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灭了地主,美国消灭了贫农-(转贴)

近日网上有个帖子说，当年打开国门后一些干部到美国考察，他们回国后感慨地说，中国“消灭”了地主，美国“消灭”了贫农。

　　本人自谓还了解点国家大事，也爱思考一些问题，但看到这段话颇有醍醐灌顶之感。深入琢磨一下，中国当今社会三农问题颇难解决，其根源恐怕正在于此。

　　我国自古以来信奉“不患贫而患不均”。只要革命，无不打出“杀富济贫”旗号鼓动民众，而且屡试不爽。电视连续剧《水浒》至今在央视热播不衰，也佐证了主流社会对“杀富济贫”思想的肯定。

　　老百姓常说“走投无路上梁山”，能过安稳日子谁愿铤而走险。盼望天下大乱的人多是一无所有，这类人过了今天不想明天，搞破坏以一当十，论建设十不顶一。发展经济就不同了，俗话说钱难挣屎难吃，除了割肉疼就属拿钱疼，让别人把兜里的钱交给自己谈何容易。在农村不*祖产当上地主的人，总有诸多过人之处，必须有见识、能算计、有专长，讲信誉，这些本事够阿Q在土谷祠学上几辈子。

　　古语说，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仪。当年在落后的中国农村，黄世仁、南霸天之类土豪劣绅还是少数，相当一部分地主是开明绅士，他们以自己的文化教养道德威望和经济实力维系着当地的文明与和谐。说到地主富裕也是相对而言，与家无隔夜粮的贫雇农相比他们的境况当然好的多，可是与我们的想象恐怕还有不小差距。

著名作家梁斌在小说《红旗谱》中说冯老兰在锁井镇跺一脚乱颤，是非打倒不可的恶霸地主。然而梁斌借冯老兰教训儿子的话说：“你老辈爷爷都是勤俭治家，向来人能吃的东西不能喂牲口，直到如今我记得结结实实。看天冷时候我穿的那件破棉袍子，穿了有十五年，补丁摞补丁了，我还照样穿在身上。人们都说白面肉好吃，我光是爱吃糠糠菜菜。古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哪！过个财主不是容易！”解放区土改曾发生过投石头运动，不少地主富家全家被活活砸死，家产全部分光。后来毛泽东专门开会制止了这种极左行动，指出要区别对待不同的地主富农。不过解放后活下来的地主富农又成了国家专政对象，其子女也是备受岐视的“黑五类”。有的地主不肖子孙吸大烟赌博败光了家产，搞土改成了贫农又分得了土地，有的甚至扬眉吐气当上革命干部。世事难料如此，谁还老实本分做人，所以林彪道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格言绝非偶然。进而言之，说假话的人能成气候，社会还有好吗？
古往今来的历史证明，暴力革命“消灭”地主只能解决一时的“平均”问题，与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并没有必然因果关系。苏联建国七十多年没有解决农业落后问题，新中国成立五十五年了，当年的革命老区大都贫穷落后就是证明。

　　农业生产本来是农民独立完成的工作。解放后土改成立互助组直至建立人民公社，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农民由单干户转变为政治经济共同组织中的成员。从上工到收工，从选择品种到种植密度，林林总总都要听命于上级领导安排。当年有一首唱遍全国的歌《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对此关系表述的十分透彻：千山万水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春耕夏锄全想到，防旱排涝挂在心，“八字宪法”亲手定，生产的道路细指引。

　　农业八字宪法就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国幅员广阔，各地气候、土壤、地质、水利情况千差万别。著名农业专家袁隆平当年上中专，他说了句“八字宪法”少了一个“时”字，搞农业不能违背农时。结果被定性为反对毛主席斗得死去活来。

　　国家领袖以无以伦比的权威推行其思想。于是全国农村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当狂热的政治取代了正常思维，饿死农民便成为必然。后来四清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几亿中国农民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忙碌于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政治运动，自己却沦落为这个星球最贫穷的群体。七十年代初我在农村插队，不少公社干部穿着日本尿素袋子缝制的裤子，令社员们羡慕不已。当时有句顺口溜流传颇广：公社小干部，穿着尼龙裤。前面日本产，后面是尿素。染黑的，染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

　　拨乱反正后，取消了人民公社，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喘息之机，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在官本位体制下，政治斗争刚刚成为历史，政绩工程又应运而生，农民依然是长官意志的牺牲品－－这就是他们难以摆脱贫困的根本原因。

　　美国农村当年也有地主和贫农，但他们走的不是“杀富济贫”的革命道路，而是由国家制定法律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用改进税收政策的方式调节贫富收入差距。

　　美国大农场主占地多利润高，政府定的收税标准就高，遗产税征收的比例也很高，总之国家不允许豢养寄生虫。国家对小农场主则大幅度减少税收，免征遗产税，给予各种补助，保护他们的再生发展能力。美国政府以农民为国家主人，从不干预农民的生产经营决策。政府认为有利于农业发展，符合农民长远利益的事就出台免税政策、提供免息、低息贷款或给予价格补贴，以此引导农民走良性发展的道路，政府则充当为农民跑龙套的配角－－当真正意义的公仆。

　　良好的法制环境和优厚的惠农政策使美国社会“消灭”了贫农，绝大多数农民跻身中产阶级，而且创造了农业发展奇迹：占总人口2%农业人口（500多万），不但养活了2.9亿美国人，还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2001年农产品出口高达535亿美元。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城市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可相当多的农民还处于贫困之中。据新华网北京４月１日报道：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是1.5∶1，而我国的城乡收入比1983年为1.82：1，2003年上升到3.23：1。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指出，由于农民的收入还要用于生产性投入，并且很少能获得城市居民那样的社会福利补贴，所以实际收入比可能更大。（中新社2004年1月6日消息）

　　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解决温饱，却不能使农民致富。今年初，报告文学《中国农村调查》震动了中国社会。国家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减税、补贴、低息贷款等许多方案。但我认为当前最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给农民重新划分土地，发放土地证，让他们拥有土地的全部产权，使农民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其二是解决农民与市民享受同等公民待遇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有二等公民，这与宪法和共产党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其他措施都是隔靴搔痒。

　　确定中国农民的土地主人和国家公民的权利之后，政府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用经济杠杆引导农民，给农民提供尽可能多的优惠政策和无偿服务，才可能现实“消灭”贫农，让农民当上现代化“农场主”的目标。

　　只有作为群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再受到贫穷困扰，才是真正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民为本”，才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