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加了一次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的访谈节目，谈1977年的高考。栏目编导事先从网上搜索并下载了1977年以来全国高考作文命题的资料，我拿到手发现，这份东西有史料价值，用来反映最近30年意识形态如何从社会生活撤离，很有意思。
“文革”是必须结束的，但“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这就出现此后多年在“文革”的阴影中徘徊不前。如1977年作文命题，当时还不是全国统一，各省市自理，且看下面选题：
一字不差，完全巧合的有陕西、山东和宁夏：“难忘的一天”。这是大陆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做过无数遍乃至做滥了的题目，想不到会被三个省的“学政”同时看中，再次命题。可怜1977年插队落户那一辈多半三十开外，有些人拖儿带女，更多人满脸皱纹，为了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只能重返童年，再一次“装嫩”。
与此类似的命题还有：“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上海)、“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北京)、“伟大的胜利——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吉林)、“在沸腾的日子里” (辽宁)、“难忘的时刻”(江西，理科)，以及“难忘的日子”(广西)。 重复率最高的是关于雷锋叔叔的命题。这份资料收集1977年的试题并不完全，只有25个省市。但以雷锋命题的就有3个省市：天津，“他像雷锋同志那样”；江西，“当我想起雷锋的时候”(文科)；湖北，“学雷锋的故事”。 继续鼓吹个人崇拜的有两个省份，一个是黑龙江：“每当我唱起东方红”，另一个是河南：“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其肉麻程度创全国之最。顺便说一句，我当时在河南，不幸拿到的就是后一份试卷，可以想象猛然看到这一题目是什么心情。此后我离开河南，对来自河南的新闻总是多一份关心，既痛心又痛恨。“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个个亲”，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但是那里的官场与文场却分外虚假，一个信阳事件会饿死20万人。
1978年始，全国统一试卷，情况发生变化。这一年不是命题作文，而是缩写，将一段将近2000字的会议讲话，缩写为500至600字的短文。那份材料显然是一个中央级首长讲话，题目为“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通篇乃“文革”遗风，却也反映当时的决策水准：一是要快，越快越好；二是意识形态领先，即使谈经济，也要提高到政台层面，这一讲话，到了经济学家手里，也可以当经济史史料来读。
但有一个新的因素出现了：材料是政治性的，对考生的要求却是技术性的，而且是以技术性手段给前者缩水，缩回三分之一。你可以呆留对这一类假话、空话、套话乃至傻话的反对，甚至蔑视，只要你宿写合格，缩小到600字以内，客观归纳，也不妨碍你得高分。
我不认为当时的出卷者有什么微言大义，估计是顺着当时的普遍思路走，也没有看出那一段首长井话有多么愚蠢。但是无意中留下了一段史料材料是旧的，手法是新约，以技术手段缩水政治话语。如比新旧杂陈，恰好反映那一年整个吐会面临转折的集体无意识。此后 17年一波三折，影响最大的是“左”的意识形态，但是撤离得最多、最快的也是它。它是怎么撤离的?撤离时不知不觉，惊回首，才发现那一片乌云已经离得那么远。可以从这份史料看出端倪。
此后1980到1999年的作文命题就养眼多了。有“父辈”、有“街头小店”、还有“机遇”、“尝试”等，剔出了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正形——如1999年的全国卷，材料作文：请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为作文内容的范围，写一篇文章，题目自拟。这样的题目能调动学生多么丰富的想象?大陆学生缺少的就是想象。
1993年的全国卷也很“民主”：有说明文和记叙文任选。说明文指定对象是“圆规”，写出其功能、构造和使用方法。通常高考作文只对文科学生有利：感情丰盛、词藻丰沛，但缺少更为重要的逻辑思维。那一次以圆规命题，不仅使理工科学生感到亲切，而且能使他们的作文从弱项变为强项：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没有一句废话。
转眼间1996年，又是一代人，儿子要上考场。他作文不错，数学也不错，我苦口婆心，劝他选理弃文，怎么也劝不回头。最后急不择言，以台湾新儒家徐复观为例：徐有4个儿女，全是选理弃文，原因在于为父者对他们说得沉痛：“选择文科不是受罪，就是犯罪!”
不料儿子劝不回头，坚持报文科，而且还是哲学系。那一年上海市作文命题是“我的财富”，他居然把为父者言写进了作文，就把这个算作“我的财富”!第一场就考作文，我一听他这么写，心里暗叫不好，却又不能说，怕影响他后面几场考试。发榜后，作文成绩比我预想的好，居然高中。再一打听，原来那一年是复旦等高校教师下来批卷，不定撞上了哪位校友，见此儿少不更事，动了恻隐之心，也就含笑放过?总之，社会在进步，意识形态在撤离，他还算幸运。比比20年前我遭遇河南试卷那份呕心，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好：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 
发表于 2006-7-9 1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