‘黑五类’，家抄了，文物照片都没了，单位还要遣送我回原籍——也就是袁世凱出生地，河南项城。我不肯去，我从来就没有去过原籍！当时年轻气盛，我想没犯错没违法，总不能把我押走吧？一跺脚不辞而别。从那时起，我就算脱离单位了。”

　　没了单位，就没了逼迫；可没了工作，也没了收入。很快生活就成问题了。自己成年了，哪能再向父母伸手？父亲那点退休金自顾不暇。他到街道办事处去申请一份工作，他们说他算“自动离职”，正式工作不能给他。“我去求了好多次，最后他们说你要乐意，就干临时工。我就进了临时工的队伍，嗨呀，北京城里所有苦活、累活，我差不多都干过：跟着汽车装卸，冬天到各个单位烧取暖的锅炉……也给人画大影壁‘毛主席在北戴河’‘毛主席去安源’什么的——一进单位大门，迎面就是这么一幅巨画。当时搞‘红海洋’（在大片建筑外墙用红油漆刷满标语和毛泽东语录，“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我也去刷过。”总之，有美工的活就干美工的活，但更多的日子只有卖体力，一干就是十年。看见他一身灰土一脸油汗，谁还知道，这就是袁世凯长房长孙家的嫡亲后裔？

　　运交华盖的岁月，他的太太却毅然来到了他的身边。罗蕴华与他在天津时就相识，父亲从事药品研究，她“文革”前从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在天津教中学，当时弄到进京指标很不容易，她为与袁始在一起，降格当小学老师。

　　“她没有嫌弃我，她知道我的追求。”艺术追求是他们小两口心灵的纽带，也是他精神的支撑。两个人一个月收入百来块钱，最大宗支出是买颜料调色油、买画笔画布。“白天我流汗，晚上我就在灯下画素描——那时反正也没电视。到周末天刚亮，骑上自行车，带着画箱画布、一天的饭，还有一军用水壶的水，就出门写生了：十渡、香山、沙河、圆明园……一出去一天，风雨无阻。有时下雨下雪，景色跟平时不一样，别具情调，还更要出去。”一星期六天都卖给了别人，唯独星期天是自己的，多么充实，多么放松，“可找着自我了！”

　　1968年，独生子仿吾出生。“为要不要这个孩子，我们思想斗争很久：时代这样不稳，生活这样不安，自己的社会处境又是这样受压抑……生个孩子，不又添一个‘袁世凯的孝子贤孙’，跟着我们遭罪？后来是岳母再三催逼，我们才要了仿吾。”周末出外写生带上孩子，增添了乐趣，孩子大一点，就归他拎画箱了。

    ●自由第一

    袁始一直铭记着一个共产党的上将——张爱萍。

　　“文革”恶梦结束后，张爱萍将军在国防工业系统促成创办了“神剑文学艺术学会”，还出版了《神剑》文学月刊。袁始虽然背着沉重的出身包袱，但一直锲而不舍地画画，毅力与才气在艺术圈中很有口碑。当袁始的朋友介绍他去当刊物美术编辑并承担一些美术设计任务，居然被接受了！他妻子也跟着调到了“神剑”。

　　笔者问：当时北京“星星画展”那些人，你认识吗？袁始笑说：怎么不认识？到了周末，我那只有一间房的家中高朋满座，烟雾弥漫。朋友们也屡屡邀他加入他们的艺术团体，但是袁始却有自知之明，摇摇头。毕竟，他比他们年长，又是这样的家世，他们“根正苗红”，可以大胆放言挑战体制、挑战当局，他却没有这样的资本，一把“幕后操纵者”的达摩克利斯剑是每分钟都可能落下来的。他只是更加紧自己的美术探索，逼仄的居室四面墙上都挂满了画，连顶棚上也挂了画，得仰着头琢磨切磋。

　　1982年，袁始和太太办了停薪留职当了个体户，成立了“原始装潢设计室”——正是这个时候，他把“袁缉燕”这个名字留在昨天，而要以“袁始”为人知晓了。

    “铁饭碗”好不容易失而复得，为什么又不要了？“我一直对‘铁饭碗’不留恋：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哪有几个搞‘铁饭碗’的？中国没端‘铁饭碗’的也是多少亿人呢。”袁始还记得一件啼笑皆非的事：当临时工一个月挣七十来块，转正了居然只有六十几块！

　　为什么改名“袁始”？“我一直就希望能够返朴归真，回到自然。我听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听柴可夫斯基的舞剧音乐，甚至听米歇尔·雅尔用电子合成器奏出的缥缈旋律，我的心遨游于天地之间；而阅读杰克·伦敦的小说，我又强烈地感受到那种抗争命运的生命冲击力。”

　　值得一提的是，退休地质学教授袁家融对儿子当个体户的选择，十分支持，帮助他调换到虽闹闹哄哄，却对开展业务大有助益的临街住房。

　　袁始一下海就觉出了很大压力。“例如，承接一个产品的包装设计，人家是有计划、有时间要求的，晚一分钟也不行，应下了就要按时完成。虽然当时还没有违约要上法庭、承担经济责任这些说法，但是人要讲信誉呢，不能给人家耽误事。”

　　经济上很快打了翻身仗，“那时候，我很快就成万元户了”，然而顾客多了，任务重了，虽然没有行政领导管着，可市场竞争的压力更厉害，周末也不能休息，“属于我画画的时间更少了！”

　　活人难道能被钱憋死？1987年底儿子出国留学，袁始跟太太商量，干脆关掉了设计室，就靠给些老客户承担小型设计来维持生计，影响创作的活就不接了。

　　袁始对笔者讲起这一段，不由得十分感慨：为什么我对权啊钱啊不那么看重？因为我见多了世事无常，富丽堂皇转眼成空！他举他那位天津实业家的舅舅为例：舅舅起先住在天安门近侧南池子缎库胡同的“大宅门”里，可“文革”时独自一人死在天津地下室；缎库胡同旧居成了解放军总参谋长、公安部长罗瑞卿的家，可罗氏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自杀摔断了腿。“我自己家族衰落的历史，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啊！”所以与其追求金钱、权柄，不如追求具有长久生命力的艺术，“我画画，探索的就是如何融入永恒，给后人留下我这个世纪的美好的东西。”

    ●混血后裔

    该说说袁家第五代了。

　　袁始给儿子起名“仿吾”，儿子还果真像自己：19岁去美国，读的就是袁家融那所著名的Williston Northampton中学，中学里有个美术活动小组的房间，他从那门口过，一闻到那调色油喷香的味儿就挪不动步了，“从小咱们家就是那味儿啊！”后来他进了爱荷华州的Grinnell学院，选的专业是欧洲美术史，还选修了政治学。

　　在校园里，他结识了后来的太太Stacy Vogt，一位念社会学的德裔姑娘。说起来，这已经不算袁家首桩跨国婚姻了，袁世凯本人就曾经一次娶了三位朝鲜姨太太，不过，那毕竟还在所谓“儒家文化圈”内，而袁仿吾娶的是一位西洋文化中成长的妻子。Stacy后来在爱荷华大学拿到硕士，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拿到博士，现在，她是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社会学助理教授。

　　袁仿吾暂时搁下自己的学业，支持妻子念书，他在好几家公司工作，干得最久的是在一家摄影器材零售商店当经理。现在，随着Stacy工作逐渐安定，他们的混血女儿袁枫（英文名字Katarina）已经五岁多，他寻思着自己该如何施展了。

　　笔者问袁始：儿子找德裔太太，你没反对吧？

　　袁始笑了：我们给予他充分自由，只是……只是与儿媳妇毕竟交流要困难一点。

　　袁始本人八十年代后期决定出国。1989年秋天，他通过朋友联系到曼哈顿办个人画展。“当时材料并没备齐，因为是请父亲一个拉法叶学院校友、退休将军做经济担保，申请签证时，领事特别痛快，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画家’，他马上说‘欢迎你到美国’。”

　　他那次一个人来到美国，画展并没办成，后来到爱荷华去看望了儿子。过了两年，他们夫妇俩到了加拿大定居。现在，他与一个合伙人开了个公司，从事引进、外贸方面的业务。

　　袁家后代中在国外的多吗？互相之间联系密切吗？

　　袁始想了想：海外有一些，好像还是在国内的多。我与亲戚来往不太多。

　　笔者追问：你见过袁家骝吗？你该叫他叔叔吧，他作为物理学家，在他们那一辈中应该算学术成就最高、名气最大的了——虽然还赶不上他的妻子、有“中国居里夫人”之称的吴健雄。

　　袁始见过他。他还记得七十年代初期他们夫妇第一次回中国时，“我哥哥、姐姐陪我父亲去北京饭店见他，那次我没去，但我将一件东西托他们带去转交给袁家骝，那是他父亲，也是我祖父的弟弟袁克文一本诗集的手迹。‘文革’抄家时我挺喜欢这本东西，偷偷藏起来。袁家骝拿到这本诗集非常激动，那时他手里还没有一件他父亲亲手写的东西呢。”

　　与其他名门望族相似，袁氏宗族也代代传家训、续家谱。袁始说他小时候还见过家训，一直放在家里，但“文革”抄家之后就再没见着了。而袁家的家谱“在解放后就被扫得差不多”。他听说袁家骝回河南项城时，提议过“续家谱”，但后来也不了了之。

　　重提袁家先祖的陈年往事，很难不浮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袁始就是这样一只“燕”（我们记得，他本名就叫“袁缉燕”），以“寻常百姓”的身份，自尊，自立，自强。

杨林

又看到晓寒，好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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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狂狷的民国大师们
   
鲁先圣
      　
　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
　民国时代，战乱频仍，山河破碎，但是在文化界，却有一个现象至今让我们充满神往：一大批文学家、文史学家群星璀璨，他们不仅仅一个个学贯中西，著作等身，而且性格狷介浪漫丝毫不让魏晋。
　刘文典自然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
　刘文典是研究《庄子》的专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则是他本人。这话可以与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才高八斗”论相媲美。当年的谢灵运也是心高气傲的人，他写的诗艺术性很强，尤其注意形式美，很受文人雅士的喜爱。诗篇一传出来，人们就竞相抄录，流传很广。宋文帝很赏识他的文学才能，特地将他召回京都任职，并把他的诗作和书法称为“二宝”，常常要他边侍宴，边写诗作文。一直自命不凡的谢灵运受到这种礼遇后，更加狂妄自大。有一次，他一边喝酒一边自夸道：“魏晋以来，天下的文学之才共有一石，其中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共分一斗。”两人的高傲简直如出一辙啊!
　刘先生最经典的怪诞故事发生在1928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时期。安大闹学潮，蒋介石来安庆视察。蒋介石看他外表邋里邋遢，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 ”刘文典不高兴地反问：“你就是蒋介石吗? ”蒋介石命令他惩办罢课学生。他说：“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负责。”蒋介石非常气愤，严厉指责刘文典没有尽到管束学生的责任。刘文典毫不退让地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你是军阀! ”奋勇扑上来要打蒋介石。被拉开以后，蒋介石不得不自下台阶骂道：“真是个疯子! ”
　一直研究古典文学的刘文典最瞧不起新文学运动。因此，因为新文学白话小说的成就驰名国内被聘任为教授的沈从文，遭到刘文典的公开侮辱和蔑视。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 ”并在课堂上说：“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值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昆明遭日军空袭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陈寅恪向防空洞奔跑，看到沈从文也匆匆地跑，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 ”幸亏年轻的沈从文很有涵养，不与他计较，假装没有听见地赶快躲开，不然，他恐怕是免不了年轻人的一顿拳脚的。
　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决定将刘文典解聘。因为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原因是他喜欢抽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当地的朋友知道他的爱好，就邀请这位大学者去。他自作主张地一口应承，只跟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课程走了，而且乐而忘返，一去半年不回。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他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还要求校方给他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影响很坏，深为师生诟病。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语言学家王力为他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
　熊十力更是一个十足的怪异大师。《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哲学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他重建儒学，是新儒家的实际开山人物。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
　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这个时候的熊十力，还是叫原来的名字熊子真。1924年，熊子真在北大讲唯识学的过程中，对从玄奘到欧阳竟无的旧唯识学产生了怀疑，开始草创《新唯识论》。为表明他自创新说、扬弃旧学的勇气和决心，他为自己更名“十力”。“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论》中赞扬佛祖释迦牟尼的话，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随着他在哲学界的名气越来越大，“熊十力”这个名字就逐渐传扬开来，而他的本名“熊子真”则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一般来说，学术上的分歧，演变为人身攻击，并结下仇怨的事是很多的。但是，熊十力不同。1919年，梁漱溟任北京大学讲席时，忽接得熊十力从天津南开中学寄来一明信片，略云：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各学校放暑假，熊十力到京，借居广济寺内，两人遂得把握快谈并从此成为莫逆好友。
　熊十力在北大任教期间，常与小说家废名探讨佛经理论，两人经常意见不合，争得唾沫星子乱飞火花四溅。一次，两人又吵成一团，互飙国骂。废名说：“哥代表佛，你娃反对哥就是反对佛! ”熊十力几乎动用海豚音：“放屁，哥才代表佛，你娃才是反对佛! 你全家都反对佛! ”。过了一会儿，外人听到里面没声音了，赶紧跑去看，发现十力菩萨变成了怒目金刚! 俩老小孩扭成一团，正互卡脖子。众人将他二人拉开，正劝时，十力扑上前去，对废名施以老拳，结果废名回击的火力更猛，熊十力抵挡不住，拔腿落荒而逃。
　在《新唯识论》出版的时候，他的作者署名用的竟是“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后来，他干脆公开自称“熊十力菩萨”，一任佛教徒外加研习佛学的学者们纷纷对其怒目而视，而他本人却不以为然。
　蒋介石过50岁生日，邵力子出面请熊十力为老蒋祝寿。熊十力驾到后，大剌剌地坐上正席，胡吃海喝。席间，众高官显贵轮流吟诗作对，为老蒋唱赞歌。轮到熊十力时，他拿起笔来瞅了两眼老蒋的光头，边写边叽歪：“脖上长着瘪葫芦，不花钱买蔑梳子，虮虱难下口，一生无忧，秃秃秃，净肉，头! ”涂完这首怪诗，熊十力提前裤带，佯装尿急，以磁悬浮列车速度“闪人”。蒋介石为此差点休克。
　在民国时期，熊十力有一个白天打灯笼的故事广为流传。他有一个在国民政府内任高官的学生请他赴宴。当天本来晴天朗日，但是熊十力却打着灯笼来到酒楼。学生感到很奇怪，问：“先生，您何故白日打灯笼? ”熊十力顺手将灯笼递给学生说：“天下暗无天日，一片漆黑，岂能不白日掌灯? ”众皆愕然。
　解放以后，他住在上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每一次到北京开会，他都事先说明：我保证“三到”( 开幕、闭幕、照像 )，其余的大小会都不参加。
　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 ”“中国文化亡了! ”
　梁漱溟是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一生著作宏富，为国为民，为人敬仰。而他平日的行为方式，个性品格，不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够“若无其事”的从容和达观态度，同样让人津津乐道。
　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是，1940年 5月初旬的一天，重庆遭遇日寇轰炸。当时正在重庆的梁漱溟赶上了。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防空洞，但是，梁漱溟先生没有跑。此时正在房间里读书的梁先生，平静地把一张藤圈椅搬到学校的操场上，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自己的阅读。日本飞机来了，到处是爆炸声，但是，梁先生始终没有动，仿佛一切如常。
　当其他人躲警报回来，发现操场上戴着一副无边框眼镜，身穿长袍马褂的梁先生，手拿一本书正在认真阅读，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从他衣服上的尘土中，从他一丝不苟的阅读神情中，看到了正处为难之中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灵魂。
　这件事当时在重庆以致全国都引起极大的轰动，大家从梁漱溟的行为中，不仅仅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更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
　对于自己面临危难之际的“若无其事”，梁先生曾对自己的家人说：“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 虽然这其间亦有一种天分的，但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晓得。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做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我栖栖惶惶究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
　原因是再清楚不过了，梁先生之所以能够临大事“若无其事”，因为梁先生“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他的心中装着的是天下。众所周知，梁先生一生都在为国家民族殚精竭虑，自14岁开始就一直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对于自己的淡定，他进一步说：
  “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
　国家还有那么重要的工作要他来完成，所以梁先生坚信自己不会有事，所以，即便是日本飞机轰炸，上天也会保佑他。对于这样的自信，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曾经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中山大学执教一生的陈寅恪学问博大精深，可是，他却对于拿学历文凭却深恶痛绝。在日本、美国、欧洲留学多年，学贯中西，但是从未拿过一个学位和文凭。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 ”陈先生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说：“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激情诗人闻一多在课堂上吸烟也是那个时代很出名的一个逸闻故事。他的学生回忆恩师：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先生讲楚辞，为了增加浪漫的氛围，他特别把白天的课推迟到晚上。在朦胧的灯光中，先生模仿者屈原的模样，身着黑色长袍，飘然进入教室，然后掏出烟盒，向学生笑着问：“那位吸烟? ”徒弟们自然没有人敢接先生的这个话的，都笑而不语。先生就微笑着自己点上一支烟先猛吸一口，然后打开毛边纸笔记本，在烟雾缭绕中用诗人朗诵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真士。”
　胡适先生是民国众多大师中顶尖的，他做学问毫不含糊，治学也已严谨著名。但是一个戒烟问题却解决不了。因为屡戒屡吸，1912年10月2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胡适，汝在北田对胡君宣明作何语，汝忘之耶? 汝许胡君此后决不吸纸烟，今几何时，而遽负约耶? 故人虽不在汝侧，然汝将何以对故人? 故人信汝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耶? 汝自信为志人，为学者，且能高谈性理道德之学，而言不顾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见天下士耶? 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烟。又恐日久力懈，志之以自警。”他还抄录了两句名人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使过去的事情不再重演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发生之前阻止它( 吉勃林 )。”“在真理与谬误的冲突之中，个人和国家都要面对这样的时刻，究竟是从善还是为恶，一定要在此刻进行抉择( 罗维 )。”同时还写道：“不知其过而不改，犹可言也。知而不改，此懦夫之行，丈夫之大耻。人即不知，汝独不内愧于心乎? 汝乃自认为懦夫耶? 知过而不能改者，天下最可耻之懦夫也。亏体辱亲，莫大于是矣。”
　即使写下了这样的狠话，胡适的戒烟还是没有成功。后来，他又在日记中痛下决心戒烟：“吾年来志力之薄弱极矣，即戒纸烟一事，屡戒屡复为之，真是懦夫无志之为! 吾去国以来，虽滴酒不入口，然纸烟之恶影响仍不少。”
　最终，学富五车的一代大师胡适先生终于也没有戒烟成功。
　1926年农历 7月 7，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新郎是诗人徐志摩，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是胡适。在婚礼上，梁启超的征婚词别具一格，彰显出这位大学者的狷介性格。他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 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
　在人家的婚礼上，做这样的征婚词，大约也只有在那个时代才得一见了。
　民国时代，这些大师巨匠，这样的浪漫性情，这样的狷介性格，今天都成为了我们难得一见的人生风景，也成为了我们仰望钦佩的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