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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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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改变世界
http://select.yeeyan.org/view/521814/444300
改变世界
译者：小兔不怕胖
发布：2015-02-19 16:44:04挑错 | 查看译者版本 | [url=]收藏本文[/url]
1978年，我在帕里阿尔托（美国旧金山附近的城市）高中毕业，那时硅谷这个名字也仅仅用于一小群技术专家。就在前一年，苹果电脑公司成立，推出第首款大众私人电脑苹果Ⅱ。那时几个主要的技术公司都在制造电子硬件。上学路上我骑车会穿过斯坦福工业园，途经惠普、瓦里安和帕洛阿尔托研究所的办公室。圣克拉拉山谷的社区点缀着廉价、时髦的一层小房，因为建造者叫Joseph Eichler，所以这些房子名为Eichlers，它们有落地窗、开阔的平面和平顶车库。（斯蒂文.乔布斯在一座名为Likeler仿造的Eichler里长大，）。那时帕里阿尔托的平均房价在125,000美元左右。沿着主干道下去，大学街——贝宝、脸书和谷歌未来的地址——尽是体育用品店、各种折扣商店和几个艺术电影城，还有一个装有百叶窗放三级片的巴黎剧院。穿过国王大道，斯坦福购物中心以Macy’s和Woolworth’s 为主，仅有一家精品屋——1977年开的维多利亚的秘密。还有一个停满了达特桑（Datsuns）与雪佛兰新星的停车场。高档餐饮在帕里阿尔托几乎是没有的，就像‘高档’这个词一样。这里的公立学校很棒，而且差不多是人人都来上的。只有少数几个我所知道的孩子惹祸后被送去了私立学校。山谷中充满着中产阶级、平等和舒适，夹杂着些许枯燥。
三十五年后，帕洛阿尔托的平均房价已超过了两百万美元。斯坦福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成为雷克萨斯和奥迪的海洋，他们的主人正在巴宝莉和路易威登采购。硅谷大约有五十个亿万富翁和成千上万个百万富翁，去年脸书（Facebook）的公开募股就单单创造了半打前者和一千以上个后者。同样也有穷人的人数记录：过去两年流浪汉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大多是因为猛增的房价。数十年之后国家变得越发不平等，而硅谷是美国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
就读私立学校的人蜂拥而至，因为公立学校地处贫民区——如东帕洛阿尔托，那里的城市被101号高速公路切断，已年久失修，并缺少基本供给。在富人区，公立学校实质上变成了私立学校，因为他们不屑于基金会筹集的不足的国家资金，因此自己为自己建造学校。一所名叫伍德赛德的小学被山谷中最富有的技术员家庭包围。1983年，这所学校的家长创建了一个基金会，以此来弥补1978年颁布的第十三号提案带来的预算削减，这条修正案大幅度地限制了加利福尼亚州的财产税。伍德赛德学校基金会每年为那不足五百个学生的学校提供两百万美元的资助，每年春天还会有附带现场拍卖会的娱乐活动。两年前我曾参加过一次，那次的主题是摇滚明星，谷歌的一名员工坐在我桌旁，他刚刚从一个叫做Parental Indiscretion 的乐队表演完。学校的捐助者们穿得像蒂娜.特纳或吉米.佩奇，吃着Jump’n Jack Flash 烤腹肉牛排，为Pimp My Hog ！出价一万三千美元（“骑着你私人订制的1996哈雷戴维森XLH1200C摩托赛车穿过城镇”），花两万美元去拉里.埃里森房产中的日本花园游玩，拉里.埃里森是甲骨文公司（Oracle） 的创始人，也是本地区收入最高的董事长。达到高潮的是疯人晚餐俱乐部一顿16人的晚餐卖到了四万三千美元，他们答应把这些夫妻送回到当地居民还在住两千平方英尺房子的过去。
技术产业的最新财富是吞下旧金山半岛。如果硅谷仍是工程学的突破中心，那么旧金山就会变成数百个软件公司的吸铁石，他们大多都在南部市场地区，因为那里是推特的总部。（这些公司一半儿的创始人都是脸书的校友。）硅谷公司的许多年轻员工都住在城里，穿着白大褂工作，配备的公车上设有Wifi ，它们在旧金山周围15个站点接送乘客。公车的时间表是由大众制定的，这也成为了旧金山湾区技术人员迅速阶级化的鲜明象征。丽贝卡.索尔尼在旧金山居住了三十年，最近在《伦敦书评》中写道：“有时谷歌的公交就像长着两面神头上其中一张脸的资本主义，它告诉我们人太宝贵了以至于不能乘坐公共汽车或自己开车。塞萨尔查韦斯街上，谷歌公交车站的右侧，一群拉丁美洲的移民站在大楼前等着接他们，要不就是被政府逮捕驱逐出境。”城里最受欢迎的餐馆突然就出现在公交车站的附近。那里的租金是整个旧金山增长最快的，有时候还会达到往年的两倍之多。
这些公车装着他们的有线货物开往南边谷歌、脸书和苹果的‘校区’，这个地方充分发挥着社区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个工作地。谷歌的根据地在山景镇，我在这里长大，那时这儿还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小镇，如今却仿造的像一个休闲的、到处掷飞盘玩儿的斯坦福大学，而斯坦福大学同样也是硅谷的孵化器。在这里，公司的创建者们在研究院相识。彩色的谷歌自行车在校内随处可见，你可以随处停放，这样另一个员工就可以接着用了。备有充电站的电动汽车可以给员工们跑腿儿。脸书的大楼在门罗帕克，在101号公路和沿着海湾的盐沼之间，四周围绕着仿造的城市广场，广场的混凝土表面装饰着一个词‘HACK’，字母大到在空中都可以看见。在脸书公司里，员工们可以吃到寿司或墨西哥卷，还可以举重，剪发，洗衣服，看牙医，这一切都可在上班期间享用。与此同时，苹果公司打算投入近五百万美元在属于苹果公司的公园中间修建一座巨大的、坚不可摧的环绕式总部。这些封闭的地方是为了防止技术人员和周围社区有偶然的接触。设计评论家亚历山德拉.兰格在她最近的电子书《互联网城市：硅谷都市生活》中写道：“硅谷的技术公司们越是信奉城市模型，他们就越是难解释为什么会被敬而远之。没有徽章的人也不一定是危险人物。”
（苹果公司飞碟总部设计图）
企业的‘光荣独立’造成了认知失调，因为它在硅谷里是一件关乎信仰的东西，才会让技术企业呈现的更乌托邦、更民主，而不仅仅是几个特殊利益集团。信息革命（这个词语本身就传达出一种商业例外主义的感觉）出现在旧金山湾区反主流文化的七、八十年代，并受到组建私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几个业余爱好者的影响，还有一些理想主义工程师如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他促进了超文本概念的发展，并称数字网络可以增加我们的‘集体智商’。自苹果公司起步，私人电脑就被看做是个人释放的一种工具；随着社会媒体出现在网络上，数字技术称它们是促进全球进步的推动力。‘改变世界’这个词儿被泛滥地用于硅谷的谈话和经营计划里，就像谈起‘早期投资’和‘产品测试’一样自由。
金融家说他们就像在做上帝的工作一样去提供低息贷款，石油商称自己简直是个爱国者让国家的能源独立，没有人太把他们当回事儿——假定他们的动机是盈利的话。但当技术型创业者描述他们崇高的目标时就不会有傻笑和眼色。“许多人看到在他们的事业中充满了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在社会或政治行动中，”一个年轻的企业家这样描述他的同行。“如果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公司就能实现所有的目标，显然是很便利的。”他补充道，“但实际上他们认为脸书将会是解决世界上许多问题的灵丹妙药。这并非犬儒主义，而是傲慢与无知。”
几年前，巴拉克.奥巴马来参观硅谷校区，一个公司员工告诉他的同事他不会占用工作时间去听总统的讲话，他解释说：“我所制造的影响比政府部门里任何一个人可能做的都要多。”2006年，谷歌创办了他的慈善机构——Google.org, 但是其他技术巨头并没有跟尾随其后。如脸书，它就感觉像是使世界变成一个更开放更有联系的地方，这比任何慈善事业都好。行业话里的两个关键词是“有效”和“扩展”——快速发展和人类进步其实是不能区分的。在脸书墙上贴的的一条座右铭是“迅速行动，打破常规”。政府被认为是行动迟缓的，雇佣些平庸之才，守着些陈规陋习，而且行事效率低下。
雷德.霍夫曼，职业社交网站LinkedIn 的联合创始人，也是许多硅谷公司的投资者。他告诉我：“在投资时，你想要事情在三到十二个月内就有重大转折以此来知道你在进步。而政府支出却要花上一年之多！”约书亚.科恩，斯坦福的政治哲学家，也是《波士顿评论》的编辑。他描述了一段与斯坦副校长约翰.亨尼斯的对话，约翰.亨尼斯扩大了财政专业与硅谷的关系。“他向我说起政府部门里的无能之士，”约书亚回忆道：“我说：‘如果你认为他们是如此的无能，那为什么你不在你的的演讲里激励斯坦福的学生到政府部门工作呢？’他认为这是一个荒谬的想法。”
（图为雷德.霍夫曼）
在2008年的采访中，马克.扎克伯格讲述了黎巴嫩年轻的穆斯林们如何冒着被极端主义怂恿的风险，在脸书上拓展视野，与‘去了欧洲’的人结交。他指出社交网络可以帮助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这不是出于任何一个人的深仇大恨，”扎克伯格提议。“它来自缺少连通，缺少通讯，缺少共鸣，缺少理解。”美国历届政府都没能解决巴以冲突；也许问题的答案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用脸书。
（扎克伯格与脸书）
硅谷一些相互冲突的压力涵盖着职业道德、身份意识、理想主义和贪婪。这是在市场大街的公车候车亭里，我看到旧金山大学的广告里总结的。“成为成功者，而不是没人爱的蠢人。改变世界，从这里开始。”
技术企业通过所在社区隔离自己的方式，未被它改变却改变了旧金山湾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没脏了自己的手。贯穿硅谷的大部分历史中，它的主管们都显现着一种自由主义者的本能，尽可能的远离政治和政府。雷德.霍夫曼这样描述这种态度：“我作为一个个体所能做的，其他任何一个人也可以做到。我可以用一点点的投资赚数十亿美元，为什么全世界不能那么做呢？”但是改变世界的必要性最近引导了一些硅谷的领导者想着让他们成功背后的价值和概念上传到公共领域。
当2004年扎克伯格创造脸书时，他才是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的大部分室友都曾与他一起努力，但乔.格林没有。扎克伯格和格林都是哈佛大学犹太人兄弟会的会员，二人曾共同合作过Facemash (脸书的前身) ，这个网站可以让哈佛的学生评估他们同学的人气。这让他们两个都被带到了纪律审裁委员会。格林的父亲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数学教授，他对此表示不快。不管怎样，格林从未认为自己是个技术人员——而是个政治人。在圣莫妮卡高中，他赢得了当地学生董事会会长的位置，组织了一场最低生活工资的运动。在哈佛，他跟随马歇尔.冈茨学习，马歇尔是一位研究社群活动的理论家。格林还为了他的毕业论文采访了路易斯维尔的工人阶级，询问他们对经济机会的看法和他们的美国梦。（总之，他们相信人们从根本上是平等的，这点应从收入分配上显现出来。）2003年的夏天，在他的大二和大三之间，格林在新罕布什尔为约翰.克里的总统竞选作志愿者，在那里时他意识到，如果每个人都用社交网络——那个他曾参与过的早期的，命中注定的社交网络——政治组织者的工作会轻松的多。他回到哈佛，力劝扎克伯格用他的编程天赋去造个政治社交网络。但是扎克伯格对做生意更有兴趣，他已对大学社交网络打定了主意。
“不要再提扎克伯格的那个事儿了。”格林的爸爸警告他。尽管如此格林没有选择退学而是与扎克伯格和其他室友前往硅谷。那个夏天，脸书诞生之际，他作为一名克里方的组织者在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工作。之后几年，扎克伯格取笑他：取代赚数十亿美元的是他为克里丢了两个州。
 （图为乔.格林Joe Green）
如果在别的年代，格林可能就会去《国家报》实习或在美国国会工作了。取而代之地，他毕业后就率领着West，并在没有编程技术的情况下，创办了两家技术公司。2007年，他和肖恩.帕克——硅谷的一位企业家，推出了Cause ,——一个帮助草根组织并非盈利筹集资金的脸书应用程序。去年，格林又创造了NationBuilder, 它是一个可以为政治运动和社区组织提供数字工具的软件平台。比起使用，格林更擅长开启事物，他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两个公司的领导层，第二个是在今年二月。（格林说他的离开完全是自愿的。）自始至终，他都试着让他的前室友对政治感兴趣，但很长一段时间扎克伯格只对自己的公司感兴趣。
“技术人员说起为什么创建他们的公司时，都倾向于讲改变世界，”格林说。“我认为这是真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是完全与政治分离的。部分是因为政治的工作原理和技术的工作原理大相径庭。”政治是事务性的、不透明的，建立在阶层和握手上。技术是经验主义的，并常常通过数据变得清晰明了。格林如是说道。
2010年，就在电影《社交网络》上映之前——这部电影形象地描绘了脸书的起源，扎克伯格宣布为纽瓦克市公立学校系统捐助一亿美元，这是他第一次明确地进军慈善事业。这笔钱打算在教育官僚机构里激励起一些改革。格林指出扎克伯格花这么多钱也只是改变一个中等城市学区的规则，他本可以把那些钱投入政治，会更加有效。
我最近见了马克.安德森，他是硅谷一个最强分风投公司的普通合伙人，安德森.霍洛维茨。他的办公室在门罗帕克沙丘路上，在同类公司中他就像个田园式的贫民区。办公室明显受《广告狂人》里装饰的影响：绘画是由罗伯特.劳森伯格和其他几个六十年代的艺术家完成，餐具柜上摆着几瓶昂贵的威士忌。他的桌上摆着台唱片机，就像电视剧前三季里皮特.坎贝尔所装饰的办公室一样。安德森来自威斯康星洲，是一个高大的，固执的人，说话直率、迅速。他告诉我2008年他很支持奥巴马，不过后来又换成了米特.罗姆尼，罗姆尼是一名优秀的州长。
（图为马克.安德森）
安德森告诉我各阶段工业对政治参与的态度。首先，在七十、八十年代比较普遍的是：“别管我。让我们做自己的事情。”T.J.罗杰斯，柏树半导体公司的创始人对所有人说谁参与政治谁就是犯了个大错误。硅谷中的自由主义者忽略了联邦政府提供研究费用的重要作用。安德森说，“很有可能某些人会出现在这里——一个二十四岁的工程师，在创建公司和产品上极具技术水平——并且之前并没有在政治、社会问题和历史上曝光过。当政府出现时，就是个坏消息了。他们走了，‘哦，上帝啊，政府是个恶魔，我以前不明白这会有多么的糟糕，我们必须和他战斗。’”
安德森自己曾经就是这个类型的。1993年，当时他只有21岁，他协助开发了Mosaic ——第一个流行开的浏览器。之后，他联合创办的美国网景公司（Netscape）推出了航海家浏览器， 但政府坚信它的的加密会因国外销售而减弱，由此导致恐怖分子或其他犯罪分子不能用网景公司的密码术。但是那个密码强大到连美国情报机关都无法破解。这就需要公司为出口重新创造一款不同的产品。本.霍洛维茨，安德森的合伙人，他经营着网景公司的销售部门，说：“很难去描述这是何等的痛苦，我们完全惊呆了。”随后，其他的技术引领者被告知恐怖分子行动的分类概要，他和安德森意识到联邦政府工作人员是对的。“也许他们没有完全理解所有事情的含义，”霍洛维茨说“但我们也没有理解他们的工作。”最终，工业辩论获胜，政府不想外国竞争者抢了美国的生意，于是撤回了请求。
安德森解释说，在过去的大约五十年，硅谷袖手旁观的态度有所改变，因为行业越来越壮大，它的活动和管理有所冲突。技术引领者开始意识到有时候华盛顿对他们很有用。“山谷里一小部分高端人士会涉及政治，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无情地利己主义。”安德森说。起初令这些技术高管们兴奋的事是优先认股权、补助金和税收减免。“他们开始在华盛顿给山谷一个坏名声——就是让硅谷变成又一个特殊利益群体。”
在2011年初，扎克伯格，史蒂芬.乔布斯，和其他硅谷的显要在伍德赛德与奥巴马总统共进晚餐，那是在约翰.杜尔的家里——一个风险投资人和民主党人士。技术引领者的话题并不广泛，而仅仅集中在宠物的问题上。思科公司的约翰.钱伯斯，一直在争取可以再投资于美国的海外盈利的免税期。根据沃尔特.艾萨克森写的乔布斯的传记，当钱伯斯正在游说奥巴马时，越过鳕鱼和扁豆沙拉，扎克伯格对总统顾问瓦莱丽.贾勒特悄声说道：“我们应该谈些对国家而言重要的事，为什么他仅仅是在说对自己有好处的事呢？”轮到乔布斯时，他要求为在美国获得工程学位的外国学生增加H-1B签证——这也是硅谷长期渴望的。奥巴马告诉他这个问题只能在更广泛的移民改革中处理，比如那些与父母非法越境的孩子也可以获得合法地位。
奥巴马对扎克伯格在宴会上的离开印象深刻，但却对自己的行业深感失望，美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门没有了更大的议程。
扎克伯格谈起了他对格林的关心，格林说这个国家最大的挑战就是配备更多的美国人去从信息时代获益。随着自动化带来的众多失业，更多的财富也只集中于少数展望远方的人手中。硅谷在和未来竞争，但像格林在路易斯维尔会见的人却愈发边缘化。停止这样的态势需要专业知识、时代机遇和技术领导者们的资金。“我们怎样做才能让美国进入知识经济呢？”格林问我：“我们又该怎样为知识社群创造出一个声音，是为了未来，而非一丝己利？如果我们组织出这样一个群体，它肯定是政治中最具力量的声音。”他忘我地丢弃了这个想法。“我想我们的自私都是对创造就业的广泛兴趣和经济增长相结合的。”
今年年初，扎克伯格开始教一个班级创业学。每周一个下午，他给脸书总部附近住在贫民社区的中学生上课。他想要问问学生们的大学计划。一个年轻人说他可能不上大学了，因为他和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从墨西哥非法移民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故事触动了扎克伯格。在2010年共和党人竞选失败以后，开始了全方位的移民改革——包括增加更多了H—1B护照，这在华盛顿似乎很有可能实现。对技术领导者成立组织而言，这也像是最有前途的问题——一个关于自身利益与广泛兴趣相结合的例子。
扎克伯格和格林开始建议硅谷的领导者们成立一个政治宣传组：安德森、霍洛维茨、雷德.霍夫曼、雅虎的玛丽莎.梅耶尔、谷歌的埃里克.斯密特和其他至少三打人。他们兴趣盎然，好像就等待着类似的事情发生一样。尽管安德森和霍洛维茨并没有参加这个项目，但安德森认为它展现出了“工业的成熟”和更高水平的政治战争——“更深层、更长久，坦白说，更多的钱。”
霍夫曼认为移民改革会纠正错误，在各阶层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软件工程师到干洗工。他对扎克伯格说：“硅谷的正事儿是专注于高端的签证，‘剩下的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是的，”扎克伯格说。“但这还存在巨大的道德成分。我们也要追求它的一切。”
“哦，很好，”霍夫曼说：“我承认。”
今年年初，格林写了大约十五页的计划——随后给了《政客》，但比起移民问题，《政客》对挖掘硅谷的政治力量要做的更多。这篇文章的一部分里列出了“技术人员”能被组织成“最强有力的政治推动力之一”的几个原因，包括“我们的声音很有分量，因为我们在美国人中受到广泛欢迎。”这个春天，创办人们举行了一次晚宴，并将个人命运抵押成钱，据传闻，集体目标是五千五百万美元。上个月的一个下午，格林在太平洋高地中朋友家屋顶的阳台上享受阳光，金门大桥和马林山尽收眼底。他赤脚穿着牛仔裤和红色T-恤衫，他的左腿支撑在一个装饰性的石碗上并用支架固定着。（滑雪时他摔断了腿。）一个名叫曼尼的年轻助手拿来了水和核桃。当格林在苹果笔记本电脑前工作时，他的一头卷发随海风飘动，他的电脑上装饰着一张便签，上面写着“梦想即在此刻”。扎克伯格的专栏明早就要登上《华盛顿邮报》，宣布硅谷成立的名叫FWD.US小组信息。“我是这个组织的主席，”格林说：“我们会有真正的办公室。”他找回了最初的热情——政治组织。他宽大而粗线条的脸上突显一个微笑：他已经花了十年时间设法说服扎克伯格这个事儿，最终他做到了。
加文.纽森在2004年到2010年担任旧金山市长。他闻名全国，因为在2004年他使旧金山市的同性婚姻合法，不顾州内的禁令。当前他正遭受着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副州长的侮辱，但州长杰瑞.布朗说他如果不是总统候选人，就会是继任者。他很高大，有一口皓齿，令人生恨的英俊，并且常常自嘲（“我要找一个像我一样的家伙——胶凝的头发”），有着运动员的阔步，习惯叫其他男人“兄弟”。我们相见于一家洞穴似的私人会所，在滨水码头附近，它因‘创始人巢穴’而闻名，因为它为挑选出的初创企业和“在项目中间经验丰富的企业家”提供了‘本垒’。纽森在那儿租了一张桌子——这是他在旧金山的办公室，他也想被当做技术支持者的一份子。他在黑客们的桌前停下，这些人从笔记本电脑中抬头看向他以示欢迎这位前任市长。
（图为加文.纽森）
今年年初，纽森，这位商业书籍的狂热读者，出版了《Citizenbille:如何打造数字城市与政府改造》，大肆描写宣传比尔.克林顿，科里.布克，迈克尔.布隆伯格，斯图尔特.布兰德，阿里安娜.赫芬顿和Yelp、克雷格列表（某网站）和SaleForce的创始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为这本书进行了采访。“在私人部门和个人生活中，显然，所有事情都在过去十年发生了极大改变，”纽森写道。“但在政府上却微乎其微...技术描绘了无关于政府的当今体系，所以，如今政府要转向技术来修整自己。”这是书中通俗有启示的主题。作为市长，纽森与塞吉.布林拉里.佩奇成为了朋友，他们是谷歌的创始人，发明了智能停车计时器 ，为了需要还用云计算来收集城市里流浪汉的人口数量。‘流浪者联合工程’，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努力，极大地提高了旧金山为流浪汉提供服务的能力——如果人们抱怨牙疼，志愿者们会告诉他们去哪儿获得免费的牙科治疗。它被认为是纽森的成功，也已经被其他几百个城市竞相模仿。但曾和我谈过话的几个人也说纽森在政府部门用科技产品时会表现得很浮躁、分心。2008年，纽森并没有给一群现场听众进行市情演讲，取而代之地，他在YouTube 上传了七个半小时的演讲，在被人嘲笑后，他放弃了这种实践。
从那以后，对于什么困扰着政府的解答，纽森更是变成了科技的信仰者。“Citizenville”呈现的是通过类推而得的思考，作为政府在网络时代里概念和口号的引导，它在根本上是有用的，网络时代当前也正在学术会议、政治演讲和TED Talks 中流通着。（“Gov2.0”这个词是由技术公关蒂姆.奥赖利创造，他还创造了更早的词“Web2.0”）。科技也打破了阶层。数据授权给人们。政府不是一个官僚执行任务的自动贩卖机，而是一个平台——像脸书、推特和iPhone一样——在这里公民可以创建自己的应用和与他人的相互作用，提出他们自己的方案。
“我们与人们在他们的所在之处相见，”纽森说。“他们现在正在玩游戏，花时间上社交网站。”网络游戏将人们吸引到集体竞争中，像虚拟农场——它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可以当做市民改进的模范，它通过征集政府官员和市民竞争去解决像坑洞一样的城市问题，然后给胜利者颁发奖金。为什么不能通过布朗克斯、布鲁克林和华盛顿特区它们之间的相互对抗竞争，用“游戏化”的方式改善服务呢？大众外包（Crowdsourcing）和à la Kickstarter指出了一个办法，从有兴趣的市民那里筹集公共工程的资金。纽森写道：“通过政府的Yelp,你能在城市服务之间创造出怎样的竞争呢？接着就要靠我们去进行了。”
去年，格林合作创建了Lyfy,一个“拼车”公司，在旧金山和其他城市都有服务项目。它的座右铭是“做你有车的朋友。”通过一个手机应用，顾客可以呼叫一位经Lyft批准的普通市民，这位市民可以在日常的上班路上顺便载你一程。该车要有明显的带绒毛的粉色胡子贴在前窗上。“你做在前车位上，司机给你一个顶拳，”格林解释说：“这是一种对等关系，而不是服务关系。”顾客会付一个建议价，一般是到格林公司金额的百分之二十。目前为止，Lyft已登记了几百个司机，格林希望像Lyft这样的众包交通系统可以从根本上取代目前的这个，也许会有谷歌那样一队的无人驾驶车，然而它就意味着没有顶拳了。
旧金山正在变成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城市。装着极度贫穷的地区像菲尔莫和田德隆区，也在普遍急剧增长的房价中被孤立。黑人人口在竞选中的缩减超过百分之十，1970年要比现在还少百分之十，这还不够填满巨人队在AT & T公园比赛的四万个观众席呢。加州拉丁人口的增长要比其他地方慢得多。出租房控制和其他城市传统自由主义的措施都在制约那些大批旧金山里不在技术部门工作的人员离开，但是听到工人家庭挤到了南部，到了湾景区或达利市，或是穿过了大桥，到了东海湾，这样的故事并不奇怪。
（旧金山金门大桥）
克里斯蒂娜.奥拉格，城市监事会的前任会员，带我参观了教会区的几个地方，她在这边公益地为低收入者准备可行的就业。教会区曾经是拉丁美洲的一个邻居，现在已受到技术工作者的极度欢迎。我们在瓦伦西亚大街一个叫做四桶咖啡的咖啡馆见面，这里提供单一起源和手烤工艺的咖啡。奥拉格已五十岁，是墨西哥农民的女儿， 曾经在一个叫Mission Anti-Displacement Coalition的当地组织中非常活跃。“这是一个我过去常常抗议的地方，”她对我说道，朝四周看了看玩苹果的年轻热，“但现在我在这里，四处闲逛，花一个半小时等一杯咖啡。”她现在与新人们的沟通有些麻烦。“人们似乎更加自恋了，某种程度上说也可能是更加个人主义了，少了同情心，”她继续说道。“他们着实沉溺于iPad或手机中。他们交流的更多了，但和真正存在于周围的人交流得却更少了。”她更多地抱怨着科技公司对疾苦的漠不关心，他们事业的成功使许多几十年来旧金山一部分的构筑者施加的痛苦。“每个人都是谨慎的，我想。许多在技术部门的人感觉被评判了——因为他们确实如此。” (文章已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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