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次谈到五四时期反儒不反法，相比之下，儒家在思想上倒是较为宽松，近于民本思想的。上次我们只是点到为止，现在可以多谈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了。
我们的一些哲学教科书都把韩非称作集法家大成的人物，他将法术势融合在一起，被认为是早期法家的发展。这一说法其实是错误的。法是公之于众、令臣民遵守的法令，术是君主藏之于胸、驾驭群臣的权术和诡秘手段，势则是作为君王必须维护的一种权势和地位。势为慎到所倡导，但韩非将它融入自己学说后，已变其本义。后来章实斋所说的“李斯亡秦，兆端厕鼠”，颇可作为法家的势的观念的恰说明。其意谓李斯亡秦，从他以老鼠为譬的议论就可见出端倪。李斯的意思是说，纵使是老鼠也会因所处之势的不同，而将得到或祸或福截然相异的结果。在仓廪内，吃米的老鼠逍遥自在；而在厕所中吃粪的老鼠，则会被人一脚踩死。故重势就是要君主处于一种优势地位：我可以观人，而人不可以观我；我可以制人，而人不可以制我。
章实斋对李斯颇为卑视，而章太炎则相反，称李斯为秦之“功臣良吏”。清末以来有这种看法的不少，鲁迅也受到太炎的影响。他曾为始皇焚书作了一些辩说，而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则对法家人物李斯、晁错等颇有好评。而对贾谊尤其是他的《过秦论》，则多贬抑。
五四时期虽高扬德赛二先生，但对秦殊少批判，直至后来“文革”中的尊法批儒，以及马克思主义还要加上个秦始皇之说等，皆可从这种思潮中寻出蛛丝马迹。但迄今为止，这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并未引起注意和讨论。
韩非本是韩国的公子，而韩国向以尊术著称。韩非实际上并未继承多少商鞅的学说，商君一断于法，并不讲什么术和势。韩非所崇拜的是申不害。申不害也是韩国人，为君主本位主义和君主专制主义的倡导人。《韩非子》一书中，引用了大量申不害的话作为理论依据。《外储说右上》引用申子的话说：“独视者谓明， 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可谓天下主。”又说：“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太史公把法和术加以严格区别，并以申韩合传，这都是很有眼光的。
谈到儒法两家时，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这是一直被我们忽视的。“文革”结束前，我曾撰有《韩非论稿》，后发表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华文史论丛》上。文中论述到，最早提出三纲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我曾引韩非《忠孝篇》的一段话：“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者天下治，三者逆者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后来，我在1998年撰写的《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问》一文中再次提出：“作为封建伦理观念集中表现的三纲，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所提出来的。”
但是，在这两篇文字中，我尚未提到《忠孝篇》曾提出一句极其值得注意的话，这就是韩非对孔子的批判：“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
韩非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因为他认为任何君王的权力，哪怕是昏主暴君，也绝对不容动摇和更易。孔孟赞美尧舜，称颂汤武，在韩非看来都是不合他所谓的“臣事君”之道的。尧舜禅让，是君臣地位颠倒；汤武鼎革，更是大逆不道。这是三纲之说为法家韩非最早提出来的明证。
自然，我并不是说儒家并无三纲之说。应该承认，三纲的理论最早虽发轫于法家，但秦亡后，汉行杂王霸政治，使儒家学说也蒙上了法家色彩。在董仲舒据阴阳五行之说提出三纲这一名称后，东汉儒者编纂的《白虎通义》所揭橥的三纲六纪，据陈寅恪先生说，乃我国道德伦理之本，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不过，《白虎通义》的三纲之说，虽袭用韩非《忠孝篇》所谓“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之义，但多少显示了儒法二家在合抱之中也仍存区别。《白虎通义》并不像韩非那样采取绝对君主本位、君主专制的立场。他在谈到君臣之义时，曾说过这样的话：“臣所以胜其君者何？此为无道之君也，故为众阴所会，犹纣王也。”
同时，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白虎通义》的三纲说，也并不为汉儒所一律恪守。尽管班固曾批评屈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为不合经义，而是一种狷狭之志，但太史公、王逸、淮南等诸家，以及直到清代的儒者，仍把子胥屈原作为合于儒家道德理想的伟大人物看待。
财经2006年第7期 | 
发表于 2006-6-29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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