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陈独秀读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文章后，受到很大触动，在对待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上，他认为自己负有责任，莫斯科也负有责任，是它将共产党与国民党绑在一起，使共产党失去自主权。让他不能忍受的是，莫斯科不是检讨自己的失误，而是将责任全部推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从此陈独秀开始在国内宣传托洛茨基，并向中共中央写信进言，便引发了下面的事情……
陈独秀亮出“反对派”大旗
在接到中央1929年10月6日的来信后，陈独秀于10月10日写了复信。他在信中说：“自从前月二十八日国际代表及中央代表约我谈话以后，又看见你们一些关于党内问题政治理论问题的宣传品，最近又接到你们本月六日的来信，我已经知道你们固执掩护错误的政治路线之观念与决心，已深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了，我为对党对革命负责起见，不得不向你们作一次最后的警告。”
陈独秀在信中分析了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所犯错误的原因，认为这主要是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政策之错误造成的。他自己由于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当然也要负责任。正因为如此，他才对机会主义深恶痛绝，力图纠正。
陈独秀接着指责说：中共六大后，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仍旧继续着传统的机会主义而执迷不悟，结果不但不能认识过去的错误，不能免去现在的错误，并且将来还要做出更大的错误。不但是错误，而且是罪恶。中央将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双管齐下，其结果必然要把党送到死路去！中央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却只知企图掩盖自己的错误，绝不顾及阶级的革命的利益，极力拿中央的威权和组织纪律，来恐吓钳制一切同志的不同意见的发表和公开讨论，对不同意见者实行取消工作、警告甚至开除党籍的处分。
最后，陈独秀态度强硬地宣称：“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不同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全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我还要告诉你们：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的问题，决不应该用组织纪律（列宁曾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为先决条件方会实现，否则一定变成废话；你们忘记了没有？）来掩护所能解决的；若用这样方法无理由的开除同志，如果由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任的！”
为了尽快解决党内反对派问题，中共中央在远东局支持下，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
10月21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并在10月25日举行的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得以通过。《决议》指出：彭述之等人一贯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六大的决议、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完全是“卖阶级的”；他们同意陈独秀信中的一切错误观点，并拿陈独秀的信在党内进行宣传，而且积极进行小组织活动，企图使党分裂。他们几个人的具体错误是：
彭述之攻击中央是盲动主义；汪泽楷向毛泽民作反党宣传，经过省委警告后，他不仅不能接受，而且认为是同志间应有的事；马玉夫在上海支部、法南支部以及上海总工会和外县工作的同志中进行反党活动，破坏党的组织；蔡振德把陈独秀的信用复写纸写好，到同志中宣传，还找省委的巡视员谈话等。
《决议》指出：“他们完全是有组织的来攻击党破坏党，如敌人一样的向党进攻，这是列宁党的组织所绝对不能宽恕的。因此省委批准区委的要求开除他们四人的党籍，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从布尔塞维克中将这种列宁主义的叛徒肃清出去。”
就在《决议》通过的第2天，10月26日，陈独秀即与彭述之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中央的政策是盲动主义加机会主义，中央提出的“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等口号，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对于中央对托派小组织活动的警告和开除部分人员的决定，他们指责为“滥用中央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对于政治意见不同的党员，无理由的发狂的阻止其发表意见，并且超越党的组织路线即不征求支部的意见，不顾支部的异议，悍然由上级机关任意开除和中央意见不同的党员，以掩饰自己完全破产的政治路线，以保全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
陈独秀和彭述之此时已不再有任何忌讳，公然亮出自己的“反对派”身份，他们在信中宣称：
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欺骗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阶级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而绝不计及自己个人的利益，尽量的发表正言谠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有一线之延，使全党党员及全无产阶级的群众不至对党完全失望！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中共中央与陈独秀的斗争，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支持。
远在莫斯科的米夫，也再次给中共中央撑腰。11月6日，他在给远东局的信中说：“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在中国，托洛茨基分子加强了活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请求提供更详细的通报，以便我们能够在你们同他们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斗争时向你们提供相应的帮助。”
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当然知道，米夫等人关心中国托派分子的活动和陈独秀的动向，与联共（布）党内的斗争有密切关系。
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于1929年2月12日抵达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住在普林斯波岛上。在那里，他联络各国托派分子，筹划组织托派国际组织，并出版了《反对派通报》，开始系统发表他的理论文章。他还根据联共（布）党内斗争的情况，发布自己的见解，对斯大林及其联共（布）的内外政策进行攻击。
远东局成员从中共中央与陈独秀难解难分的争论中，看到了陈独秀所具有的影响力。他们认为，陈独秀利用自己原来在党内的威信，试图把所有机会主义分子和所有反对中央路线、反对中央领导的分子都组织在自己的周围。陈独秀现在正在成为集聚党内所有对立的机会主义分子的中心。他们明确指出：“托派本身的力量很小，没有陈独秀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支持，还不能在党内进行什么危险活动，不能充分表现出其反党和反共青团的积极性”。所以“现在党内很大的危险是以陈独秀和机会主义分子为代表的右的危险”。
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党应当执行无情的斗争，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政纲”；“党应当肃清自己的队伍，去掉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取消派”。
中共中央决定对“机会主义——反对派”发动总攻击了。
11月13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部和全体共产党员发出一封公开信，对“机会主义——反对派”进行了严厉谴责，指出其错误是“明显地阻挠党向敌人的斗争，站在完全与共产国际和党的六次大会以及中央现在所执行的正确路线相反地位，积极的进行破坏党的一致和分裂党的活动，以公开的攻击现在的党是卖阶级的无耻语句以献媚敌人，以极端民主化来鼓动同志反对上级指导机关之指导讨论党的政策，提出与六次大会完全相反的路线，以‘不了解’‘怀疑’的掩饰来攻击党之六次大会的路线，以捣乱式来反对讨论问题的范围与每一问题的结束而使每个会议都没有结果，绝不接受任何会议的决议，并坚持自己的意见在组织内公开宣传和活动，坐在家里不参加党的一切工作，以空谈来攻击党现在的策略与行动（如对上海九一示威攻击是盲动主义）”。中央认为，“这完全是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与党的纪律的行动。对于这些行动的同志公开警告他还不接受与改悔，党应坚决地予以组织上之最高原则的制裁，以巩固党的一致，决不能有半点动摇”。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党内对陈独秀等人的批判在继续升级。而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莫斯科反托斗争熏陶的王明，在对陈独秀的批判方面果然出手不凡。他称：陈独秀公开的反对“拥护苏联”的口号，公开的响应国家主义、改组派、第三党等等“国民会议”的要求，公开的附和帝国主义与南京政府的“共产党勾结改组派”的造谣，公开的拥护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进行分裂和破坏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小组织活动。因此，陈独秀“成了无产阶级及整个中国革命的叛徒，成了一个只起反动作用的工具了！”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同党患难与共8年之后，却被党开除。可想而知，陈独秀在得知他被开除出党后，其心情是何等复杂！
也就是从那时起，陈独秀开始为自己准备“宣言书”，他要将自大革命失败以来自己所反思的结果公布于世。他要告诉全体党员：大革命时期党的“机会主义”政策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中央开除他党籍的理由是多么荒谬，现中央的所作所为对党又是多么不利。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终于公开了他的《告全党同志书》。
陈独秀基于他对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认识，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对于中央的现政策多有指责。关于革命的性质，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以便指责说：由于中央和共产国际认为目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将来的革命途径上反对侵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反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是“对资产阶级的留恋和对资产阶级的幻想，显然是过去机会主义的继续，而且比它更加深入，从而必然造成将来革命的更可耻的，更悲惨的失败”。关于革命的形势和口号，他认为目前革命处于低潮，只应用“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推动广大群众，待革命高潮时，再发展为“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他批评说：中央错误地认为革命已到复兴时期，将“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行动口号，以命令强迫罢工、示威、暴动等，所以“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是助长工人革命斗争高潮的领导者，而成了铲除工人斗争萌芽的刽子手”。
陈独秀对中央不接受他的意见深为不满，对中央开除他出党更是愤懑不已。他说：“无论国际或中央过去不自觉地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致革命失败，已经是罪恶了；现在既经反对派同志很明白的指摘出来，还是悍然不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且自觉地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还要为了掩盖少数人自己的错误，不惜自觉的抛弃布尔什维克组织路线，滥用上级机关的威权，钳制党的自我批评，并且对于发表政治意见的同志大批的开除党籍；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他提出，任何有责任心的同志“都应该站起来严厉的实行对党自我批评，以拯救党的危机；倘眼看着党日就危亡，而袖手旁观，默无一言，这也是一种罪恶”。
《告全党同志书》是陈独秀对中央决定开除他党籍的直接反应。不难看出，他的反应是极为强烈的。
“八十一人”政治意见书
在陈独秀推出《告全党同志书》5天之后，另一篇经陈独秀修改定稿的东西也“隆重”登场，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如果说，前一篇主要是陈独秀针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而作，其目的是为自己辩护，是被动应战；那么，这后一篇则主要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而作，其目的是攻击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是主动宣战。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分子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派，而且他们在行动上也效仿了托洛茨基等人的模式。当年，托洛茨基派为了与斯大林展开斗争，曾发表《十三人宣言》（1926年7月）、《八十四人宣言》（1927年5月）、《十五人政纲》（1927年6月）。如今，陈独秀、彭述之等人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也发表了有81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意见书》共分五个部分：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二、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个路线的斗争；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
《意见书》的火药味还是很浓的。《意见书》一开头，即将矛头直指斯大林等人，指出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领导机关才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这些错误的表现是：
在政治上，以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代替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苏联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同上层领袖谋妥协的策略代替推动下层革命群众斗争的策略，以联合并拥护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策略代替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农民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策略，以少数派机械的阶段论代替不断革命论。在组织上，以官僚威权的形式主义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因此消灭了无产阶级战士政治自觉的积极活动。正是在这种根本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之下，先后断送了1923年的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革命，断送了英国的革命工人运动，使英国的改良派在工人群众中的统治意外巩固，并且造成了苏俄的大危机，而失败最惨的是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
《意见书》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国际的错误指导之下。先是在机会主义指导之下，使大革命遭到失败；继而在盲动主义指导之下，使党的组织残破不堪；六大之后，更是在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交错指导之下，使党不能前进一步。
《意见书》的出台，表明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派分子高扬反对派的旗帜，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坚信自己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真正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团体。正像郑超麟曾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些被开除的人，并不承认开除通告。我们仍自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另外进行一种组织，这组织不是第二党，而是党内一个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共产党之父——陈独秀，在我们一边。十月革命二大领袖之一——托洛茨基，也在我们一边。另一个伟大领袖列宁，如果不死，也一定是在我们一边的。”
中国的托派分子认为他们是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然而，事实却不是中国托派分子自认为的那样。如同其他国家的托派组织一样，中国的托派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拥护，它永远只能是一个难以发展的小组织；中国共产党也视其为“敌人”，而不承认它是党内的一个派别。
（摘自《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32.00元） | 
发表于 2006-6-29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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