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帝国与运河:挖出一条水道,搞垮一个王朝

本帖最后由 showcraft 于 2014-6-25 09:15 编辑

隋炀帝是个被高度符号化的人物。在过去,他一直被当成昏君暴君的代表,简直没有哪个皇帝比他更坏。在《隋书》《资治通鉴》这样的正史里,他的形象已经够坏的了。在野史里头他更是从《开河记》一路坏到《隋唐演义》,坏得非常细腻,非常淫秽,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他占据着大隋天子的岗位,却一直干着加藤鹰(日本最有名的成人电影男优)的工作。​后来也有人做翻案文章。有的翻案文章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当然了,做翻案文章往往容易极端,以强调其观点的颠覆性。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有些说法确实太过分了。比如有人说隋炀帝不仅功大于过,而且是“伟大人物”“雄主英主”,是个大大的明君。但这很难解释这个问题:这么一个大明君,为什么干了十四年就把一个国家给干倒了?​隋炀帝的野望​隋炀帝是个失败的君主,有时候还很残暴,缺少亲情,但他并不昏庸,对女色也并不特别沉迷,把他描述成一个贪图享受的色情狂是不对的。他的性格没有这么庸劣。相反,他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文青气质,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他的诗歌写得非常好,就像《野望》:“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笔力不输唐宋名家,有几个帝王能写出这样的诗?不光是写诗作赋,隋炀帝的文学气质随时随地都会流露,比如他甚至还一本正经地下令将茄子改名“昆仑紫瓜”,我承认这个名字有点傻,但其中的文青气息是不容否认的。​隋炀帝确实喜欢炫耀性的奢靡,正所谓“二百里海山开胜景,十六院嫔御斗豪华”,但公平地讲,他所处的中古时代,平民文化还没有占据上风,所以具有强烈的贵族色彩,崇尚奢靡鄙视俭朴。隋唐就是一个大开大合、浓烈华丽的时代,这不是隋炀帝一个人的问题,后来的武则天、唐玄宗也都有同样的倾向。​隋炀帝不是陈后主,他喜欢奢靡生活,不过,并没有沉溺于享乐。相反,他精力充沛得惊人,总是在热心地从事某种事业,很少有安静的时候。在位十四年,他出外巡行不下十次。其中固然有游览江都的轻松之旅,也有相当艰苦的旅程。比如大业五年,他西巡青海,部署对吐谷浑的围剿,一路翻雪山穿峡谷。返程时在大斗拔谷翻越祁连山,队伍必须赶在天黑前穿过山谷,而偏偏风霰冥晦 ,行进艰难,结果队形大乱,隋炀帝一行几乎遇险。据史家推测,他的亲姐姐杨丽华就死于这次跋涉。翻越祁连山后,隋炀帝没有停止,接着一路西行,一直走到玉门关。此前帝王中,还从未有人到过如此靠西的地方。《迷楼记》或者《隋唐演义》里的那个满脑子享乐的昏聩皇帝,是不可能做如此艰苦旅行的。​但是话说回来,如果隋炀帝是个只知道享乐的昏君,也许隋朝倒不会在他手里垮台。问题就出在他满腹宏图大志,充满理想主义上。他将年号定为“大业”,就想追踪秦皇汉武,创不朽事功,做一代雄主。​可他偏偏没这个本事。​隋炀帝太过一帆风顺,刚二十岁就做挂名元帅,平灭南陈,可以说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挫折,他也就把天下事想得太过容易。可以说在他字典里就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从他登基伊始,就急吼吼地开始一项又一项的大行动:建东都、开运河、修长城、巡突厥、开西域、灭吐谷浑、征高丽??但是人世间的力量终究有其极限。而隋炀帝又实在志大才疏,缺乏统筹规划的才能,就像《剑桥隋唐史》里说的那样,归根结底是个“政治美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挺像当年那位一心开创全新世界的王莽。王莽、隋炀帝这样干劲十足的美学家皇帝是最可怕的,他们在十几年内,就能起早贪黑干完几代昏君积攒的工作,折腾垮一个庞大帝国。​但是隋炀帝和王莽毕竟不同。王莽的事功及身而灭,隋炀帝却留下了一个重要遗产:大运河。这条河深深地影响到以后各个王朝的命运,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隋唐时期的运河示意图​
帝国与运河​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河流几乎都是东西流向,南北方向没有大的河流,因此各个水系缺乏连接,不能形成完整的水运系统。​现代人习惯了公路铁路,已经很难想象水运的重要性了。水路就像帝国的血管,将营养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旦脱离了水路,就会发生阻塞。这是因为陆路交通实在太贵。长距离的陆运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就拿隋炀帝东征高丽来说,虽然他有了一条大运河,但是这条大运河只到涿州为止。从涿州到前线还是有一段漫长距离,这一段必须走陆路。没办法,隋炀帝征发了六十万人从涿州往大凌河运米,每两个人推一个车子,上头装三石米。可是这三石米还不够两个车夫路上吃的呢。车夫们一路走一路吃,到最后推着一个空车子到前线,如何交差?只能逃亡。如果能通水运,哪会有这种事情?​此外,王朝政治中心也需要大量粮食。首都规模越大,距离粮食供应区越远,交通问题就越加凸显。各个王朝对此的应对策略不尽相同,而这种策略选择往往影响到了王朝的最终命运。​秦汉时期首都在关中,主要产粮地在黄河中下游,粮食只需要逆黄河而上就行,交通运输问题还不太明显。当然也有麻烦。一个是从长安到黄河的这段漕渠,特别容易堰塞。就像一个死循环一般,通了堵,堵了通。这个问题毕竟还可以靠勤快来解决,可另一个问题是根本无解的,那就是从洛阳到长安,需要过三门峡的砥柱。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水经注》里说它是“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这段路程只能改走陆路,绕过砥柱后再恢复水路,如此一来成本大增。​当时已经有了一些很重要的运河,比如鸿沟。它曾是历史上的“楚河汉界”,非常有名。它不是一条单独的运河,而是一个复杂的运河系统,沟通了黄河和淮河水系。鸿沟的地位极其重要,甚至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布局。但是在汉武帝时期,出了一件大事。黄河决口,发生了大改道,一直灌进了淮水。汉武帝也没怎么管,就让它这么流着。直到二十多年后,这个决口才被堵上。结果黄河的泥沙冲入鸿沟系统,淤积起来,鸿沟就此堰塞。后来的皇帝们拼命修补,鸿沟也没能复原,只抢救出了一条运河:汴渠。这条渠道远远比不上昔日的鸿沟,存在诸多问题,但也聊胜于无。​东汉瓦解后,经过几百年的战乱,到了隋朝才再度出现大一统帝国。这个帝国面临着新的形势。它规模更大,精力更加充沛,需要更多的粮食,而产粮地已经开始渐渐南移。光靠黄河中下游已无法供给庞大的帝国中枢。所以,对于交通问题,隋唐帝国需要一个新的答案。而隋炀帝提供的答案就是大运河。​隋炀帝乘船航行于大运河​千里长河一旦开​隋炀帝登基三个月之后,就宣布营建洛阳东都。从此,洛阳就取代了长安,成了隋帝国的真正首都。关于隋炀帝这么做的动机,《资治通鉴》上有个解释。据司马光说,有个叫章仇太翼的神棍跟隋炀帝说:“陛下是木命,而关中是木之冲,不可常住。”隋炀帝觉得很有道理,就决定搬迁到洛阳。这个说法出自野史《大业杂记》,把隋炀帝说得像个傻子。司马光非常讨厌隋炀帝,凡是对隋炀帝不利的材料,司马光很少会放过。但这个说法根本靠不住。综合看隋炀帝一连串的举动,他明显有一个庞大的战略计划。迁都洛阳,就是这个战略计划的第一步。​紧接着,他就开始了大运河计划。大业元年三月,隋炀帝征发上百万民夫,开挖通济渠。五个多月后工程即告竣工。这条运河引黄河入汴水,引汴水入泗水,最后经泗水入淮水,沟通了黄河和淮河。工程时间好像太短了,所以很多人怀疑它用的是汴渠古道。但后来经过考察,专家们倾向于认为:通济渠和汴渠有部分重合处,但却是一条新运河。它比汴渠要直得多,而且相当宽阔。堤坝大约高3到5米,宽大约35-40米。隋堤两岸铺设大道,遍种杨柳,其景象就像白居易的诗中所写:“大业年中杨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恢弘程度远远超过以前的汴渠。​这么短的时间内挖出这样一道运河,可以想象当时的紧张情形。在古代的条件下,导致的死亡人数一定非常庞大。当然,隋炀帝的“政治美学”是不考虑普通人的死活的。自古以来凡是注重“政治美学”的君主都是如此,可能是因为普通人没有美学价值吧。就像后来的斯大林所说的,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不过是个统计数字。据《开河记》里说,“下塞之处,死尸遍野”。当然野史不可信,但是在安徽泗县的运河边上,就有为纪念隋炀帝开运河的镇名“哭孩头”,一直到民国也还叫这个名字。​民间坚信隋炀帝开通济渠是为了淫乐。隋炀帝确实顺通济渠南下,巡幸江都(即扬州)。一路上气派很大,据说在通济渠上“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整个船队以及两岸士兵总计二三十万,简直就是个移动中的都市。记载中说,最大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司马光对这个数字不满意,一使劲变成了二百丈。二百隋丈超过一华里。这就大得有点缺德了。一里多长的大船在运河里开,想来也是壮观,但我想司马光一定没有开过船。​隋炀帝南下江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一般的奢靡描写实难餍后世文人之心,他们创作了各种匪夷所思的细节。比如野史里就说,隋炀帝专选一千名吴越少女拉自己的龙舟,又选了“一千只嫩羊”陪着少女一起拉船。还有艳诗为证,“一千条锦缆牵娇,五百只纤腰挽媚”云云,据说隋炀帝看后“欢喜无限”。但据我猜测,真正欢喜无限的怕还是作者本人。​隋炀帝着急开通济渠,确实有顺便游览的想法,否则工期多半不会定得这么紧。但要说搞这么大一个工程,就为了在上面划船,这个实在难以置信,而且也不符合隋炀帝的性格。况且通济渠只是一个开始。紧接着,隋炀帝又开始整理邗沟。邗沟长三百里,沟通淮河和长江,最早是吴王夫差所开,中间经过多次整理。隋炀帝这次整理则是最彻底的一次,缩短了迂曲的路径,将邗沟变得更直。​大业六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挖江南运河,沟通了长江和钱塘江。江南运河自镇江至杭州,全长八百里,宽十余丈。这条运河将江南富庶之地纳入帝国水道系统,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历史记载偏偏很少,也许是因为这条运河大量利用了原有古老运河,工程量较小的缘故。​隋炀帝的运河系统以洛阳为中心,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三段环环相扣,直达杭州,打通了洛阳和南方的交通。但是这还不够,在北方还需要一条河道。因此在大业四年,隋炀帝又开了一条永济渠。这条运河全长近两千里,沟通黄河和沁水、淇水,然后一路向北连接漳水和永定河,先到天津然后又折向北京西南的涿郡。当然,所谓开永济渠,并非凭空挖出一条运河来,也要借助前人的运河系统。隋炀帝主要就是沾了曹操的光。曹操当年为了进攻袁绍,修了一条运河叫白沟。永济渠的南段就利用了白沟河道。但就算有曹丞相帮忙,这个工程量还是很浩大,动员民力上百万,男丁不够用了,连妇女都一起上阵。R03;至此,隋炀帝的战略部署已经非常清晰了。​​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世间恩怨本难明​他的规划是背靠西方,立足中原,面向东方。首先,他将帝国中心从长安移到了中原洛阳,然后他以洛阳为轴心,通过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沟通南方,通过永济渠沟通北方,将南北打成一片,形成一个整体。​这当然有好处。原来首都在长安,由于三门峡砥柱的关系,漕运始终是个大问题,现在首都搬到了洛阳,供给问题就不存在了。随着大运河系统的完成,粮食大量涌入帝国中心,数量非常惊人。隋炀帝为了存这些粮食,修了好多粮仓,最大的洛口仓贮藏粮食两千多万石。后来帝国崩溃,瓦岗山的李密抢占了这个粮仓。靠着洛口仓,他聚集了一支庞大力量,几乎四面八方的穷人都来加入他的队伍吃粮食。当然,李密犯了一个战略错误。这个仓实在太好了,老鼠掉进面缸里,李密哪儿都不想去了,就守着这个仓慢慢吃。后来吃光了他也就垮台了。​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民力被用得太多。隋炀帝太喜欢折腾,性子又太急,工程一个又一个,而且定的期限又短,民力实在不堪。有人统计过,隋炀帝在八年间的22项力役共征用人力3012万余人。这个数字实在太庞大了。而且大运河的开通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而且运输更方便了,诱使隋炀帝进一步折腾。如果没有永济渠,也许东征高丽就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也不会如此大规模。如果没有大运河,囤积在仓库里的粮食也许还散落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米缸里,让他们不至于沦为饿殍。“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帝王眼中的运河,和普通人眼中的运河,并非一回事。​黄仁宇对此有过一种解释。他认为一个农业帝国,经济没有多元化,过多的粮食很容易成为累赘,因此隋炀帝的大工程,不失为解决过剩问题的一个办法。黄仁宇很尖锐地质问道:不然的话,“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按照他的说法,这种解决方案其实蛮好的,只可惜一旦开动不易控制规模,所以隋炀帝最后吃了亏。这个看法虽然也能自圆其说,但可惜以今度古,和当时的史实记载相差太远。​此外,隋炀帝的政策还产生了一个致命问题。要知道,隋朝脱胎于北周。北周是当年宇文泰裹挟北魏六镇余兵入关所建,关陇军事集团是其力量来源。不仅北周,后来的隋唐也是如此,举个例子就能知其大概:北周、隋朝、唐朝,三代皇室祖上都是来自北魏六镇中的武川镇。隋炀帝最后逃到江都时,身边的卫士还是关中人,可见他何等依赖于关中的武力。但是隋炀帝依托大运河,步步向东开拓,和关陇军事集团渐行渐远,也就一步步走向末路。所以,李世民后来对隋炀帝有一个评价:如果他长处关中,岂有倾败?​大运河的影响所及,当然远非隋炀帝一朝。后来的唐宋,也都和这条河纠缠不清。隋朝倾覆后,唐朝采取了折中策略,放弃洛阳,立足长安,靠隋炀帝的大运河向首都运输物资,以东南财赋养西北甲兵。洛阳到长安那段水道有麻烦,但是李唐把它当成一种必要成本忍了下来。到了唐朝后期,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长安朝廷完全靠江南养活,通济渠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成了皇朝的生命线。​大运河催生出了许多繁华都市,最重要的就是开封。开封位于通济渠的北口,是一个起承转合的关键点。五代时期,朱温的后唐就定都在开封,后来的宋朝几经犹豫后,也选择了这个地方做都城,其原因无非是贪图通济渠的便利而已。被金朝打残后,宋朝又跑到大运河的终点杭州建都,可以说,始终不敢脱离大运河一步。​定都开封,从经济上看是最划算的,宋朝的富庶和这个选择就有关系。但是从政治军事上看它有极大的弱点。各地的物资开始向腹地集中,停止了对西北的大规模输送,加剧了关中的凋敝,结果一个区区的西夏就能让北宋左支右绌,如果大运河依旧是以长安为目的地,西北的情形会好得多。​此后,中国经济进一步向东南移动,外患方向也从传统上的西北移到了东北,大运河的任务进一步发生变化。它不再把物资从东方输送到西方,而是要从南方输送到北方。隋炀帝的大运河系统以洛阳为轴心,现在就显得太偏西了。因此,元朝给运河做了一次大调整,变成了一条从杭州到北京的直线运河,也就是现在的京杭大运河。从此,隋炀帝的运河终告结束。​(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6月上,作者:押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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