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中宋美龄不顾危险，到战火纷飞的阵地慰问将士，她的英勇让人们看到的不是出身富裕家庭的娇小姐，而是敢做敢为的女性，不能不叹服十年美国教育没有白费。
不过，宋美龄无法超越蒋介石和国民党威权统治体制，而且是这个体制的一根支柱。忘记这一根本点，就无法比较准确勾勒她的形象
宋美龄2003年10月24日在纽约逝世。对一个106岁虔诚的中国基督徒仙逝，首先应该祝福她魂归天主，宁静安息！她跨越三个世纪，参与了20世纪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其中的是非得失，人们已说得不少；现仅从19、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者的视角，罗嗦几句。
这个“第一夫人”的特殊性
宋美龄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传教士家庭。这个家庭引人注目，是从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开始的。其父宋耀如是孙中山的朋友；长女宋蔼龄是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的秘书，她要结婚了，荐二妹庆龄而代，促成了一桩历时十年的革命婚姻。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要是宋美龄不是这个革命新贵家族中的一员，不管她长得如何漂亮乖巧，蒋总司令如何喜新厌旧，也不一定会抛弃美丽不亚于宋美龄、而贤惠体贴则无法比拟的“国民革命”年代的蒋夫人陈洁如女士的。人人都说1927年蒋宋联姻是政治婚姻，但其解释却不尽恰当。
一个说法是与宋家攀亲可以与美国拉上关系，这不符合事实。任何国家的外交都是以利益为导向的。没有宋家，蒋氏政府就不能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这样的论断不合逻辑，更与历史事实背离。不应忘记，抗日战争前十年，国民政府先是拼命拉拢日本，30年代起则以德国为楷模和靠山。蒋介石不可能在1927年就谋划以宋美龄为媒介，与美国佬拉关系。
另一说法是这是与江浙财团结亲。且不说当时的宋家说不上对江浙财团有什么重大影响，而且1927年4月清党以前，通过张静江等人的关系，蒋介石老早就跟这个财团搭上关系，没有江浙财团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知识阶层的支持，这次清党和后续的发展不可能那么顺利。比较准确的解释是当时的孙中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早已以“先总理”继承者自居，已经掌握了精锐的“党军”但暂时受到排挤，冀图全面、牢固控制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如果能与孙夫人如此美丽、活泼、饱受美国教育的妹妹结合，不是如虎添翼吗？
审视蒋宋关系和宋美龄在20世纪中国的活动离不开一个前提：蒋介石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整整统治了半个世纪，是在他权力所及范围内说一不二的专制统治者。宋美龄不过是这个“最高领袖”的支持者和助手。
这个前提决定了这个“第一夫人”的特殊性。
在1948年蒋介石当上总统以前，其实蒋介石大部分时间不是法定的国家元首。从1925～1948年，国民党政权的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1931年12月规定国家元首是国民政府主席，从1931年12月至43年8月，担任这个职务的是林森而不是蒋介石。但是人人都知道大权在蒋介石手上，宋美龄是实际的“第一夫人”。在民主国家中，第一夫人的职责大都是社交性和福利性的，只有极少的例外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活动。而宋美龄凭借丈夫的权力，长期活跃在中国政坛上。
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建树
评价她的这些活动，同评价一切政治人物一样，只能有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中国推进民主、自由、法治、现代化，维护国家独立。
西安事变的应对是宋美龄至今仍被人们交口称赞的一件大事。当时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之一，是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张学良冒着生命危险，逼蒋抗日，义薄云天。这是迫不得已对付独裁者的办法。当时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军事解决。共产党内也有一些重要人物赞成把蒋介石杀掉。这些极端主张要是付诸实施，只能把中国推向更加激烈的内战，而让日本侵略者得利。在南京的宋美龄和国民党其他一些领袖制止了何应钦的阴谋。
问题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几年——1934年1月从欧洲回来后，就已经直率地向蒋氏夫妇提出了停止内战，进行改革，准备抗日战争的建议。他们的外国顾问端纳也已忠告他们：“中国要想得救，你必须知道真相。这真相就是当官的已经腐败透顶——诈取、腐化、黩武、横征暴敛……”蒋氏夫妇不但西安事变前没有把这些忠言听进去，就是西安事变后也没有真正把改革摆到议事日程上，丧失了一个改革的可贵时机，摧毁了一支有用的抗日军队(东北军)和一个有志于改革的青年将领。至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长期监禁，更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因为国民政府已经明令赦免张学良。宋美龄知道自己的丈夫对张学良背信弃义、践踏法治，她只能在生活上给予照顾，感情上拉拢，显示了自己无可奈何的屈服。
慰劳军队，历来是各国第一夫人和妇女领袖们的工作。宋美龄的可贵之处，是不顾危险，到战火纷飞的阵地慰问将士。1932年10月12日为到前沿阵地慰问淞沪抗战的士兵，她在车祸中受伤，断了几根肋骨，仍然坚持把慰问品送到前沿阵地并向士兵发表了演说。这样的英勇行为难能可贵。
令我更为动容的是她这种不避险阻、深入实际的作风，给后人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录。1945年中苏条约订立，接着国民政府和新疆闹独立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运动达成和平协议，国民党中央对要不要批准这个和平协议意见严重分歧。为解决这个问题，1946年春节期间，宋美龄单枪匹马微服出塞，飞到在外国支持操纵下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新疆。她避开当地官员，冒着很大风险，在迪化(乌鲁木齐)和玛纳斯河畔，直接体察实际情况，听取各方意见。她听到了普通人的声音，看到了民族矛盾如何激烈的实际。最危险的一次是有个晚上在迪化街头，宋美龄在昔日的秘书陪同下在街边烤羊肉摊喝酒吃肉，了解民情。在民族对立情绪支配下，四五个维族青年无端要动武打人和调戏宋美龄，陪同者“情急智生，从容站起来，用俄语说：‘你们搞清楚，我是苏联公民！’”并说宋美龄也是苏联公民，才脱离险境。她所收集的情况，为国民党批准《新疆和平条款》、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决策提供了依据，从而避免矛盾恶化，有利于保持领土完整。在这次历经暴风雪和各种险阻有如惊险小说的旅程中，人们看到的不是出身富裕家庭的娇小姐，而是敢做敢为的女性。
不过，宋美龄无法超越蒋介石和国民党威权统治体制，而且是这个体制的一根支柱。忘记这一根本点，就无法比较准确勾勒她的形象。
蒋介石视军队为命根子；宋美龄也与军队关系密切。办励志社(军官俱乐部)、遗族学校，卓有成效。但有一件奇事：抗日战争前，宋美龄曾经出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为组建中国空军出力！一个对空军毫无所知的女人担任这个职务，当然是由于夫贵妻荣。她也确实很卖力，协助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将军，购买飞机，培养飞行员，写文章鼓吹航空的重要性，如此等等，延揽陈纳德为顾问，到中国帮助整顿空军，为后来的飞虎队奠立了基础，也是其政绩之一。“但是，当端纳和蒋夫人向他揭露空军的勒索丑闻时，蒋介石又拒不清除那些不诚实的人，声称那样会使他失去一支空军。”于是，宋美龄只好黯然辞职。
权力不受民主、法治约束，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亲友关系的羁绊，是威权统治下的中国贪污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而且腐败的主要根源和最大危险往往在最高层。“宋美龄爱权”，从抗日战争开始，她也成了玩弄权力包庇亲友的高手。孔祥熙一家和宋子文等人，是抗战时期和战后弄权贪污的众矢之的。他们，特别是孔祥熙及其子女一再受到宋美龄的包庇。
例如，1948年，国民党山穷水尽，孤注一掷，发行金圆券，进行金融改革。这个举措，冀图搜刮民间的黄金、外币，禁绝走私，控制物价。当时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根源是内战和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不从本源着手，企图用暴力手段搜刮民间资金挹注巨大的军费支出，既是摧毁民生的反动措施，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当时，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打虎”——整顿经济秩序，不准私人私存黄金和限制物价，使之固定在8月19日的水平；禁止走私和投机倒把，也是内容之一。当查封孔家的扬子公司之际，人心为之一振，为这次演出增加一笔壮烈色彩。可是，孔令侃到南京向姨妈——宋美龄求救，这位第一夫人迫使蒋介石出面训斥小蒋，蒋经国被迫辞职，演出戛然终止！
人们现在说，宋美龄除在上海有一处房产外，没有地产，也不过问金钱；晚年更靠孔家供养。我想，这可能是真的，因为她不用管钱，自然有人供奉。20世纪中国统治者中这不是孤例。孔家钱财有多少是靠“最高领袖”夫妇庇护取得的，恐怕是永远没法计算清楚的糊涂账！至于在政治上，中国最需要推进民主、法治，不少仁人志士，包括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幡然醒悟，或恳切陈词，或努力抗争。宋美龄在这一领域却是乏善可陈，没有留下任何支持或同情的记录。后来她在台湾的影响日益式微，也与她没有察觉随着市场经济的成长，社会迫切需要向自由、民主转型不无关系。
国际风云变幻中的业绩
在中美关系中，宋美龄扮演过重要角色。所有派到中国的美国军政要员，几乎都对这位“夫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
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她在美国的活动。1942年11月27日至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七个月的北美之旅，先是治病，1943年2月17日开始公开活动。18日分别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赢得了巨大的赞誉。
这两次演说的主要特点是力图让美国人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是他们为自由而战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她在参议院的即席演说中说：“基本上我们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打仗。我们两国人民有相同的理念。你们的总统向全世界宣告的‘四大自由’犹如自由之锣在我们的广大的土地上回荡。”“我向你们保证，我们的同胞愿意为了实现这些理想渴望和你们合作。”
所谓四大自由指的是罗斯福当时极力提倡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受恐惧的自由。一切专制统治的特征都是摧残这些自由。说国民党领导抗日战争是为四大自由而战，当然是当面撒谎；国民党后来丢掉大陆，说到底与它以自由为敌息息相关。
不过，这位“第一夫人”长得漂亮，能说会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她四处演讲、活动，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良好作用。在一个民主国家，民间的同情与理解绝非小事。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国人。宋美龄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朝野正在推动废除排华法，她的活动也有助于有关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她和罗斯福的会谈，还就战后中国和亚洲不少问题取得了共识，为后来的开罗会议作了铺垫。
她演讲后的第二天，罗斯福也郑重宣布即将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不过，这些政治家的语言往往真假参半。其实，美国援助中国的计划，在上一年大体已经敲定，无论是宋美龄这次访美，或者同年11月的开罗会议，都没有促使美国大量增加对中国的援助。
环境与性格就是命运
宋美龄的成就与不足，首先决定于环境。20世纪头三十年的革命风云造就了包括宋家在内的一批革命新贵，把宋氏兄弟姐妹推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央。但各人的性格差异，又决定了日后各自书写的历史。与蒋介石关系很僵，但与宋美龄接触颇多的史迪威是这样描绘她的性格的：“蒋夫人是一位聪明、有头脑的女人……她直爽、坚强，精力充沛，喜欢权力，重名誉，喜奉承……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她从不向西方观点让步，中国人永远是正确的，外国人永远是错误的。文笔引人入胜，但也失之肤浅，对西方的缺陷极尽讽刺，但从来不提中国任何一个微小的缺点。能够随心所欲施展魅力。她知道该怎么做。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力，主要是好的影响。有几次帮了大忙。”其他在近处观察过她的外国人士的评论大同小异。
史迪威的描绘从一个侧面证实：宋美龄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正面的表现是爱国。而另一面是以民族特点为借口，抗拒普世性的现代文化。为什么一个在美国成长的知识女性没有留下追求民主、自由的记录？蒋宋结合，互相影响，蒋的影响是主导一面；蒋氏口口声声强调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特点”掩蔽了她的眼光。蒋介石鼓吹按照中国“作之君，作之师”的传统，各级军政大员既是为民作主的君，又是教化民众的师，宋美龄没有超越这个“君师合一”的视野。在她眼中，中国人要的是吃饱饭，仿佛还不配享有现代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这应该是观察其成败得失不能忽视的一个基点。 《新闻周刊》2003年第40期 | 
发表于 2006-7-3 2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