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我的优雅生活

当教师之后，我爬格子、写文章，觉得自己就像在插秧
　　寻找一种优雅的心境
　　我这一生，“优雅”二字恐怕是永远谈不上了。不要说前三十年在贫困和饥饿中长大，好不容易弄了个“病退回城”，又去干最艰苦的“土夫子”和搬运工；就说后来这二十多年“时来运转”，和大批人一起涌入了高等学府，并且居然占据了一席之地，也只不过是争取到了一个充当高校“打工仔”的机会，每天以“工作狂”式的教学和研究挤榨着自己有限的时间。这样的生活方式，我想没有人会羡慕的。
　　在一般人的眼里，我决不是一个懂得优雅的人，既不热心旅游，也不喜欢娱乐，味觉迟钝，食量狭小，烟酒茶一样都不行，只喝白开水。我常开玩笑说自己是苦命、劳碌命。但如果把“优雅”这个概念的范围扩大—点的话，我自己倒是觉得生活中仍然随处可以找到一种优雅的心境。这种心境比那种外表的优雅更能打动我，常使我欲罢不能。
　　怀念一根扁担
　　我最早体验到的优雅是劳动的优雅。刚刚插队的时候，我崇拜的是生产队上一位叫志强的年轻人，他有点儿文化，比我大四岁，高半个头，长得矫健魁梧，是队上头号劳力。每次到十里以外的山上去割青或是砍柴，我都跟定了他，看他如何在满山的灌木刺蓬中用水牛般的赤脚为我踏开一条路，又如何不慌不忙地在我连一半都没有凑齐的时候就砍起了漂漂亮亮的一大担柴，用扁担举起一百来斤的一头稳稳地插入另一头里，然后打着“呵嗬”晃悠晃悠地下山。
　　砍柴是当地最辛苦的一件工作，我们知青砍一担柴通常需要一天，有时还要摸黑到家。这门技术我是直到五年以后才比较熟练了，那时我经常上午砍一担，下午再砍一担，也学着捆得漂漂亮亮的，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屋前晒坪里。
　　插秧是最没有优雅可言的。脚下是山区泥脚很深的水田，又有蚂蟥，有时还有蛇；上面是毒烈的日头，刮风下雨天则是沉重的斗篷和蓑衣。人整个弯成九十度，如果不用拿秧的手肘靠住膝头，腰就像要断掉了似的酸痛。但手靠膝头怎么能插得快呢，于是就硬挺着不靠。
　　我看那些老农，赤膊的时候简直就看不出腰来，从肩膀直接下来就到了胯部，我想将来我就像他们一样，会把腰都磨掉，磨成一部插秧机器。但后来我也悟出门道来了，就是插秧时不要停止全身运动，不要僵持在那里，每插一兜，身子要有一个起伏，腰部像弹簧一样处于忽松忽紧的状态，就在运动中得到了休息。
　　后来我插秧的速度是队上最快的之一，蚂蟥也不太叮我，它们专门喜欢叮那些半天不挪动一步的人。每插完一垅，我就和几个先上岸的社员聚到一起聊上几句。
　　山区每天要做的一件工作就是挑担子。一两百斤的担子压到肩上，再想优雅也优雅不起来了。我和其他知青习惯了挑担子以后，每个人肩膀上都凭空长出了三个硬得像铁蛋的小肉包，左右各一个，中间的那个最大，是换肩换的。
　　但挑担子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扁担要好。
　　我曾经有过一根极好的扁担，是我在江永县城赶墟时，从县农资公司一大堆不起眼的次品扁担中挑出来的。那扁担不知是什么木，带紫色，极为沉重，掂一掂就知道是沉水的那种。用手一压回力大得惊人；惟一的缺点就是形状弯成了月牙形，搁在肩上翘起像一对牛角，哪里挂得住担子!我猜想这也是它没人要的原因。志强对我说，如果是一百七八十斤的担子，起肩时小心一点，起得肩来它就平了，还是很好用的。我看它不算贵，只要七毛五分钱。就咬牙买下了。
　　后来我经常用它挑重担，压上两百来斤它根本不在乎，还像大鸟的翅膀一样上下翻飞，可带劲啦，由于木纹细腻，浸过汗水之后，它发出玻璃一样光滑透明的紫红光泽。同知青组的树老倌羡慕得要死，总是来借。志强也借过。但有次志强借去挑了一担280斤的牛粪，挑炸了面上的一片皮，没有那么翘了，从此也不敢用它挑太重的担子，但挑个一百五六十斤还是胜任愉快的。
　　那根扁担我离开江永转回老家农村去时送给了树老倌，后来他又给了谁就不知道了，但没有听说挑断过。
　　我的临时工生活
　　回城后，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在土方队挑土。土方队是临时的民工队，拿寄件工资或计时工资。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当队长，他在土方队已混了多年，是个老油子了。他手下都是一帮小青年，十六七岁，最小的才十三岁。我算年纪大的，那年二十七八了。
　　长沙玻璃厂为了盖厂房，要移掉一个山包，队长教我们“放神仙土”。先将山包用二齿锄和洋镐挖出一个五六米高、十多米长的垂直墙面来；然后在墙面里侧再切人一个两米进深的竖槽，一直切到底；接下来就在墙面的底部挖一条横槽，不断地挖深。当深到一定程度，整个墙面的底部就等于被掏空了，这面墙连同它的一百多方土由于自身的巨大重量便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以至于小山顶上齐崭崭地裂开了一道缝。最后利用杠杆原理沿着缝把山包劈开、放倒。
　　这项工作最危险的就是挖横槽，其他土方队经常有挖着挖着，土方突然坍塌而把人压死的事件发生，西区劳动服务大队总部几次三番明令禁止“放神仙土”。
　　但经验丰富的队长告诉我们，其实不用怕，只要挖的时候集中注意力，一看到底下开始掉土渣就赶快跑，不会有事。但每次面对高高的土墙去用洋镐掏它的底部时，每个人都仍然紧张得直冒汗。最后那几镐总是由我带领两三个老成一点的“满哥”(小伙)去干，其他人站得远远地观望。
　　另外，挖竖槽的人选也很有讲究，除了手法要好以外，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兼顾全场的安全，队长也把这工作派给了我。我的前任满哥技术不熟练，把槽子挖得七歪八扭的，墙面像狗啃的一样，进度慢、多费工不说，还挖伤了自己的脚。我接手后，凭借下乡十年所练就的掌握各种工具的技巧，我在刚好一肩宽的逼仄的槽体内活动自如，挖出的槽子像用尺子比过的一样直贯到底，清完土后露出来的墙面如同镜面一般光滑平整，这样讲究不光是为了美观，也是为了少做无用功。与汗流浃背的拉车运土比起来，这项工作是一项比较轻松的技术活，后来一直非我莫属。
　　那段时间我的经济条件大有改善，除队长之外，我拿最高的工资，一般每个月可拿八九十块，甚至有两三个月拿到一百多块。当时一般工人只有三十来块月工资，大学毕业生也不过五十多块。我们的血汗钱是用命拼来的，当然也要显摆一下。
　　按照那个时代“满哥”们的时尚，我买了一辆闪闪发亮的“凤凰”牌单车，一块“东风”国产手表，夏天穿一件缕空透明的短袖上衣，下班时和一大群小满哥们响着一片清脆的车铃声从马路上呼啸而过，回到家左右邻居都用惊羡的眼光看着我。
　　那时我全身晒成古铜色，肌肉鼓鼓，体形健美，自我感觉良好。后来读到《庄子·养生主》，有一段话可以形容我当时挖土的状态，说是庖丁解牛，“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解牛后，“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那个时代所理解的“优雅”，莫过于此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优雅
　　我31岁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攻读西方哲学。命运的反差如此之大，我的感觉却并没有大的改变。
　　当教师之后，我爬格子、写文章，觉得自己就像在插秧。写好一篇文章或是一部书稿，用挂号寄出去的时候，感觉就像砍了一担蛮不错的柴，捆扎得整整齐齐地挑下山来。学生的一篇博士论文或硕士论文交到我手里，我三下五除二就指出其中的毛病，提出修改意见，就像放了一墩“神仙土”一样，有“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之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听到窗外民工们劳动的吆喝声，还忍不住要探头去看，在心里为他们着急和使劲。见到一丛秀丽的小灌木，就琢磨着能整出一捆结结实实两头齐的柴来。这种怪癖，今天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了。今天人们能理解的“优雅”是和“小资情调”分不开的，首先是要没有饥饿和贫困之虞，其次是要有别人来为自己服务打点，倒茶倒酒、洗脚搓背什么的，再就是要有休闲的时间，无所事事，心情放松。
　　可我已经没有这个福分来享受这份优雅了，不是没有这个条件，而是没有这份心情和时间。无论如何，我并不羡慕那些流行的优雅，觉得自己过得挺自在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优雅生活。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