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张维迎:最大的破产是道德的破产


导读:大量增发货币引发的治理危机和道德危机,可能是比财务破产更为严重的问题。


记者:你怎么看待审计署对有关地方债的审计,你怎么看地方债务问题?
张维迎:我认为地方债是中国经济一大隐患。尤其在过去十多年,一方面地方政府预期年财政收入会以20%-30%的速度增长,过分乐观,就没有节制地花钱;另一方面,在现行体制下,每届政府领导上任后,无论是出于政绩需要,还是出于腐败动机,都要做大量的新项目。各地间的竞争令他们相互比赛增长速度。这样,他们就不计后果地负债,现在很多城市都极少显示对财政约束的担心。地方投资的资金从哪来?以公司形式出现的融资平台,这些融资平台背后,其实就是财政担保银行给你借钱。且许多地方政府仍滥用信用,做了工程后不付工程款。很多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情况,罪魁祸首就是政府没有支付款项,这些工程亦无法给民工支付工资。还有我们这个体制就是,新的政府、新上去的人不为前任的政府官员做的事情承担任何责任,前任与他没关系。这带来的后果就是:前任的债我不管。这不是一个现代政府的含义,现代政府是一个法人,法人意味着以法人名义所作的承诺,后继者必须履约,这是基本的合约。
记者:大陆没有进入这种合约社会?
张维迎:对,我们的政府官员尚无这种合约观念。他们一定要做新的工程,建立自己新的形象。地方政府竞争本身不是坏事,但是如果竞争是在一种错误的导向下进行就可能变成坏事。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地方政府竞争,是比赛体制改革:谁的改革走在前面。走在前面的经济发展就好,人民的生活提高快,老百姓也满意。这样的竞争是健康的。但现在和80年代、90年代有很大不同,现在不是比赛体制改革,不是比赛体制效率,而是简单地比赛(经济)增加速度,比赛增加了多少投资,我觉得这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我认为地方债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可能中国下一个债务危机就会从地方债务危机开始。
记者:那你觉得这道题可解吗?
张维迎: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我不是很乐观。当然了,历史总会往前走,我的观点是:过去几年积累的这些问题一定会有一个爆发,问题就是我们最后怎么去解决。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间不可能不受到一些伤害,但如果我们以积极的、改革的角度解决它的话,就可以变成一个改革的契机。恰如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负债多,三角债太多,政府没有办法,只能在体制上动脑筋,这就迫使很多地方政府改革产权制度,把企业卖出去,所谓“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形成了大规模的中国地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从90年代早期一直到末期。
记者:你指的是朱镕基改革时期?
张维迎:对,朱镕基改革时期很多国企民营化不是中央发起的,而是地方政府发起的。有一些改革其实朱镕基一开始还有些不愿意,比如山东诸城市把自己管的国有企业都卖了,市委书记被戏称为“陈卖光”。有人向中央反映此事,朱镕基还派人专门去调查。朱镕基真正的转化,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个金融危机使得他认识到,如果国有企业的坏账再不解决的话,拖下去银行也资不抵债,就要爆发大的金融危机。所以他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性调整”,亦即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还有所谓的“减员增效”等等措施,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做的。这一轮改革包括银行体制改革,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承接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2003年,政府引入国外的战略投资者注资国有银行,也动用外汇储备来解决银行的呆坏账,那时候国有银行已经属于技术性破产。我们下一步面临的债务危机,可能会由地方债务引发。地方政府借了好多钱,投入了好多工程,但是它付不起这个钱,可能表现出的是企业债务危机,但根源上是在政府。但如果处理好的话,可以变成我们下一步新的经济改革的契机。这几年地方政府又办了一些新的国有企业,省一级的国有企业、市一级的国有企业、甚至县一级的国有企业都有,应该尽快地释放出去,也就是重新启动民营化。包括国家控制的好多资源性企业、垄断性企业,也可以进行民营化。同时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从长远来看,要维持长治久安,我觉得地方自治非常重要。现在这种大一统体制下,官员像走马灯似的,只有借债的权力,没有还债的责任,地方政府不会有积极性负责任地去对待自己的债务问题。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把地方的权力、责任都规定清楚,包括地方上什么项目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地方政府征税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等等,都要有明确的章法。不能像现在这样,能找到钱就花,就算没有钱也要花,花了之后再横征暴敛去找钱,或者干脆赖账不还。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和使用尤其要有章法,土地出让金是资产性收入,应该变成储备资金,像现在这样的现收现支实际上是寅吃卯粮。我们应该认识到,政府横征暴敛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和社会不稳定。前一段时间媒体曾报道河南驻马店市因征收超生费引发了人命案。财政收入不行了,政府就去重复征收计划生育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原来交过一次了还得再交一次。这样做非常不负责任且非常危险,因为它事实上损害了整个政府的信誉,令老百姓觉得政府就是个无赖。我看这个新闻后就想到,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政府穷兵黩武,财政入不敷出,国王没钱了就卖爵位,卖贵族头衔,买到贵族头衔的人就享有免税的特权。结果进一步减少了税收,国王就又不断废除新贵族的头衔,说某年之后买的不算了,必须重新交一次钱才有效。这个政策引起很多贵族不满,贵族和国王的矛盾就不断激化,最后导致了革命。现在政府做的重复征收超生费这样的事,会产生类似的效果,使得老百姓对政府严重不满,因为你朝令夕改、说话不算数,任意地追加各种税收和费用。所以,从长计议,应该把解决问题的着眼点放在国有企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怎么约束政府的权力、怎么界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怎么走向地方自治。
记者:中央会做什么,会不会建立更规范的制度去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你有什么预期?
张维迎:我相信从中央政府的角度,一定会出台一些措施,否则会给未来经济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怎么调动地方政府做事的积极性,这个非常重要。如果地方政府没有做事的积极性,这个国家就无法稳定,亦无法发展。像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许多改革措施,包括财政包干等等,使地方政府有了改革的决心、改革的压力,因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只有改革才能发展。现在情况不同了,当然这与干部的素质和结构变化有关。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张维迎: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批干部,他们可能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打击,被打倒了,出来(复出后)是一种做事的心态。很多地方官员具有政治家的运筹和政治领袖的素质,他们都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但是现在的地方官员,就是一个官僚,官僚就是要往上爬。当时(80年代)地方好多人干事不是为了往上爬,而是觉得这个位置上,就要干这个事儿。现在就完全不一样,好多官员成天想的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干两三年,一定要换一个位置,要往上走。我曾说过,官员就两类人:有些人当官为干事,有些人干事为当官。这两种人很不一样,当官为干事的,得到位置,就是想用这个位置实现我的理想,去做事儿;干事为当官的人,也不是不干事,但是他干事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提拔。所以干什么不干什么就看对自己的提拔有无好处,如果干这件事能增加我被提拔的可能性,我就干,如果不能增加提拔的可能性,我就不干,如果对提拔有风险的话,就更不能干。
记者:现在更有这样的风气: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利,我不知道,对我的竞争对手不利,那我就干。

张维迎:这种情况当然有,因为越往上走,位子越少,竞争越激烈,给竞争对手制造麻烦,就等于增加自己提升的机会,所以勾心斗角是官场的普遍现象。我觉得基本上,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相当一批政府官员——中央和地方的——都是当官为干事。现在这样的官员不是绝对没有,但已经很少很少了。你去采访一个省长、一个市长,你听他讲得头头是道,干这干那,很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觉得我们的官员确实很有事业心,像企业家一样。我不否认确实有这种理想主义者,但是,现在一些官员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完全是两码事,他们已是最最超级的演员,嬉笑怒骂可以随时转变。我们现在很多地区,投资都超过该地区的GDP,原因就是要干出所谓的政绩。政绩一定要让大家能看到才行,如果是前任干的工程我接着干,大家看不到我的政绩,或者会把功劳归给他不归给我。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官员新上任以后一定要开始新工程。

记者:政策也不能得到延续。
张维迎: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另一个原因是,只有通过大量的投资才能形成腐败渠道。一个官员上去以后,过去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现在一人得官鸡犬发财,所以好多人都期待着。而且他之所以能上去,也是由于很多人帮他的忙,也就是好多人在他身上做投资。这些投资人就希望有回报,所以他上去之后一定要搞出很多项目来,然后才能安排弟兄们来做,否则的话你怎么回报大家?很多官员实际上出于这样的动机去做事,结果就很坏。有些事情表面看着很好,似乎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但我们别忘了经济学上一条最基本的道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做这些事,社会付出的代价是多少?很多人不去想这个代价,以为只要做事就是好官。好比说我自作主张给你买了一架私人飞机,你说这对你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你是个亿万富翁,这对你来说也许是个好事;但如果你是个白领,肯定坏事儿了,因为它会让你倾家荡产。我们一些政府官员做的形象工程,甚至所谓“民生工程”,表面上对老百姓有好处,但是实际上会导致政府破产。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伴随着严重的腐败,引起道德上的堕落,对社会的伤害更严重。经济上的破产,财务上的破产,这都是表面的,可以算出来,最大的破产是你的道德的破产,这两个是相连的。
记者:除了这些你觉得还有其他的风险吗?房地产方面会不会也成为下一个危机?
张维迎:经济是连在一块儿的,如果地方债或者期债的金融危机出现了,房地产肯定也会出问题。当然中国的房地产可能跟西方不太一样,我们好多房子的抵押贷款比例还比较低,很多人可能扛得住。西方人买房贷款比例很高,房价一跌就扛不住了。所以我们2009年房价比2008年同期掉了,只是一些生意人扛不住就卖了。但无论如何,不可能一方面出现了金融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房价还在继续高涨。这绝对不可能,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逻辑。
记者:所以你觉得这仍然会是未来的一个风险?
张维迎:嗯,很大。而且我觉得这一关,肯定要经历下次经济金融的震荡和危机,不经历这个危机是过不去的。其实2009年是中国经济调整的很好机会,政府也有的说,跟老百姓有的说,全球都在经历危机,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所以要有度苦日子的准备。因为那次危机不是中国自身,是外来的一个冲击,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结构调整,开始增长方式的转变。全球经济负增加,我们中国要“保八”,最后经济增加高达9.2%,开什么玩笑,你想拯救世界?这也说明我们这种体制是逞能的体制:我们中国多厉害,风景这边独好,社会主义挽救资本主义。你以为你逞能,全世界都靠你,结果把自己搞下一身病,现在人家开始好了,你的病该发作了。2008、2009年危机带来的另一个负面效果,就是中国政府官员观念、心态变了。2008年之前虚心,谦虚,还要向人家学,2009年之后,我们就是第一,到处教训人家,完全不一样了。还搞出个所谓的“中国模式”,更是不得了。一般有自信心的人,就不会很敏感,别人说他点坏话,他也很大度。没自信心的人呢,就特别敏感,人家说句悄悄话,他就觉得是在骂他。其实国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就比较敏感,显得比较要面子。
标题等于什么都没说,还不如说“最大的破产是诚信制度的破产”。
本帖最后由 歪弟 于 2014-1-25 23:50 编辑

其实经济学家在中国不顶用,因为中国木有经济,自有生产和分配,至少没有完全市场经济,经济学那一套不起作用,中国起作用的是分配,权力支配生产权利支配分配,既不需要道德也不需要诚信,只要没有外患内乱永远不会破产。


本帖最后由 zoufeng_1234 于 2014-1-26 15:13 编辑

回楼上老歪:

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你到大街小巷随便逛一下默默数一下各种店面就知道,几乎所有的店都是私人开的。你去逛一下淘宝就更知道了。

同时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又远远不够,具体就不重复了。

我昨天和一个匈牙利人聊天,我问他匈牙利现在还有没有共产党,他说有,共产党现在是第二大党,在野15年了一直没有机会上位。接下去他说的就比较有意思了。他说:尽管执政的不是共产党,但是现在他们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因为在最近几年里,他们把很多本来已经民营化的行业又重新收归国有。典型的国进民退。

匈牙利在东欧剧变后早就实现了民主化,而且还加入了欧盟。但是这些并没有防止他们走国进民退的回头路。再次证明了民主并不能带来自由。而且民主往往会严重威胁自由,减少自由。

所以最难改变的是人的观念。观念不到位,比如不认识到私产的重要性,得到了自由也会失去。
神经病人思维广,自费五毛立场稳
本帖最后由 歪弟 于 2014-1-28 13:05 编辑

只是我一家之瞎掰了,我认为呢,经济只有一种,木有神马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我发明不了新概念来描述所谓市场经济只好沿用。生产,交易,消费三者在自由自发的状态下才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能够自我协调发展,这才能称之为经济,你说中国已经有相当的市场经济,我觉得这个相当非常勉强,宏观上只是从以前的行政指令性计划转变为所谓金融杠杆,产业政策等等,貌似有一定市场因素,但根子里还是行政指令,比如四万亿,大笔一挥就不受制约不负责任随意发钱---这不可能是市场决定的,实际上还是政治决定的。比如光伏产业,政策一来整体发疯,不计成本最后烂掉一大堆,比如上海自贸区珠海横琴岛,这一类经济童话是经济吗?非也,还是政治,只不过从意识形态政治变成gdp政治而已,从大建钢铁到炸高炉平工厂,披着经济皮的政治而已,它的运作机制跟文革也没什么不同,gdp大革命。再看围观,没错,街头巷尾贩夫走卒,人们可以自由交易择业,但他们真正能够自由的拥有和支配他们的财产么?前不久打假一包牙签需要森林砍伐证不然罚款三万,湖南杀富,重庆打黑等等等等,还有垄断暴利,非常随意的税费规定和金融歧视之类,腐败就不用说了,决定企业商家店户命运的主要的不是市场,或者说根本性因素不是市场,这不能说是经济,叫类经济吧。

“匈牙利在东欧剧变后早就实现了民主化,而且还加入了欧盟。但是这些并没有防止他们走国进民退的回头路。再次证明了民主并不能带来自由。而且民主往往会严重威胁自由,减少自由。”

匈牙利的情况我不了解,但你这个结论好像也不靠谱,首先把经济分为公有制私有制并严重对立起来是马克思那一套,我觉得经济是一套生产交易消费自发市场化运行的机制,他不应区分公有私有进而区别对待,比如股份制他是私有制还是共有制?比如英国铁路私有化但政府代表国民持有黄金股,他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还有很多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其收益国民共享,其亏损全民承担。还有很多行业私有的,比如农业,可以享受政府补贴以维持,这是私有还是国有?只要权力不是私有,财产私有还是公有只是追求全民利益最大化的形式而已。

说到民主自由,我觉得能够威胁自由的不是民主而是权力,如果只把民主看做授予权力的一套程序太片面,民主更包含制约权力。
这个文章挺好,可以看到中国所谓“经济”的一些运行机制

http://www.yantan.cc/bbs/thread-117274-1-1.html


黑龙江中石油柴油掺水超标40倍 企业要求不报道

2014年01月27日17:40    来源:新京报     手机看新闻
打印网摘纠错商城分享推荐字号
“柴油中水分超标40倍,这样的油你敢加吗?”近日,黑龙江省法学会消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绪坤在微博上举报哈尔滨市尚志市苇河镇中石油加油站,称其油质严重不合格。惊人的超标数字引起热议。有网友说:“国内加油站在油里加水是普遍现象。只是量多量少的问题,车主们都见怪不怪。”

现象

加完油没跑多远坏两次

哈尔滨尚志市市民高占军有一台挂车,去年10月在苇河镇中石油加油站加了1900元的0号柴油。谁知跑了130公里,车坏了。他按维修人员要求,到哈尔滨市买6个喷油嘴换上,可跑了100公里又坏了。高占军又买了6个喷油嘴换上,来回花去了2.58万元,可货车还是问题不断,维修人员开始怀疑是油质问题。

“维修人员从油水分离器中放出约四五公斤的水。”高占军说他认识车主朋友中,有5位也在这个加油站加了柴油后出现同样的情况。

抽检

0号柴油突然没了

高占军到尚志市工商局请求维权帮助。尚志市工商局工作人员来到苇河镇中石油加油站时,发现高占军所加的0号柴油突然都没有了。由于无法抽样,工商局只好选择-20号柴油。

去年12月10日,黑龙江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检测结果出炉,证明尚志市工商局送去的-20号柴油中水分含量是0.2%,高于国家最高标准的0.005%,超标40倍。

■ 回应

“影响不好请别报道”

中石油尚志销售分公司一位领导曾向记者表示,“此事对公司影响不好,希望你们不要报道。”2014年1月8日,尚志市工商局将此案上报到哈尔滨市工商局。1月16日,尚志市工商局副局长高志伟对记者说:“因案件较大,又很敏感,我们已报请哈尔滨市工商局作出行政处罚。目前仍在商议中,一有结果我们会马上公布。”据央视报道
本来就没道德,哪来破产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