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UID
- 3802
- 帖子
- 5436
- 精华
- 10
- 性别
- 男
- 注册时间
- 2005-4-19
访问个人博客
|
楼主
发表于 2015-10-27 09:59
| 只看该作者
[首发] 从恶心到不恶心——读《把穷人打昏吧》
△
很早的时候，读到巴金翻译的《巴黎的犹豫》，其中两篇印象很深。很深的原因是描述的情景激烈刺激。一篇是一个众人排队领一截吊死孩子绳头的短文。另一篇是《把穷人打昏吧》。这里所说后一篇。
一
有一个前提，大凡知道，就是波德莱尔属于“恶之花”写作，也就是后现代性写作。总体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人们公认的“现代性”这个东西，一般说来由“一个人”和“两个神话”构成。人就是“大写的人”，如说人是万物的灵长，人是目的，每个人的人格平等，人是理性的动物等。《把穷人打昏吧》也出现过“大写的人”的词句，如文中每个人“都是被废黜的王子”一说。支撑这大写的人之“王子”的是两个神话：一是本质主义，如人的本质是自由、平等、博爱论，这个“人的本质论”是现代性赋予的；一是历史主义，如历史目的论，如人类会有一个伟大的“弥赛亚终极时代”，（比如“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说）也是现代性允诺的。
现代性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蓝图：人将成为“大写的人”（比如“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说），支撑大写人的是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两根支柱。经过了两次大战，或者说正题过后是反题，现代性运动之后出现了后现代运动。对现代性产生了怀疑和批判，波德莱尔《巴黎的犹豫》，具体到这篇《把穷人打昏吧》就是这场批判思维的一个产物。
二
《把穷人打昏吧》里说，这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个乞丐把帽子伸了过来”，“我”脑子里“善天使”发出了鼓动，“它和我哺哺地说：‘谁能感到平等，谁才能和别人平等；谁知道争取自由，谁才配得上有自由。’”随即，立刻，马上——
我冲着乞丐奔去。一拳打在他一只眼上，那只眼马上肿得象个皮球那么大。我在敲碎了他两颗牙齿时把指甲弄折了。由于我生来瘦弱，又没有好好地练过拳击，为了尽快地把他打昏，我一只手揪住他的领子，另一只手去掐他的脖子。接着，又拚命地向墙上撞他的脑袋。……
接着，我用足了劲向他后背踢了一脚，把他的肩胛骨踢断了。于是，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便倒了下去，我就抬起地上的一根粗树枝，狠命地抽打他。我不停地打，就象厨师要剁烂牛排一样。
早年，每每看到这里很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竟然做得出这么凶残殴打一个乞讨的“六十多岁的老头子”？要知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啊！怜悯、恻隐、辞让和是非之心全无的“我”，疯狂暴打他的眼睛、牙齿和肩胛骨，这一切被“拼命打”得像“剁烂牛排一样”！
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波德莱尔站在暴打者一边，对“我”是肯定的。居然，《把穷人打昏吧》在文学史上获得一篇喝彩声，与集子一道成为名著，至今不衰。看不懂，记得那时实在看不懂，为什么会这样？难道非美学的暴力美学？暴力有什么好欣赏的？
好了，后来再看，其实此文是有行文的逻辑背景的。一个是上边说了，后现代（现在成为“后学”）借此批判现代性。批判什么呢？此文的主题人物是“我”，“我”的原始冲动大爆发，蛮力相向意味着“当时最时髦的书”对“我”做出“顺应”改造的失败。二个是此文也是有文体的，文体意味着立场。它是一则反讽寓言，反抗“类似催眠术”的现代性，反抗“顺应”的允诺。而且暴力下收获的是完美结局，表明反抗是成功的。第三是从情节看，它也有交代。开篇说自己读了满满当当“当时最时髦的书”，书里说做人“处处顺应别人的意志”是幸福之涂。如此催眠下，“我进人一种昏头昏脑、半呆半痴”的享受感之中。
击垮“我”的是一个乞丐的眼光——“能使皇冠落地”的眼光。眼光激活“我”身体中的“善天使”，与“苏格拉底的精灵”比较，可知后者是理性，前者是激情。理性是现代性的基础，激情是前现代的特质。这篇寓言故事的结果是，一个激情驱使下的“善天使”冲脱了“苏格拉底的精灵”的理性周密的安排，掀起了一场“战斗的”行动形式，而不是“顺应”，原始暴力唤醒了乞丐的斗志，老头最后“重新获得了生命和骄傲”。
“先生，您和我平等了！”——这意味着，通过一场行动和战斗便可获得平等，而非时下“皇冠”、“被废黜的王子”的承诺，这承诺示意了人的本质价值：每个人都有一顶“皇冠”，都拥有恢复王子高贵地位的那一天。只需理性逻辑和历史等待。
《把穷人打昏吧》所表达的，犹如北岛的“我不相信”。
三
其实，我写此文要提出并回答的，是这样一个新问题：为什么早年读到“剁烂牛排一样”粘在乞丐身上的眼睛、牙齿和肩胛骨，心中会感到极其不适和悲悯？满是负能量。而波德莱尔对暴力为什么不心虚，反为之骄傲？文中那个怜悯、恻隐、辞让和是非之心全无的“我”，反使得乞丐充满了觉悟的正能量：
“他发誓说，他完全明白了我的学说，并听从我的劝告。”
读者我与作者波德莱尔之间，出现这种不同趣味，原因何在？今天读到一篇文章，是傅有德的《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比较研究》。读罢忽然意识到，是东方与西方、圣人文化先知文化，这两种文化传统使然。前一个重人伦、德行，后一个重神启、真理，从而导致了中西小说故事诸文学人格形象的区别，还有作者的表达美学和读者的理解角度上有差异、分殊。
波德莱尔是基督徒，信上帝，其文学中的真善美等等，自有西方先知文化定下的基点。傅有德说：“举凡一种宗教或文化传统，大都同时倡导仁爱与公正。”西方宗教和中国儒家，西方宗教出先知，中国儒家出圣人。先知意味着公正，圣人象征着仁爱。西方先知讲仁爱，但在仁爱与公正之间有偏重，偏重在公正。比如“爱”，《圣经》讲爱，第一是“爱神”，其次是爱人；爱人也是爱神的缘故。而爱神就是爱上帝，就是履行上帝的律法，就是讲公平、正义、一视同仁、赏罚分明。上帝是超越的，上帝的律法也是正义超越庸常情感的。超越的表现，在于服从上帝的意志，追求为普遍权利和阶层利益所做的斗争。只有上帝的律法，不顾忌人间的感受。故西方先知精神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大无畏地开展社会批评，代表的是社会的良心。
中国圣人求仁爱，西方先知求公正。公正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以之成为手段和目标。凡不符合“公正”尺度的，再真善美也是假丑恶。所以，波德莱尔在《把穷人打昏吧》中，把现代性承诺的真善美之虚伪“撕破给人看”，表明了还原本真的真善美之强烈意图。反之，与先知公正相对的是儒家仁爱。人之初性本善。仁爱表达的是怜悯、同情、关心、仁慈等道德情感。儒家也有公正的思想，但在中国圣人那里，仁爱才是其核心价值。仁爱胜过公正。我作为中国人的读者，自小受的是圣人文化情结教育，情感第一自动化反映自然是“羊大为美”的东方美感。
西方先知文化精神是超越性、绝对斗争的，中国儒家圣人文化精神是人间情怀、以德服人的。波德莱尔强调公正、中国读者寻求仁爱，这是早先读了《把穷人打昏吧》导致歧义产生的根源。
|
|
发表于 2015-10-27 15: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