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恰逢五四运动，便成为了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五四”的产儿。1945年7月初，他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曾和毛泽东长谈，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他在五四运动中的贡献。傅斯年则回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临行时毛泽东手书北宋诗人钱惟演的诗句相赠：“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
终其一生傅斯年都是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腐败、专制曾有过很激烈的批评，但面对国共两大政治集团的尖锐对立，天下不归杨则归墨的局面，1949年在去留之间他选择了台湾。由于这些政治因素，在20世纪前半叶曾经光芒四射的这个名字便长期湮没无闻了。即使偶尔提及，也是作为一个反面角色。直到20世纪末，蒙在他身上的风尘才被逐渐拂去，《傅斯年全集》也在长沙悄悄问世(尽管还是漏收了不少文章)。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他出身于儒学世家，从小熟读儒家经典，有扎实的旧学根基，在北大期间深得刘师培、黄侃等国学大师的器重。在陈独秀、胡适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于1918年和罗家伦等同学一起成立“新潮社”，创办了《新潮》刊物，他在“五四”前后不到两年间就发表了45篇作品。《新潮》和《新青年》相呼应，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1919年5月4日，他曾担任学生游行总指挥，是举国皆知的公众人物。
1920年之后，傅斯年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无怪他归国以后能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教育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他首先是个史学家，从1927年到1936年的十年间，他致力于史学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史学论文和专著，内容涉及商周史、古代民族史、古代思想史、古代学术史、先秦诸子、古代文献、古代文学史、东北史等方面。他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治史，除了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他还把语言学的观点、自然科学知识与研究方法引入了史学领域。
从1928年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起，他连任所长22年(直到去世为止)，在他领导下，对明清档案进行了抢救和初步整理，整理校勘了《明实录》，搜集并整理敦煌卷子、汉魏竹简等，在中国现代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重要的是对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起码把中国历史研究往前推进了数百年。
他是教育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以教书匠终其身”。从1927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到抗日战争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到1950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去世，他的大半生几乎都和高等教育有关，有很多独特而有价值的教育思想。他在《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中说大学的目的就是追求真理，立信是做人、做学问等一切的根本。
他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先后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使这些学术、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海峡两岸一大批声望卓著的史学家都曾在史语所工作过，他们在动荡的乱世中国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就，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础，谢泳先生说：“中国史学界开始反省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学术上的失误，到了90年代，已经开始向中国现代史学的起步阶段回归，其主要特征就是：回到傅斯年。”
二
傅斯年从来都算不上是政治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从1929年起，他主持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北平，他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两年后，“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独立评论》和天津《大公报》发表了《日寇与热河平津》、《“九一八”一年了》、《不懂得日本的情形》、《政府与对日外交》、《中日亲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局危言》等一系列文章，就中日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土地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对国联无能为力的暧昧态度，对国联调查团关于东北问题的报告书者口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1932年8月，傅斯年在《日寇与热河平津》文中下了这样一个判断，中日问题决无和平解决之望，希望与日本谋和乃是做梦，他认为如果要中日和平，除非满足日本的欲望，他们的最小限度是：1．承认伪满独立，并奉送热河、滦东的领土；2．在华北弄出一个受日本控制的政府来；3．全国不能有任何官方或民间的排倭之举，并帮助推销日货；4．取消爱国主义的教育。这样的“最小限度”等于是奉送中华民国。所以他认为对日只有降和战两条路可以选择，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就是一切我所顾忌，以人人当求必死的决心奋起抵抗。我们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
1933年1月，他在《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一文中重申：“我们若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他知道只有最有组织的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才能争回已失的人气。他并且具体地提出了8条应变举措：
1．将铁路运输变作战争布置；
2．集中粮食，可供给市民；
3．大学生到后方做辅助工作；
4．严惩擅离职守的官吏，包括教育界人士在内；
5．由政府协助迁移公物，限制私人搬家；
6．通盘筹划抵抗中的各步骤、各线路；
7．立即组织各种协助抗战的社会团体；
8．由负有社会信用的人办理各界捐款捐物。
在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局势之后，他指出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日本的陆海军虽然比我们强大，如果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日本必然马上毫不犹豫地吞灭中国，如果华北问题不是比东北在国际上的意义更复杂，日本必然毫无犹豫的占领。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日俄之间、日美之间的关系、冲突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天，何况“世界大势之演变，系于无数事件。决于甚多因素，断无走直线的。”他不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效。他劝告当局千万不要得过且过，甚至倒在日本的怀里，以保安富尊荣。
到1934年6月，他还在强调，局势至此，“政府与国人均不能不作‘舍出去’的打算，才能有所保全。”因为他始终记得“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在东北丧失之后，他坚持反对自欺欺人的所谓“中日亲善”口号，主张决不和日本说客气话，作敷衍态，堂堂正正地从东北问题人手交涉，不接受日本的任何帮助，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变局。总之，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1937年7月，卢沟桥头的残月终于目睹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在《地利与胜利》文中对战争的走势作了准确的估计，认定日本(他称之为“倭贼”)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马上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我们感觉调动的困难。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日本的最终失败，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能速战速决，失败就不可避免，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地形的优点，就能使日本在沿江的深入、沿海的占领都不发生任何效力。他具体细致地分析了江南的山地地形、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几省地形，提出了发挥优势、补救劣势的方法。他预期“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1940年2月25日，他在《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中剖析了日本的贪婪、得寸进尺：上海战事初起，它曾向全世界宣称“不侵华南”，然而很快就先以厦门为试探，再在广东登陆。如今它在中国陷入进退两难，又在布置向北侵入苏联，南吞并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整个南洋的计划了。这样的国家如不遭受挫败，其侵略将无止境。对它只有“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两句话。
傅斯年不是军事专长，却有着爱国的热忱，他曾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上书蒋介石，提出固守湘西、湘南、广西全境，在西北方面统一指挥，在西南加强公路、铁路交通建设，特别注意日寇通过豫西、鄂西威胁汉中等一系列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并非在傅斯年的意料之外，早在抗战打到第18个月之后，他就在1939年1月15日出版的《今日评论》发表《英美对日采取经济报复之希望》一文，认为日本银行准备金消耗得差不多了，全靠对外贸易和小量金矿赚外汇，这个时候如果英美给予经济打击，日本的购买战争和工业品原料就会发生困难，战时发生这样的情况它是不能支持下去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开战，太平洋战争的全面打响无疑更加速了其失败的进程。美国的海军新战术和海上优势让日本措手不及，这也是日本始料不及的。1944年7月离抗战七周年之际，傅斯年在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我替倭奴占了一卦》文中，引用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时日本正发起抗战以来最后一轮大规模的进攻，占领了洛阳、长沙等重要城市，表面上还看不出马上衰败的迹象。但他判断这是日本的下策，是无目的战。“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寻衅。其目的是显然为着巩固大陆上的地位。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他进一步判断几个月后就会是我们反攻的局势，中国西部的地形也早已消解了日本在兵器上的优势。他不无兴奋地说：“抗战满年月，军事上我在今天最为乐观，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不可知的因素，倭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开的牌。”
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大大加快了“二战”结束的进程，他写了一篇自称“书生谈兵”的《“第二战场”的前瞻》，大战将终，他的心情也格外轻松。此前4月2日，他就已料定离日本战败之期已近，他在《大公报》发表的“星期论文”中主张今后至少30年的外交应该是小心翼翼的——“联美、善英、和俄，而与其他国家友谊相处”，而至少在15年内要把培植国力放在第一位。当然，他没有预料到抗战之后接踵而来的将是内战，他的一切美好设想都将化为泡影。
三
傅斯年是20世纪的“士”，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不是傅斯年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选择。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后来都沐浴过欧风美雨，饱受西方文明的滋润，同时对自己苦难的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他们大部分走的是学术之路，但他们并不是枯守书斋之内，不问窗外事的迂腐学者，而是有着坚定的道德理想担当，有着知识分子天然的社会责任感。
他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1946年，蒋介石要他做国民政府委员，他在3月27日写信给蒋谢绝，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愚憨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当初做参政员，是因为国家抗战，义等于征兵，所以不敢不来，战事结束，当随之结束。“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他曾写信给胡适：“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好一个“永远在野”，这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为“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王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做社会的良知。一个傅斯年站出来也许没有什么，倘若有无数个傅斯年挺身而出，将会形成独立知识分子的力量，推动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使权势集团有所忌惮。所以终其一生他只愿担任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议政而不从政，他知道知识分子一旦离开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和研究机构，这些新型的职业位置，将会一钱不值，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对象。
他与蒋介石虽有私交，但他当面批评过蒋。1946年蒋要任命他为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并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他一生诚然也有许多缺点，但他对权力的态度不失书生本色。他就是这样一个傲然独立的知识分子，一个不畏权势，不恋富贵，敢于仗义执言的书生。
他自己不做官，还极力劝阻他的老师胡适入阁。1947年，蒋介石想拉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斯年心急如焚，函电纷飞，他劝胡适说：“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最终胡适留在了北大。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虽然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信仰，但这并不妨碍他立即站出来为这位北大时代的老师说话。他在《独立评论》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热情地赞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他之被称为“傅大炮”，乃是他曾将孔祥熙、宋子文这两个皇亲国戚、党国要人，先后从行政院长的台上轰了下来。他们都属于四大家族，门第显赫，长期掌管着国库的钥匙，不仅自己贪得无厌，而且纵容家属和部下贪污腐败，是典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有蒋介石做后台，世人敢怒而不敢言。傅斯年愤怒地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有人说这是“士大夫与买力、阶级的争持”，我以为这是傅斯年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与既得利益集团、与炙手可热的权贵之间的较量。有了这一幕，我们感到这个民族还不至于整体堕落，起码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还能站出来说话，能不以权势的利益为利益，在触目惊心的疯狂腐败面前鸦雀无声，或者帮闲，或者帮忙，甚至助纣为虐。所以傅斯年的声音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掷地有声。
1938年，傅斯年以社会贤达身份进入国民参政会。正是这个舞台使他继“五四”之后再度成为令人敬仰的公众人物。他曾两次上书蒋介石，从物望、才能、用人、内政、外交、政风与家风等方面指出孔祥熙不适合担任行政院长，劝蒋把他换掉，但没有被采纳。1942年，抗战进入相当困难的时期，孔却乘机大发国难财，贪污数额之巨，贪污手段之恶劣，令人发指。傅斯年拍案而起，带头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案。当时，孔正在美国出席国际货币金融会议。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召见了傅斯年等人，进行安抚搪塞，希望他们出言慎重，以维护政府的威信。蒋请傅斯年吃饭时，还有一段载入史册的对话——
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既然有了傅斯年这样“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的知识分子，劣迹斑斑的孔祥熙，终于在1944年被轰下了台。
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没能逃过他的“大炮”。宋上任伊始一些做法还算得人心，傅斯年也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中说过他的好话，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1946年春，宋子文决定放开外汇市场、抛售黄金，试图回笼法币，以谋求物价和币值的稳定。特权利益集团借机大肆中饱私囊，引发了民怨沸腾的黄金潮，导致全国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傅斯年极为震怒，写下《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从“看他的黄金政策”、“看他的工业政策”、“看他的对外信用”、“看看他的办事”、文化素养及生活态度等五个方面用事实论证了“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此文一出，朝野震动。你可以说他是“小骂大帮忙”，但这样指名道姓，毫不客气地戳着政府首脑的鼻梁，可是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行政院长啊。结果是宋子文只好下台。
他以书生论政，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仅在影响巨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就发表过22篇纵论内政外交的“星期评论”。1947年2月，他在《世纪评论》发表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成了一篇传世的檄文，他开宗明义提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果然，这篇文章发表后不过两年，国民党政权就崩溃了。
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曾说：“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无论是通过参政会、立法院这样的民意机构，还是通过民间报刊这样的独立舆论，他都公开、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确乎形成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压力。他轰走两任行政院长，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想制造什么新闻，追求轰动效应，因为他在国内外早已是声名显赫、如雷贯耳的人物。他这样做，纯粹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写信给胡适说：“既为读书人，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认为自己的行为“无惭于前贤典型”。无怪历史学家毛子水说傅斯年“一生代表的是浩然正气”。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心目中的自由主义不是替权贵捧场的自由主义。他说：“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他所生活的中国既无自由、也无公平，所以他才对孔、宋这样祸国殃民的特殊利益集团恨得咬牙切齿，所以他要为这一心中的理想而呐喊、而奋斗。
但傅斯年也有不宽容的时候，抗战结束后他代理北大校长，坚决拒绝与伪北大的师生来往，不聘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的人员。容庚给他写信，力陈自己的种种无奈和理由，但他毫不为之所动。在他看来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不受到谴责，他就对不起跋山涉水到了西南的那些教授和学生。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学问再好，他也绝对的不宽恕。他认为：“‘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每次提到罗振玉，他必加“老贼”二字。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他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他就是这样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日本投降后，他欣喜若狂，像年轻人一样跑到街上喝酒，挑着帽子乱舞，逢人便抱拳相贺，结果连手杖和帽子都丢了。 传记文学2006年第4期 | 
发表于 2006-6-28 1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