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琼：“潘扬案”中的扬帆一家

吹笛在湖北

@
      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扬帆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幻听幻觉的毛病一度非常严重。解放前多年的情报工作，使他在绝望中一直幻想有一台万能发报机，能和任何人联系，在他的幻想中，联系最多的是周总理。

　　扬帆，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经在新四军和华东局中担任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第二任公安局长。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扬帆因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而蒙冤25年。在这期间，我作为妻子和几个儿女顶着巨大压力，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直到把他拉回亲人的身边。

　　年末的最后一天失去自由

　　1954年，对于曾经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年份。1953年底，他被免去所有行政职务，整整一年赋闲在家。1954年的最后一天，扬帆和家人在家中团聚小酌，希望来年能够顺利。正在这时，一个电话打到家里。打电话的是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接过电话后，扬帆很高兴，三口两口吃完饭就往房间里跑。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换了件灰色的罩衫，那是他外出的服装。他来到我身边，轻轻地说：“许建国从北京回来了，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趟，可能我的问题要解决了。”当时许建国和时任上海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一同去北京开会，开会的具体内容已经被免掉行政职务的扬帆自然无法知晓，但他们一回上海就找扬帆，可见一定是带回了跟扬帆有关的消息。

　　这天晚上扬帆出门的时候是兴冲冲的，他觉得是好消息，因为他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信心，正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相信有关他的种种问题都会一一解决。

　　走的时候，扬帆和我没有道别，然而这一别就是25年。

　　扬帆是带着警卫员坐汽车走的，没想到走了没多久，他的警卫员就回来了。他跑到我的房间里面，非常紧张地说：“李琼同志，首长出事情了。”原来，汽车并没有把扬帆送到许建国家里，而是去了隔壁的岳阳路俱乐部。扬帆从汽车上下来，警卫处的人就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警卫员看到扬帆被两名警卫处的人架着进去了。

　　听了警卫员的描述，我当时非常紧张，但是在警卫员面前，我还是故作镇静。我对警卫员说：“好的，你回去休息吧。”我独自等扬帆的消息。到晚上10点，警卫处长到我家里来，他说：“李琼同志，扬帆要到北京去开会，你准备一些衣服。”还说这次开会可能时间比较长，春夏秋冬的衣服都要带一些。当时听了这个话，我根本不相信扬帆是去开会，我心里明白，扬帆不是被隔离就是被逮捕了。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疑惑没法问出口，只好给扬帆整理了一箱子衣服，让警卫处长带去。

　　事实上，扬帆被架进岳阳路俱乐部以后，上了二楼，也的确见到了许建国等人。然而这时的扬帆已经知道等待他的并不是好消息，因为所有人都板着脸，没一点儿笑容。许建国向他宣布：“中央已经来指示，决定要审查你，要我们把你送到北京去。”扬帆听了这个话，心里就明白了。他当时说：“那我回家去准备一下吧。”许建国说：“你不用回去了，叫人到你家里去取东西就行了。”

　　这一晚，我是在不安中度过的。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55年的元旦，许建国把我叫到他的家，对我说：“李琼同志，扬帆到北京去开会了，这件事你对任何人都要讲是开会，对家里人也是这样讲。”又说，“你小孩子比较多，你要把孩子好好带好。”虽然许建国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情况，但这些话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扬帆一定遇到了不好的事情。然而同在公安局工作，我知道这些事情如果组织没有明确告诉你，是不能问的。我一个人回到家，冥思苦想，怎么也不明白扬帆究竟有什么问题。回想到几个月前，我曾经问过扬帆这个问题。

　　那是1954年9月的一天，当时公安局召开了一个科长以上的干部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针对扬帆的批判大会。开始是叫扬帆作自我检查，他作完检查以后，就让他回家，不允许他参加之后的会议。会议之后的内容是大家批判揭发扬帆，主要说他对一些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该抓的不抓，该杀的不杀，说他包庇这些人。讲到后来，有的人上纲上线，说扬帆这样做不是国民党的代理人，不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无法理解的。我当时在场，听到了这些话很紧张，也无法理解，更无法辩驳。会后，许建国把我叫到后台，对我说：“今天会上的事情，你一句也不许向扬帆传达，你要用党性来保证。同时，你这几天要注意扬帆的活动，如果有不正常的事情，你要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回去后没有同扬帆提会上的事情。然而我一直心神不安，忍不住对扬帆说：“老扬，你是公安局长，你对党的政策比我要懂得多，我只是一般干部。但是，你心里真有话的话，我希望你找个人谈谈，像谭震林这样的同志，沟通沟通。”没想到扬帆听了这话非常生气，他马上跳起来说：“连你也不相信我了?”他说：“我告诉你，我该讲的都讲了，该说的都说了。如果有人认为我还有问题，哪怕十年、二十年，我都奉陪到底。”

　　没想到，扬帆这句话一语成谶，他果然付出了25年的时间，才证明自己的清白。

　　生离之后是死别

　　在扬帆被带走的四个月后，也就是1955年4月，黄赤波来到我家，他带来的消息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他告诉我：“扬帆被逮捕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差点昏过去，原本还抱有的一丝希望完全破灭了。

　　在这几个月中，扬帆在头一两个月之内还来过四五封信，都是经过公安局转的。他在信里只字不提自己的问题，只是问问家里老的好吗，小的要当心，再就是问问我身体怎么样。讲到自己，只说组织对他照顾得很好，他具体在什么地方，查他什么问题，一句不提。当时，我的回信也是通过公安局转去的，到了第三个月开始，就杳无音信了。

　　扬帆被捕后，我翻来覆去想，扬帆是否有反革命的痕迹和可能，然而我怎么也想不出来。当时也有组织来找过我，叫我到党校去学习。我去了以后才知道，是到党校接受审查，叫我交代扬帆的问题。然而交代来交代去，我也说不出扬帆可能成为反革命的任何事情。

　　几乎就在宣布扬帆被捕的同时，“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震动全国，那是1955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一家人不知所措。祸不单行，刚刚经历了生离，马上又要面对死别。

　　扬帆走后，我一直瞒着扬帆的父母，老人家身体不好，受不了这个打击。然而在扬帆走后大概一个月，他父亲有一天忽然对孙女小殷说：“你妈妈说你爸爸去开会了，是骗我们的，他失踪了。”这时老人已经猜到儿子出了意外。到了5月，老人高血压的毛病突然加重，引起脑溢血，我把他送到医院之后两三天就去世了。

　　老人走后，我很伤心。两位老人是1950年来到儿子家的，到扬帆的父亲1955年去世，我们差不多一同生活了4年。当时作为公安局长的扬帆，待遇不错，有两部汽车，一部是扬帆坐的，一部是警卫的。虽然有两部车子，但是4年多时间，扬帆从来没有用车子带我们到公园玩过一次，或者带我们到电影院去看看电影。因为扬帆的工作实在太忙了，以至没有时间陪伴父母，这是他对父母永远的愧疚。

　　在扬帆的父亲去世后，和我们同住的扬帆的姐姐，在9月因为肝硬化腹水也去世了。第二年，扬帆的母亲也因为丈夫、女儿去世、儿子失踪郁郁而终。一年之内一同生活的3个人去世了。

　　然而到了1957年，我面对了扬帆走后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我最小的儿子，扬帆走的时候只有2个月大，当时已经3岁了。一天，儿子突然发烧，我把他送到儿童医院去看，医生说是感冒，如果保险起见，住院几天观察一下。我当时心想，感冒不要紧，自己家里经济拮据，住院花费太大，另外自己上班脱不开身，没法在医院陪孩子。于是要了一点药，就把孩子带回了家。第二天，我还是照常去上班，等到第三天下班回到家，发现儿子还在发烧。到了这时，儿子已经连着3天发高烧，此时我有点儿急了，也顾不上吃晚饭，抱着孩子又到了儿童医院。那天晚上，医生再次建议住院，我同意了，在观察室住了下来。等到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儿子得的是小儿麻痹。我听到这个结果心里很难过。而此时孩子神智还清醒，他对我说：“我要吃橘子。”我赶紧答应：“妈妈这就给你去买。”没想到等到橘子买回来，儿子已经死了，我手里的橘子掉落一地。

　　艰难的岁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一家人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因为是“反革命家属”，我和五个孩子往往需要比身边的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得到同样的回报。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经常会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或中伤。

　　扬帆被捕之后，我首当其冲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进了学习班。从学习班出来以后，我没有回原来的公安系统，而是被分配到卢湾区中心医院工作。因为“反革命家属”是不能在公安系统工作的，我不得已离开为之战斗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

　　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不光体现在我身上，也同样落到了几个孩子身上。对于我们家这样成分的孩子，有几个规定：第一，不许当兵;第二，不许到工厂做工人;第三，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读书。所以，我和扬帆的几个孩子都是插队落户。我们的二女儿扬小舜因为有哮喘病，没法插队落户，初中毕业以后在家里呆了8年没有工作。

　　扬小舜是六六届初中生，当时“上山下乡”的口号还没有出来，所以，他们那届毕业生百分之七八十都在上海的各个工矿企业工作，只有一小部分到了黑龙江和市郊农场。当时，小舜看到班里其他同学都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只有她一直没有拿到。她就到学校去问，学校告诉她：“你那个档案材料，从这个局扔到那个局，手工业局出来又到纺织局，都不要你，没有人要你。因为你这个情况，人家看了都不肯要你，所以你的材料已经退回街道了。”小舜听了这个话虽然伤心，但是她想就算档案退回街道，街道可能还会给安排工作。于是，她一直等着。没想到从1966年开始等，一直等到1974年底才拿到工作的通知。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兄弟姐妹都插队落户了，妈妈又在干校，她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前途，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扬小舜一个人遭遇到了，她的妹妹扬小朝也经历过许多不公平的对待。扬小朝很早就插队落户了，她知道自己家里的情况，于是更努力地工作，以期证明自己。然而，一次次可以回城工作或念书的机会都与她无关。这还不是最伤害她的事情，让她最痛苦的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伤人的话会从她信任的人口中说出。

　　有一年，一同插队的一个知青回上海探亲，这个知青是扬小朝的同学，她们去了同一个农村，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知青从上海探亲回去后，她们几个人约好去她家聚会。因为那个时候回城的机会不多，有谁从上海回来大家都很开心，都要去问问上海什么情况。那一天，她们就到了朋友那里，这个朋友突然很神秘地跟大家说：“现在上海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你们要听吗?”那个时候农村生活很枯燥，大家一听讲故事都很高兴，就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这个故事是关于潜伏特务的，果然很生动，名字叫《绿色的尸首》。然而到了故事结束、真相大白的时候，这个朋友对着小朝说：“你知道潜伏特务是谁吗?就是公安局长扬帆，就是你爸爸。”小朝当时一下子惊呆了，旁边的其他同学也很吃惊，屋子里鸦雀无声。

　　像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并不是一次两次，在2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持续着。孩子们受了委屈还能对妈妈哭诉，而我又能向谁去诉说自己的痛苦呢?因为孩子小，我周围也没什么可以信任的朋友，我不光没地方诉说，连哭也不能随便哭，怕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只得在孩子睡觉以后，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地哭。哭完了，第二天眼泪一擦，还得高高兴兴地上班去。生个小病也不敢请一天假，怕受批评，小毛病自己都忍着，仍然去上班。在上班的时候，我还要装得很开心、很乐观，唯恐人家说我情绪不好，是对抗组织，这顶帽子我戴不起。

　　痛苦的决定

　　时光荏苒，距离扬帆被带走已经有10年了，除了开头几个月有过几封信，之后再没能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在这10年中，家里经受了许多打击，孩子们也逐渐长大。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我作出了一个决定：和扬帆离婚。

　　这一年是1964年，此时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差不多到了工作成家的关键时刻。而头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对于孩子的前途非常不利。当时我在卢湾区中心医院工作，单位的领导几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和扬帆脱离关系，这样不光对孩子的前途比较好，也对我自己的工作比较有利。当时我的答复是：“我的责任现在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做好工作，第二条是把孩子养大。至于扬帆，我随便他是什么问题，我早就不考虑了。但是叫我去离婚，到法院去起诉、开庭，这一套我做不出来。”我委婉地拒绝了组织让我离婚的要求。然而没几天，领导又来找我谈话，还是要求我把离婚手续办了，组织上可以出面请法院的同志上门办理手续。这样，我第一出于对家庭和孩子的考虑，第二迫于一定的压力，同意和扬帆离婚。过了几天，法院果然派来一个女同志到我的单位，给我办理了离婚手续。

　　手续办完了以后，我思来想去，一定要把事情跟扬帆说明一下。但是，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扬帆的消息了。我要求跟扬帆通信，组织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通过组织转给扬帆。我明白，这个条子一定要经过审查才能到扬帆手中，自己的苦衷没法说明白，于是就写下了几行字：“鉴于我们当前的处境，我感觉到我们的关系没有保持下去的必要，五个孩子都由我一个人来抚养。”在纸条中，我写明了一个人抚养五个孩子，就是想告诉扬帆，我虽然办理了和扬帆离婚的手续，但这辈子不会再和别人结婚了。

　　写了这个条子之后，组织上转来了扬帆写的一个条子，在这个条子上，他什么都没表示，既不表示同意离婚，也没说不同意，上面只有一句话：“六个孩子怎么只剩五个了呢?”可怜最小的孩子，扬帆走的时候他才两个月，儿子死了扬帆一直不知道。

　　事实上，在组织帮我和扬帆办理离婚手续之前，扬帆就有过类似的想法。虽然他一直坚信自己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总有一天会澄清。然而毕竟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年纪还轻，孩子又小，我们变成“反革命家属”和“反革命子女”，日子很不好过。在被关押近10年之后，扬帆觉得出狱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左思右想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组织，要求办理离婚手续。他写了这封信之后，没有得到丝毫回音。不久，组织就出面帮我办理了离婚手续。

　　特殊的重逢

　　虽然我和扬帆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在我心中一刻也没有忘记扬帆。扬帆走了以后，我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写一封信给公安部，打听扬帆的消息。在信中我总是问三个问题：第一，扬帆到底犯了什么罪?第二，他现在人在哪里?还活着吗?第三，如果活着，能去看他吗?但是每年写，每年都没有回音。这样，一直到了1974年，距离扬帆被带走已经有近20年。岁月无情，我的满头青丝早已成为白发。就在我将要绝望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一个不太确定的有关扬帆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我的三女儿扬小朝带来的。小朝的一个中学同学正好从内蒙古调到湖北沙洋农场。有一天，她托另外一个同学来告诉小朝，说她父亲扬帆可能已经到了湖北沙洋农场的果园大队。因为那里来了一个疯老头，每天在那里骂江青，还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小朝得到这个消息后，告诉了我。当时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没法确定。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叫几个孩子分别写信到中央，打听扬帆的消息。
　　当时，扬帆和我的几个孩子听从我的吩咐，分别从各地写信到中央的几个部门，打听父亲的消息。不久，在家赋闲8年、刚刚找到工作的二女儿扬小舜，被领导叫到单位，她写给中央的信有了回音。

　　当时，来找小舜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两位同志，他们见到小舜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给中央写信啦?”小舜回答：“是。”两位同志教训了她一顿，说：“信现在已经转到我们这里了，你的信写得很莫名其妙。首先你说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父亲犯了什么罪?判了什么刑?现在在哪里?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潘扬反革命案’，这么大的案子，全国人民都知道，他的结论不就是‘反革命’、‘大内奸’吗?怎么你会说你们不知道?”小舜只好说：“就算他是‘反革命’、‘内奸’，那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行?可以让我们知道吗?否则我们怎么跟他划清界限呢?”两位同志回答：“扬帆犯的罪由他本人负责，你只要跟他划清界限就行了，不需要去了解他究竟做了什么。”小舜继续问：“那么他人在哪里?让我们子女跟他通通信，让他能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里来。”公安局同志一口拒绝：“没有必要，扬帆现在接受改造的情绪很稳定，你如果跟他通信，会扰乱他接受改造的情绪。”

　　几天之后，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小舜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听了很振奋，说：“至少这让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定的信息，就是你父亲还活着。”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政治环境有所改善，我又开始想办法打听扬帆的消息。然而，一封封寄出去的信还是如石沉大海。一直到了1978年，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为我出了个主意。这个朋友，当时在冶金部工作，她和我以前都是地下党，关系一直很好。那一年，她因为工作到上海来，顺便看望我。她问起扬帆的消息，我说仍然没有消息，各个地方都去打听了，都没有回音，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解都不知道了。她给我出了个主意，她说：“我告诉你一个消息，胡耀邦同志调任组织部长以后，我听有人讲出来小道消息，说胡耀邦对他的秘书讲，今后如果写有‘耀邦亲启’的信，你们不要给我处理掉了，至少要读给我听听。”她建议我试试写信给胡耀邦。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马上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不但写了“耀邦亲启”，还用了双挂号寄去。信寄出后大概20多天，果然有了回音。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来找我，说：“中央组织部回电来了，说你可以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去看望扬帆。”

　　漫长的25年时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1978年的秋天，我和儿子扬忠平一路颠簸，来到扬帆所在的湖北省沙洋农场。25年的分离之后，会有怎样的相见?然而实际情况远远超出我的预料。

　　当天到劳改农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我心急如焚，希望尽快看到扬帆，便连夜赶去扬帆所在的果园大队。当时是农场的指导员带我们母子去的。到了那里，扬帆已经睡了，有个照顾他的李老头起来接待。

　　我看到扬帆住的地方是一排小瓦房其中的一间，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两个床，扬帆睡一张，李老头睡一张。除了两张床，称得上家具的，就只有一个台子和一个凳子。这个时候李老头已经把扬帆唤醒了，坐在床上的扬帆和我记忆中的扬帆完全是两个人了，头发白了，瘦了很多，最为可怕的是眼睛已经瞎了。这是在监狱里青光眼发作得不到治疗的后果。

　　看到扬帆这个样子，我很心酸，忍着眼泪，叫扬帆的名字，儿子也叫爸爸。但是扬帆都不答应，就连指导员跟他说，你的家属来看你了，他也不答应。他说：“不对，你们都是假的，你们不要来了，走吧。”扬帆这样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拼命对扬帆说：“我们是真的，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但无论我怎么说，扬帆都不相信。

　　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扬帆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幻听幻觉的毛病一度非常严重。解放前多年的情报工作，使他在绝望中一直幻想有一台万能发报机，能和任何人联系，在他的幻想中，联系最多的是周总理。

　　在看望扬帆的路上，我曾设想过种种糟糕的情况，然而我做梦也没想到，扬帆得了精神分裂症，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了。

　　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农场的指导员跟我们讲，扬帆一早就到他的房间里来，跟他说：“昨天来的两个人是假的，你不要理他们，我也不接待了。”之后，扬帆一见到我和儿子来，马上就走，一连几次都是如此。

　　我和儿子知道扬帆听指导员的话，就请指导员陪同一起去说服。好不容易有机会跟扬帆说上话，讲以前的事情，关于他父亲、母亲的事情，想用家里的情况勾起扬帆的回忆。然而等我讲完了以后，扬帆说：“你们这些人，要了解我的家庭情况还不容易吗?”还是不承认我们。

　　当时，有人又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拿上海市公安局开的介绍信，以此来说服扬帆。由于扬帆的一只眼睛还有一点微弱的视力，他仔细看了看介绍信，说：“公安局的公文，从来就是用毛笔写的，你这个是打的字，是假的。”他的思维还停留在20多年前用毛笔写公文的时代。

　　没有办法跟扬帆讲上话，我和儿子只好通过扬帆的邻居，了解了扬帆这几年在沙洋农场的一些情况。

　　我和儿子在沙洋农场待了一个星期，但和扬帆的关系没有丝毫进展。于是，我们决定先回上海，然后再想办法。

　　就在我们决定走的时候，扬帆破天荒陪我们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他对我和儿子说：“今天吃饭是组织上叫我陪你们的，你们两个人我还是不认识。”能这样坐在一起吃饭，相比之前几天，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

　　用亲情唤回扬帆

　　离开湖北沙洋农场回到上海之后，我立即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把扬帆接回上海治疗。不久，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1979年初，一架从湖北起飞的飞机，载着扬帆回到了阔别25年的上海。

　　当扬帆听说接他去上海的时候，他说：“我要去就去北京，我的问题只有北京才能解决。”当时大家没有办法，也不敢强迫他，只好骗他说，就去北京，把他骗上飞机再说。等到上了飞机，快到上海的时候，组织部陪他的一位同志故意问扬帆：“老扬，我们到哪里了?”扬帆立刻回答：“到上海虹桥机场了。”这位同志吃了一惊，说：“你怎么知道?”扬帆说：“刚刚飞机上的报话员不是说了吗?”

　　虽然扬帆知道并没有到他想去的北京，但也没有吵闹，几十年的牢狱生涯，让他习惯了逆来顺受，他跟着去接他的人，非常平静地下了飞机。

　　刚到上海的时候，除了精神方面，扬帆的身体也非常虚弱，一年之内病危过几次。然而，当他身体稍稍好转的时候，就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我已经回到上海了，没有什么大病，希望组织上给我安排工作，我希望重新出来工作。这封信并没有寄出，因为他的身体根本没法重新工作。然而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了，都很感动。扬帆当时虽然还没有平反，但所有了解他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坏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1979年，扬帆整整一年都住在医院里，依然戴着“反革命”和“内奸”两顶帽子。然而，他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以前的老战友不避嫌疑，纷纷来看望扬帆，这让扬帆感受到了同志之间久违的温暖。

　　在华东医院住院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三女儿扬小朝陪着父亲。当时华东医院两个房间当中有一个卫生间，另一个房间的人用完卫生间，把靠近扬帆这边的门也锁住了，一直到天亮都没有打开。扬帆没法用卫生间，于是小朝就去隔壁敲门。结果隔壁门一打开，是一个很朴素的老先生，布衣布鞋。小朝把事情说了，老先生立刻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去打个招呼吧。”他就问小朝：“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小朝回答：“我爸爸叫扬帆。”一听到扬帆的名字，老先生就吃了一惊，快步地跑了过去，穿过卫生间，跑到扬帆的房间。见到扬帆，他双手就伸出来了，说：“扬帆同志，我是粟裕啊!”扬帆听了也很吃惊：“啊，粟裕啊!”两人的手握在一起，非常激动。粟裕在扬帆的床边坐下，轻声对他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只要把身体养好，所有的事情都要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

　　粟裕的一声“同志”让扬帆尤其激动，他已经有整整25年没有听到这个称呼了。老战友的关心，让扬帆的病情进一步稳定。然而对家人，他始终不肯承认。为此，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几个女儿来当护士，三班倒，8小时一班，以此接近扬帆，跟他建立感情。

　　一开始的时候，扬帆非常客气，女儿给他削水果，给他做一些生活琐事，他都会很客气地谢个不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几姐妹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就开始给他讲一些家里的情况。

　　有一次，三女儿扬小朝告诉扬帆：“我这个小朝的名字您知道吗，就是你起的名字啊。当时你想要有个儿子，但是用那个‘招弟’的‘招’呢，觉得蛮土、蛮俗气的。因为你很喜欢一个报纸上的《朝花》版，就给我起了这个‘朝’。”扬帆听了没有作声。小朝就继续讲：“姐姐叫小殷(后改名晓云)，这个‘殷’呢，是奶奶的姓。妹妹叫小苏，是你到苏联去的时候生的，也是你起的名字。我们都是你的女儿。”扬帆听了这个话，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这样吧，我认你们做干女儿。”

　　扬帆先承认了女儿，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肯承认我，这让我伤心了好久。我只能默默照顾着扬帆，希望有一天能够感动他。

　　扬帆出院后，回到家里开始由我照顾。房间里两张床，一张扬帆睡，一张我睡。我像保姆一样，在生活上照顾他。然而，扬帆从来不叫我，也不跟我说话。

　　有一天，胡立教和陈丕显到上海来看扬帆。当时陈丕显把我们一家人都喊到房间里，声音很大地对扬帆说：“老扬，你爱人李琼为你吃了多少苦，你为什么还不认她?”当时扬帆没有说话。几天之后，他突然说：“李琼，给我倒杯茶好吗?”当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什么?你叫我什么?”扬帆说：“你啊。”我问：“你不是说我是假的吗?冒充的吗?”当时扬帆回答：“不是我承认你，是北京来电话说，你是真的，不是假的。”

　　谁也不知道扬帆这个说法是当时他的幻听幻觉帮了忙，还是他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反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承认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彻底转变过来了。

　　我除了好好照顾扬帆，让他安享晚年之外，仅有一个心愿，就是还扬帆一个清白。为此，我几次给中央写信，并终于有回音了。

　　1980年的一天，公安部派两位同志来到我们家，宣读扬帆的平反书。平反书说：“反革命分子”跟扬帆无关，应予平反;“内奸”问题，根本没有的事，应予平反;在上海工作期间，在潘汉年领导下，包庇重用了大批“反革命分子”，错误是严重的。

　　这样的结论，让我非常不满意，我把想法跟两位同志说了。那两位同志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答复你，要请示。”他们讲完了以后把扬帆和我的五个孩子都叫来，非常郑重地说：“你们的父亲，在25年班房的压力下面，没有胡说过一句。我们两个人复查的案子非常多，有好多人资历比你们爸爸老，地位比你们爸爸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了不少违心的话。所以，你们包括我们，都要向你们的父亲很好地学习。”那两位同志的话让孩子们铭记至今。

　　1983年，中共中央为扬帆的冤案彻底平反，之前平反时遗留的尾巴，也得到了彻底解决，并肯定了扬帆在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的工作成绩。

　　正如粟裕所说：所有的事情最终都要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


　　(本文素材由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