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读书笔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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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准备8月底读书会选题人物胡适先生的缘故，这一周来我略翻了余英时先生的《重寻胡适历程》一书。久未写长文，近两年又溺于两微快餐文化中，难得提笔写点读书笔记，手生的厉害：）先整点虚文，再上干货吧。
　　首先，很佩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精神，正如熊培云有言，错过胡适一百年，重新捡回来是需要些勇气的，毕竟晚年的胡适本人，以及作者，6月刚获得首届唐奖汉学奖的余英时在反共意识形态上可谓旗帜鲜明，无论此书是否有阉割，我都认为瑕不掩瑜。前些天见文点评天朝各大出版社，称道广西师大“业界的先锋，作风开明，但是有一个小毛病，错别字多。”前两句我已领教，后两句目力所及尚未有睹，且读且观察：）其次，很感谢T姐两三年前即赠我此书，惭愧束之高阁多时，一百年之后重寻，我又错过胡适两三年。8月30日在微博上获悉，14年前的当天钱宾四先生驾鹤台北，而余英时正是其人高足。钱穆一代旧学鸿儒，与倡导白话文的胡适固素来不睦，然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中也不得不承认：“故三人中，适之乃独为一时想望所归。而新文化运动乃竞掩胁尘嚣,无与抗衡。风气之变，亦诚有难言者。”此论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之意。好了，虚文已毕，干货笔记如下：
　　一、留学时期（1910-1917）
　　博士学位与哲学造诣两个问题。
　　据说胡适有36个博士学位，但首个即哥伦比亚大哲学博士学位似为罗生门，多年来各家作方舟子般考，未有公论，余英时认为“论文缓缴”延迟十年。
　　而关于哲学造诣，金岳霖认为“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其思想走不上形而上学的路数，也没有接触过罗素以来的数理逻辑。当然留学康大、哥大，其在西方哲学与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与一般水平则无疑义，足够他“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开新文化运动风气之先了。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其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吹皱一池春水，搅起四海巨浪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原是胡适哥大读研期间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文，抄了一份寄回国内北大的杂志主编陈独秀。
　　如果说曾师从实用主义巨擘杜威的胡适在西洋哲学上已难称高明，那么中国哲学就更见局促。不及而立便执教北大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胡适曾坦言““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当年北大学生曾想将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胡适老师闹出课堂，多亏同情立场的顾颉刚呼来了学生中颇有威望的傅斯年前来听课，后者明言“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只因课堂上多看了你一眼，多听了你一语，不想自此傅顾二君成了胡适一辈子的护法与拥趸。
　　其实不止是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上胡适也绝非学问的大家。胡适本人曾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猝然西去后而他的入室弟子唐德刚给他的挽联是“多研究经济，好研究问题”，指出胡适从康乃尔大学读本科时起，就对经济学不感兴趣，不曾选修有关经济的科目，一生对各种经济学说也很少涉猎，而“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另外何炳棣在《我与胡适的交往》回忆晚年胡适曾向其坦言“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 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 …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综上可见，胡适的哲学造诣，或者说纯粹的学问而言，基本功底当然扎实，但称不上如何高明。我想可能是因为历来最先与最精如鱼与熊掌难以得兼，但开风气不为师，开风气之先者多要求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杂而不精，博而不专，两耳不闻窗外事，钻领域之精者多要求面壁十年，心无旁骛，摒弃杂念，专心致志。另外，三十年代起胡适忙于北大教学行政，桃李天下，抗战年代起又投身家国外交，合纵连横，实为殊少私人学问时间的公共知识分子，彼时之华夏大陆多一位胡博士，胡教授固然学林之幸，但少一位胡院长，胡大使则不能不说为国民之失。
　　二、“新文化运动”初期（1917-1926）
　　这段要做不少文抄公了。余英时认为“这是胡适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发挥最大影响力的时期。文学革命、新思潮、小说研究、整理国故（包括顾颉刚《古史辨》、科玄论战等等文化都和他的精神领导有直接的关系。他最重要而又流传得最广的论著也大都成于这一阶段，其中包括《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尝试集》(1920)、《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胡适文存》一集(1921)和二集(1924)等。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恰好是所谓五四时代。五四也是从文化运动走向政治革命的时代。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所谓“联俄容共”)是两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文化运动向政治革命的过渡。这一时期的《胡适日记》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一转变，这是我们最熟悉，论著也最多的一个阶段。”
　　五四初期，胡适已经跃然成为一代民国青年的精神偶像，这其中包括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毛泽东。当然在毛泽东本人记忆中北大时光显然不是什么好日子，他回忆道：“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 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也许这段经历对他日后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形成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点与希特勒记忆中的维也纳时光及其后对犹太人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处吧。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与毛泽东两人极少数的直接交往，胡适日记中仅有的涉及毛泽东的记录正在这段时间内。
　　1920年1月15日下午五时条：
　　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同年3月2日下午五时条：
　　作自修大学计划。
　　三十一年后的1951年，毛泽东已然一代枭雄，指点江山，胡适去国赴美，《日记》中追忆当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毛的‘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
　　两相印证可知不谬，当然如果说1920年两人间多少还有些师生情谊，1950年代则早已是敌匪仇雠了。
　　时间有限，接下来我原封不动摘录一段书中我认为极有启迪的文字暂告段落，有空再续吧：）
　　最后让我介绍一下《日记》中有关思想分化的记载。《日记》1923年12月19日条：
　　此次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的纪念刊，有黄日葵(按：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一篇。中有一段，说五四的前年，学生方面有两大倾向：一是哲学文学方面，以《新潮》为代表，一是政治社会的方面，以《国民杂志》为代表。前者渐趋向国故的整理，从事于根本的改造运动；后者渐趋向于 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前者隐然以胡适之为首领，后者隐然以陈独秀为首领。……最近又有“足以支配一时代的大分化在北大孕育出来了。”一派是梁漱溟，一派是胡适之。前者是澈头澈尾的国粹的人生观，后者是欧化的人生观；前者是唯心论者，后者是唯物论者；前者是眷恋玄学的，后者是崇拜科学的。
　　这种旁观的观察，——也可说是身历其境，身受其影响的人的观察，——是很有趣的。我在这两大分化里，可惜都祇有从容慢步，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
　　胡适显然肯定了黄日葵分析的客观性。他的自我解剖也带有预言的意味：他既不能“狠干”，又不能“蛮干”，只有“从容慢步”，这就预示着中国正卷入激进化 的大漩涡，他将一步一步地被推出漩涡的中心了。这是1923年尾的话，那时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风靡一时，似乎将形成一个有力的思想运动。但事实 上，梁漱溟的影响始终没有越出知识界的中、上层，他的“蛮干”仍然远远敌不过陈独秀的“狠干”。“狠干”不但需要“心狠”，而且更需要“手辣”，最后仍只 有让陈独秀一派在中国一枝独秀。甚至陈独秀因为不够“心狠手辣”之故，最后也被他自己所掀起的巨浪吞没了。
　　此中有真意，识者自思之。Last but not least，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在此祝各位亲朋好友中秋快乐，万事顺遂：）

吹笛在湖北

学习了，学习了。

吹笛在湖北

看了，余英时没涉及到鲁迅的文字？

菜籽

鲁迅，中国的奥威尔？

showcraft

有涉及到，不过不多。
鲁迅和奥威尔没太大可比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