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试读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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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翻译：毛俊杰
广西师大出版社 理想国丛书

英国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所著《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尽管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但是《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本人。它关注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这本书也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它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为积极合作者。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说，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

1917年10月，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在布尔什维克总部的斯莫尔尼学院见到自己父亲时竟然都认不出他。上次见面时，她只有5岁，过后不久，父亲便潜人地下活动。12年后的今天，她已把他的模样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他的党内化名。叶丽萨维塔在斯莫尔尼学院任秘书，非常熟悉数十份法令上的签名——“谢尔盖·古谢夫”，他是负责首都秩序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她沿斯莫尔尼学院无尽的拱形长廊匆匆走过，听到正在休息的士兵和赤卫队员发出嗤笑和口哨。这座贵妇学校营房一般的教室，已改为苏维埃新政府的临时办事处，她的工作就是分发法令。当她告诉其他秘书，这些签名属于她失散多年的父亲，她们都没将之当做一回事。从未有人建议，她应该与他重建联系。在这些圈子中，每一 名布尔什维克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共同事业。党在为人类解放开展 决定性的斗争，你如果仍在记挂私人生活，就会被视为”市侩”。

最后驱使叶丽萨维塔走向父亲的是饥饿。她在烟雾缭绕的地下室食堂刚刚吃完午餐，走进来一名身材矮小但肌肉健硕的英俊男子，身着军装，戴夹鼻眼镜，尾随一长列党的干部和赤卫队员，在中央长桌旁坐下。两名士兵向饿坏了的无产者们分发菜汤和粥。叶丽萨维塔仍然很饿，坐在角落的小桌旁，观察那名英俊男子一手以汤匙喝汤，另一手执铅笔在尾随者递上的文件上签字。

突然有人叫他“古谢夫同志”。

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我父亲了，想也没想就站起身来，朝拥挤的餐桌挤过去。

“古谢夫同志，我需要你。”他转过身来，显得很疲惫，因睡眠不足而双眼通红。

“我在听，同志！”

“古谢夫同志，我是你女儿，给我3卢布，我要吃一份午餐。”

也许，他已筋疲力尽，听到的只是我对3个卢布的索求。

“当然，同志。”古谢夫说，探手入口袋，掏出一张绿色的 3卢布钞票。我接过钱，向他表示感谢，用它买了另一份午餐。

列宁很喜欢这一则故事，在1924年去世之前，经常叫其时已变得稔熟的叶丽萨维·德拉布金娜讲述此事。它在党内变成了一个传奇，生动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个人牺牲，以及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斯大林曾说：“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应也不能拥有家庭， 因为他必须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党。”



德拉布金的故事是该项革命原则的典例。1895年，叶丽萨维塔的父亲（本名是雅可夫·德拉布金）尚是学生时就加人了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她母亲费奥多西娅也是党地下工作中的重要成员（娜塔莎），经常带着作为掩护的女儿奔赴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为圣彼得堡的革命者购买弹药（叶丽萨维塔的玩具包裹里藏有炸药和子弹盒）。1905年的革命流产后，叶丽萨维塔的父母为躲避沙皇警察而转人地下。5岁的叶丽萨维塔赴罗斯托夫与祖父同住，一直待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其时，新上台的临时政府释放了所有的革命者。叶丽萨维塔与母亲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当时的名字）重聚，随即加人布尔什维克，成为赤卫队中的机枪手。她在布尔什维克10月 25日的夺权中参与强攻冬宫，复又担任其首席组织者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的秘书。这份工作让她走进了斯莫尔尼学院，而她的父亲就在那里工作。

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敦促普通党员以沙俄时的革命家为榜样，牺牲个人幸福，放弃自己家庭，为工人阶级服务。他们提倡对“大公无私的革命家”的崇拜，构建全新的道德观，以一切献给党的单一原则取代所有的旧诫。在他们的乌托邦憧憬中，革命家是新人的原 型一只为公众利益而活的“集体人格”——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由这种新人组成。很多社会主义者把培育新人当做革命的根本目标。马克西姆·高尔基在1917年春天写道：“政治生活的新结构向我们 要求全新的灵魂结构。”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从根本上实现“集体人格”，需要“砸碎私人生活的甲壳”。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允许“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存有差别，迟早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的背叛”。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与政治领域截然分开的“私人生活”的理念是荒谬的，因为政治影响一切；所谓的“私人生活”，无不与政治有关。所以，私人领域仍应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控制。布尔什维克将不受国家控制的私人空间视作孕育反革命分子的危险温床，认为必须予以揭露和铲除。

这次遭遇之后，叶丽萨维塔很少看到父亲，他们各自忙于自己的革命活动。1917年之后，叶丽萨维塔继续在斯维尔德洛夫办公室工作。在内战期间（1918——1920），她参加了红军，先是做医疗助理，后来成为机枪手，参与在西伯利亚、波罗的海、俄罗斯南部向西方列强支持的白军或反革命军队发起的进攻。她在抗击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白军的东线战役中，甚至在父亲指挥下投人战斗。其时，父亲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高级职务，充当苏维埃军队的指挥中枢，该委员会以托洛茨基为首。叶丽萨维塔经常听父亲向战士发表演讲，但从没走近他。她后来说，自己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关注私人事务”。整个内战时期，他们只相遇两次。第一次是在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的葬礼上，第二次是同年稍晚在克里姆林宫的正式会议 上。到了20年代，父亲和女儿都在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见面更加频繁，甚至有一段时间住在一起，但仍然无法亲近。他们分开得太久，无法培养亲情。叶丽萨维塔回忆：“父亲从没对我说过他自己。 我现在才意识到，等他去世后（1933年），别人讲起他，我才开始对他有所了解。”

内战不仅是对白军的军事斗争，还是对旧社会私人利益的革命斗争。为了应付白军，布尔什维克开发了第一套计划经济（战时共产主义），后来成为斯大林五年计划的原型。他们试图杜绝私人的贸易和财产（甚至计划以配给来取代金钱）；向农民征集粮食来养活城市和军队；征召数百万劳动大军奔赴“经济战线”，包括伐木为薪、建筑道路、维修铁路；强制推行实验性的集体劳动，让人们住进工厂附属的宿舍和营房；向宗教开战，迫害神职人员和教徒，关闭数百座教堂；钳制所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异见者。在内战的“内部战线”上，布尔什维克发起反对“布尔乔亚”——前沙皇官员、地主、商人、富农、商贩和旧知识分子——的恐怖运动（红色恐怖）， 因为这些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白军和其他“反革命”的潜在朋友。布尔什维克相信，如此凶猛地清洗社会，是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捷径。

到1921年的春天，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摧毁了苏维埃经济，把众多农民带到饥荒的边缘，苏俄农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挨饿。全国各地的农民发动一系列叛乱，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及其粮食征用制度。列宁自己说，这“比全部白军加在一起还要危险”。在许多农村地区，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农民夺取村庄权力，切断对城市的粮食供应，饥饿的工人举行罢工。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其水手曾在1917年10月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 现在反过来发动兵变。他们打着无政府主义的起义旗号，呼吁苏维埃的选举自由、“全体劳工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农民自主耕地的自由”。显然，布尔什维克自己正面对着新兴的革命。列宁在3月初承认，“我们快撑不住了”。托洛茨基曾称赞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是“革命的骄傲和喜悦”，此时却亲自指挥向该海军基地 发起军事突击。军事力量和无情的恐怖，也被用来对付农民起义。据估计，在镇压起义期间，被监禁或驱逐出境的有10万人，遭枪决的有1.5万人。但列宁意识到，要扭转起义浪潮、促使农民恢复向城市供粮，布尔什维克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恢复自由贸易。击败白军之后，布尔什维克便向农民作出让步。

1921年3月，列宁在第十次党代会上引进新经济政策（NEP）， 以相对宽松的税收来取代粮食征用制，使小规模的私人贸易和制造合法化。它偏重于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置重工业发展于次要地位。列宁这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小农一执著于私人家庭生产的原则——暂时但必需的让步，以挽救革命，为国家重整旗鼓。他谈到，这一政策将持续“不少于10年，可能更长”。1921年的苏维埃居民，身着缀满补丁的衣服，以破损的器皿烹调，用开裂的杯子饮水，什么都要换新的。市场的恢复给苏维埃经济带来新生命，私人贸易对革命和内战所造成的长期短缺作出迅速的反应。贸易商人设立摊位，跳蚤市场蓬勃发展，农民将食品运来城镇。因有新法律的许可，私人的咖啡馆、商店、餐馆、夜总会、妓院、医院、诊所、信用社甚至小型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内战时宛如墓地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突然生机盎然，嘈杂的贸易商人、忙碌的出租车司机、 灯火通明的商店和街道，好像重又回到1917年之前。

对许多布尔什维克来说，市场的恢复似乎是对革命的背叛。引进的新经济政策招致广大党员的怀疑（甚至列宁“偏爱”的尼古拉·布哈林，接受过程也非常缓慢，从1921年一直拖至1923年。后来，他反倒成了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捍卫者），列宁不得不使用他全部的说服力和权威，使之获得党代会的通过。尤其是在城镇工人中，人们普遍认为，新经济政策牺牲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农民因食品价格上涨而变得越来越富。在城镇工人看来，私人贸易的繁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富悬殊和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称作“对无产阶级的新型剥削”，他们的愤怒主要针对“新经济人”，即在20 世纪20年代兴旺发达起来的私商。在苏维埃宣传漫画所塑造的大众想象中，“新经济人”以钻石和皮草装扮妻子和情妇，驾驶硕大的进口汽车，在歌剧演出时打鼾，在餐馆里高歌，在昂贵酒吧中大声吹嘘其挥霍于赛马场和赌场的美元财富。新兴暴发户的这种大肆挥霍，衬以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贫困和大量失业，给人们带来苦涩的怨恨。他们认为，革命本来应该终止不平等。

在“内部战线”上，新经济政策让“资产阶级文化”的残余得以苟延残喘。共产主义曾承诺要予以消灭，但暂时还不能没有。它中止了反对中产阶级和专业知识分子的斗争，因为苏维埃经济需要他们的专长。从1924到1928年，对宗教的斗争也告暂停：不再以先前（或后续的）的频度关闭教堂或压迫神职人员，让老百姓继续保留自己的信仰，不过，反教会的宣传仍在继续。最后，新经济政策为私人生活的旧习惯和家庭传统保留了空间，引起众多布尔什维克的担忧：俄罗斯“小布尔乔亚”的心态和习俗——数以百万计的小商人和小生产者，其数量因新经济政策而日益增多——将会阻挠甚至破坏革命运动。斯大林在1924年宣布：“我们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态度和习惯，束缚着千百万劳动者的心灵，成了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

布尔什维克设想，建设共产主义乌托邦，就是要与旧的习俗和习惯展开不断的斗争。随着内战的结束，他们准备在“内部战线”上发起新的持久战：通过消灭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行为和旧社会留下的陋习（卖淫、酗酒、流氓、宗教），来赢得共产主义个性解放的革命战争。布尔什维克中几乎没有分歧，他们认为改造人性的战役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有争议的只是何时打响第一枪。马克思教导说，意识的改变依赖于物质基础的改变。列宁在介绍新经济政策时承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实现之前一其过程需 要横跨整个历史时代——试图在私人生活中创建共产主义道德制度是不切实际的。但为了推行新经济政策，必须撤离私人领域，这又是多数布尔什维克不愿接受的。恰恰相反，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战场每一时刻，积极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在家人、居所、内心中保留旧心态，只会对党的根本思想目标造成重大威胁。他们看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本性在新经济政策下日益增强，因此要求加倍努力，予以反击。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27年写道：“不能让所谓的私人生活领域逃离我们。恰恰需要在那里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

布尔什维克投入战斗的第一个舞台是家庭。20世纪20年代，他们坚信“资产阶级家庭”对社会是有害的：它是内向和保守的，是宗教、迷信、无知、偏见的堡垒，提倡自我中心和物质占有欲， 压迫妇女和儿童。布尔什维克预计，等到苏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家庭将会消亡。其时，国家承担家庭的所有基本职能，在公共中心和公寓区里提供托儿、洗衣、食堂等服务。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可自由加入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大军；激进派相信，以男性为主的婚姻和相应的性道德都会消亡，将被“爱情的自由结合”所取代。

以布尔什维克的眼光看，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最大障碍。苏维埃教育思想家西耶塔·莉莉娜写道：“‘家庭喜爱孩子，使他变得任性，鼓励他视自己为宇宙的中心。”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同意要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理性之爱”，来取代这种“自我中心的爱”。《共 产主义ABC》（The ABC of Communism，1919年）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父母讲到自己孩子时，将不再使用“我的”字眼，将会关心社区内所有的孩子。这种变化需要多久方能实现，布尔什维克内部有不同见解。激进派认为，党应采取直接行动，马上着手破坏家庭。但多数人接受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理论家的论点：在苏俄这样的农业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家庭仍是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单位， 慢慢随着国家向都市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再逐渐变弱。

同时，布尔什维克又采纳各式策略——如家庭空间的改造——以加速家庭的解体。为了解决拥挤城市的住房短缺，布尔什维克迫使富裕家庭与城市贫民分享自己居住的公寓——称为“掺沙子”政策（uplotneme)。在20世纪20年代，最常见的共用公寓由原业主占据主房，让其他家庭搬进偏房。当时，只要符合“卫生标准”（即人均生活空间，它从1926年的13.5平方米降至1931年的9平方米），原业主仍可自由选择合住的房客。很多家庭招人佣人或熟人，以防陌生人抢占。该项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强大吸引力，不仅是新政权宣传的反特权斗争（“反宫殿的斗争！ ”），更是一次创建集体生活方式的运动。布尔什维克认为，迫使人们住人共用公寓，可让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趋向于共产主义。私人空间和财产将会消失，个人家庭（“资产阶级”）将被共产主义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个人生活将融人社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新型住房设计就以这种改造作为出发点。最激进的苏维埃建筑师，例如当代建筑师联盟中的建构派（Constructivists），建议修造废除一切私人领域的“公社房屋”。其中，包括内衣的所有财产由居民共同使用， 烹饪和育儿的家务由各团队轮流负责，大家按性别分睡在不同的大型宿舍，另有专为性生活而设的包房。但这类房子实际上造得很少， 仅在乌托邦想象和未来小说中广为流传，如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We，1920年）。大多数确实落成的建筑，如建构派莫伊谢·金兹伯格在莫斯科设计的财政部公寓大楼（1930年），并没采用完全的社区形式。它们既有私人的生活空间，又有社区化的洗衣房、澡堂、餐厅、厨房、幼儿园、学校。然而，新建筑的目标仍是敦促大家， 从私人家庭（“资产阶级”）转向集体生活。

布尔什维克也直接干涉家庭生活。1918年的婚姻和家庭新法定下明确的框架，以促进传统家庭的崩溃。结婚和离婚只需向国家提出简单的注册，从而取消了教会的影响力。它向事实上的婚姻（男女同居）和合法婚姻，赋予同等的法律权利。离婚原是富人的奢侈品，现在变得经济方便，大家都可一试。其结果是大幅增长的随意婚姻，以及世界上最高的离婚率——在1926年是法国或德国的3倍、英国的26倍。由于基督教宗法秩序的崩溃和革命年代的混乱，家庭和社区的关系、性道德等，都变得松弛。

苏维埃政权的初期，革命积极分子的家庭破裂非常普遍，几乎构成了一种职业病。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圈子中随意的性关系已成事实上的规范，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接获通知，立刻奔赴遥远的前线。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种轻松随意的态度相当普遍。党的积极分子和共青团的年轻仿效者经常接受教诲，要把自己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承诺，放在爱情或家庭之上。与普通的苏维埃青年相比，性乱交在年轻党员中更为普遍。许多布尔什维克将性自由，视作“苏维埃现代化”的标志，不再接受资产阶级道德的约束。有人甚至主张，配偶关系只会促使恋人们脱离集体，减弱对党的忠诚，而性乱交而可以成为一种抗衡。

由于党的需求，布尔什维克人不能照料家事，当不好尽职的丈夫和父亲，这是众所周知的。莫斯科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人说：“我们共产党人甚至不了解自己家人。你早出晚归，很少看到妻子，几乎从不遇见自己的孩子。”整个20世纪的20年代，党代表大会经常讨论此类问题。普遍认为，与非党员丈夫相比，布尔什维克人更容易放弃妻子和家庭，因为他们对党的忠诚高于对爱情的忠贞。事实上，妻子和母亲的缺失所带来的麻烦，不仅存在于党内，也存在于广泛的苏维埃知识界。其时，大多数知识女子都投入公共生活。

托洛茨基认为，与其他人相比，布尔什维克人更容易承受家庭破裂的影响，因为他们“在新条件面前暴露得最为彻底”。托洛茨基在1923年写道，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先驱，“共产党先锋队只是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较早地经历了”人民大众无法避免的进程。许多党员家庭肯定深切感受到开拓新型家庭的职责——父母双方都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投身公益活动——尽管要付出与子女疏远的代价。

安娜·卡尔皮茨卡娅和丈夫彼得·涅泽夫茨夫都是列宁格勒（列宁逝世后，彼得格勒的新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与3个孩子住在斯莫尔尼学院附近的私人公寓，其中之一是马克斯娜、她是安娜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出生于1923年。马克斯娜很少看到父 母，她早晨醒来之前，父母已经离开，要工作到深夜方能回家。马克斯娜回忆：“我觉得缺乏母亲的关爱，总是嫉妒那些母亲无须上班的小孩。”因为父母不在，孩子们由两名女佣照料，都是新近来自乡下的农妇，充任管家和厨师。根据她的回忆，作为最年长的孩子，马克斯娜自4岁起便承担家里的“全部权责”。厨师会问她晚餐吃什么，并向她要钱，去高级干部专用店购买食物。如果女佣打破家规，或“做了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事”，马克斯娜就会向母亲汇报。但更多的时候，她回忆：“如果做了我不喜欢的，我会直截了当告诉她们。”马克斯娜感到自己肩负责任——她很清楚，母亲喜欢她负起责任——并欣然接受：“母亲说得很清楚，家里发生的事与她无关。对此，我从不怀疑。”

马克斯娜从小接受新社会价值的熏陶，属于1917年的一代，被父母视作“小同志”。她没有玩具，也没有小孩自由玩耍的空间。马克斯娜回忆：“父母视我为平等人，交谈起来把我当做成年人，教我从小学会独立，一切事情都要自力更生。”她7岁上小学的第一天早上，母亲带她去学校，让她记住路程——将近3公里的复杂旅途——这样，下午放学后，她就可以自己步行回家。马克斯娜回忆：“从那天起，我一直步行去学校。我的脑海里从没闪过应该有人陪我的念头。”马克斯娜步行一小时去市中心的商店，购买了所有的 书籍和文具。从8岁起，她自个儿赴剧场，因为有父母的高级干部出入证，可坐在包厢内。马克斯娜回忆：“从来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办，是我把自己带大的。”

父母在她生活中只是很遥远的身影。到了节日，他们自己旅行去克里米亚的高级度假村，却把孩子们留在列宁格勒。但在思想上，父母实施僵硬的管束，在马克斯娜的回忆中，往往成为烦恼的来源。母亲责怪她钟情于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却不读共产党青睐的儿童教育书籍，如弗拉基米尔·奥布罗切夫的科学探险故事《萨尼科夫的大地》（Land of Sanmkov，1926年），或格列高利·别雷赫和阿列克谢·潘捷列耶夫的《什基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hkid，1927年）。后者讲述的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如何被送进列宁格勒的学校。母亲将这两本书带回家，马克斯娜尽职地读完，之后放入柜子，全然遗忘。母亲还禁止马克斯娜邀请学校的朋友到家里来，她的理由是：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到党领导过的舒适生活——尽管仍属适度的，且带有斯巴达风格——特别是与他人的生活相比之 下。父母很少称赞或表扬她，几乎从没亲吻或拥抱过她，马克斯娜感情上的唯一慰藉是她生病时前来照料她的祖母。马克斯娜回忆：“我喜欢去她家，能享受大量的关爱。她教我如何缝纫，如何穿珠成项链，为我准备玩具，甚至还给我买了一套木制玩具小厨房，放在她房间的一角，我喜欢待在那里尽情玩耍。”

1917年后出生于党员家庭的许多儿童，都谈到父母亲情的缺乏。在这一方面，苏维埃精英养育子女的习惯与19世纪俄罗斯贵族相比，没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也对育婴室兴致索然，很早就把婴儿托交给保姆、女佣和其他家仆。

安吉丽娜·叶夫谢耶娃1922年出生于布尔什维克家庭。内战时期，父母都在红军服役，得以相遇相识。1920年返回彼得格勒后，父亲成为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的师指挥官。到1925年，他就读于军事医学院，晚上仍要刻苦学习。母亲任职于贸易委员会，等安吉丽娜出生后，开始在外贸学院学习，同样要在晚上苦读。在安吉丽娜的回忆中，童年主要是在管家的照料中度过的：

母亲很爱我，既耐心又细心，就是不够亲热。她从不溺爱，从没与我一起玩耍，希望我像成年人一样行事，把我当做成年人……父亲全心投入工作，我觉得自己只会给他们挡道，肯定是父母的累赘。我非常调皮，不喜欢待在家中，竟是在院子和大街上长大的。我8岁那年，父亲出差去莫斯科，带回一个鱼缸。他不让我出去玩，结果我绊倒了鱼缸，所有的鱼儿洒落一地。 他用皮管抽我，我便大声叫嚷：“你不是一个父亲，你是一个继母，继母！”

1923年，玛丽亚·布德克维奇出生于莫斯科党政干部的家庭，父母在苏维埃军队主要出版机构“军事百科全书”供职。父亲与家人分开，单独住一套公寓，这不是因为与母亲的离异，而是因为独居有助于自己的工作。玛丽亚的母亲自己也是苏共内战历史方面的 研究员。玛丽亚很少看到父亲，五六岁时甚至怀疑他的存在。她回忆：“我不懂‘父亲’是什么，只知道其他女孩有叫做‘爸爸’的家人，但我几乎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他会在出国旅行后突然出现，非常热闹，给每人带来礼物，然后再一次消失。”

艾莱娜·邦纳的父母是列宁格勒的党干部，从清晨持续工作至深夜，很少看到留给祖母照看的女儿。艾莱娜渴望母爱，“假装爱哭”，还经常装病，迫使母亲留在家里。她羡慕那些母亲无须上班的孩子，相比之下，他们“总是显得非常欢快”；而自己的父母，即使在家时，也忙于党的工作，很少关心孩子。艾莱娜回忆，她9岁或10岁时，“父母每晚都在编写小册子，说是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党的工作就是造房子”。

邦纳一家住在党务工作者的特殊宿舍，那里曾是列宁格勒的阿斯多里亚酒店。房间装饰简陋，一切摆设都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多数党员都生活在类似的简朴环境中，即使高级官员，其生活也很朴素。要等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才以豪华公寓和消费物品奖励他的忠诚部下。从1923到1930年，尼古拉·谢马什科担任卫生人民委员，他家在莫斯科财政部公寓大楼只占一套简陋的小公寓。其邻居回忆道：“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舒适或装饰从来不感兴趣。”20世纪2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主义者，将这种斯巴达式生活方式奉若神谕戒律。他们继承了地下工作的禁欲主义，在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更将之转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做人的原则。俄罗斯社会主义知识阶层，其文化和思想的内核，就是对物质占有的排斥。他们努力扫除“小布尔乔亚”的生活遗迹——壁炉架上供赏玩的瓷器、鸣唱的金丝雀、全部盆栽植物、柔软的家具、家庭肖像和其他小摆设——以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革命激情，向“庸俗的资产阶级舒适”发起攻击，这两者紧密结合。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1921年写道：

墙上的马克思在注视
突然
张开嘴，
开始呵诘：
庸俗理不清的纱线缠上了革命
庸俗生活比弗兰格尔
更为恶劣
最好
拧下金丝雀的首级——
由此，共产主义将不会败于金丝雀。

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美学，热衷于装饰自己居家的是庸俗人士。 理想的“生活空间”（苏维埃官员对家的称呼）只需最少的装饰和布置，纯粹以实用功能为出发点，家具最好能节省空间，如两用沙发床。在布尔什维克的想象中，人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因崇拜财产而受奴役，简朴生活反而是一种解脱。在费奥多尔·革拉特珂夫的著名小说《水泥》（Cement，1925年）中，同是党员的一对夫妇牺牲自我，抛离家园和女儿，去帮助重建一座在内战中被摧毁的水泥厂。当丈夫格列勃开始想念老家的舒适时，妻子迅即以更崇高的目标提醒他：“你想要美丽的鲜花在窗台上绽放，床上铺满软枕？不，格列勃。我冬天住在没有暖气的房间，在共用厨房就餐。你看，我是一个自由的苏维埃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