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士人与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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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与读书人


中国自古是一个礼仪教化之邦，讲究人品贵重。一是重人品。人品是人的综合价值体现，比权力和财富有另一种更高价值，反映了人的出身与素养的高低；二是重品位。品位分等是“以人为中心”，有品没品，人品是否入流，是对一个人的累世评价。所以与积劳而徙的职位相辅，积代以致的品位在古代一直是更根本的考察标准。一个考人一个察事，社会越传统越讲出身。周代的卿、大夫、士序列，就是从属个人的品位不是职位。品节（阶）制度就始创于秦代，到了汉代已经比较严谨。“品节斯，斯之谓礼”，[1]两汉已经有了流品走向。唐宋时开始讲入流，“（唐）太宗初定官品令，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不可授之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2]士庶分野，杂色不入流品。魏晋士族门阀政治东风送暖，人分九品。清浊有别、士庶有别、文武有别、官吏有别，品位因素百花争艳。再到明清科举分流，及第者皆赐出身，称进士为“清流”，能做大官，举人为“浊流”，永为小官，自此两分。流品观念在中国很深入，影响至今，即或在行业与行业之间，也显分清浊高下。文官武官一样是个官，官阶品位尽相等，但在流品观念下，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唱戏也是一职业，然而在中国人脑筋里，唱戏的自成一流。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除开职业之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3]东汉魏晋“品藻人物”，以人物的世家、道德、才能考察。但“门胄兴替不常”，[4]出身拿不准，而定夺德才更难。最后，看人还是看其人“读书”出身。
“读书人”出身为什么渐渐成为擢拔官员的标准？这个“读书有用”观念的形成，跟西汉董仲舒提出的“性三品”观念无不关系。他认为人分三层，上品“圣人之性”天生为善，无需教化；下品“斗筲之性”天生为恶，教化无用；广大的中品“中民之性”，也就是万民之性，“有善质而未能善”，[5]是可以读书教化成善的。那么，一个读书人自小读圣贤书，可以改变气质品性。后来，东汉王充在察举（考事）、征辟（文吏）与太学（儒生）三者比较中，大力肯定读圣贤书可以改变气质品性这一观念：

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染自黑。此言所习善恶，变易质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圣教，日夜讽咏，得圣人之操矣。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6]

王充意思说，读圣贤书披服圣教，自然能变品性；读圣贤书人得圣人之操，当然能做好官。尤其与考事、文吏一比，读书出身的儒生最行圣教。隋唐之后，宋代给读书人身份最高，其下“万般皆下品”；也对读书人最贵，满朝“尽是读书人”。实际上，董仲舒说“读书有用”，王充说“读书可靠”，宋代说“读书万能”，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个人读书，就能有机会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在清代，曾国藩推到极致，说读书还能够改变一个人的骨相。他劝儿子读书，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7]读书改变气质品性，甚至改变骨相品貌。在中国传统中，读书之风深入社会骨髓。曾国藩的意思，似把读书与身份、品性、仕途和命运乃至骨相的一切联系一起。所以，自孔子曰“学而优则仕”[8]，中国士人就已经成了一群“职业读书人”。[9]他们坚信诗书不负人，立志靠文章立身，带着圣贤理想，在变动的政治文化制度机运下，展开自己的人生，或高登帝王之师，或添列达官贵胄，或跻身英雄豪杰，或隐居三教九流，或沦为引车卖浆者。
无论如何，由于他们自小读圣贤书，天长日久，形成读书人习得、行为取向、价值观念等，外显为一种特有的士人文化类型。他们受制于品性也得益于品性，故形成了一群“把品性作为生命”的人。所以，谈论什么是中国士人，就是谈论一组与耕读传家、诗书济世要素相关的文化特征；谈论一组被压抑的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棋琴书画的记忆；谈论一组道义气节、博雅礼仪的气质人格。说到底，就是谈论中国二千年来读书人的光荣和梦想。
[1] （西汉）戴圣：《礼记•檀弓下第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03

[2]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七 职官部三十五•唐书曰咸通中》，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7

[3]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四讲 明代•一、明代的政府组织•己、明清两代之胥吏》，三联书店，2001

[4] （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儒学中•范晔传》，中华书局，1975-2

[5] （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 深察名号第三十五》，中华书局，2012-6

[6] （东汉）王充：《论衡•卷十二•程材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9

[7] （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第四十二书》，钟叔河整理校点，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12

[8] （春秋）孔子：《论语•子张第十九》，中华书局，2006-12

[9] 易中天：《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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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与士、士大夫

可以先从士、士人、士大夫的区别，看什么是士人。西周时期，士，是作为一个血缘等级。其政治上，居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处于贵族等级的最低层。宗法上，大夫臣士，士依附于卿大夫，不得有僭越之举。经济上，士有一定数量的“食田”、“禄”足以代其耕，可以不劳而食。文化上，士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多种教育。因而，士的职业是多样化的；或充任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或在天子、诸侯的宫廷和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一般职事官。春秋中晚期，由于礼崩乐坏、宗法制松弛。士一方面除了六艺知识，已经一无所有；另一方面，不再受卿大夫的役使，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到此，士的等级逐渐瓦解，变为士人社会层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已经作为一个社会层级。其来源，一方面是没落贵族，由士沦为士人；另一方面是大国争霸、诸侯国“尚贤”，对智能、知识的需求急剧增长，在“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 的新观念下，庶人进私学，大批培养出有文化的人，而有文化的庶人上行则为士人。由此，社会上下通道打开，促成了士人的崛起。士大夫的称谓是战国中叶才流行开来，指的是士人与官僚的合二为一。从士人到士大夫，显示了士人介入政治，进入政治中心地带的历史动向。“士大夫”是士人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的合称。从历时来看，士、士人和士大夫的来源和性质不同，共时来看，士、士人和士大夫的功能是一致的，在传统士农工商社会分类中，都归类为士人这一社会阶层。
随着历史的展开和朝代迁延，士人的才情（技巧与艺术）能够一直流芳百代，士人的思想和精神构成一条文化的主线，原因可以用其具有“社会的推动力”来解释。从社会角色看，士人在才智上可以诗、可以风、可以干扼政治、影响朝政，也可以民间讲学、移风易俗；从精神形态看，士人情性上可以文、可以雅，可以“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士人是中国精神的生产者，贯穿于整个士人历史的事迹、高尚人格和千古文章中。一代代士人不断堆积的事迹、人格和文章，在知识、思想和信仰史中，孜孜不倦地向社会流布“善的理想”（仁），是士人得以流芳百世的原因。
总之，若不以人格畅享天下，便以文章博得声名，中国士人是古代各个阶段和朝代中致力于知识、思想和信仰建构的一群人，是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最有代表性、标志性的现象。中国士人现象，在西方都无见，唯独在专事神教的教会历史中才见相似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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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与道德仁艺

“道德仁艺”四字是一个士人的基本标准，这与孔子的德治思想相联系。士人要安邦治国，国君要治平天下，就必须举贤任能，参与国事。有一次，弟子仲弓问孔子如何搞好政治，孔子回答“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说政治需要贤才参与。什么样的人是“贤才”呢？孔子曾经提出了一个“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标准。 这个原本是教学活动中一个好学生的标准，后世成为贤才标准。简言之，有理想、有道德、有天性和治国才能，才是一个合格士人的基本标准。
所谓“士志于道”，就是要有政治理想和哲学目标。要立高远的政治理想，“道不过三代”。 夏商周“三代之治”是一个士人的最高目标，至于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首先立志要高远，这是中国士人立志的基本特点。另外，中国士人立志还有一个特点，“道不远人”， 还有一个最低要求，即把崇高的政治目标掩藏在日常伦理的、认知的和宗教活动后面。“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政治理想从日常穿着、居室、随徒和器用的合理性做起。故而，士人之道是一个集天道与人道，形而上与形而下，政治认知与伦理修养，宗旨与方法于一体的一个崇高知行意向。表现在具体政治上，很多时候只是一股董道直行的意气。
所谓“士据于德”，就是要拥有高尚的品德。思想志于道，行为据于德。士人道德行为，诸如“君子不器”，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喻于义”， “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九思” 等德行。士人行君子德行，实际是强调一种理想人格，要求做一个不同于凡人的士君子。但是传统儒家有一个问题，就是将治身与治世二者混淆，认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是否有德者在位，决定于治人者道德水准的高低。实际上，在国家政治活动中，个人德行不是充要条件。国家治理首先是权力，法令是靠具有强制力的权力推行的。战国“六合归一”，既不归于拥有人格的鲁国，也不归于最讲人情的齐国；而是归一于讲究法制调动人力的秦国。治世与治身，今天是两个不同范畴。
所谓“士依于仁”，就是要依据仁的精神。仁有两个含义，一次樊迟问孔子何谓仁？子曰仁者爱人。 孔子爱人是有前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爱人先从爱自己开始，然后“仁，推己及人”。 （这也就是“忠”的涵义，士人先要忠于己，然后及与他人。一个士人弄不清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自何处托底爱人？从何处托底提撕人？）同时，孔子爱人还是有逻辑结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于自己的人才会对别人宽恕，此即“忠恕”之道。“夫子之道，忠恕二字而已”， 这也是“仁道”。这是仁的第一个含义。另一次颜渊问孔子何谓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说仁是一个从心所欲而不愈礼的理想状态，是以礼存心的状态。这是仁的第二个含义。所以，仁实质是一种忠恕守礼的心性。形容一个忠诚老实的人，往往用“宅心仁厚”一词，人们常常用来赞美杜甫大儒。最后，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仁存心也。 这是讲士人以仁为天性，没有仁性成不了士人。
所谓“士游于艺”，就是能从容地运用知识和技能。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孔子当年私学教育内容以这六种技能为主。“不学礼，无以立”， 礼者，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皆为礼，有“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吉礼事邦国之鬼神，凶礼哀邦国之忧，宾礼亲邦国，军礼同邦国，嘉礼亲万民。 包括了今天的哲学、政治、教育和社会诸方面的文化；至于“乐”，有礼则必有庆贺燕飨之乐，包括了舞蹈、音乐等艺术；“射”是军事、武功方面，拉弓射箭，更是一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法，包括了射击、击技、体育等；“御”是驾车。但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赵襄王学御于王子期” 说明驾驭之术中有运筹学、驾驭学，故更是一种智术；书，文字书法；数，术数，推测自然、社会、人事的“吉凶”的理论。
中国士人的标准有显然的理想政治意图，明显的精神贵族倾向。由于其理想性，所以“道德仁艺”诸概念没有确定的界定；由于其精神性，所以在后世的士人实践中有很浓的唯意志论成分。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士人的诸多问题均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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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与历朝历代

商周之前，士是贵族。士，事也。殷商卜辞作“卿事”，经传作“卿士”，是“知天道”、掌管国事、垄断文字的宗教政治大人物。通古今，辩然否，谓之士。这是士的本义；后世千姿百态的士人，是这个本义的引申和历史化。周代分封贵族，形成“周王－诸侯－卿、大夫－士”序列，士是贵族中的一个等级。古代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社会政治、经济人事，关系结构纯然单一。
春秋战国士人诞生，天下大乱。春秋说诸子，战国说士人。士是贵族，士人为平民。春秋时期，士处在血缘等级与社会层级之间。庄子是没落贵族，依然是士；孔子是贵族远室的后裔，已沦落为士人。孔子坚持“士志于道”，是中国第一个士人。孔子诸子信仰“天下有道”，从礼乐话语中创建“道”为核心的士人话语系统，依此提出“礼崩乐坏”之下的治国策略。诸子开启了“轴心时代”。战国是一个争战不已的时代。一国之实力须依赖于人的智慧，受到特殊重视。“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社会尚贤，学宫在野，“学以居位曰士”，论智能和才干不论等级。士人拥有“知识、道德和勇力”，是战国的主角，成为最有有活力的阶层。表现为一是“鄙人为相”，二是士的类型丰富多彩。战国是士人的自由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士人生活的写照。游士，是战国士人的主要类型，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游士是苏秦。没有立场，更没有主义，说明了战国士人一个特点：士人谋权。“道术将为天下裂”：重“道术”向单重“方术”转变。苏秦是士人流变史上的一个转淚点。
汉独尊儒术后，魏晋隋唐士人有五重变迁。一是从游士到士林。先秦至汉初的士人都还是独立活动的游士。自汉武帝崇重儒学，儒士与政权结合获得权重。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经学之士获得对“天”或“天命”的解释权。汉代经学取士，加上察举征辟制度，促进了对仁孝和名节的重视，历史上罕有其匹。到了东汉末年，清议名士们互通声气，在儒家理想主义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一个社会政治群体。他们以澄清天下为志，面对“邦无道，危行言孙”慷慨激昂地发表言论，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意识最早觉醒的一批人。二是从清士到名士。东汉清议，揭开了一个文化与政治互相激荡的重大现象。其衍生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群魏晋名士。名士于世独立，王权无可奈何，这得益于门阀政治和荫户制度，是贵族制度消失后的替代物。说到底，游士苏秦重权变是源于无恒产，魏晋士族拥有庄园田产才能保持独立。谢灵运《山居赋》描写自己的大田庄，无所不出，甚至产“熊罴豺虎”。士族衣食无忧才能成就名士，门第制度保证精神生活。士族是皇权的制约阶层，影响社会公序良俗。所独有的品性、风范，如进德修业、礼贤下士、人格节操、义士情怀、恭敬谦和等，随其阶层而存在。三是从名士到隐士。士人文化太孱弱，王权政治太黑暗，文化与政治间，总是杀戮占上风。魏晋竹林名士如不党附司马集团，就得以放达、任诞、佯狂来避祸。士人从舍生取义往后退，从经学到玄学，从儒学到佛学，从王道论到人生意义论，退到了清谈性命。清谈兴、名士出。士有道则出，无道则隐。陶潜再退，退隐桑田，猛志固常在，以爱惜人格。到此，魏晋士人从风流名士直退到南山隐士。虽士不仕，远离政治。陶渊明菊花与诗酒作伴的人格，绽开一朵博雅的隐士之花。四是从士大夫到士君子。唐代平民政治起，科举制度消弭了门第制度，也消弭了对皇权的制约。除了皇室，中国人没有真正的私产和随私产而来的自由。陶渊明做隐士饿得爬不起来了之后，白居易找到隐士的新出路：仕隐。皇权专制下，衣食利息所由出，士大夫白居易“大隐”隐于朝堂之上。士大夫是出仕之士，士君子是“学和道德修养为任”之士。仕中隐，做独善其身的士君子。苏东坡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积极自由，是一个士君子。士君子是士人的人格范型。五是从朝士到野士。
然而，士人坚守不变的是“志于道”，宋明变化的是从帝王师转向社会，移风易俗。宋代士大夫通过“做帝王师”参与“治天下”。在建功立业之外，有一种不同于汉唐士人的雍容人格。融进退一体，达时不得意忘形，穷时保持心气平和，终心忧天下道德福祉。“士志于道”如不能在“治国”中实现，还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修身齐家”，自成“道成肉身”之涂，还有一个是从朝廷转向民间，走“平天下”之涂。甚而求简易，为百姓讲学布道，在日用中搭建形而上学至善之路。宋明士人道德理想主义道路宽阔，“上士贞其身、移风易俗”， 创建书院、民间传教、乡约的发展，以至戏曲小说的兴起等都是这一趋向的成果。十六世纪以后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和商人地位的上升，明代的“士”在同一时期展开了开拓社会和文化空间的活动决非偶然，“士商异术而同志”、“异业而同道”， 财富提供了经济基础。士人在基本道德的持守中，与时变化，渐渐更替不同的新内涵。
清代士绅是士人的近代表达式。清代，士人重“实用”，知识、思想和趣味大变化，面对的是一幅阴郁的世界图景。继士绅崛起，晚清商绅、学绅继之。余英时说，清末废止科举，以现代学校取代科举考试，现代学校的毕业生不再直接进入权力大门，仕宦前程没有了制度的保障。随着教化社会的崩溃、实证中国的到来，“士”（或“士大夫”）已无用武之地，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intellectual”，“知识分子”）。知识人代士而起，宣告了“士”的传统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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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士王勃：少年诗歌天才杀人案

杰士，才智特出的人，杰出的人。“十数年间，异人杰士必穆穆于王庭矣。”（宋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武曌以淫牝秽乱唐室，实旷劫所无之变，而一代英才杰士俯首臣伏，无敢声其罪者。”（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人。祖父为隋末大儒王通。王通生二子，长名福郊，次名福峙，福峙即王勃之父，曾出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县令、齐州长史等职。王勃生长于书香之家，诗赋极富才华，文学史上誉为“初唐四杰”。三十岁不到就陷海溺毙，后世叹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实际上，当朝吏部侍郎裴行俭曾予他的才华负面评价，说：士人致远，先须具备见识度量，而后才是写作学问才华。王勃等人虽有文才，而心性浮躁浅露，哪有能享爵禄的气度！
确然，王勃自幼聪慧，时人公认。他最大的问题，是轻视生命如草芥，居然私杀官奴。唐较宋时“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意识，不可同日而语。有唐一代干谒之风盛行，也与宋代以后的谦谦君子不同。唐代文人都善于自夸，用现在话说是“显摆”，以引起达官贵人的注意。在文人们希望一博得赏识的风气下，少年王勃出手妙笔生花的传说，成为唐时供人寄意的绝响。

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王勃上书右相刘祥道，书中有“所以慷慨于君侯者，有气存乎心耳”之语，求表荐，刘即表荐于朝。王勃乃应麟德三年（666）制科，对策高第，授予朝中散郎之职。此时王勃才十七岁。沛王李贤闻王勃之名，十分爱重，召为修撰。时诸王经常斗鸡为乐，王勃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文中因有“血战功成”、“割以牛刀”的字眼，不料竟遭唐高宗詈骂，说这样的文章分明是挑拨众王。当天就被赶出了沛王府，这是王勃第一次受打击。后出游蜀地，与杨炯等放旷诗酒，驰情于文场。于是“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初唐四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集团。他们一改六朝以来颓废绮丽的风气，把诗文从宫廷引向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边塞，题材扩大了，风格清新刚健。讲中国文学史，尤其是讲唐代文学史，没有不讲王杨卢骆开创唐诗新气象的。其实，若单论出身，王勃家世显赫，断非其它三杰可比。唐人有崇尚郡望的习气，有依之壮门楣的习俗。社会十分讲究家族渊源，有身份的人都想法提高门第。王勃当然对自己的贵胄资质很满意。“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一个人少年时代正该壮志凌云，怎能一蹶不振！李贺《致酒行》中这句形容王勃再恰当不过了。王勃在《观内怀仙》一诗中，发出了“自能成羽翼，何必仰云梯” 的心声，隐隐骄傲。
骄傲是把双刃剑，既是傲视凡俗的资本，又是招忌而害命的暗器。咸亨二年（671），王勃从蜀地返回长安参加科选，朋友凌季友时为虢州司法，为他在虢州谋得一个参军之职。在虢州，王勃遇到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打击。王勃“闻虢州多药草，求补参军。倚才陵藉，为僚吏共嫉。官奴曹达抵罪，匿勃所，惧事泄，辄杀之。” 王勃这一下犯了大事，不但私匿官奴，更有擅夺性命，治罪下了死牢。史载，王勃聪明过人，对于推算天文历法尤为精通，曾作《大唐千岁历》，说唐朝国运将长达千年。然其就没有算一算自己。后来幸遇大赦，“会赦除名”，从此除去官籍。无论如何，王勃私夺无辜者的性命，这是做人的污点。还是那个当朝吏部侍郎裴行俭，铨选之事的主持，继续评点“初唐四杰”的为人与命运，说：杨子沉静，当能做到令长，其余能得到善终就是幸事。
果然，六七六年秋，王勃远行，去交趾看父亲，落海不幸溺毙，年仅二十七。如其所谶，结局果然。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王勃若有亡魂，不知是否能够回应人们的怀念。诗文天才王勃，为后世留下了不朽名篇。曾经往交趾探父路上，在南昌滕王阁上草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已是千古绝句。天才短命，令人扼腕。然而，后人不要忽略了他私杀官奴劣迹。生也何恩，杀之何咎？王维性情轻浮，人格的确存在败笔。儒家讲仁道，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官奴是不是人？前有“天下莫贵于生” 之道义，后有“民吾同胞”之西铭，焉用杀？王勃的政治水平和人道常识大打折扣。
自始，情采万丈又思想平庸的时代开始了。后来人一提起王勃，就提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其实，诗也好，赋也好，文学只能表达一时之情，不能型塑一个时代的思想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