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岁末,最高兴的事是买到四部重要刊物的影印本。二十年代的《努力》《现代评论》;三十年代的《独立评论》;还有四十年代的《观察》。是岳麓书社和有关人士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做的大好事。 一说到中国文化传统,人们会立即想到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佛学。不应忘记,二十世纪中国已添加了新传统:马列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可是,多年来,独尊马列,禁绝其他;而因无所竞争,僵化停滞,如影随身。其恶果至今仍历历在目。近年研究其他流派的多起来了,回顾二十世纪,更成了流行文化新热点。但资料不全,虽高见迭出,难以核实。七十年代末,笔者查遍广州各大图书馆,居然没有《努力》周刊,也没有“五四”前后《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等研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资料,且此类报刊即使有也不能借出。加上大学图书馆的关键部门,一年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休眠,要窥探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实在艰难。身在学苑,尚且如此,其他人士,不问可知。说此事关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绝非危言耸听。 如果有人认为,这只是老九的工作条件问题,与大众无关,那就大错特错了。传统,不管是好是坏,都无法一刀两断。除了危害健康、侵犯人权的恶劣风俗和制度外,最妥善的办法,是让人们自由选择,合则留,不合则去,自然演化。尤其是思想观念领域,强制有害无益,更应如此。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睡觉,他们辛苦耕耘的成果,理应让广大知识阶层知晓,选择、吸收、推陈出新。《老子》《易经》《论语》等古籍应该读,从《新民丛报》《新青年》到《观察》等二十世纪新的文化成果更应该读。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知识阶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头脑简单,惟命是从,那是极其危险的弱智。 随便举点例子:八十至九十年代,有人热衷鼓吹新权威主义。翻翻《独立评论》,看看其中辩论民主与专制的资料,你就不觉其新了。建立法治国家好不容易写进宪法,读读这四大刊物,特别是《独立评论》和《观察》,与法治有关的基本观点和历史经验,跃然纸上。说句老实话,近二十年热闹一时的不少争论,不仅论题绝大部分与上半世纪重复,深度也远不如前。责怪“五四”造成文化断裂的学者,窃以为找错了对象,封闭才是可怕的断裂。中国知识阶层,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要成熟起来,读一读这些历史资料大有好处。 不是要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吗?列宁早就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青年团的任务》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卷第348页)背弃这个正确观点,是对马列主义的亵渎,也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除了对外开放外,我们也应对历史开放。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淖,重蹈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覆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出版了大量革命报刊影印本,连鸳鸯蝴蝶派的资料也重印了,这些都是好事;而非常重要的自由派报刊却湮没不彰,无疑是无法否认的缺陷。这四种刊物重印,有助于填补这个空白。 人们爱说商风摧毁高雅文化。其实,事情还有另外一面:高雅文化亦可凭借市场走向繁荣。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中国近代史资料发了大财,而这几千册书确实对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四库全书》过去高不可攀,现在不少图书馆都拥有这一昔日皇家珍藏;占先机者仍是台湾商人。大陆的出版社往往托着金饭碗讨饭;顶多沾点余润;原因无他,姓官的食惯了政治饭,商业意识不足。近年有人也想赚这笔钱,把旧报刊制成光盘;打听一下,定价预计高达两万余元,闻之咋舌。我想这仍是算盘不精,加竞争不充分的后果。要的买不起,买得起的不要,眼睛只盯着几家图书馆,卖得了多少?一部《不列颠百科全书》光盘版只卖一百英镑,约合人民币一千四百元左右,穷困如中国九爷,亦不致望而却步;洋鬼子的生意经,令人叹服!不是他们心肠特好,商老大爷挥舞藤鞭,迫使他们捧出价廉物美的货色。但愿这次四种刊物重印,引来更多掘金人。在古籍中抢食之余,关注二十世纪文化遗产,抓住这个新商机。在公平和比较充分的竞争中,把金币分给商家,让前人创造的精神金子流向社会。 《书屋》200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