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吴青萍:对《文化大革命沉思录)的再沉思

吴青萍:对《文化大革命沉思录)的再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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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共阅读 1122 次 更新时间:2016-11-28 14: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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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沉思录


吴青萍

  
   过来,我们思想理论界缺乏对文革全面整体性的反思,散见于舆情的文革反思文字大都局限在片面的带有情感性特点的思考范畴,大体都是非白即黑在山说山的肤浅见解,这对于从理论上乃至哲学上总结文革,以利后往没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最近读到北大党史专家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录》,感觉其视野比较开阔,但依然缺乏整体上的说服力量,酌其文章逐条分类的沉思体例,特随其中心意思谈谈鄙人尽量从更系统的角度上作出的思考,据此希望好者共同进行理性探讨。
  


   文革沉思之一再沉思
  


   究竟什么是文革的根本精神?陈坡的答案“首先是把这个偏执的伟大领袖塑造成亿万愚众的偶像”。对此还可以商榷。当然文革的个人崇拜和被崇拜者的错误都是典型的问题,但它未必便完全等于文革的根本精神这个命题。所谓根本精神者,应该是指导文革并由此造成浩劫的基本性思想理论。它应该是阶级斗争学说。只有指出这一点,才是理清文革乃至更多过去人为灾难的根本症结所在。反而个人崇拜的问题却比之复杂多了,简单讲个人崇拜或者权威的问题与中国观念文化(内在规律)具有密切关联,需要另外具体分析。
  


   文革沉思之二再沉思
  


   陈坡在这里的几个主观点(如反对宿命论,探究文革的个人责任等)我都不能苟同,但副观点——“以史为鉴是中国的史学传统,但吸取历史教训却难上加难”却深有同感。其实我们不仅对自己的历史教训很难吸取,人家的历史教训(或者经验)也同样很难吸取的。为什么呢,还是我们的视角低了!我们不能从最高最深的精神层次来检讨自己呀!因为正是这种精神根底的不同,才最终造就了历史演进发展的不同的。恰好从这样的大逻辑去看,宿命论才是历史规律的再现。至于具体的个人都是其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值什么纠缠。
  


   文革沉思之三再沉思
  


   个人崇拜当然是文革以及造成文革灾难的一个问题方面。可是当我们总结文革根本教训时,仅仅停留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个层面就会留下更深远的问题的。比如是不是只要没有个人崇拜就不会发生文革此类的灾难呢。未必。个人崇拜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社会围绕某个偶像的思想来运作,假设这个人还不昏聩思想还不错谬甚至还优秀,社会运作的后果会怎样呢。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一盘散沙,其根本原因无非是缺乏(思想)权威。共产党为什么一下子那么凝聚力,根子就是有了这样的权威呀。当然,中国需要这样的权威与文革的个人崇拜毕竟是不能打等号的。
  


   文革沉思之四再沉思
  


   以人道主义研究文革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问题是仅有人道主义视角够不够。李光耀那篇《论美国》里讲到美国伟大的两个面,一是权力财富的伟大,再就是精神崇高的伟大。精神崇高就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她必然还有奉献、胸怀、责任等。这个东西恰好是改革近四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功利化世俗化后所非常反感不愿思考的方面。恰好对应着这方面的思想理论基础,却能够在执政党原来许多推举的东西上有所存留。这也是一种精神总账必须算清楚的方面。概括地说,如果不将诸如阶级斗争等错谬思想算清楚,文革就必然会再来;如果不将过去的伟大思想算清楚,我们还能开创比文革更好的未来吗?
  


   文革沉思之五再沉思
  


   在中国,文革可能再来,几乎是思考稍微冷静深刻者的共识。问题是文革为何可能还来?这个问题却乏人认清。我看还是中国人的思想基因里有文革。什么思想基因,无非源远流长的落后传统思想意识。比如等级意识、流氓意识就是,反之则是普遍性缺乏平等意识、文明意识。纵观文革,为什么个人崇拜、阶级斗争那么容易盛行,根子上就是这些落后意识在作祟罢。不要简单将文革再来的责任归咎于那些唱红歌的人,可能他们还有怀念过去崇高精神的可贵之处呢。难道不喜欢唱红歌的人就确立了现代进步性的思想意识?文革的再来一定是落后意识者推波助澜了。
  


   文革沉思之六再沉思
  


   谁也不能否认解放后自57反右后中国去路就开始大错,也不能否定其始作俑者毛泽东的一系列错招昏招,但我们仅仅将责任原因的分析停留在这个掌权群体、这个个人未必就很理性了。难道剔除了这个群体,或者将这个个人骂死了我们就会好了?!不会的!我们应该明白这个群体的这种走势与这个个人的后来表现如此都是被某种根本原因所决定的。我们要改进这个原因才行的。比如群体为什么分裂,是不是和窝里斗积习相协。个人的偶像崇拜为什么强烈,是不是大家深重的皇权等级意识对应。只有先明白这点,我们的进路才可有个开始。
  


   文革沉思之七再沉思
  


   必须指出,说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谬,不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存在,也不是讲阶级之间没有先进落后的差别,更不是讲人们各个群体之间不存在先进落后的区别,而是说,解决好阶级斗争的问题要以怎样的方式更为理性合理,以及解决好群体思想差异的理性方法是怎样的。从最初的阶级概念来看,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本质即是人们经济政治地位的差异和其引起的斗争,是人类社会一种长期性的客观存在。理性对待阶级问题的态度在于推动贯彻一系列先进思想观念下的法治化过程,以逐步消弭这种差异性;而不是采取那种非人道的社会运动方式使其激烈化暴力化扩大化。
  


   文革沉思之八再沉思
  


   文革前兆的庐山会议斗争,或者前沿到党内此先的其他斗争乃至中国人一直热衷的宫廷斗争和窝里斗,将其归为一类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是中国人一贯秉性的必然表现罢了。我们现在谈着这些窝里斗的情况,应该有着更多的心痛感觉,毕竟它损害了曾经的战友曾经的事业和大家应有的福祉。可是最应该思考的还不是这些惋惜之处,而是中国人为什么就有了这种一贯秉性,为什么曾经那么积极上进革命的这群精英们也跳不出这种历史的宿命。这就是中国观念文化的特色,就是这种文化熏陶下的必然性结局。可叹的是当今不少人还在重举这种文化!
  


   文革沉思之九再沉思
  


   在谈到毛泽东“自负自恋自我崇拜”问题时,也要深挖其产生的历史文化的根源,而不要以为问题仅仅只是他个人才产生,只要追究其责任就到位了。比如文革被批斗得最惨的刘少奇未必就不对这个问题负有责任,他能够从延安七大前后脱颖而出,是与其独树一帜推举毛泽东思想的迎奉作为悉有关联的。虽然大跃进后,刘有交代胡乔木出台反左文件的想法,但在60年代初期的四清运动初期,他和夫人所塑造的四清典型,却在大肆推行左的搞法……哎,放眼望去,这种两面性落后性何止毛、刘才有,还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思想落后秉性的显现了。
  


   文革沉思之十再沉思
  


   毛泽东的一生究竟怎样概括才更准确,我想还是以革命性为主题的抛物线状更有说服力。所谓革命者,不是简单等于那种“暴力行动”的革命,而是专指那种针对传统落后的思想变革到现代性的先进思想上来的努力。这种革命对于中国来讲其实是极有意义的。毛泽东的早中期确实功劳卓著(但不是没有问题),但自八中全会后就一路走下坡了。毛泽东的晚年究竟清醒与否,普遍存在的老年性固执自负以至昏聩是不是也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些问题宁信其有更合逻辑。他的抛物线人生从一般人性的发展来看,说明任何人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不努力调动积极上进的一面,就有可能被懈堕落后的另一面所俘获,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
  


   文革沉思之十一再沉思
  


   阶级斗争理论什么时候高举都是错谬的。因为这个理论本身就是愚昧的。58年大跃进失败后再擎阶级斗争大旗当然性的要造成新的人祸。认识这点并不难,难的是从整体上认识其理论的愚昧。比如讲在战争年代。虽然那时凭借这个理论曾经获得了胜利。但是不是仅有这个理论指导就能够胜利。这是一个问题。斯洛形容延安时期奋斗的共产党员们像“清教徒一样的精神”,这才是延安之所以能够吸引上进青年的根本。还有一个问题,假设没有初期的阶级斗争,会不会与国民党合作的破裂。第三个问题是当今改革的40年后,需不需要重提阶级路线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
  


   文革沉思之十二再沉思
  


   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化使之很容易与本土落后的窝里斗思想、仇恨不宽容思想、戾气暴力思想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伤人又伤己的两败俱伤认知所在。这一系列落后思考的本质是什么,还是缺乏对于人性动态发展的理性(哲学)认识,还是站在争权夺利、睚眦必报、阴谋诡计的自然态思考上的抉择。自然态的思考恰好常常就是世俗文化的范畴,它是缺乏超越性精神信仰的所在。靠它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方式,来引领社会的发展,必然落入那种历史性的循环停滞的周期律之中。这当然是中国文化造成的中国历史的宿命。必须警醒在当今世界里我们如何走出这个圈子。
  


   文革沉思之十三再沉思
  


   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反感警惕赫鲁晓夫,还是其深入骨血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思维在做支配。与之配合,熟读中国经典,祥知中国政治的他,脑子里还存在着诸多落后的等级意识帝王意识情感意识的厚土温床,只待人性中上进性革命性的一面开始消退时,懈怠性反动性的一面便乘虚而入,甚嚣尘上了。如此曾经的伟人温水煮青蛙般的蜕变何止只损害了他个人,更是容易造成国家民族的巨大灾难。我们吸取这段教训,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约束权力的制度建设上,更要考虑到一般人性变化的规律。尤其是在落后中国的观念文化氛围中如何持恒的突围呢?
  


   文革沉思之十四再沉思
  


   陈坡在这里说“不摆脱文革的魔咒,不认清文革的真相,不否定文革的本质,不真正反思文革,不吸取文革教训,中国就永远无法进入现代文明。”此言一般来讲是有力度的。但联系作者上下文所述却有点似是而非的感觉。因为陈的文革说无非还是一般性的权争说。那么,文革的魔咒、文革的真相、文革的本质、文革的反思、文革的教训,就都指向了争权问题便行了吗。以后的中国究竟靠什么让大家不那么争权呢,或者说靠什么来培养像自动实行任期制之华盛顿那样的政治家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不是什么简单模仿的制度再造能够解释清楚的哟。
  


   文革沉思之十五再沉思
  


   其实在现代化的政治领域里面,既不是依靠某个确定的制度模式就能解决好政治现代化的问题的,也不是仅靠出现一个华盛顿这样的现代政治领头羊就能解决好问题的,比制度和伟人更深远的方面还是基础性的思想文化——一种适宜于现代政治的先进精神观念。比如毛刘解放后的三次主要分歧:五十年代初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之争、 56年冒进与反冒进之争、62年七千人大会及前后对经济形势与困难原因之争。现在看来刘当时比较正确,但每每败于毛的错谬。如此问题一般人又都想到只有法治才能制止。但法治何来又成了问题。没有先进的契约意识何来法治呢。
  


   文革沉思之十六再沉思
  


   说60岁以上的中国人幼少年纪的记忆里有饥饿和斗争不错,但说他们只记得这些却错了。事实上,不少那时的亲历者相比着近些年中国社会一切向钱看、坑蒙拐骗赖、黄赌毒黑霾以及巨贪遍布的可恶情况,却会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时的蒸蒸傲扬精神、不乏锐气正气、官场清廉守纪和社会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我总在想,造成那种社会的思想文化也是共产党上升时期的精华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深加研究,为什么不比照着那些世界上的先进文化的演进规律寻找我们的进路。我还幻想,假设我们既将这些优秀的思想资源不断高举起来,又将阶级斗争之类的错谬思想逐步清除出去,我们还会为文革之重来而担忧不已么。
  


   文革沉思之十七再沉思
  


   此下两段文字陈坡是从文武两面来揭露文革发动者缜密的阴谋诡计细节的。我读着想着,按照陈文逻辑方向,总是天真地在思考一个问题,哎,怪不得讲中国人精于狡诈之道,原来毛是这方面第一人啦。我想起文革时期毛那句有名的三要三不要最高指示,最后一条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他自己却是倒行逆施最厉害的!如此看去他才是最大的阴谋家哟,而其他人呢,历史呢,难道这么多英者集合着相对中国杰出的群体,就一直靠衷心拥戴着这样一位人品者能够成其革命大业么?我的脑子为着这样的推理几乎被颠覆了。因为如此看去,必然将得出否定一切的结论的。 我们还有什么前进的根基呢。
  


   文革沉思之十八再沉思
  


   陈的这段继续从文的方面推说毛的文革阴谋,使人很感压抑和矛盾的继续思考。我又想到民间那些话:读了西游记,到老不成器;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唉,原来,中国的经典文本竟是这样引人进入误途的。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吧!进一步再问,有什么中国的文本文化是引导人向上向前向科学理性的哟。我越加感到失望。读到本段最后那句话,陈坡概括毛问题的一个症结:“意识形态僵化症与妄想症”,哦,还是承认他是一种病人所为了,还是认识到一种错谬思想引导所果了。我想这样的归结可能才更真,可能才更科学理性的。
  


   文革沉思之十九再沉思
  


   反思文革的历史文艺路线。确实需要从阶级斗争错谬理论的无限上纲上批判,但不是也不应该全盘否定历史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这里的要害是政治这个概念要清晰。政治里确实有阶级斗争,但政治不仅限于阶级斗争。其实共产党所树宗旨的群众路线、推举实事求是思想等等超越传统官文化的精神意识也是政治,还是最根本的政治的。比如文革曾经在文艺创作上提出了高大全原则,这个原则在阶级斗争理论的独占下确实不好,但扬弃阶级理论,而从一般的真善美取向上塑造高大全的艺术人物,以教育引导人们,却是高尚高端文艺作品的灵魂所在了。
  


   文革沉思之二十再沉思
  


   是的,从“意识形态僵化症与妄想症”这种病人身份及一般人性发展逻辑来总括毛演绎毛的晚年以及文革确实比较中肯比较聪明比较理性。一个被错谬思想理论俘获的人,一个曾因此(其实不仅只此!)指导而获得过巨大胜利的人,一个因巨大胜利而被众人衷心拥戴而地位至上的人,一个生长在浓郁权术文化帝王思想氛围之中的人,一个弥度固执、自负、多病晚年的人,他如何不会导演这场文革浩劫呢。就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疾病者、醉驾毒驾者,和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理性可讲么,对他们我们再追究个人的责任于民族未来也没有什么大的作用,相反,从人性人道角度倒是应该宽恕他们了。从理性角度却切切实实要深刻检讨我们民族的观念文化呀。
  


   在过去的战争到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阶级斗争理论既是一条贯穿革命建设整个过程无法割断的思想主线,其客观存在性毋庸置疑;同时,又是一个边打边像、越来越丰满的思想理论体系,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论、社会形态论到文革发展出来的党内阶级斗争论、姓社姓资的路线斗争论等,真是挖空心思,煞有介事,斗争折腾,无所不及,这种错谬愚昧思想的成型化理论化,当之无愧地成了共产党人涉嫌试错,领受挫折的根本精神所在。如果无视共产党这种根本精神的抱执,并由之而造成诸多革命建设的困境,以致最终引起文革的全国性浩劫,而是局限于所谓什么个人崇拜、报私仇等局部性情感性的问题上来认识,便很难真正认清认准过去许多问题的确切教训所在的。
  


   我们担心文革将来很可能还会在中国重来中的文革,一般是讲像文革这样的人祸历史事件,而不是指完全等于文革样式的浩劫情况。这种必然性判断是建立在什么认知基础上的呢,肯定不是讲还会出现文革中的某个特定人物,而是讲中国人在其特色的观念文化熏陶下所养成的思想追求,其中就暗含着要推动文革这样人祸事件的逻辑或可能。这种逻辑或可能换句话讲即是历史发展的宿命。
  


   为什么黄炎培总结中国历史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这样引人眼球,实质上还是此论发现了中国历史的某种规律性而已。毛当时确实是信心满满地认为走民主这条路就能够使中国跳出此规律的,其时未必就不情真意切啊。联系毛及其同志们早中期处于上升时的言情和政治所举,也未必就没有搞民主的,但后来为什么就变了呢,为什么毛还在晚年客观的走向了反面呢,我看无非还是毛的思想深处留存了许多传统中国文化的不民主的意识在作祟而造成的。我们不从根子上挖其观念性的所在,就无法找到深度改革的着力处。俗话说一处山水养一方人,有怎样的精神信仰或观念文化就有怎样的民族怎样的历史怎样的人,在整体思考这些问题时,必须深挖思想文化的根子,一般不要在具体人和事上纠缠才好。
  


   观念文化的决定作用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非常深远的、不动声色的、不可违拗的,要想改变这个根本当然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难度。但这种情况并不妨碍我们努力进行改变的思考探索,因为不如此便更没有丁点希望了。文革全民武斗与现在的社会戾气都是有其民族观念文化基础的。只有深挖根子才有可能釜底抽薪,让我们逐渐文明起来。
  


   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要看清思想本质思想源头,把本质的东西理顺了,才有理论性哲学性,才会一通百通掌握规律以利前行啊。所以,不要过多纠缠个人责任的宽容往往才是聪明取向,才是大聪明的取向。人家有句名言这样说道,饶恕他吧,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种宽容态度的推行,本质是一种人道主义文化氛围的形成,她终将促使族群进入文明化的历史进程的。越来越觉得,历史研究应该力戒堕入就事论事的窠臼,应该尽量联系的运动的整体的看清因果关系,自觉立于思想文化高端,才能掌握运用好改革改良的先机。
  


   我说到文革的“根本精神”是阶级斗争理论,但文革及其始作俑者又受到传统落后文化基因(比如皇权等级意识、流氓意识、窝里斗意识、暴力戾气意识等)的深层影响,其考虑时想得确实很复杂。为什么不直接将文革精神归结为这些落后意识,而是将之统摄在阶级斗争理论上呢。还是因为此说在理论上比落后意识更规范更成型更深着更迷人更现实有害罢了。
  


   正是这样,毛也好,蒋也好,甚至民国初始前后的那些名人,袁、汪等也好,他们那时未必就没有一点为国为民的宏愿正气的,事实上,从思想素质来看,他们也有他们的人生“抛物线”走势的。至于后来为什么做了坏事蠢事,说到底,还是接受一些不好思想后的必然。这就是一般人性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也是所谓民族性的使然了。如此所以不要过重追究个人。
  


   阶级斗争理论现在我们看起来确实错谬愚昧,但在当初的革命者却是视为指路明灯般的真理的,李大钊、周佛海、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以及共产党视其崛起中国之法宝,那时应该谈不上以此“骗人革命”的。另外特别重要之处在于,那时的革命仅有阶级斗争理论行不行。我简单提到斯洛概括延安的“清教徒奋斗精神”,这个内涵特别“高富帅”,不能忽视了。
  


   为什么阶级斗争理论自始就能得到诸多中国革命先驱的青睐,除了上述举具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些落后意识的呼应,还有一个重要的认识论特点的呼应,这就是所谓的唯物主义视角。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缺乏一种纯粹的固着的精神信仰体验,这种情况影响在认识论的精神主观(能动性)方面的味份就比较少,反而是看得见摸得着认识认可倾向很强,所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历来在中国就比较吃香。那本美国人编的《影响世界文明的100位伟人》的孔子条目里就突出概括了中国人这个讲究实际的特点。所以,翻开中国的历史,充斥眼前的也尽是阶级压迫、农民起义、朝廷翻覆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自然丛林社会发展过程,极少那种讲宽容讲理性讲共赢的超越性理想理念的,阶级斗争理论恰好与此相合,如此这般,所以这个理论才被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奉为了至宝。
  


   所以从这个根本性的思想视角来概括中国革命就特别富有了各种功过事实演绎证明的周延性。应该说,革命的早中期大家大都处于上升阶段,真心实意想着国家民族复兴大事,“远大理想”之崇高精神信仰确实存在,也是能够取得许多丰功伟绩的根本。但自始至终都有阶级斗争理论在兴风作浪危害革命危害民族危害革命者本人。此立论的两个方面都不能偏废的。
  


   我们说,思想的生成、流布、发展、延续,既是民族性(本质是其主流的观念文化)的不断体现,又是决定国家民族长期走势的根本所在。阶级斗争理论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得到诸多革命者者的青睐,根本还是迎合了中国文化的非理性或者弱理性特点。比如文革以降,此论未必就得到了慎重检讨,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仍在口头,姓社姓资的问题依然时常触目醒目。
  


   五六十年代风气好,应该主要还是上述那种“清教徒奋斗精神”的体现。至于此前的中国传统精神,当然也有一些优秀的部分,但从主体上看,中国传统毕竟代表落后,不然也无须什么“三千年之大变”,无须近代以来的被打被辱,无须“五四”运动,无须中国革命了。当然,中国革命也应该分清功过分良莠。
  


   “清教徒奋斗精神”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里面确实也包含了部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但肯定拥有超越传统的部分。过来我们对此太不重视,基本上非常缺乏系统整体的分析研究,特别是不能将之与其对应相反的错谬愚昧的东西也进行深刻检讨,致使大家尤其是学术思想界总是恨屋即乌,以至无视恶心着她。
  


   也正是当断不断,必会起乱。由于思想理论的严重滞后,不识香臭,一味短浅急促的只说经济中心,致使八十年代末期以来,传统文化的沉渣终于泛起。经过近些年发展,来势更是甚嚣尘上。由于一般人普遍缺少整体辨识的能力,加上一般人性中自然存在的亲亲意识作用,这些都促成了思想返退,如势中国危矣。
  


   前面曾概括现在不好的情况用了十个字:坑蒙拐骗赖,黄赌毒黑匪。这种情况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传统旧中国怎么样呢。可能便有渊源了。五六十年代我还很小,但清楚记得大人们跟我们讲过,旧社会拐骗小孩,甚至将孩子打残,在伤口处栽猴毛后,再到街上表演赚钱的事……此况如多,只能归咎为世俗文化的极端自私性了。
  


   阶级斗争理论与落后传统意识不能割裂开来。上面从历史的人物的内涵的多个层面分析这个立论的形成缘由,其本质表明,作为中国人诸多非理性思想行为之根的落后意识不予重视清除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一定促使当事者接受诸如阶级斗争之类理论的行为的。这种因果关系是被反复折腾的中国历史事实所证明着的。
  


   阶级斗争理论危害中国的表现集中讲无非还是人斗人人伤人人害人,这就是一种落后意识行为取向的实质。反过来的先进意识的行为取向,则应该是人帮人人助人人爱人。我们讲文革可能重来,总体担心的正是这样恶劣人际关系的中国历史常像,至于是不是完全像文革那种理论实践的情况倒是次要的。但当然也暗含对当下姓社姓资思想的指责。
  


   讲文革根本精神是阶级斗争理论,而不是落后传统意识,这是突出阶级斗争理论在时下的微妙指导地位,当然不是排除或者忽视无视落后意识的基础性地位。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虽然我们不少人在斥责文革发起者时可以完全推理其“报私仇”的唯一性,但从全面历史来看,从尽量客观性来看,他并非只是这样报私仇的下三滥思想者,搞阶级斗争才是其一生的寄托啊。
  


   中国落后的文化(思想)基因有很多方面,你说的窝里斗也是我上面列举过的。其实你要想认真、具体、系统思考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对比着一些先进的思想意识来进行反义词或者对立面的语词概念排列,再从中国文本或者大家推崇的实例中印证就能大致得到答案。如平等意识与等级意识、契约意识与关系意识、独立意识与依附意识、博爱意识与仇恨意识,等等。你再想想,这些落后意识是不是常在中国人身上影现。既然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客观情况,如何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过分”追究某个人责任呢?
  


   你可能没有经历五六十年代,那时的社会风气比现在(道德的公益性上、精神的正义性上)确实要好得多。我讲讲自己亲历的事实。那时我读小学,每年暑假基本都去乡下玩儿。清早约3时许,就要步行十多里,经过故城几条老街到洞庭湖边坐船。天气炎热,只见沿街巷满是熟睡在门板竹床上的街坊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那秩序年复一年都是那么安详安全的,从未听说什么盗窃强奸,真的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我姑妈在税务局担任领导职务,那时的税务局根本不像现在靠山吃山那样收入高的。领导也不能以权谋私。组织上考虑我姑家缺家具,便将一个因欠税而罚没的木柜安排给姑家用,但姑也按市价付了20元(相近于月工资的三分之二)。
  


   将权威等于个人崇拜是一种简单片面的思维。人类属于社会性(群居)动物,为了保障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乃至开拓新的文明社会),就少不得权威。这样的权威一般分为法律权威和人格化权威。现代化水平较高的社会偏向于法的权威,人格化权威也会有所作用。现代化水平低的地方则偏向于人格化权威,法的权威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
  


   中国社会历来处于人治状态。所以,社会秩序的好坏也是被其治人者个人素养的优劣所决定的。中国历史为什么总存在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中华民族为什么常常陷入一盘散沙,任人鱼肉的悲惨境地,根本上是中国观念文化缺失优秀思想观念的纯粹精神信仰而致,但从社会的权威性这个角度看,则必然是当下缺失合适权威所致。
  


   对于司马明这样简单化的思考者,他们看什么事情都是那么黑白分明,都是那么自始至终的正确或者错误的,再也容不得一点变化过程或者另类的,认为文革及其造成者从来就是只知道搞斗人害人的阶级斗争的,从来没有什么为中国进步去思想行为似的,像这样的网友我一般便懒得搭理了(反正一下子他们明白不了)。但他这个上述发言提到我上贴说的问题却十分重要。司马明之类的简单化思考者当然不愿思索,未必就没有其他网友愿意思索。我还是就此答案再啰嗦提个引子吧。
  


   那么,所谓“共产党上升时期的精华”的“思想文化”究竟是什么呢?简单讲,依照我前面回复网友关于什么是中国文化落后基因时所说,只要对比先进思想意识列举相反词语就大致可以找到,我列举了四组:平等意识与等级意识、契约意识与关系意识、独立意识与依附意识、博爱意识与仇恨意识等。明显,中国落后文化便可以集中体现在后面四个意识上。
  


   现在,反过来将前面四个先进意识拿到共产党上升时期的思想文化精华中比较也会十分相合。平等意识: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勤务员;契约意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独立意识:独立自主,奋发图强;博爱意识: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还必须指出:1、共产党的思想精华远不止这些;2、共产党当时确实是这么做的。3、共产党的成功或者挫折,恰好是实行这些精华思想或者实行阶级斗争类愚昧理论的结果。
  


   其实,反思文革,反思文革的发起者,我们免不了要向中国的历史及其历史人物来作比较,比如汉朝和明朝的中兴及其刘邦、朱元璋的作为。最令人扼腕的莫过于隐隐其中的周期律总是他们和全部中国历史(人)无法跳过的命运之坎。我想到一个比较贴切的比如,即自然界植物生长的荣枯规律,它应该就是像我们中国这样自然发展演进社会的合拍比照了。其中需要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不可能出现人家那种工业革命乃至信息革命的突破。基因可能还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哲学(指导)缺位所致吧。
  


   从人物比较上来看,朱元璋的一些方面似乎最像毛。他们对普通民众拥有拳拳爱心,对贪官污吏则是刻骨仇恨,深怀计谋,敢作敢为,心狠手辣,不惜人命,不怜功臣等等。但从优点上讲,毛的一些精华性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则尤为可贵,这也是他能够带领其群体取得伟功的根本;而毛的诸如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论却是其非常愚昧错谬的精神所在,也正是它引致了毛的大错误大失败大罪恶。我认为,这种从思想上反思认识历史及其文革是极其重要极其紧迫的,那些只知道情感性的批文革反毛者能不能想想假如自己是当时的毛又能怎样做呢?
  


   说阶级斗争理论愚昧落后,不是说这个理论反映的社会事实不客观不存在,而是讲不能用这个理论来指导社会的演变进步(或者革命)。这点也很像儒家学说的素性特点。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世俗文化的主干,它还是客观如实的反映了中国落后社会状况的。比如其典型的“三纲五常”诉求就是。“三纲”既是等级意识的结晶,当然也是那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五常”表面上看起来是讲道德情操的,但在本质上仍是服从服务于前面“三纲”的等级需要的,其超越性便大打折扣,所以也是落后的思想意识。
  


   为什么阶级斗争理论愚昧落后?我至今还没看到比较全面的概括性文章,只好归纳自己以前的相关观点如下供好者议论深化。此理论具非信仰性或者非超越性,本质是等级意识的新表现形式而已,所以不可能引导创造一个日益平等的社会。人类各族群历史从未依靠此理论来使人们的福祉增长,反之却有无数依靠它指导而导致灾难的事实。此理论与中国原有的窝里斗思想异常拍合,是中国近百年来大多数人祸的思想基础;进一步看,则与中国人历来存在的非白即黑简单肤浅思维异常拍合,是强化当下姓社姓资糊涂意识形态的理论根源。与此理论紧密相关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论、社会形态论不能适应人类现代化过程的新情况,必须予以扬弃。
  


   个人(思想)观点的形成大致有两个途径,一是非实际的,或者被灌输的,比如宗教信仰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就是通过这种途径使信徒在大脑里确立起相关观点的。另一个则是实际的,或者是反映性的,即人们通过各种各样实际情况反映到大脑后产生的。这两种途径生成的观点究竟何优何劣?不能一概而论,其实是各有优劣的。
  


   过去过来我们片面强调所谓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忽略了先进性精神信仰的思想引导作用,这样便必然堕入世俗文化缺乏超越性创新性领先性的窠臼。当然,我们也不能不重视实际情况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必须明白人们认识总是有局限的,在大的真善美方向上,必须坚持先进性精神信仰为引导的基本原则。
  


   反思文革所下立论必然是通过文革具体事例在大脑中的反映而生成的。问题是大脑所接收的具体事例完不完整、系不系统、周不周延。这就要求思考者沉思者应该尽量多地收集事实,不断修正完善已成观点。文革动机说明显存在两种对立观点,即阴谋论和革命论(反贪官)但从事实看都有难以自洽之处,反而折中而论却更有说服力。
  


   马克思主义当然有着一些精华的东西需要我们继承光大,比如其积极向上的哲学精神、崇高远大的理想信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等,但也有部分确实需要扬弃需要发展需要完善。比如上面曾提到的阶级斗争学说及其中的一系列价值论、形态论的东西就是。还比如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立论也很值得怀疑。就讲眼下中国的情况,比较30多年改革前的经济基础肯定强大了许多,但能够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么。
  


   把眼光尽量放开去看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演进情况,不难发现真正主导现代化的观念文化源头还是古希腊的文化成果;而中国文化在这个过程里是被边缘化的。为什么古希腊能有那么重大的建树,为什么中国却步履蹒跚?不少人往往都是从表面上、器物上、制度上的一些地理、经济、管理甚至人种等因素来认识,这个视角得到的结论往往都不周延。比如讲古希腊多山近海贸易的地理,其它相似的地方还多得很呢。讲中国过去的小农经济和官僚主制度影响,也是人类古远时期的普遍现象。
  


   还是要从深层的、思想的、信仰的不同来把握人类各个族群不同的行为特点、社会方式和文明类型。其中的根本逻辑很好理解运用和周延演绎,这就是思想决定行为,或者说怎么想才怎么做。不同的宗教信仰本质是不同的思想观念,由其流传灌输,治下的人们便有了不同的行为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明的。古希腊的多神教引导其人以求真为最大价值,才造成了其科学理论的成果辉煌。中国古时缺乏这种以求真为最高价值(或者即使有也不成主流)的宗教信仰,后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却是讲究世俗功利的思想,这样必然制约着中国人跨向创新社会的步伐,于是才酿成了中国历史所谓的周期律问题。
  


   作者单位:岳阳市委史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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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革“再沉思”的沉思

张志恒   
     
  看了吴青萍先生的文章“对《文化大革命沉思录》的再沉思”,我也想谈谈看法,是对“再沉思”的再沉思。我退休后有了时间思考一些问题,也写了一些文章,不少内容是有关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为什么人们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看法,大家争论的症结在哪里,等等。我不是学哲学的,也有自知之明,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文章归于“哲学”,但在看过与写了一些文章之后,似乎感到自己所想的这些问题有了答案,就是对文革的反思也感到了问题所在。下面“吴文”指吴青萍先生的文章,“拙见”是我的看法。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一再沉思”中写道:
  究竟什么是文革的根本精神?陈坡的答案“首先是把这个偏执的伟大领袖塑造成亿万愚众的偶像”。对此还可以商榷。当然文革的个人崇拜和被崇拜者的错误都是典型的问题,但它未必便完全等于文革的根本精神这个命题。所谓根本精神者,应该是指导文革并由此造成浩劫的基本性思想理论。它应该是阶级斗争学说。只有指出这一点,才是理清文革乃至更多过去人为灾难的根本症结所在。反而个人崇拜的问题却比之复杂多了,简单讲个人崇拜或者权威的问题与中国观念文化(内在规律)具有密切关联,需要另外具体分析。
  拙见:“根本精神”、“思想理论”等等都是个人的思考,能去思考文革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值得赞扬的,至于总结出的“东西”是什么,只能各抒己见,没有做出结论的必要。说指导文革的理论是阶级斗争学说,这是缺少根据的,参与到文革运动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会去学习什么“理论”,是有什么“精神”的。也不会思考“阶级斗争学说”是什么,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大箩筐”,什么也可以装进去,什么也能掏出来。男女关系也可以套上阶级斗争;“资本家”也可以是统战对象。历史就是发生的“事情”,至于发生原因是什么,是什么“理论”指导,只能是个人看法,他人是否同意,由本人决定。如果我们把这一条作为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不知会减少多少无谓的争论。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三再沉思”中说:
  个人崇拜当然是文革以及造成文革灾难的一个问题方面。可是当我们总结文革根本教训时,仅仅停留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个层面就会留下更深远的问题的。比如是不是只要没有个人崇拜就不会发生文革此类的灾难呢。未必。个人崇拜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社会围绕某个偶像的思想来运作,假设这个人还不昏聩思想还不错谬甚至还优秀,社会运作的后果会怎样呢。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一盘散沙,其根本原因无非是缺乏(思想)权威。共产党为什么一下子那么凝聚力,根子就是有了这样的权威呀。当然,中国需要这样的权威与文革的个人崇拜毕竟是不能打等号的。
  拙见:看了这段,感到吴先生好像没有亲身经历文革,文革几乎所有大量人员参加的行动莫不是为了“保卫”一个人和遵照这个人的指示去行事,“没有个人崇拜就不会发生文革”可以说是个“铁论”,有太多的证据来说明。至于说到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现象,恰恰是国人总是寻找“权威”,依赖“权威”的后果,现实中的“权威”都是变换的,不可能固定下来,强调“权威”的思维必然造成“一盘散沙”。同时靠“思想”来作为凝聚力也是不可能的,任何所谓的“思想”都是一个“万花筒”,表面去看似乎没问题,而实际内容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也不知道别人看到的是什么。“思想”的真正价值是人的精神交流,言论交流。但每个人的物质生存都是摆在第一位的,在物质生存没有保障,甚至受到“威胁”时,每个人的思想多是“廉价品”,就像现在市场上抛售“存货”时的广告词:“给钱就卖”。文革时,几乎所有人的生存不可能完全由自己把握,何来“思想”?不过是让怎样说就怎样说,让怎样想就怎样想。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喊着同样的口号,这是显示了民众的“凝聚力”吗?今天社会是需要“凝聚力”,而且十分迫切,但万不可以靠“统一思想”,而是要靠“法治”,也就是规范每个人的“行为”,认清每个人和每个“团体”的“权界”,消除特权,共同遵守“法”,除此别无二法。中国一盘散沙传统正是“皇帝”享有特权的结果!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五、之六再沉思中讲:
  在中国,文革可能再来,几乎是思考稍微冷静深刻者的共识。问题是文革为何可能还来?这个问题却乏人认清。我看还是中国人的思想基因里有文革。什么思想基因,无非源远流长的落后传统思想意识。比如等级意识、流氓意识就是,反之则是普遍性缺乏平等意识、文明意识。纵观文革,为什么个人崇拜、阶级斗争那么容易盛行,根子上就是这些落后意识在作祟罢。不要简单将文革再来的责任归咎于那些唱红歌的人,可能他们还有怀念过去崇高精神的可贵之处呢。难道不喜欢唱红歌的人就确立了现代进步性的思想意识?文革的再来一定是落后意识者推波助澜了。
  谁也不能否认解放后自57反右后中国去路就开始大错,也不能否定其始作俑者毛泽东的一系列错招昏招,但我们仅仅将责任原因的分析停留在这个掌权群体、这个个人未必就很理性了。难道剔除了这个群体,或者将这个个人骂死了我们就会好了?!不会的!我们应该明白这个群体的这种走势与这个个人的后来表现如此都是被某种根本原因所决定的。我们要改进这个原因才行的。比如群体为什么分裂,是不是和窝里斗积习相协。个人的偶像崇拜为什么强烈,是不是大家深重的皇权等级意识对应。只有先明白这点,我们的进路才可有个开始。
  拙见:我十分同意要提高国人的思想意识,应该从文化基因中寻找“文革”的原因,也同意文革后大家的普遍共识,即如此大而荒唐的全民族、全国性的“浩劫”在其他民族、国家是不会发生的。也同意不仅要追究个人责任,要有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方面我写了不少文章,欢迎大家去看。但吴的说法让我想到谚语:“那一滴雨也不会承认洪灾是我造成的”,每滴雨的责任只是无穷大分之一,也就是“零”。每个人在社会中的“政治权重”是不一样的,尤其在中国差别极大,这样每个百姓只有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负责,而对这场运动的发生毫无责任,这一点是没必要质疑的。而这场运动的发生和“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能出一个”(付统帅之语)的“伟人”有关,没有这个“伟人”,类似的例如“反右”也许会发生,但绝不会有“文革”,有如此的浩劫。对于如何制止个人或群体可能发生的“恶行”,要靠法治,也就是要有对人间各种“契约”和法律敬畏的社会环境。而不是寻找什么意识上的“原因”。文革初期打人、抄家的现象很多,当事人不知道是在犯罪吗?肯定知道,但他更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做这些事不会有“法律”来追究,相反可以得到“赞扬”。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七再沉思”中说:
  必须指出,说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谬,不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存在,也不是讲阶级之间没有先进落后的差别,更不是讲人们各个群体之间不存在先进落后的区别,而是说,解决好阶级斗争的问题要以怎样的方式更为理性合理,以及解决好群体思想差异的理性方法是怎样的。从最初的阶级概念来看,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本质即是人们经济政治地位的差异和其引起的斗争,是人类社会一种长期性的客观存在。理性对待阶级问题的态度在于推动贯彻一系列先进思想观念下的法治化过程,以逐步消弭这种差异性;而不是采取那种非人道的社会运动方式使其激烈化暴力化扩大化。
  拙见:如何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实在是困扰我们几乎近百年的一个问题。我在不少文章中进行了思考。关键是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存在两个来源,一个是直接来自“实在”,就是听来的,或是从书本上看来的,也都和“实在”直接有联系;还有一类是来源于思考,也就是自己或是他人对一些现象进行综合思考后的结果,这些“概念”离开思考,离开“人”就不是什么存在的事物。有人讲,我只看到有男人、女人,有张家、李家,但我看不到什么“社会”。这就说明“社会”这个概念是经过思考后得出的,属于后一种。再看“阶级和阶级斗争”也是人们思考后得出的“理论”,我们只能看到老李在工厂工作,待遇不错,隔三差五还有奖金;老王在的工厂就不行,工资少,甚至常常被拖扣。我们只能看到具体的“老板(资本家)”、“打工者(工人)”,而无法看到“阶级”,“阶级”是思维出来的词语。这两类不同“概念”为主体形成的语句、文章、书籍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叙述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所谓反映“客观世界”的,例如我们记录老李、老王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还有一类是人们思维之后,脱离具体现象和问题而总结、概括之后的看法、思想,也就是所谓的理论,例如老王贫困的原因是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这两类话语是一定要分清的,对于后者,例如所谓的“理论”,感兴趣应该只是局限于个别人,对社会学理论的讨论也只是限于在“书斋”这样的场合,这个理论正确与否也只限于对这理论感兴趣的人去评价。至于“理论要联系实际”,“理论要通过实践检验”,这在自然科学理论上是没问题的,因为这类理论的主体就是“实在”的,而对于社会学上的理论是做不到的,没有这个基础。记得列宁就说过:这个社会是极其复杂的,任何理论都可以找到实例证明它是错误的,或是正确的。理论是用来思考的,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用它来“指挥”我们的行动,只能造成盲动。盲动的人多了,就造成社会的混乱。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十再沉思”中说:
  毛泽东的一生究竟怎样概括才更准确,我想还是以革命性为主题的抛物线状更有说服力。所谓革命者,不是简单等于那种“暴力行动”的革命,而是专指那种针对传统落后的思想变革到现代性的先进思想上来的努力。这种革命对于中国来讲其实是极有意义的。毛泽东的早中期确实功劳卓著(但不是没有问题),但自八中全会后就一路走下坡了。毛泽东的晚年究竟清醒与否,普遍存在的老年性固执自负以至昏聩是不是也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些问题宁信其有更合逻辑。他的抛物线人生从一般人性的发展来看,说明任何人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不努力调动积极上进的一面,就有可能被懈堕落后的另一面所俘获,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
  拙见:吴先生特别赞扬了“对传统落后的思想变革到现代性的先进思想上来的努力”,而这一点是不能经历过文革的我同意的,我必须再次重申,一个普通人的行为都是由“环境”和本人“需求”决定的,不是有什么“思想”;一个人的“思想”、“看法”、“观点”都属于个人精神世界的隐私和财富,外人只能与之通过语言交流,而不能让他“如何想”(其实也是做不到的)。同时任何“想法”、“思想”没有什么正确、错误之分,什么高贵、低贱之分,什么先进、落后之分。就是最常说的“贪财好色”也没有“错”,有人所以在这方面犯法,是“环境”造成的,腐败分子的存在,说明我们对“权力”的监管存在漏洞,而不是什么思想工作欠缺。文革这场浩劫所以冠以“文化”之“名分”,就是因为所有“恶行”都打着“思想”的旗号。一个党委书记,明明是个“工薪”层,并没有啥资产,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理由是你“思想”上是。反思文革,最重要的是正确使用“思想”这一概念,反对乱用“语言概念”。而对这“思想”概念的糊涂使用已经让人“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分析文革必须跳出旧有的,也就是文革的思维方式。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十四再沉思”中讲:
  陈坡在这里说“不摆脱文革的魔咒,不认清文革的真相,不否定文革的本质,不真正反思文革,不吸取文革教训,中国就永远无法进入现代文明。”此言一般来讲是有力度的。但联系作者上下文所述却有点似是而非的感觉。因为陈的文革说无非还是一般性的权争说。那么,文革的魔咒、文革的真相、文革的本质、文革的反思、文革的教训,就都指向了争权问题便行了吗。以后的中国究竟靠什么让大家不那么争权呢,或者说靠什么来培养像自动实行任期制之华盛顿那样的政治家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不是什么简单模仿的制度再造能够解释清楚的哟。
  拙见:陈坡先生所说的:“不摆脱文革的魔咒,不认清文革的真相,不否定文革的本质,不真正反思文革,不吸取文革教训,中国就永远无法进入现代文明。”我十分同意,同时文革就是围绕“争权”的历史事件,“喜好权力”可以讲是人从动物那里继承来的“基因”,问题是文革中围绕权力的“做法”实在是史无前例,说冠冕堂皇一点是极大程度上动员了人民群众参与,而实质上是充分利用了人本性上的丑恶、无知的一面;更为严重的是扭曲了一切思想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甚至包括信誓旦旦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反思文革,就是要“知耻”,更重要是恢复思想文化原本意义。至于如何对待“争权”,在被扭曲的思想文化被纠正之后,一切就变得清晰,这就是绝大部分国家和民族实行的“xian政”。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十六再沉思”中讲:
  说60岁以上的中国人幼少年纪的记忆里有饥饿和斗争不错,但说他们只记得这些却错了。事实上,不少那时的亲历者相比着近些年中国社会一切向钱看、坑蒙拐骗赖、黄赌毒黑霾以及巨贪遍布的可恶情况,却会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时的蒸蒸傲扬精神、不乏锐气正气、官场清廉守纪和社会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我总在想,造成那种社会的思想文化也是共产党上升时期的精华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深加研究,为什么不比照着那些世界上的先进文化的演进规律寻找我们的进路。我还幻想,假设我们既将这些优秀的思想资源不断高举起来,又将阶级斗争之类的错谬思想逐步清除出去,我们还会为文革之重来而担忧不已么。
  拙见:喜欢看历史,拿历史和现今进行比较,这可以说是人们普遍的喜欢说的话题。这里关键的地方是“比较”,通过“比较”得出判断,进一步决定我们的态度和行动。从科学角度看,“相比较”必须是同类事物,有比较的“标准”。例如两个人比身高,比体重。而我们谈的历史往往是对过去社会现象的综合看法,无论甲历史和乙历史比,还是历史和现实比,都缺少“比”的基础或平台,对于历史如何看,重要的是相互交流,让交流更便利,参与者更多。尊重每个人的看法,避免把不同观点强加于人,应该是谈历史重要的“守则”。例如,家徒四壁,夜不闭户;另一现象是家有“万贯”,有结实的防盗门窗,前面那种现象说明社会风气好,就有点缺少逻辑。我倒觉得,“贫寒起盗心”符合现实,如果极度“贫寒”,连“盗心”也不敢有,就是“苛政猛于虎”了。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十七再沉思”说的一段话值得思考:
  此下两段文字陈坡是从文武两面来揭露文革发动者缜密的阴谋诡计细节的。我读着想着,按照陈文逻辑方向,总是天真地在思考一个问题,哎,怪不得讲中国人精于狡诈之道,原来毛是这方面第一人啦。我想起文革时期毛那句有名的三要三不要最高指示,最后一条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他自己却是倒行逆施最厉害的!如此看去他才是最大的阴谋家哟,而其他人呢,历史呢,难道这么多英者集合着相对中国杰出的群体,就一直靠衷心拥戴着这样一位人品者能够成其革命大业么?我的脑子为着这样的推理几乎被颠覆了。因为如此看去,必然将得出否定一切的结论的。
我们还有什么前进的根基呢。
  拙见:历史是无情的,随着更多有关文革历史的被披露,今天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会对当年“山呼万岁”感到自责,而这正是“知耻”的开始。吴文的“再沉思”很多处让人感到陷于“文革思维”之中,理清楚很多“政治问题”是比较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孤立无助的。我半年前写了篇有关政治的文章,比较长,我把开始和结尾的两段抄出来,给希望认识这个问题的“思考者”提个思路,开始的话:
  作为一个“老三届”人,一生中无法摆脱的就是“政治”。记得年轻时看的电影,经常有这样的对话:“我是军人(或某专业人)不懂政治”;“你不理政治,但政治要找你”。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个启蒙的时代,可以见到不少值得深思的话语,我记得有这样一段话:基督教最大的好处是从不相信任何政治,政治上的不守信用,不平等和它的强制正好是人有“罪”的绝好证明。这段话是否定“政治”的,同时也说明“政治”带来的问题要在自身上找原因。前几天从网上见到一段话:“在延安,毛泽东问胡耀邦,什么是政治?他自问自答的说,政治就是让自己人越来越多,让敌人越来越少。”这里对“政治”解释是有道理的。如何让自己人越来越多呢?尤其是政治家不可能去认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百姓,如何让不认识的人成为“自己人”呢?任何人的个人体力、财力都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具体去做什么来得到“拥护”,而实际做法是让大家表同样的“态”,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话语。这就是“政治”。“政治”也是“老三届”人的宿命。
  结尾的话:“政治”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阐述和解释的,对社会应当如何发展是有指导意义的。但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言论自由的环境,要由这方面的专家和众多的“业余爱好者”们去相互讨论,去著书立说。对普通人来说,看好自己的利益,关注和自己有关的事情。在需要政治表态的时候,多想想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实在不了解,可以选择“走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没有必要认为普通民众做什么事情都和“政治”有关,把一个人具体的行为冠以“政治”的标签是犯了一个反科学的错误。文革成功将“政治”变成了神庙里的“金身泥胎”,当时的确发挥了“神”的魔力,但不会总有,因为毕竟是“泥胎”。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十九再沉思”中说:
  反思文革的历史文艺路线。确实需要从阶级斗争错谬理论的无限上纲上批判,但不是也不应该全盘否定历史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这里的要害是政治这个概念要清晰。政治里确实有阶级斗争,但政治不仅限于阶级斗争。其实共产党所树宗旨的群众路线、推举实事求是思想等等超越传统官文化的精神意识也是政治,还是最根本的政治的。比如文革曾经在文艺创作上提出了高大全原则,这个原则在阶级斗争理论的独占下确实不好,但扬弃阶级理论,而从一般的真善美取向上塑造高大全的艺术人物,以教育引导人们,却是高尚高端文艺作品的灵魂所在了。
  拙见:我好几年前写过对文学艺术重新认识的文章,把文学艺术和政治“捆绑”的思维是要不得的,我把这篇文章结尾总结再抄写出来,我觉得是可以经受时间的“考验”:如果把文学艺术比喻成人类需要的精神“食粮”,但这“食粮”是劣质的,比喻成“烟、酒、茶”之类的温和“麻醉品”比较合适,一些最糟糕的文艺作品甚至就是“毒品”。欣赏它和创造它,都可以讲是一种人权。如果把它作为政治的工具,是对人权的侵犯,是“政治游戏”中的违规。把它作为了解现实和历史的方法,作为一种知识进行学习,作为宣传社会道德的工具,它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甚至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夸大文学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抬高文艺创造人员和演艺人员,对文艺作品的内容过多评论,都是没有必要的。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说得好,“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当人们普遍知道如何尊重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尊重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个社会将会更加和谐。

  吴文多处谈到对政治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说:
  正是这样,毛也好,蒋也好,甚至民国初始前后的那些名人,袁、汪等也好,他们那时未必就没有一点为国为民的宏愿正气的,事实上,从思想素质来看,他们也有他们的人生“抛物线”走势的。至于后来为什么做了坏事蠢事,说到底,还是接受一些不好思想后的必然。这就是一般人性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也是所谓民族性的使然了。如此所以不要过重追究个人。
  拙见:对政治历史人物我们主要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看看他运用权力所做的事对普通民众产生什么影响。例如抗战时期实行减租减息,多少使贫雇农得到实惠,对抵御日本侵略有作用,可以说是个不坏的决策。实行暴力土改,破坏农村正常的伦理秩序,对相当多“生产组织者”造成伤害,这是违背社会法理的,但对一部分人夺取政权有益。随后又将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进行“大折腾”,造成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面积之大,死人之多都属第一。这样的“领袖”仅仅从不懂经济去看已经不够了,因为是在犯罪,伤害到了大量的普通民众的生存。赞扬这样的执政者不是很奇怪吗?仔细分析所提出的赞扬理由,相当多是不符合逻辑要求的,不能作为“证据”,也不是可以判断的命题。例如“他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显然是一个修饰语句,是形容一个问题,并没有提出问题。把它作为赞扬一个人的理由是逻辑上的混乱。类似现象举不胜举。
  从理论上评价一个政治历史人物也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但必须要在“知识分子”界内来谈,这和你要下棋,必须找会下棋的人一样。让不会下棋的人来评论一个人的棋技是很荒唐的事,但这种无理的现象在评价政治历史人物时却是常见的。例如研发出核武器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如何,对本国经济如何,这绝不是一般人可以讲清楚的,让普通民众对此唱赞歌,不就是缺乏逻辑吗?让普通民众从政治角度评论历史人物,去唱赞歌就是一种不讲理的现象。什么“推进了历史的进步”,“解放了劳动人民”……这些都是从社会学理论看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社会里,但理解这些社会理论是困难的,多数情况下也是没必要的。再如所谓创建了“某某思想”的说法,仅就“思想”这一概念就不是可以简单去理解的,用“某某思想”来作为赞扬“某某”的理由,这不是缺乏逻辑基础吗?
  一个人总会有某种精神需求,但常常又不能得到,有从得到的人那里“分享”的心理,最突出的就是对胜利的渴望。同时普通人有“鲤鱼跳龙门”潜意识,尤其对由普通人上升到“帝王将相”的人,充满好奇,容易产生盲目崇拜。这些心理作用常使得一些人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忘掉了是非标准。不在乎这个人具体做了什么,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只是以是否胜利作为标准,也就是我们传统中的“胜王败寇”。这种思维对个人在复杂情况下如何“选边站队”提供了最简单的“标准”,但对自己最终会带来什么结果并没有去想,很可能如人们形容的“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胜王败寇”的认知阻碍了社会向文明发展,助长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恶劣行径。同时这也是无知的表现,往往只是看到他人的辉煌,而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任何胜利都只能是暂时的,任何由“暴力”带来的光环都将很快褪色。

  结束语(拙见)
  吴先生对文革的思考里面有不少见地,但我觉得对文革的反思并没有跳出“文革思维”,何为“文革思维”呢?很简单,就是寻找“正确思想”,寻找“真理”。这种思维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对“法治”的破坏,文革的发生就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文革不就是在“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这些“真理”的口号下掀起的运动吗?!我们反思文革,一是从常识性的“法律”角度去看,也就是要对文革期间被毁、被浪费的公有和私有财产追责;要对千百万人身和生命受到侵害问责。如果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去看,就是要恢复思想、理论、文艺的精神含义,尊重和维护它们的“纯洁”,而拒绝“权力”的绑架。文革就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浩劫”,是人们丧失了思想、文化的结果,我们没必要在文化精神领域去为“浩劫”找“理由”。再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为例,我们对于它是否“存在”,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正确”,只是“谈论”是可以的,但我们不能让每个人都“必须”来关心,不能作为普通教育的内容,尤其不能用考试来诱逼参与“讨论”。作为公职人员,当代表“权力”说话的时候,不能对任何思想理论做出“裁决”,这应当是“依法治国”最重要的一点。“法治”是规范人的行为,而不是规范人的“思想”,这实在是反思文革得到的最大教训。文革所以发生最根本的一点是对人思维的干涉,是企图规范人的想法,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逻辑是人的行为靠思想支配,而这是看错了问题,绝大多数人的行为是由当时所处的“环境”决定,从个人能得到什么利益或危险来决定做什么。这些在今天看似谈学术问题,而实际上是我们的社会是要“法治”的基本问题,任何人的“思想”别人是看不到的,也不可能影响别人,人能看到的,感到的,只能是人的行为。而“法治”的目的正是规范“人”的行为,而不是规范人的思维和想法。为了规范“思想”,才有了“理论正确”、真理”等等概念。今天我们要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不是它是否“存在”的问题,也不是这个理论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人的行为只能跟着是否“守法”去行事,而不是听命于什么“理论正确”或是什么“真理”。这是历次运动用无数人鲜血换来的“教训”,也是我们消除再次发生文革的隐患必须做到,也是最难做到的一点!
张志恒:一个老三届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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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恒  
   收拾旧物,找出十来本四十来年的学习笔记本,最早的是中学时代在文革中学毛著的一个笔记本。很薄,封面内贴了一张毛主席拿着香烟的彩色图片,扉页上抄录的是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还有一句是:“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没有灵魂”。随后一页是进行思想改造的决心,后面都是学毛著一篇篇文章的认识和语录摘抄。大概有近二十篇的记录。对《矛盾论》的学习有近万字的记录,对《新民主主义论》的学习笔记有四千余字的记录,其余都是几百字。记得当时毛著的四卷本还是起大早排很长队购买的。这些热情主要来自当时社会的“压力”,为了适应社会,但也有主动学习的念头。在另一个笔记本中还有两页学习李锐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笔记。这是我比较集中学习毛著的一段时间,之后记不得有系统再学毛著的时候了。“文革”运动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几乎涉及到每一个人和每一个角落,相信过去没有过,今后也不再会发生如此荒唐的事件。如林彪所言,(毛)几百年,几千年才能出一个(原话记不清了)。然这场浩劫绝不是一个人能掀起来的,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值得思考,尤其值得思考产生这场运动的“文化土壤”。人们卷入文革这场浩劫,绝大多数是迫于形势,为了生存或是生活能过得好一点,随大流依附于“权力”的结果。但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不乏有“主动”参与进去的成分,从个人经历和这几页学习笔记,值得反思一下,给年轻人一点借鉴,对中老年人也是一个总结,也是“读书人一声长叹”。
   从残存的学习笔记中可以看出,感兴趣的文章是当时认为反映哲学思想较多的《矛盾论》和政治理论较多的《新民主主义论》,学习的心态是出于对于知识的渴求和对国家大事的关心。这两点是青年学子普遍具有的激情,现在看来应当是容易被利用的“危险激情”。人的“自负”和“求知”很容易变成“狂妄”和“愚昧”。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学习知识重要的法则,它里面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规律,这就是人有很多不可能知道的东西,人要学习到一点知识,必须抱“谦卑”的态度。但我们的教育从来就是忽视这一点,甚至提倡“灌输”,否定人的“无知”。至今很多成年人也搞不清楚的政治学科内容仍然充斥大中小学的教材,违反人的求知规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话很有浪漫气息,但这“主义”是什么?是怎么“送来”的呢?不认真考虑又如何能算成是“知识”呢?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毫无问题是马列的著作在中国被翻译,随后出版,被更多的人阅读、讨论。当经过一定时间后,有相当多数量的人参与进来,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才可以叫做“在中国传播”。也就是说最早对马列主义有解释权的人应当是通晓外文的人,参与翻译出版的人,显然影响面是极其狭窄的,其传播速度也将是很难的。马列主义给中国带来一系列革命,有哪一次是这些翻译家、出版家,或他们的“亲传弟子”所领导的呢?如果不是,这历次掀起的革命所打的“马列主义”旗号,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马列主义是外国输入的呢?还是“山沟沟”里也可以产生的呢?文革中广泛流传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如此诠释马克思主义是高度概括呢?还是亵渎马克思主义呢?
   探求知识是多数人具有的天性,但我们一定要记住很多知识的学习是需要条件的,是不一定能学会的,也可能是与自己生活毫无相关的。忘记这一点,“求知”的天性就会被利用,从求知而变为“愚昧”。从知识的本质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马克思理论从没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因为马克思的书得到通读,必须是有大学资历,并有潜心专读的条件。这显然只能是极少数人有机会真正了解马克思理论,不可能像电视剧一样“广泛传播”。任何一种理论,尤其是被世界公认的,绝不可能压缩为标语口号或是简单的小册子,任何思想大师都是语言的正确使用者,不会将可以删除的多余篇章写入自己的著作中去。
   我们的教科书一再讲述中国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这又如何理解呢?任何夺取政权的革命,必须要凝聚起广大的民众,这就需要宣传,找到一种“理论基础”,同时这种理论必须有神圣性,不可证实性(这一点很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找到的“革命圣经”。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成熟宗教,但不能否认我们同样具有浓烈的宗教情结。这主要就是表现在对“主义”、“思想”、“理论”的盲目崇拜。这时的“马列主义”已经被“神化”,它的作用已经不是“知识”所起的作用了,只是没有实际内容的“标签”,是团结起“自己人和友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这时求解马列主义的真谛,不就是愚蠢吗?
   我在《矛盾论》学习笔记最后写了这样一句:“正如主席总结的那样,一句话,‘一分为二’”。我们一直把唯物辩证法确定为“正确的哲学观点”,“一分为二”也成了看待事物的“真理”,并把这种观点定为马克思理论的重要内容。日后在长期学习和实践中,才对什么是哲学有了认识,正因为哲学是从“总”的方面笼统去看问题,本身的特点就是思辨的,理论的。所以将各种哲学派别贴上落后的、进步的、唯心的、唯物的等等标签是不正确学习哲学的方法,也就是当你确定了一种“正确”的哲学观点时,你已经在学哲学上“误入歧途”。要“分”解事物,常常不是“两分”,而是可以“无限”可分。强调“两分”,很容易极端的去看事物,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而实际中大量的是“中间”形式的。一张照片,最反映真实的是有“层次”的,有各种“灰度”的。实际的人都是有缺点也有优点的,不可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来区分。现在想想文革中的一些口号,如强调分清“敌”和“友”;强调“左”与“右”;……。莫不是以“一分为二”作为看问题的基础。辩证法也常常成了“诡辩术”,对一些无聊的事情争论不休。哲学是比较深奥的,对普通人来讲,我们应该就事论事,从常识出发,从经验出发去解决问题。没有必要上升到“理论”、“哲学”的高度去分析解决问题。哲学对普通人来讲,主要是享受思维的乐趣,而不是解决问题的理论。
   我学习笔记中对《新民主主义》一文的学习记录不少,体现了对政治的关心。人们谈到现代青年时,总是讲没有理想,缺乏远大的抱负,不关心国家大事等等。我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的笔记中也突出了年轻人对改造社会这一“崇高理想”的向往。对“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是记忆犹新。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何关心“国家大事”,真是值得仔细推敲。
   “国”是一个极抽象的概念,而相当多与“国”有关的具体事情多和“权力”有关,与执政者有关。这样一来,关心国家前途的“崇高理想”也就和希望“当官”,成为政治领袖混在了一起,谈不清也道不明。从适者生存和竞争角度去看,人希望当“领袖”,追求“高人一等”,去做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人之常情。但同时人又有渴望人与人的平等,希望通过劳动(包括体力与脑力)和平等交换来满足个人的需求,去当一个普通人。每个人都希望爱国,怕落得“不爱国”的名声。“爱国”实际上是个复杂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在“爱国”问题上有些是必须注意的,“文革”带给的教训实在太沉重了。
   每一个普通人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家来讲只是几亿分之一,一个普通人的任何具体行为,对于“国”来讲只是一个“无穷小量”,所以对于普通人不存在过分褒贬为“爱(卖)国”的问题。对人行为是否赞赏或是指责,要从人的基本道德价值去评判,而不是把对“国家”有什么影响作为依据。“爱国”不能是廉价的“奖励”;尤其不能把“卖国”作为“帽子”随便乱扣,作为“棍子”随便乱打。“爱国”常常是政治家使用的一种强势语言,更多是一种情感话语,很像是做“广告”,而没有实际意义。
   “关心国家大事”这对每一个求知的青年来讲是值得赞赏的,但需要牢记的是“国事”实在太复杂了,决不能轻信“宣传”,更不要“自以为是”。当初文革运动热火朝天,不就是大家都稀里糊涂来“关心国家大事”吗?对于普通人来讲,不去关心“国家大事”,只是注意与己有关的“小事”,往往更是正确选择。我有几位朋友,做到了“高干”的位置,如今退下来基本上是不谈“国事”。他们才是最会“人生”的,过去高调关心国家大事,今天不谈国事,都是为自身“利益”的需要。这里有必要谈谈读书人常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话最早来自顾炎武的话语,他所指的“天下”并不是“国家前途”,而是关系“天下”(人类社会)的“道义”。顾认为历史上朝廷的更换是“国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并指出“保国”是“政治家们”的事情,所谓的“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同时顾又认为社会所以能有序,有更深层的“道义”在里面,而这“道义”受到伤害是“谓之亡天下”。他的这种认识是符合现代政治理论知识的,而这“道义”就是指“文化力量”。文化是否能发挥控制社会的作用,文化是否能正常发展,这是与每一个人(主要是指“读书人”)都有责任的。“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危害不是“谁掌权”的问题,而是“文化”受到了侵蚀:学校停课,读书人斯文扫地,文艺当了“奴婢”,诚信丧失殆尽……。这些“亡天下”的现象,无疑是“战士”(文化人)不能坚守阵地的结果。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回过头去看,什么君主立宪好还是共和好,都不是真正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使传统文化得到新发展,使之可以准确接纳“西方文化”。辛亥革命后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可惜是进行了一半就走向新的极端,失去了“文化运动”的意义。
   对于卷入“文革”的这一代人来讲,并不能简单认为是“迫于形势压力”。有不少青年学子,是渴望求知,希望爱国;同时又在求知上不求甚解,在爱国上分不清“权力”和“天下之道义”,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了进来。一个人受到迫害,平反昭雪也就是了;而“文化”遭到破坏,修复不是容易的事情。今天的学校有漂亮坚固的校舍,有先进的多媒体教室,但缺少教育的“灵魂”。当前一再提倡“解放思想”,不就是希望召回学校的“灵魂”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很对的,我们是应抱这种态度。但要切记,“天下”应当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道义”,是“文化”,是“普适价值”;不是指世俗权力的归属谁。如果分辨不清,就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事情应当如何处理才合情合法,而不是奢谈“国家大事”。这可以说是一个“老三届人”自己的醒悟和对晚辈的忠告。
  
这几篇文章放再一起看还是很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