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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6 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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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陈丹青与蒋方舟谈写作
两代人的读书体会
陈丹青:媒体常要我荐书,我很作难。我读书太少。近年看老男人读的书:吴法宪、邱会作、吴国桢几位的回忆录。最近天天读台湾旅美散文家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三联出版),好看极了,生怕读完。我不认为这是政治书、历史书:我着迷的是细节——你爱读什么书?
蒋方舟:吴法宪、邱会作回忆录我也都读了,读时对其中的逻辑和人物关系特别清楚,看到细节也觉得可乐,比如邱会作讲他自己当供给部长(注:邱会作曾担任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和总后勤部部长)时候拍领袖马屁,被李六如(注:曾担任最高检副检察长)批评,邱会作就让李六如当审计委员会的主任,骂全朝着李六如去了——无赖又好笑,简直像看电视连续剧,可是书搁下半个月,就忘了一大半。
陈丹青:哦!你厉害,读得进这样的书!你还知道李六如,50后们怕都忘了这人了。我见过李六如的养女,英气逼人,一身男装,是哪位烈士的遗孤——这种红二代子女的长相,如今没了——1976年她自愿奔赴西藏,才到几天,就被车撞死了。
蒋方舟:“红二代子女的长相”该是什么样子,我没有见过,也想象不出。
书里的这些人物,我也几乎没有面貌的记忆和对照。吴法宪也好、邱会作也好,甚至林彪、彭德怀,在我的脑海中都不曾有过具体的刻板形象,所以看到他们的不为人知的细节,也不觉得兴奋。就像无意中知道了谜底,却不知道谜面是什么。
陈丹青:我们那时没文艺电影,只有党政纪录片,一个个依次进入会场,几张脸看得太熟了——就像你们看熟了港台韩日电影明星——你看,人会在同一本书中各自“扫描”并“下载”不同的细节。我感兴趣的是吴法宪、邱会作在大会堂福建厅如何被收押,还有邱会作被捕前些年奉命捉拿杨成武的过程:上车押送途中,他紧挨着杨成武,全程偷偷紧握老上级的手,意思是“我也是不得已啊”。
蒋方舟:我对杨成武被捕那段印象也很深刻。忘记是在邱会作还是黄永胜的回忆里看到的,杨成武被捕的时候,见到周总理,立刻叫他,总理在几十米远就伸出胳膊,手掌对着他,着急地说:“你什么都不要说,不要说!”我对这个细节印象极深,大概是因为有些喜感吧,而且很真实,很中国。
我把这些书全当小说素材来读了,看人性在重压之下和复杂人事当中的变化。
陈丹青:那可不是“喜感”,那是“高处不胜寒”,时时事事都有难言之隐——其实从来如此。
蒋方舟:所有书的类型里,我还是喜欢读小说。上个月去俄罗斯,路上重读了《安娜·卡列尼娜》,发现竟然写得这么好,鲜活又丰盈——我小时候出于被大人夸奖的欲望,读了很多经典,完全读不出好来,读出的好又全是错的,现在只能一部部返工。
陈丹青:我们十来岁读书,不是“大人”的意思,更不等着夸(大人反倒担心孩子读书“中毒”,“文革”时,“大人”们个个紧张)。那年月没有媒体和娱乐,读书解闷,谁都读。上海弄堂口小混蛋闲站着,开口闭口《基督山恩仇记》、《邦斯舅舅》、《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现在想想简直荒谬。
大匠师都写得朴素透顶,文艺青年初读,总想找文学牛逼,常是会错意的。托尔斯泰写完《安娜》,自己说:“太质朴了,他们读不懂的。”好几位作家的经验和你类似,包括王安忆。她四十来岁时告诉我:“《复活》写得真好!”此前她显然读过,没觉得“好”。《复活》比《安娜》更质朴,几乎看不出技巧。这是可追究的经验,但我不知如何追究。
蒋方舟:我觉得自己现在能读懂安娜了,还没读懂列文。过几年再重新读一遍。
陈丹青:我看书不求甚解,不知道懂不懂。我喜欢留心次要人物:《战争与和平》的炮兵排长屠升、被俘的农民卡拉塔耶夫,还有那些军中的副官、侍从、马夫等等。托尔斯泰和曹雪芹写随便什么,都是如见其人。
蒋方舟:这两年最惊喜的小说,是美国一个1959年出生的小说家乔纳森·弗兰茨写的《自由》,厚得要命,也是没有用任何叙述技巧,只琐碎地讲了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故事,因为作者相信如今的美国,就像托尔斯泰时期的俄罗斯一样——是世界的中心,所以足以用一个家庭来承载一个时代的主题。我从来没去过美国,可是读完之后觉得自己仿佛去过。
这部小说只讨论一个问题:自由给人带来的困境。看得我胆战心惊,羡慕嫉妒:我们还在垂涎自由,人家已经在探讨自由的伤害。
陈丹青:有部好莱坞电影讲女同性恋家庭,请人代孕,俩孩子。好真实。那是“后女权主义”语境,亦即,他们的苦恼而尴尬,远在我们的将来,而我们正活在他们老远老远的过去。余皆类推:我们这类“前自由社会”的经验,人家祖父辈早经如此这般。我在纽约遇见几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聊起约翰·列侬,我忽然警觉:那是他们的青春记忆,我们这里的同龄老汉,听的是样板戏啊。
蒋方舟:我几年前刚上大学的时候,看李安的《制造伍德斯托克》,还有一部叫作《成名在即》的电影,看得特别激动,引为自己青春期的精神写照,那其实是人家在怀45年前的旧了。我的激动在当下的时空完全找不到共鸣,非常尴尬。
陈丹青:“激动”,“尴尬”,“找不到共鸣”,都是珍贵的感觉。好作家时时处处发现与众人不谐不合,暗自发狂,这一切会灌进小说。
蒋方舟:他们超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像弗兰茨这样的人还维持着那么古老的写作方式——住在悬崖边上,离群索居,太耐得住寂寞。相比起来,国内的作家生活太丰富了,我看到新闻,莫言说自己得了诺奖之后没有读一本书,没有坐下来写一篇文章,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毁灭性的——当然,我也是瞎替莫言操心了。
陈丹青:好像是斯坦贝克吧,获了诺奖,写不出书,天天喝闷酒,喝到过分,被酒吧老板抬出去扔在街上。他就坐那儿哭,说:诺奖有什么好,酒也不让喝!
莫言得奖未久,总有适应期。我相信他又会写起来。
蒋方舟:斯坦贝克的确好酒。我从前读他的《伊甸之东》,其中有句话大意是说,如果没有威士忌来把世间的坎坷不平泡软,人们会自杀的。
我以前从来不喝酒,不能理解这句话,也看不懂同样酗酒的海明威的小说。现在我变成了一个贪杯的人,就一下子能看懂斯坦贝克和海明威了,可能和抽了大麻再听摇滚乐的效果差不多。
陈丹青:嚯!喝上酒了!我母亲每顿晚饭要喝酒,白酒。我近年也弄点黄酒葡萄酒之类装装样子,可是没能更懂什么。
应该说实话:我几乎不读时人的小说。50后,我读过安忆和阿城,我认识他俩——读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作家,感觉的差异,好不难说——70后及90后,除了读韩寒的博客文(几乎每篇都好),所有青年名作者的创作我都没读过。你去《新周刊》后,读了你的几篇,很惊异:你怎会写这类“硬”的、“男性的”文章?老友林旭东推荐我读你那篇谈论莫言获奖的短文,他说,同一话题中,这是最好的一篇。我读了,真的好。这是我们这代应该有的常识,可是没有。
蒋方舟:我写的真的是“常识”么?什么才是正常的?我越来越模糊了。
你是女作家
陈丹青:作家与政治的关系,作家该不该对抗,你都说到了,很对,很清楚。
蒋方舟: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被讨论:作家是面向社会的,还是面向艺术的。中国作家在国外,被问到最多的不是艺术而是政治。我去年和一些作家和媒体人去波兰参加沙龙,听众的问题让我觉得我们像一群逃北者,他们蓝眼睛里带着对勇者的钦佩,同时也对我们还没进监狱表示出诧异和些许失望。
陈丹青:说得好。和洋人面对,是鸡和鸭的麻烦。艺术家要不要面对社会?在我们这里,“艺术”和“社会”两头跟人家不一样。
蒋方舟:作家没有责任恒久举着长矛,以反抗者和英雄的姿态面对社会,可也不能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这个常识我清楚,却对日常生活的常识逐渐模糊了。
比如上午发生火车站爆炸,傍晚人们就开始议论《舌尖上的中国2》,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恐怖:人们心甘情愿地交出记忆,洪水不断蔓延,淹过人们曾经站立的地方,然而所有人都毫无感觉。我不知道是自己不正常,还是他人不正常,我的坐标系完全消失了。原来我会看韩寒的博客,以他的直觉作为“正常”的标准之一,可惜他现在几乎不写了。
陈丹青:这倒是媒体时代的问题。你拿着遥控器在每个频道停半分钟,轮番点击50个节目,你会疯掉。传播学家早说过,前媒体时代,讯息让人迅速决定做什么——譬如哪里爆炸;报刊电视时代,你同时得知无数新闻,但仍然坐在沙发上,不惊恐,也不会良心不安,更不必做任何决定。
蒋方舟:假设,我是正常的那个,然而在一个全是失明者的国度,只有你,一个独眼龙,能见到所有的丑陋、恐怖和淫乱,你是坚持看到的权利,还是干脆戳瞎自己?这大概是宣讲“常识”的人会遇到的困境吧。您曾有过类似的感觉么?
陈丹青:我不知道。我听说种种事件,有时被要求说几句,但我不觉得是在“宣讲常识”。当我进入书写,就进入词语和段落。发表后,我就忘了。你还年轻——很抱歉,我不愿对年轻人说这句讨厌的话,但你真的很年轻——年轻的意思就是:你会说“干脆戳瞎自己!”我知道你不会真的戳,但会来这么一句。接着,恕我说另一句讨厌的话:你是女作家。以我所见,如今不少女生、女作家、女艺术家,比男爷们敏感,诚实。
蒋方舟:这让我想到一个朋友介绍一部少年和40岁熟女的爱情的韩剧。朋友说里面有一句话打动了他,少年解释为什么喜欢年长的女人:“因为40岁的女人更加天真。”女人大概真可以越活越天真,男人却很少。
陈丹青:我得赶紧想想40岁女人“天真”,是什么模样。
蒋方舟:不过在生活里,我其实很害怕性别意识特别强的女人,五男五女吃饭,有的女性会让你觉得在场的是一个女人和9个男人,遇到她们我就会浑身不自在。
陈丹青:五男五女变成“一女九男”?不太懂,我得试着做几天女人才明白。
蒋方舟:我怕被叫作“女性作家”。成为“女性作家”之后,题材就变得很有限了:少女的时候写残酷青春,青年时写男欢女爱,中年时分成两拨,一些写婆媳关系一拨写教育子女。完全画地为牢。我总觉得女性作家的写作,总是受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生活不坎坷了,写作也就不精彩了。这是不是偏见?
陈丹青:没有男作家或女作家,只有好的或不好的作家。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子弄写作,会是一件事,五四后出现冰心或丁玲,也会变成一件事。如今女性写家太多了,你数落女作家,好啊,倒退80年,你或许引以为荣呢。
蒋方舟:要真引以为荣也糟糕,被一群男性写家用“才女”的名头哄着,对自己的才华竟然信以为真了,想想就可怕。
文学里的童年
陈丹青:那你牛逼!告诉你,我唯一读完的年轻人的书,是你的《我承认未经沧桑》,全程被吸引。你写幼年童年,我读了好惊异:你是个危险的孩子!有心的父母会在你的描述中惊觉:他们完全完全不了解自己的骨肉。但我猜,不会有几个父母读你的书。
你看,许多危险的孩子在头一部重要作品中狠狠说出自己的青少年,有如一举报复: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近乎自传)、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自传)、特吕弗尔的《四百击》(他待过少教所)、侯孝贤的《风柜里来的人》、贾樟柯的《小武》、王安忆的《六九届初中生》、张爱玲的若干散文、刘小东的早期油画、崔健的头一批歌曲……有人老了,兼以和故国隔绝,于是大规模追讨青春期记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王鼎钧的四部回忆录,最动人的部分都是童年少年时代——你在自己的书中大大发作了一场,像从监狱里(童年的监狱)放出来,立马回头指着围墙,大跳大叫。
蒋方舟:我对于父亲、母亲、祖父母的情感描述得过于粗暴、灰暗和不留情面。以至于很多读者出离愤怒,甚至有生理上的抵触——其实得到这样的反馈我还怪得意的。
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无法回避、也拒绝美化的童年。
陈丹青:我不觉得“过于粗暴”。你看,最爱最恨的,都是家里人。你瞧人们私下谈起长辈时那份怨恨歹毒!那些谈起爹妈无限温情的写作,我不感动,有时还起厌恶——人与爹妈的关系远远复杂得多——你并没辱没父母,而是,人只有在描述至亲时才会咬牙切齿——这就是文学:你在怨怼时,钻进了文学,这才妙啊。我绝不因此以为你有一对坏爹妈,只是边读边想:咦!这家伙真能写啊!
蒋方舟:哪怕再熟悉的旁人,也只不过让你失望愤怒,而家人,爹妈,畏惧、沟通之困难,有时是真的可以让你绝望得心里落了一层又一层灰,说不出来的苦涩。我又想到《小团圆》里,张爱玲苦于母女之间的隔阂,想死给她母亲看:“这你才知道了吧?”真的是这样。
陈丹青:鲁迅好像说过这样的话:“家是人的生所,也是死地。”朋友,生人,一不投和你就会避开,家人谈不拢,处不好,你逃不掉啊!你远远逃开了,家人还是家人。所谓孝顺,所谓叛逆,都没说清楚人与家庭的关系。没几个家庭和睦(“和睦”就是极笼统的词),没几对母女投契。你看,世上对人说话最狠的角色,是爹妈对孩子,孩子对爹妈——你还写成书!
你写你父亲有一天来到北京,忽然,你觉得这位笼罩你童年的庞然大物在首都显得小了,弱了。很好笑,很感动:这才是孩子对父母的真念头啊。
蒋方舟:您看了张艺谋的新片《归来》没有?我不是那么喜欢,一点原因,就是觉得它对于亲情的想象实在是太想当然,里面所有的和解与温情脉脉都来得太容易了。
陈丹青:那时的悲惨和荒谬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非常怀旧,非常容易上电影的当,我不断巴望《归来》能给几个瞬间让我嘴巴一歪,眼泪喷出来,可是怎么也做不到。
蒋方舟:我也没哭。观影的时候我身边坐着一些老头太太们,很明显是想来找情感宣泄,结果都非常平静。反倒是年轻的白领和大学生们,音乐声一起就开始此起彼伏地啜泣,精准地踩着导演埋下的“泪点”。
我曾经看过一个俄罗斯电影叫《回归》,也讲的是父亲离家十年突然回来,他的两个孩子完全没有父亲的概念,他也完全不懂该如何教育孩子,带着孩子出去旅行,一路都是粗暴威严的父权威慑,孩子抵触反抗,最后甚至一个孩子以死相逼,父亲在救子过程中坠亡。
在我心目中,相较于《归来》,这才更接近父亲回归的真相:不安、尴尬、残忍。
陈丹青:《回归》是绝望的电影,这才忽然让你觉得这是血亲之间最动人的什么,可是没用了。当孩子明白什么时,往往都没用了,祸已闯下——唉,他们懂人啊。他们文脉没断。俄罗斯人最会处理这种主题。肖洛霍夫有篇获诺奖的小说拍成电影,片尾一孤老头和一小孩,彼此家人在战争中死光了,结果认作父子,那种认法,你根本想不到。
蒋方舟:还有电影《小偷》,讲孤儿寡母邂逅了一个军官,一起生活之后才发现这个军官是小偷,历经温情和背叛,孤儿长大后把这个小偷爸爸杀了。
电影《小偷》里,“爸爸”前胸文着斯大林的头像,这可能是导演怕观众看不出来,忍不住跳出来说:我这是在隐喻啊!
布罗茨基说,斯大林投射出类似于父亲的温暖,给前苏联人一种感受:如果你的爸爸不合适,那么他就是你的好爸爸。所以他们对“爸爸”的情感那么复杂,崇拜、有点温情的回忆,又幻灭和仇恨。全拍出来了,一点也不突兀。
陈丹青:我也看过《小偷》。那是解体后俄国电影向好莱坞靠拢的一例。但仍然非常俄罗斯。
蒋方舟:抛开什么隐喻不隐喻,童年本身,就像您说的,像个监狱,要想如实地把它在叙述里还原,必须重新把自己关回去,让所有的胆怯和恐惧回来。而不是出狱之后,笑着从中提炼出美好的东西。
陈丹青:“监狱”一词有点过分,我说着玩玩。我不知道是否要“关回去”。我没写过自己的童年。
蒋方舟:为什么不写?不写就忘了。刚刚说的贾樟柯的《小武》真好,《四百击》也真好,我觉得那是因为能够狠心将自己关回那个监狱。而这样的经验,可能在艺术生命里也只能有一两次吧。
陈丹青:是的,不写就忘了。钢琴家鲁宾斯坦回忆录写到童年的凄凉,往事历历,忽然惊叫,不!我不要写!赶紧从记忆中逃回来。卓别林勇敢,他详详细细写他又穷又疯的母亲,写他像狗一般的童年——你不错,你的童年远未让你不堪回首,你结结实实写出来了。
我略经“沧桑”,有点故事,但没学会从心理层面与童年记忆纠缠——你这么年轻,可我在你书中读到的是:20岁,甚至十来岁前,人已度尽一生,十足“沧桑”,一肚子说不完的话。换言之,以那点经验写作,够了。你说呢?
当然,这仍然危险。倘若你有志写作(我想你是天生写作的人),而你此番已经掏出了你的“前半生”(我想不出尚余言犹未尽之处),今后你将絮叨什么?我不认为同一经验会被写完,但报复感不易持久,假如你已报复。
蒋方舟:这恰好是我现在最大的困境,我的小前半生被自己不节制地说完了,自己还解剖分析了一通,后半生却还没启动,完全出于叙述的真空状态。
我很喜欢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他早期有一部长篇叫作《我的米海尔》,以女性视角写了一个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悲剧,后面的几个长篇有写家庭冲突的,有写宗教矛盾的。我惊讶于他题材的丰富性。后来看到他最新的自传长篇《爱与黑暗的故事》,才发现他写过的所有长篇,都是他个人生活的肢解。
陈丹青:欧美大部分作家的毕生写作,不出自己小小人际圈的半径与圆周。中国提倡“深入生活”,拼命拣大题材瞎写,写不出深度。你到50岁仍可写写你的幼儿园呀,那时你会有新的眼光。
蒋方舟:幼儿园我一写完,就把它像用完的废纸一样抛在脑后,终于可以抛下这块记忆了。其实原本《审判童年》的计划还想写得更长,写孩子之间、孩子和老师、孩子和妓女——这两个社会弱势群体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彼此同情,一直写到童年死亡的多种方式,后来没找到特别满意的角度,作罢,或许50岁的时候还能再捡起,再写。
陈丹青:要写,要写,趁热写!
蒋方舟:说回阿摩司·奥兹,他的母亲很早就自杀了,他探究母亲人生的秘密,有了《我的米海尔》,他又把自己同父亲的关系写成一部小说,把自己的婚姻写成另一部小说……他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从配角到主角,都在自传中有原型对照。
我读完之后有点追悔莫及,原来个人经验,是可以这样肢解了、打散了、搅匀了、和稀了,用在一生的写作中。相比之下,我这样像个哀怨的妇女一样,一口气向听者诉完所有的苦,气是撒了,也茫然了,没得说了,又不能祥林嫂一样再从头说一遍。
你害怕艺术有一天消失么?
陈丹青:要是你先读了《我的米海儿》,该多好啊。Sorry!
蒋方舟:我真正的“沧桑”还没开始,对于情爱、欲望、困境、衰老都毫无体会,只能以早熟得到的人情世故的经验去推测人生,现在写起小说来,屡屡有露馅的危险,精力全用来掩盖破绽。
陈丹青:没关系啊,你的“文学沧桑”已经开始了。至于所谓“人生”,甭操心,你的苦头、甜头,远在将来,各种“刑期”和“释放”等着你,够你写,有得写,甭着急啊!
蒋方舟:我这段时间重新读张爱玲,发现她早期的小说其实也有点经验不足的嫌疑,落地的时候位置精准,力度却重了半步。因为她足够聪明,技艺超群,所以看不出来差池。直到出了《小团圆》,对比之下,才发现《小团圆》才是诚实到惨淡的人生,面无表情的刚烈,这才是所有的重压打击之后,在肌体上留下的真实凹陷痕迹——我几乎过几个月就要重读《小团圆》,从中找到罔顾读者的勇气。
陈丹青:有一天你也会“面无表情”,“肌体上”全是“真实的凹凸”——老天爷,你说这些时,简直高中生——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会有你的“小团圆”,将来也会有个别的小蒋方舟来解读你的。放心吧。
蒋方舟:真的么?我真期待各种甜头和苦头。我现在人生没什么值得写的事情,可是也无法追求事故。我只好先往前蹭步写着,等着生活慢慢追上来。
陈丹青:“等着生活慢慢追上来”?告诉你吧,很快的!一眨眼!哪天你到了我这岁数,指不定多么巴望回到此刻的你呢。
蒋方舟:陈丹青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害怕艺术有一天消失么?不知你是否觉得这是一个幼稚的问题?
陈丹青:我一定会消失,但这问题并不幼稚。
蒋方舟:我想说的是,从今年开始,好像就没有一部艺术作品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当然,电影票房都很好,但似乎如同沉沉坠入大海的石头,没有激起什么讨论的水花。每天,我们面对的就是新闻新闻新闻,灾难性的、奇葩的、花边的、匪夷所思的、大快人心的,好像新闻就能够填补吃喝拉撒睡以外所有的精神世界,顶多再看看美剧。我的手机新闻客户端每天推送五六条新闻,每一条都值得关注、值得探讨。我发现自己不再需要看书了。现实,替代了艺术,以爆炸的方式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
陈丹青:真的吗?好可怕!我怎么一点不关心,也不担心?
美国人进入媒体时代比我们早,新闻很早就进入文学。二战后他们出现了记者作家、纪实文学,从此改变了文学,文学又反过来影响新闻:今天一个好的欧美新闻写手会有很好的文学感。我们这里不易找到富于文学意识的新闻写手,一如我们的文学家鲜少新闻眼,更缺媒体意识。中国的文学崇拜症(扩及所有艺术崇拜症)很幼稚。我总是对不做艺术的人说:别看高了艺术家——真的艺术家和社会谈不拢的。你去《新周刊》是条好路。中文系毕业的人不会变成文学家。对我来说,一条有趣的手机黄段子远胜一首现代诗,我会仔细读《吴法宪回忆录》,可是没兴趣读当代文学。我不崇拜所谓“文学”或“艺术”,我只认好的作者与好作品。
蒋方舟:我也不觉得中文系毕业的人就会写小说。可很多记者写的报道好,而同时写的小说就不大好看了,像报告文学,而且趣味还是奇情荒谬吊诡的故事。像卡波特、诺曼·梅勒这样把小说也写得好看的毕竟是少数。
我把在媒体工作的身份当作一种“卧底”,为了在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在现场。我读书的时候——我大学读的是新闻系,就知道自己对“真相”、“客观”、“平衡”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感兴趣的仅仅是罗生门里被我讲述的版本。
这样看来,现实和艺术确实没那么大差别。您继续说。
陈丹青:没有一成不变的艺术,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现实。现实不会代替艺术,艺术也休想代替现实——但艺术会让现实变得可以忍受,变成现实的一部分,假如你热爱艺术的话。你以为你跟你爹妈的纠葛、你和幼儿园男孩的畸恋、你和保姆在被窝中的各自孤单,有谁在乎?有谁赏鉴?可你写成了这本书。你的童年(现实)和这本书(文学)两相取代了吗?没有。倒是这本书改变了你,至少,我被触动了。这本书比一百条新闻更能帮助我了解90后,我因此重新省思自己的童年。你头一次来我画室,是个完成发育的愣姑娘,但现在我有点了解你了——好会写、好危险的孩子!
蒋方舟:我多希望能一直留在“愣姑娘”那个印象里。
陈丹青:到40岁还很“天真”是吗?
蒋方舟:从今年开始,我和人讨论文学或者艺术,总有种恍惚的感觉,觉得那是离自己很远的事情。艺术,至少是小说,失去了地位,因为比起理解,人们更喜欢判断。
陈丹青:“恍惚”,“离自己很远”,会跟你一辈子,决不“从今年开始”——这是可爱的高中生的时间感——文学家艺术家会敏感到讨厌的地步,瞧别人对艺术一丁点儿冷漠,都心里一动,以为“艺术,至少是小说,失去了地位”——恭喜你!请保护这讨厌的敏感。你的反应让我羡慕:这就是年轻。
蒋方舟:艺术和现实,在你生活中的比重变了么?
陈丹青: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比重”是什么。我画画,写作,坐下来就弄?不想的——抛开这类馊词吧。“文革”时我们一天到晚给逼着谈论“艺术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你怎么还叨念50后们的这些屁话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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