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史应该从世界史开始，哪怕这一辈子立志做中国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经不能脱离世界孤立存在。只是要选好，从哪一道源流开始，第一步不要走错
我很晚才读到应该读的书。此前，只知读书好，好读书，却读不到好书，我这一代差不多都有类似经历。
我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去年7月刚去世，他当年是文革入狱以后，在一位老年狱友的指点下幡然醒悟，开始读英国史，摆脱法、俄政治文化影响。那是1968年早春，他被推入牢房一刹那，见室内已有一位长老，听锒铛作响，长老回过头来端详其面容，突然道出年轻人姓名。后来者未报姓名，先到者为何已经判断无误？长老一笑：“我算算你也该进来了。”这一幕富有戏剧性，听上去就像《基督山恩仇记》开头的情节，却是真人真事。
长老后来被枪毙，年轻人在他指点下，狱中苦修英国史、经济史乃至高等数学，由此进入经济学，十年后“大学”期满，刑满出狱。出狱，再出境，很快因专业成就蜚声海外，以致业内公认：华人经济学家如能得诺贝尔奖，非君莫属。但他去世前有一心事，委托我在大陆找一个出版社，能在境内出版他文革自传《牛鬼蛇神录》。到今天我也没有实现，这就应了鲁迅那句名言，“拿着亡友遗稿不能出版，犹如捧着一把火”。初入狱惊见刘凤翔，是他这本自传开篇第一章。
回忆我们这代人的读书历程，我曾引用北岛当年的诗句：“走吧，路啊路，飘满了红罂粟。”
雷蒙-阿隆写《知识分子的鸦片》，是1955年。彼岸出版中译本是1968年，我在此岸读到这一版，在同代人中还不算晚，但已经是1985年。那一年我30岁，距离此书初版错过一代人时间。再晚也应该读，此后我带研究生，总是开列此书作为入门书籍之一。只是希望下一代不要重复我们的歧路，可以读萨特，可以读海德格尔，还可以读乔姆斯基，但不要躺在那一类鸦片榻上沉迷过久。
在我这里的研究生，第一年很别扭，我也难受。从小学到大学，他们的历史知识除“大事年表”有用，其他几乎全需从头来过。
学历史应该从世界史开始，哪怕这一辈子立志做中国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经不能脱离世界孤立存在。只是要选好从哪一道源流开始，第一步不要走错。我很长时间找不到一本合适的世界史汉语教材，只能自编讲义，边讲边摸索。直到去年读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册《现代从1919到2000年的世界》，才松一口气。该书作者英国人，保罗·约翰逊，保守派历史学家。在大陆找霍布斯邦(代表作《年代三部曲》编者注)那样的外国史很容易，找另一类历史学家就难了，保罗这两本便是此类。
历史学家本身的历史更值得关注。最近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就很受用。作者观点乃至学术成就，可争可议，但他从民国初年到抗战后期考取庚款留学，这一段读书经历却很有意思。那是战乱年代，国破山河在，“文化山河”只剩一线相连，幸未切断：内有传统教育垫底，外有庚款留学接应，国史从《左传》发蒙，西学恰从英国史开始。
我惊讶的是，那时左翼学生天天游行，日日示威，听胡适讲演啸叫逼断，见蔡元培劝阻则冲上去殴打，“五四”之子见“五四”之父已是拳脚相加；但何的经历说明，只要自己有定力，华北之大，还是可以放得下一张书桌的！
此后是我们这一代，生活于战后50年，据说是人类历史上和平延续最长的时期之一。但是大部分年月却陷在断潢绝港，内无传统教育，外无文明接应，说“乱世”不见烽火连天，说“衰世”却见歌舞升平，应该说是“歧世”。“歧世”比“乱世”、“衰世”更能摧残人，伤在肺腑生暗疾。“歧世”之害，只有等它走到末路，否定文革方能显露。
即使否定文革，也不是短期内就能治愈。何炳棣和韦君宜是“12·9”清华同代人，两人在回忆录中都有涉及对方的文字。读完何炳棣，再把前些年读过的韦君宜《思痛录》找出来重读，可谓“破镜重圆”，就能读出韦君宜之痛既深且巨。痛在“林道静”和“余永泽”经扭曲再还原，历史究竟站在哪里？至于何炳棣文革时返国，说有过头话，那也是历史学家的历史。“精悍”如何炳棣者，当年与韦君宜辈怒目相向，到晚年也会被蒙蔽，而这时，韦君宜却已经觉醒！韦君宜早年被蒙蔽，何炳棣晚年被蒙蔽，蒙蔽他们的是同一个东西，那一代人竟然会在这个东西上汇合，真是首尾相逐，又一次“破镜重圆”。
反思如能从这里开始，当是更有价值的“读史阅世”？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4期 | 
发表于 2006-7-9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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