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舒芜：聪明的怯懦者

魏邦良

舒芜是在没有明显压力之下写出那篇名为检讨自己实为批评他人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舒芜的此篇文章以及接下来的《致路翎的公开信》《胡风的宗派主义》等，在我看来，其内容有真有假，真假难辨。
和胡风、路翎等友人相比，解放后身在广西南宁的舒芜，其地位、境遇简直有天壤之别。
当时的胡风、路翎等人遭到冷落、批评甚至围攻，而舒芜则身兼南宁中学校长、省文联的研究部长、市文联的常务副主席等多种职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被安排在“改造者”而非改造对象的地位。既然在当时没有人追问纠缠他以前和胡风那段交往，也没有人对他解放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提出质疑或批评，那他为何要主动以批评友人的方式来自我检讨？舒芜在后来的回忆中告诉我们，他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当时的他“以兴奋的心情学会了新的思维方式，即以政治标准为一切的最高标准的思维方式。”【1】
也就是说，舒芜觉悟了，他认为解放后，真理掌握在党政各级的领导人和干部手中。“不问他们的个人水平如何，他们的岗位，决定了他们都是真理的掌握者体现者”，于是，“从领导者的角度看，就是从真理的角度看”。
我们知道，当年，作为胡风的追随者，《论主观》的作者，他和胡乔木曾有过激烈的争辩，而现在，他认输了，因为胡乔木的当时的岗位，已经决定了他是真理的掌握者体现者。所以，他必须而且很情愿地检讨了，并且不由分说把最好的朋友路翎也裹挟进去。
舒芜上述推论完全符合逻辑，但符合逻辑的结论不一定是真实的。倘若我们说，舒芜是为了保住自己“改造者”的身份，化解《论主观》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迎合当时的主流思想，才决定主动检讨的。——这，似乎也符合逻辑。所以，虽然不能断定舒芜的话一定是假的，但他严丝合缝的推论逻辑也无法确证他的话发自肺腑。至少，这种对他本人有利的逻辑推论是无法说服别人的。
舒芜说他解放后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学会从政治角度看问题，把政治标准当作最高标准，认定领导者就是真理的掌握者体现者。果真如此吗？一个像舒芜这样思想成熟的知识分子，那么快就幡然醒悟了，就脱胎换骨了？难道自此以后，舒芜就会随时随地对领导惟命是从俯首帖耳了？当然不可能。
1956年10月，舒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杂文《说“难免”》，这篇文章就把矛头指向了他当时的顶头上司王任叔。不是说，领导就代表了真理吗？舒芜怎么又斗胆向真理的掌握者体现者叫板？原来，形势变了，当时的社会提倡“大鸣大放”。趋时的舒芜自然不甘人后，但这一回，舒芜没得到好果子，因为很快形势又变了，认定“大鸣大放”是喷毒雾放毒草。
由此可知，舒芜写《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出于对文艺思想的幡然醒悟。他写这篇“检讨”的动机和后来写《论难免》大致相同，就是趋时。前者顺便洗刷一下昔日的污点，后者则顺带出出风头。
一位和舒芜共事多年的老专家曾对绿原说：“人都有弱点，舒芜兄也不例外，他的弱点就是政治上的自我表现欲。每逢什么运动初起，他都表现出惊人的敏感，不论是批判别人还是检讨自己，都跑到了别人前头，似乎总是胜人一筹；然而，结果往往超出了实际需要的限度，难免还伤害了别人。但是，要说他存心害人，倒也未必是他的本意。”【2】

由此可知，舒芜写《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写《论难免》，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自我表现欲”，出于趋时，不是因为思想上弄通了不吐不快，更非发自内心认为，领导就是“真理的掌握者和体现者”。
1945年，舒芜还和胡乔木有过激烈的争辩，对胡的观点根本不服。
而解放后不到两年，有一定的旧学根底，对马列经典著作下过一番功夫的舒芜，就会立即认为，胡乔木代表了真理，自己完全错了？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要经过一番苦难的历程的，要在清水里浴三次，碱水里洗三次，血水里泡三次，方可脱胎换骨，洗心革面。舒芜于解放后，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居然把问题全想通了，当年苦苦思索而形成的文艺思想观，居然一瞬间就土崩瓦解了，根本原因竟然是，和自己文艺观相反的人现在身居高位，所以他们就成了真理的化身，自己坚守的那一套也就顺理成章沦为谬误？转变太快，转变过程太轻松，就说明，这种转变不是骨子里的转变，而是出于“防身”“晋身”需要的识时务之举。说得通俗一点，舒芜之所以检讨，不是因为把问题想通了，而是看到昔日的论争对手周扬、胡乔木等人，已经身居高位，拥有了决定权，自己只有通过全盘否定自己的方式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并彻底消除《论主观》存在的隐患。
鲁迅说过这样一段话：“凡有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的‘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出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3】

用这句话来形容舒芜的转变，应该不算为过。

如果是真心检讨，原原本本老老实实检讨自己的过错就可以了，为什么不惜以撒谎的方式歪曲自己？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这么一段话：
“我之所以写出《论主观》那样一些谬误的文章，实在是因为，当时好些年来，厌倦了马列主义，觉得自己所要求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碰到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和阶级分析法，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怎么办呢？找来找去，找到一句‘主观对于客观的反作用’。这一下好了，有‘理论依据’了。于是把这个‘主观’，当做我的‘个性解放’的代号，大做其文章，并且尽量摭拾马列主义的名词术语，装饰到我的资产阶级的唯心论思想上去。”
钱理群先生指出，舒芜这番自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推论，但却不是事实：
“舒芜当年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信奉马列主义，并努力用马列主义的唯物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哲学与现实问题，他的《论主观》的主观动机之一，就是要阐释他所认为的马列主义新发展‘约瑟夫（斯大林）阶段’的新哲学”。
【4】

钱理群还进一步分析道：“舒芜当然清楚这些事实，但他为了迎合党的要求和意志而作违心的自我贬抑，这样的对党的曲意‘迎合’与不顾事实的‘违心’贬抑，虽然在当时思想改造中知识分子的检讨中屡见不鲜，却又是一个危险的致命的开端。”
确实，舒芜在这里为了“迎合党的要求和意志”而说谎了，在这篇文章中，他自称写《论主观》是“厌倦了马列主义”，而在《舒芜口述自传》中，谈及他和胡乔木围绕《论主观》激辩时，则说：“我自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跟他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背道而驰了！”【5】

在关键问题上说谎，说明他写这篇文章，不过是为了化解《论主观》压在心头上的重负，是为了过关，而不是思想弄通了一吐为快。

出于胆怯出于自保，写一篇曲意逢迎的“检讨”以求顺利“突围”，值得同情，甚至可以理解。而舒芜最不可原谅的地方就是把别人牵扯进去。胡风认为，他此举是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钱理群也认为，舒芜检讨时拉上别人越过了做人的底线：“但无论如何，舒芜还是过了线，正像胡风担心的那样，他自己坦白不说，还拉上了别人。说他过了线，是因为凡事自己承担，不能牵连他人，是一个基本的为人原则，也是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底线。”【6】

而舒芜本人却认为，自己检讨拉上朋友是出于好意：“我自以为还要帮助别人，特别是帮助几个朋友进行思想改造。”【7】
但细读《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难发现，舒芜检讨自己时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批评朋友时则居高临下义正辞严。比如文章结尾，舒芜写道：
“但是，我想，从今天起，从头开始，再来学习，还是来得及的。并且，我希望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也要赶快从书斋、讲坛和创作室中走出来，投身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第一步为自己创造理解这个文件的起码条件，进一步掌握这个武器。”【8】

这哪里是检讨，分明是站在“改造者”立场，对“改造对象”们提出要求。
偶或，舒芜也用自称“我们”或“我也是其中一个”的语句，表明他也有同样的错误。在舒芜看来，这就是自我检讨，因为把自己也包括在“我们”之中了。对此，钱理群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但他却完全没有考虑到，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自称‘我们’，也即宣称有一个具有相同的错误思想的知识分子聚合体，并点名批判其中一位主要成员‘从可耻的个人主义立场出发’丑化工农形象，这就完全不同于朋友私下间相互交换意见、争论，而构成了一个政治行为，他的所谓帮助、启发也就成了一种政治质控。”【9】

就连胡乔木在给这篇文章写的按语中，只用了“提出批评”，没有用“检讨”，甚至也没有用“自我批评”这类词语。这说明，舒芜充斥全篇的对朋友们的严正批评给胡乔木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忽略了他轻描淡写的“检讨”“自我批评”。而舒芜却从这则按语中读出了“玄机”，也就是说，高层更在意他对同党们的“批评”而不是“自我批评”。于是，他加快了“迎合”的步子。他明明知道，按语提出的“以胡风为首的文艺小集团”是重量级的大帽子，让人吃不消。但在紧接着的奉命之作《致路翎的公开信》中，却以“小集团”的觉醒者身份承认“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
如果说，第一篇“检讨”，还有那么一点“自我批评”意图；后面几篇文章则完全是“奉旨”批判他人了。
在为数不多的为舒芜辩护的学者中，刘绪源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他说：“而舒芜先生在检讨自己时，勇敢地把朋友也带进去，希望大家能一起跟上时代（《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及了‘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当然还不可能不涉及胡风）。在写关于宗派主义的文章时，又大量引用了胡风的原信。这种时候，人情世故的障碍一点也看不到了，它们全都让位于思想、逻辑、新生的激情和对于旧世界的荡涤了。这可是说是‘知’的片面发展的可怕后果，也是摒弃了人生的常识的表现。”【10】

也就是说，舒芜检讨自己带上朋友，写文章大量引用带有隐私性质的私人信件，是“知”的片面发展，所以才不顾人情世故，才摒弃人生常识。在刘绪源眼中，舒芜就是“书呆子”，认死理，认为自己检讨没错，就不管不顾带上朋友。果真如此吗？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认死理的“书呆子”，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这个人在“认死理”后是从中获益还是因此受难。如果舒芜的检讨给他本人带来益处却给别人送去灾难，那么，我们怎么断定，舒芜这样做不是出于邀功讨赏的投机心理而是基于“为他人着想”的“认死理”呢？
不怕不识人，就怕人比人。这里可把舒芜和吕荧做一下对比。
1955年5月25日，在文联召开的有七百人参加的批判胡风的大会上，虽然当时的胡风已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但吕荧却站起来为胡风辩护，他说：“胡风人很直爽，但性格有些缺点，文章晦涩难懂，读者感到吃力。但他不是反革命，他所写的不过是文艺问题上的讨论。”【11】

当胡风已被钦定为反革命时，吕荧却冒天下大不韪为一个反革命辩护，不仅当众被轰下台，后来还被软禁了一年。这才是刘绪源所谓“‘知’的片面发展的可怕后果”，这才是不通人情世故的“书呆子”。比较一下舒芜和吕荧的所作所为，谁是识时务的“俊杰”，谁是认死理的“书呆子”，还需笔者在此唠叨吗？
舒芜晚年在文章中还提及一件事，就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他听到了关于周扬在延安挨整的事。正是这件事促使他写了后来的检讨，亦即那篇《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1年，舒芜下乡参加土改。某次听报告时，由于报告很一般，屋子又冷，舒芜和陆地、陈闲等人溜出来在稻草堆边晒太阳。闲聊中，毕业于鲁艺的陆地说了这样一件事：
“他说，延安政风首先就是批判鲁艺，批判周扬，说周扬在鲁艺搞关门提高，关起门来讲《安娜·卡列尼娜》，延安还出了四个有名的‘安娜’。这‘四大美人’也就是鲁艺四个学着安娜常穿黑衣服的漂亮女生。《安娜·卡列尼娜》上卷（当时只出了上卷）是周扬翻译的，他又是鲁艺院长，自然脱不了干系。但是他改的很快，一整风，马上觉悟过来，彻底作检查，深刻得很，并且发起秧歌运动，自己带头扭秧歌，把鲁艺师生都拉出校门，大跳秧歌舞，大演秧歌剧，一下子硕果累累，文艺整风见了效，毛泽东知道了很高兴。”【12】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陆地这次闲聊对舒芜触动很大。土改工作结束后，他就下决心写检讨了：
“过去我从来没听说过周扬也会挨整，老觉得对胡风的一些批判，是不是周扬在里面起了作用。他这么一个当权的人，过去在30年代为‘两个口号’之争，和胡风有那么多的积怨，如今难保不会把主观因素带到工作中去。虽然我并不知道周扬在里面究竟起了多少作用，但总认为毛泽东肯定是听周扬一面之词的。所以认为，改造是需要改造的，《论主观》作检讨也没有关系，但如果把周扬和胡风历史上个人恩怨搀和在里面，改造变成向周扬个人低头，就咽不下这口气，也丢不起这个脸。现在听陆地这么一说，心里亮堂了，看来延安政风并不是周扬在那里借机整人，他自己也挨了整嘛！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整’这个概念，‘整’叫做‘批判’。那么，周扬这样一位当权的人，也有挨批评的时候，可见思想改造是无情的，是对事不对人的。于是，我一回来就下决心检讨，下决心写一篇长篇的检讨文章。”
可以肯定，这件事对舒芜的触动确实很大。在《<回归五四>后序》中他也不惜篇幅对此作了交代。我相信，确是周扬挨整这件事促使他下决心彻底检讨的。但舒芜说，原本他不愿向周扬低头，因周扬和胡风旧怨颇深，而现在得知周扬也挨了整，觉得旧怨不存在，心理障碍消除了，这才决心检讨。这就分明不是真话了。
首先，舒芜在前面已经交代，在新社会，他已经“以兴奋的心情”“学会了新的思维方式”，“即以政治标准为一切的最高标准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当时的舒芜已经认为，解放后，真理掌握在党政各级的领导人和干部手中。“不问他们的个人水平如何，他们的岗位，决定了他们都是真理的掌握者体现者”，于是，“从领导者的角度看，就是从真理的角度看”。
当时的周扬、胡乔木身居高位，在舒芜心目中“他们都是真理的掌握者体现者”，向其低头认错，又哪里存在什么心理障碍呢？
另外，说一开始以为胡风和周扬存在旧怨，所以不愿向周扬低头。现在得知周扬也挨过整，所以对周扬的态度变了。但周扬在延安挨过整这件事并不能说明，胡风和周扬之间的旧怨消失了，因为他俩积怨由来已久啊。
那么，陆地哪几句话真正触动了舒芜？我以为是这样几句话：“但是他改的很快，一整风，马上觉悟过来，彻底作检查，深刻得很，并且发起秧歌运动，自己带头扭秧歌，把鲁艺师生都拉出校门，大跳秧歌舞，大演秧歌剧，一下子硕果累累，文艺整风见了效，毛泽东知道了很高兴。”
敏感的舒芜从这几句话中看到了希望，你看，周扬是重点批评对象，但只要转变得快，检讨得彻底，就完全可以化解困境，突出重围，甚至获得高层的欣赏，重新成为领袖器重的干将。于是，豁然开朗的他，下决心检讨了。周扬的例子让他坚信，只要转变得快，检讨得彻底，那他不仅能保住“改造者”身份，甚至能获得一个更有利的身份和地位。后来的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在轰轰烈烈的批胡风运动中，他没有伤到半根毫毛，反而心想事成从广西南宁调至首都北京。——批胡风运动中，他是唯一一个获得好处的胡风派成员。
如果说舒芜从没有自责、认错过，那也冤枉了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中，他曾有这样的反思：
“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13】

这番话说得不可谓不沉痛，不可谓不诚恳。然而，他到底应负什么责任呢？读他《口述自传》，读他的文章，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精心修饰的辩解，根本没有剀切无情的自剖。舒芜唯一愿意承担的责任恐怕就是“轻信”了。
因为“轻信”政策，他彻底检讨了；因为“轻信”胡乔木对“胡风文艺小集团”的定性，他开始自觉地提高对这个“小集团”的认识了；因为“轻信”记者叶遥，他交出了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又因为“轻信”林默涵，按其指示，对胡风的信件作了分类整理。结果《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多少人的人生由此拐弯，多少人的命运由此铸成。
《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又是如何成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的呢？对此，舒芜说是按林默涵指示去做的：“当时我简略地记下了林默涵的指示要点，就取回了我的稿子和胡风的信件。回来大约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按照林默涵同志给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14】

经过舒芜用心良苦的“摘录、分类、注释”，原本普通的信件成了胡风的板上钉钉的“罪状”。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看看舒芜是如何“编排”这些信件的。
在一则材料中，舒芜摘录胡风信中这句话：“闻一多当然是投机，但投中了，只好奉承他。这里还有比他更丑的角色。”
用这样的语句来谈闻一多，在解放后当然令人愤慨。但胡风说这句话是在1944年，当时的闻一多还没有“左转”，更没有成为斗士。更重要的是，查一下《胡风全集》的注释，才知道，胡风这句话原来是附和舒芜的。说闻一多“投机”的正是舒芜，而他现在出于批判的需要，却把它赠给了胡风，并且舒芜还由这句话给胡风作了如下定性：“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
【15】

对胡风的另一些信件，舒芜作了这样的注释：
“在这些信里，胡风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是比在他的公开的文章中表现得更加露骨的。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独立存在的，还感到甚么‘主观在运行’，甚么‘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他在‘唯物主义’上面加上‘市侩’两字，以表示他对唯物主义的轻蔑和反感。”
这里的“主观在运行”“
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原来都是舒芜的得意之句，现在时过境迁，他知道这种说法已经大逆不道，就慷慨地送给胡风。于是，失去话语权的胡风又只能代他受过了。【16】

胡风写于1944年3月27日信中有这么一句话：“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舒芜对此的注释是：“‘跳加官’指参加当时进步文艺界的活动，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信把参加农历端午节纪念屈原的活动称作‘为诗人们跳加官’，可证。”
查胡风日记和相关材料，方知，胡风此信所指的对象是国民党的文化官员。【17】

可见，为了坐实胡风“反革命”罪名，舒芜不惜瞒天过海，断章取义，恶意揣测。
舒芜在后来的自辩文章中，对如何编排、注释胡风信件之事，一直讳莫如深，鲜有提及，这说明他还是心虚，胆怯，不敢直面曾经的过错。
一方面，缺少直面过往的勇气，即便认错，也是浮泛笼统、蜻蜓点水；另一方面，由于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回忆过去就不知不觉对自己一些出格的做法报“同情之理解”。你看，他写检讨，是因为思想弄通了——别人思想是否通了他就不管了；他批评路翎是想帮助别人提高对胡风“小集团”的认识，——对方是否认同他就不管了；他写文章大量引用胡风的信是因为要驳倒胡风，——但私人信件能否公开发表他就无暇考虑了；后来采用断章取义、恶意注释的方法来“编排”“剪接”胡风的信，他又说那是林默涵的要求，——至于胡风和其他友人因此将面临怎样的灾难，他却不去想。
习惯维护自己的人，如舒芜，总能别具慧眼挖掘出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对其中“荒谬”“可怕”的一面则讳莫如深，甚至视而不见。
《舒芜口述自传》中提及舒芜初中三年成绩很好，常常考第一。可会考时，英语试题颇难，总共四道题，舒芜只会做前三道，后面一大题怎么也不会做，情急之下偷看别人试卷，被老师当场抓个正着。【18】
回忆这件事，舒芜强调他是好学生，题目不会做，太急了，才去偷看的。我想说的是，哪个学生作弊，不是因为“急”呢？按舒芜的逻辑，只要为作弊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比如“急”），那作弊本身就可以原谅了。
舒芜高中未毕业就步入社会了。后来为了找工作，他虚报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的学历。舒芜不是情急之下，随便报个假学历的。他是在深思熟虑后才决定虚报这个学历的。
“因为这个学校当时在文史学界的名气很大，学校招生也很特别，不管年龄大小，有多高的学历，只要你国学基础牢靠，考试过关，就收。毕业生有年龄很小的。所以，人家并不因为我年轻，就不相信我是‘无锡国专’毕业，至于‘无锡国专’的基本情况，有哪些知名的老师，哪些课程之类，我也能说一点，那都是从表哥马茂元那里听来的，他正而八经上过这个学校，是初中毕业就考进去的。”【19】

凭着这个假学历，舒芜后来找到了工作，抗战胜利后已升为副教授。1946年，舒芜回到阔别的家乡桐城，颇为自得地说：“逃难出去时，我还是一个刚进高中的学生，流浪八年回来，糊里糊涂地混成了一个副教授。”
靠假学历“混”成副教授，还值得说吗？难道因为国家处于战乱中，虚报学历就不是难以启齿的劣迹而是值得炫耀的谈资？
问题的根子还是舒芜习惯站在自己角度看问题，因为太急了，就偷看了别人的卷子；因为要找工作，就虚报了一个学历。在他看来，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然而，如果认同他的逻辑，那么，作弊就可以堂而皇之了；学历造假也就无需谴责了？
一个人，倘若总用含情脉脉的目光审视自己的过往，他就不可能对自己的言行有准确而深刻的认识。只有站在客观的立场，像审视他人一样无情地审视自己，方有可能逼出真相，掘出实质。

在舒芜的回忆、反思文章中，他几乎从不提及自己的人格，仿佛那是一个不值一提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要探讨、研究胡风冤案集团形成的原因，舒芜的人格高尚与否，意志坚定与否，恐怕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这里，我们先看一下阿垅写的一则申诉材料《可以被压碎
决不被压服》


审讯员，并请转达：
　　这份材料，是由于管理员的提示而写的。其中的话，过去曾经多次重复过，不过采取的形式有些不同而已；事实还是事实，还是那样，没有产生新的东西。但管理员提示，可以反映上去，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当然好。
　　我还需要说明：一，这份材料，是一份内部材料。二，为了揭露事物的本质，为了指出事实真相，为了说话避免含糊，我不用避忌隐讳，单刀直入。这点请谅解。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重点为原有，下同）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在“材料”中，歪曲事实真相的地方并不是个别的。其中的一些，本身就含有明显的矛盾点，如果有人细心观察，这些本身已经暴露的矛盾是不难揭露的，因为，人是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真正厉害的。因为，事实有自己的客观逻辑，事实本身就会向世界说话。因为，事实本身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一个一时巧于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对它，到最后也是全然无力的，枉然的。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举两个具体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的是共产党，左翼人士。就是说，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
　　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的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法。
　　第二个例子，胡风回复我的信，打听陈焯这个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的摘录后面，编者作了一个“按语”，说胡风和陈焯有政治关系，现在被揭露了云云。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
　　如果按照编者的逻辑，胡风和陈焯显然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关系，那胡风为什么不直接给陈焯去信而这样向我打听呢？为什么在前一封信中胡风还把“陈焯”这个名字搞错为“陈卓然”呢！？为什么你们所发现的“密信”不是陈焯等人的信，而是像现在这样的东西呢！矛盾！矛盾！
　　关于这些“材料”等等，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情来做全面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只有作为例证，要点式的指出一两点也就足够了。
　　正因为我肯定这是迫害和欺骗，五八年以前，我吵闹过一个时期。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仍然对党怀有疑惧心理（所谓“德米特里”心情，见契诃夫小说《第六病室》）。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
　　但由于时间过长，尤其是近一、两年间，我对党的信念，又往往陷入动摇。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原文如此）的“案件”。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我还期望着，能够像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主席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只有那样，个人吃了苦也不是毫无代价。
　　整个“案件”，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基本矛盾。
　　我的心情，如同行星，围绕着这个矛盾中心而旋转。
　　这是一个错误。但相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占的地位是很小的，党必须抛弃这个错误。
　　所以，最后，我惟一的热望是，通过这次事件，能够得到党和同志们的谅解和信任，得到喜剧的收场。
　　陈亦门 1965年6月23日【20】




什么叫宁死不屈，什么叫浩气长存，看看这份材料就明白了。当然，这里，笔者也不想把舒芜和阿垅的人格做一番简单的对比。笔者想申明的是，人与人之间，人格高下不同乃不争之事实，并且，在人生的紧要关头，人格不同，做出的选择也会完全不同。一个人的人格，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选择，一个人的命运，并进而决定了他的人生价值和历史地位等。还是北岛说得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论中庸》中，舒芜对中庸主义做了这样的概括：“聪明的怯懦，怯懦的聪明；怯懦而辅以聪明，虽怯懦而仍可以苟安；聪明而基于怯懦，虽取巧而仍不能成为勇士：这就是中庸主义。”
其实，舒芜就深得中庸主义的精髓。毫无疑问，他是怯懦的，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迅速转变彻底检讨；而他又是聪明的，所以第一篇检讨就那么彻底而深刻，且成功地以批评他人的方式冲淡、稀释了自己的检讨。他明明是在检讨，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居高临下批评他人。在把朋友们暴露在论敌视野中之后，他悄悄地金蝉脱壳了。另外，他的聪明还表现在，面临道德指责时，通过精心编织的逻辑推论，一则掩盖其内心的真实想法，一则将善良的读者引入他的轨道。
不过，当一个人自认为聪明时，他往往已步入“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误区。
舒芜《口述自传》《<回归五四>后序》涉及胡风冤案集团的文字，是毫不留情一针见血的自剖，还是拐弯抹角捉襟见肘的自辩，相信读者会一目了然。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胡风办刊实践与思想研究》，项目号：13YJA751050

注释：
【1】【7】【8】【13】【14】引自舒芜著：《回归五四》［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627、668、282、690、685页；
【2】引自晓风主编：《我与胡风》（下）［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609页；
【3】转引自林贤治著《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85页；
【4】【6】【9】【10】引自陈半湾编：《思想者的知情意：读忆舒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73、76、76、124；
【5】【12】【18】【19】引自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舒芜口述自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50、224、34、87页；
【11】引自魏邦良著：《民国风骨：时代激流中的文化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275页；
【15】【16】参见张业松著：《文学课堂与文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20-121、122页；
【17】引自王丽丽著：《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384页；
【20】引自晓风主编：《我与胡风》（上）［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35-38页；

叶漂

生活逼迫肉体，没有了爱，没有了美，只剩下恐惧与背叛。造物就是这么混蛋，你的痛苦是他的甜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