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读书随感四则

一个人和他的成年礼

狄 马

 

我上大学时曾经珍藏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花布裹头,手握长剑,神情傲岸不倨,是我特意从一本书上剪下来,挂在床头的。后来竟在一次搬家中丢失了。

 

这是画家T·菲利普斯作的拜伦身穿希腊民族服装的画像。每当看到照片上拜伦沉郁而坚定的眼神,我的记忆就飘回到一段乡居读书时的隐秘岁月中。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带着青春期不安的情欲,来到一个沟岔纵横的乡镇上,度过了复杂而忧伤的三十天。陪伴他的只有一册薄薄的《拜伦抒情诗七十首》。

 

这是一本由杨德豫先生翻译的拜伦抒情诗的集子。文字古朴、雅训,一点也没有后来翻译诗的浮靡和华艳,而设计的简朴简直达到了令我痴迷的程度。正如后来无数次的阅读经验昭示我的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总有一种奇异的联系,就像宝剑之于剑客,骏马之于骑手,弯弓之于猎人一样,一本给灵魂带来丰饶庆典的书籍总是在某个命定的时刻自天而降。

 

很多年以后,我依然能够记得关于这本书的来龙去脉。那时,我上高中二年级,临放假前,我向班上一位形容俏丽的女子借来了这本书,并告诉她,放假后我将回镇上复习。这等于暗示她,如果愿意我们可以随时会面。因为根据“线人”的情报说,她家就住在这个镇医院的隔壁。但命运女神没有赐我这样的机遇。整整一个假期,我蜗居在离她不足二里的一个乡中学里,除了温习功课,就是阅读这本散发着女性护手霜味道的诗集。

 

每天早饭后,我拿着这本诗集站在墙角,冬日的阳光像天使的羽毛洒在我的头上。这是我有生以来读过的第一本外国书。整个身心沐浴在一种无以名状的幸福和哀伤之中。以至到现在我都无法准确描述,那种混合着一个乡村少年荷尔蒙气息的神秘体验。诗歌之爱和现实情欲发生了微妙的对接。拜伦的忧郁、狂悖使一个成长中的少年心神俱旺。

 

灵魂的交通在放羊前后达到高潮。我对照自己的“失恋”,仔细寻求每一首诗里的情感和道德元素。天空、大地、峭石、山岩、百灵鸟和雅典的女郎都是我心灵探险的见证。只有若干年后,我才能意识到这个时空两隔的诗人对我的精神再造。我要说的是,奠定一个人心灵制式的书其实不多。在成长的关键时刻,有时甚至是那么一两本书决定了一个人生命的底色。以后的阅读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底色的加固和培植。

 

二十年后,我坐在一个数代王陵座落的都城里,重新拿出这本薄薄的小书,像尼采一样问自己,是谁杀戮了我的青春和梦想?又是什么刺得你双脚流血、不停地奔逃?我要把这全部的恩泽都献给躲在赫克诺尔墓地里的英国兄弟。也就是说,在那个冬日的阳光里,一个人完成了他的成年礼。拜伦就是这个奠基仪式上的唯一司仪。

 

《拜伦抒情诗七十首》 乔治·拜伦 著  杨德豫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9月第1

2006312草于长安

 

到图书馆挖煤

狄 马

 

我对给过我教育和学历的大学始终怀有一种复杂的情结:一方面我对工作在那里给过我知识和正义的老师心存敬畏;另一方面又对盛行在那里的保守、自大、不学无术的专断气息充满鄙夷。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起那个方生方死的时代,我才知道,我并没有在课堂上学到什么,千篇一律的布道只能把任何个性毁掉。我精神的栖息地其实是在图书馆里。它才是我灵魂的麦加。

 

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如饥似渴地喜欢上了鲁迅的书。在一个闭抑而弯曲的时代,我和我的同伴们茁壮成长。鲁迅就是我们的补钙人,《鲁迅全集》就是我们的精神维他命。当正午的阳光像刀剑一样照临着这座山城大学时,整个校园都沉浸在午睡的酣梦中。宿舍里弥漫着汗臭和劣质香烟的味道。

 

“走,到图书馆挖煤去”,我的床下传来一声低低的呼唤。叫我的是一个被我称作“万”的兄弟。前几天他刚从郭沫若的诗里觅到了这个句子,以后就成了我们这个秘密“阅读公社”的接头暗号。我揉揉惺忪的睡眼从床上下来,抱上一本《鲁迅全集》来到图书馆。一天中最幸福的阅读时分就这样降临了。

 

事隔多少年,我仍然能够感觉到,当初阅读鲁迅时那种骨骼拔高的脆响。一度时期,我甚至在想象中把自己当成了鲁迅,把身边的男生都当成了萧军和冯雪峰,把女同学都当成了萧红和许广平,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迅即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一位武姓女子甚至在同学中广为散发我有神经病的消息。这使我和她之间爆发了一场男女生中罕见的冲突。

 

短暂的阅读兴奋过后,我沉浸在对鲁迅及其身边战友的回味之中,以致在还书时竟有些恋恋不舍。同学中有好几位兄弟因为效法孔乙己而被系里处分,这意味着传统的“窃书不算偷”的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我在认真研究了每本书的价格后,决定采用一种较为安全的低成本“运作”方式。具体做法是:在还书之日到来时,谎称书已丢失,并按三倍的价钱赔偿。这是我与制度之间最早的博弈。负责还书的是一位刘姓管理员,样子极其诚朴,穿戴臃肿得使你怀疑他一旦跌倒,就再也不能自行站立起来,以至当我每次向这个仁厚的长者编织丢书的理由时,内心充满羞惭。

 

这个松散的“阅读联盟”断断续续维持了一年多,最终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惨剧打断。我的人生从此进入了少晴多阴的梅雨季节。大把大把的安眠片不能止住我夜夜的失眠,在偶尔的清醒中,是床头堆放的《鲁迅全集》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对照刚刚经历的血与火的洗礼,重新翻看鲁迅的书页,我的内心燃烧着冰一般的悲哀。

 

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当年的阅读是如何迅猛而热烈地培养了我的反骨。我的精神从此过早地成熟、发酵,并走上了一条长夜无晨的不归路。即使在鲁迅精神遭到大面积质疑的今天,我仍然是这个人缄默的信徒。他激烈昂扬的气质,逢敌亮剑的精神,永保射击的姿态都像嵌藏在我骨头里的弹屑,除非取出,消弭,否则随时都有可能发作。

 

目击者的见证

     狄 马

 

我的书架上珍藏着一本几乎被揉碎了的书。由于翻检的次数太多,书中的好多册页已经散落得无法装订。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我每次阅读后的心得。眉批、夹注、彩笔勾线几乎塞满了能利用的所有空间。

 

这就是由俄罗斯音乐巨人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他的门生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的回忆录《见证》。这是一本充满了痛苦和忧伤的回忆录,肖斯塔科维奇称这些回忆为“一个目击者的见证”。其范围囊括了回忆者本人从童年到晚年的所有重大事件:沉默而恐怖的“大清洗”,获得悲伤权利的卫国战争,与斯大林令人吃惊的谈话,险象环生的新国歌创作竟评,喧嚣一时的“形式主义”批判运动,以及各种各样的告密、揭发、落井下石……自然,还写了在任何时代都属凤毛麟角的反抗者、不合作者和无所畏惧者。

 

肖斯塔科维奇,这个佯装疯狂的现代颠僧在回顾自己并不平静的一生时,说了一句令人心惊的话,“等候处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有好几次,他甚至收拾好了行装准备上路,但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死,也没有进集中营,“但是进集中营永远不会太晚。归根结底这取决于新的领袖和导师对你的作品的看法”,他说。

 

这本回忆录里提到的,包括马雅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格拉祖诺夫、梅耶霍尔德、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等许许多多俄罗斯文化界的中心人物,有的自杀,有的发疯,有的悄无声息地从地球上消失,邻居们有好几天见不着他,就知道再也回不来了,但谁也不会问,也不惊奇。他说,“我在回忆朋友们的时候看到的只有尸体,堆积如山的尸体”。

 

在震惊苏联的“反形式主义”运动中,“文艺沙皇”日丹诺夫秉承斯大林的意志,在音乐界搞了一张黑名单。“没有人愿意上那张名单,因为那不是发奖名单”,于是作曲家们便相互撕咬起来。不光是为了不上名单,更多的是为了改变在名单上的排序。他们的哲学是:“今天你死,我明天再死”。只有两个人没有动,一个是肖斯塔科维奇,一个是普罗科菲耶夫。因为他们俩一个排第一,一个排第二。会议开完了,肖氏将行李放在门道,随时等待穿黑衣披风的克格勃上门,但意外的是,克格勃没有上门,倒是等来了斯大林的电话。原来是“反形式主义”的“历史决议”形成后,引起了西方人的怀疑,他们认为上了黑名单的人都被秘密处决了。为了和西方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斯大林决定派肖斯塔科维奇到纽约参加“文化与科学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肖说,我不能去,因为我的音乐已被禁演,美国人问起不好回答。斯大林假装很意外:“你是什么意思?不演奏了?为什么?”接着故作关切地说,“这个问题我们会处理的,肖斯塔科维奇同志。你身体怎么样?”电话那头是一句惊心动魄的回答:“我感到恶心”。

 

正如音乐家本人的镇定一样,这本回忆录保留了肖斯塔科维奇本人惯用的简短、生动、充满冷嘲的语言风格,里面记录了许多令人难以释怀的好故事。在肖氏平静的叙述中,我打小竖立的,由官方报道和教科书构筑而成的帝国天堂轰然倒塌。在一个书信、文章甚至连日记也有可能造假的年份,恰好是人脑保留的“回忆”提供了历史的真实,令人晕眩的真实。在无数次的挑灯夜读中,我独独惊异于一个人,一个一生“等待处决”的人,能用一种冷静得近乎轻蔑的口吻谈论一个曾经使世界惊心的庞然大物;当然,更惊异的是,在一个残酷而肃杀的年份,一个灵魂高贵的人仅仅依靠从内心积聚起来的尊严,就可以和一个邪恶的帝国对抗,并最终将其击溃。

                    

《见证》 肖斯塔科维奇口述    伏尔科夫 记录整理

 叶琼芳 译    花城出版社  19981

 

林达是谁?

狄 马

 

在读到《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之前,我不知道林达是谁,后来通过网络,我才知道林达是旅美学者丁宏富、李晓琳夫妇合用的笔名。其实丁氏夫妇也不是什么学者,因为他们的本职工作不是做学问,准确点讲,应该是“旅美小商贩”。因为女的在国内学过一点与美术相关的技能,因而,每逢南方小镇的节庆日,他们就把事先做好的小工艺品,拿到集市上去卖,剩余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到美国各地旅游。有一年,夫妇俩开车到哈佛看望在这里讲学的老同学朱学勤,被朱戏称为“两个小贩到哈佛”。

 

正因为没有豪壮的体制背景,出国后又一直挣扎在美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一点也没有大陆官派留学生的坏毛病:在国外大讲传统文化,盛赞东方文明,回国后又痛斥资本主义,大讲爱国主义。无非不外乎西方那个研究所或名牌大学,给他多少多少钱,许以高官厚禄,他都不为所动,毅然回国报效祖国——好像他出了一趟洋差,反而比国内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同胞还爱国。

 

这一套三本谈美国宪政文化的书,就是夫妇俩在长途贩运之余写下的。由于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发表,只是分章分节写给大陆一些朋友的书信,所以一点也没有大学者、大教授的架子——还未动笔,就恨恨地磨墨,准备写给后代读者以不朽。林达的文字深入浅出,浅得有时使人感到罗嗦,白得有时使人觉得寡淡,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对某一历史事件引人入胜地分析,比如,对独立战争、“阿姆斯达”诉讼案、南北战争、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声名昭著的“水门事件”他都有精彩绝伦的描述。

 

最关键的是,对于一个我们熟知的事件,林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认知视角。比如黑人民权运动,长期以来我们被告知的“事实”是,美国政府很坏,在别国大谈民主自由,在自己的国内却搞种族歧视,证据就是经常纵容警察打黑人。但看了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我们才知道,“事实”根本不是那回事。黑人和白人不是一对简单的对立关系,民权运动也不是起来和联邦政府作对。事实上,黑人民权运动始终受到北方白人组织和民众的支持,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也多次被邀请到白宫做客,总统肯尼迪不仅没有“镇压”,反而至始至终都给黑人运动以极大的支持。为了取消种族隔离,实行“黑白同校”,总统甚至派国民自卫队护送黑人小孩进入白人学校;为了支持黑人的“公路入座运动”,联邦政府在志愿者的车厢里,派数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车,长途汽车前后派多达二十几辆交警车护道,天上还有直升飞机。只是这个国家的立国原则是地方分治的,而由极端保守的南方白人选出的州政府是瞧不起黑人的,而根据“民选”“自治”的原则,联邦甚至是州地方政府的权力都很有限,不能像我们习惯的那样“一杆子插到底”。

 

这一套书上市很早,大概在19971999年间,我就在书店多次见到它,但一直没有买,原因很简单,就是嫌它设计太简陋。后来经不住一些朋友反复推荐,我就买回家试看,谁知竟一发不可收,一口气将三本全读完。后来因为写文章,反复看了不下三遍,每次都有新的斩获。我从不掩饰我对美国——这个诞生了《独立宣言》和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一批历史伟人的国家的热爱,但看了林达的这几本书,一个空洞而充满乌托邦理想的国家,在我心中从此变得血肉丰满,充满了细节和动感。在我看来,上帝创造了一个美国,就是给人类的梦想一个停靠之地,就是给自由精神灌注一个模版。

 

 

《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之一》  林达著   北京三联书店   19975

《总统是靠不住的——近距离看美国之二》  林达著   北京三联书店   19984

《我也有一个梦想——近距离看美国之三》  林达著   北京三联书店   19993

 

                           

 

 

林达的书,很好看。
读书论坛就是要这样——先读书,然后又论又谈的。加精了。
学习了。[em23][em23]
写得真好啊,文字既有质感又有肉感[em01]

 您就是这个狄马吧?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传说中的您啊

 

狄马:五十六年前的一次广播找人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要翻检一些近现代以来的人物资料,其中大多数看后即忘,并不会挂在心上,但也有少数篇章却使人徒生感慨,难以释怀。前几天编了一篇蒋介石败退台湾时抢救大陆学人的文章,其中一则是写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先生的,当时看了心头一热,觉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打击了我,但随后也就像我所编过的大多数文章一样放下了,谁知没几天,这篇文章里的情节却又像一块浮木一样从我的心头泛起,竟至于一连几天,耳朵里都回荡着中央广播电台寻找吴有训先生的声音:   1948年 5 月,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有训先生,一连接到几封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加急电报,而且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要求他尽快回国。迫于无奈,吴有训只好于10 月打点行装,匆忙登船返国。甫一到京,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让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而两个月前,他已经在美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故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  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来到吴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放在桌上,着急地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还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让你一定随他飞抵台湾。走时留下了家中电话和住址,且反复叮嘱吴,什么时候想走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中共地下党侦悉这一情况后,急忙和吴接头,并秘密转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时常更换,并嘱咐他深居简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来人。就这样,在国共两党的炮火声中,吴有训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几个月。一直到 1949 年5 月25 日,他听到消息说,上海被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他像当时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亲率妻孥,走出家门,汇入到欢迎共军的人流中。 (   可就在当晚,他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时,听到女播音员正字正腔圆地播送着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段播音,一直持续到厦门被攻破为止,而我们知道,厦门被攻破的时间是 1949 年10 月17 日,也就是说,这则寻人启事从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将近 5 个月,共146 天。 (   我不知道吴先生当时蜗居在上海,每天听着他效命22 载的政府败退时的召唤是什么感受,我只知道,我看到这里,内心竟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个政权不管它此前有多少过错,不管它曾在它的百姓面前犯下多少重大的罪孽,但现在它败退了,尽管你可以说这种败退是咎由自取,但无论如何,他在兵败如山、仓皇辞庙之前没有仰仗残余势力自顾自地逃命。它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黄金、权力、美人而外,还有比黄金、权力和美人更值钱的东西,那就是文物和知识分子。文物是死去的知识,知识分子是活着的文物,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而一个政权尽管它的军队,它所仰赖的官僚体系已彻底朽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但它在自顾尚且不暇之时,没有准备将它的知识人和祖先留下的宝贝丢给敌人和瓦砾,而是尽其可能地用飞机、用大炮护送到它的臂力能够保护到的地方,就说明在这个政权的核心价值观里,有某些超越世俗的东西。那就是对文明的敬畏,对人类智慧凝结而成的死的活的文物的虔诚守望,而从本质上讲,守望文明,就是守望高过诸天的上帝赋予人类的属灵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守望和敬畏,才使得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历经无数兵燹祸乱而文脉不断,才使得一个种族的先知用生命和鲜血积淀下来的精神之花,没有彻底死在腐败的政治中,而是像神灯一样照耀着它的子孙。至少比那些在自诩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之时,反而大破"四旧",将一切人类的文明成果全部斥责为"封资修"的政权更有教养,至少比那些江山稳固、政权在握之时,反而大搞"阳谋",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关进牛棚,打入死牢,折磨得家破人亡的政府更能说明对文明尊崇。   虽然我在三民主义的治下没有生活过一天,这个政权败退时我的父亲也只有两岁,但我对这个政权始终怀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它当然不是我理想中的充满了自由和民主的联邦制度,但它同时也不是赤裸裸的以暴政和谎言立国的极权政治。在我过于漫长的半辈子中间,尤其是在我经历了人世间极为黑暗的屠城惨剧后,我对这个混合了儒家忠孝节义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统更是有一种沦肌浃髓的悲哀。"民主没有雅量,独裁没有胆量",这是一位服务于它的党国要人对它的精辟定义。此后一位熟谙西方政治思想的学者从"自由的多和少"到"自由的有和无"的论述,也基本上概括了我这个以保守文化为务的读书人三十年来的观察。   以文章开头讲到的吴有训先生为例:146 天的电波召唤——请原谅,我几乎要说它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并没有挽回他对在其治下生活了53 载的政府的信心。他决定留了下来。新政权立即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位仅在以大声赞颂为能事的郭沫若之下。  作为中国第一个核科研计划的制定者,第一个电子技术的探索者,以及金属物理学的创始人,吴有训的真正愿望是全面参与国家原子能的制造和开发。但在新政权看来,他只不过是一名同路人,不要说直接参与制造和开发,就是由他参与创建的一系列研究所都划归军事部门管辖,他昔日的学生,现在参与制造的科学工作者,一个个都进入了保密状态,谁也不肯向他透露有关数据以及重要的理论细节。可以想象,这对一名有着强烈创造欲和自尊心的科学家来说,内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作为个人,他当然无法反抗这一套内外有别的制度。为了能够直接参与机要,多做实事,吴有训产生了一个天真的想法,那就是尽快入党,让党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家人"。果然,吴有训的要求很快就有了回音。只隔了 3天,组织上就把吴有训的大女儿,正在北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工作的中共党员吴希如请去,对她说,回去做做你父亲的工作,党非常重视并赞赏他的进步要求,但党认为,他继续留在党外,比入了党更能发挥作用。   1964年 10 月16 日下午,在罗布泊上空,突然划过一道明亮的闪电,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带着中国人饥馑的梦魇腾空升起。当晚,吴有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听到了这一消息。这的确是一条令当时许多中国人兴奋的消息。不过,与一般人比起来,吴的心里除了兴奋和喜悦之外,还多了一份失落和苦涩。从 1946 年制订"数理化中山计划",到派赵忠尧、毕德显赴美参与加速器研究并购买器材,到自己亲赴美国考察研究,到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原子能所所长,数十年来,他做梦都想着有朝一日,能亲自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但仅仅因为身份原因终于未能亲与其事。他安慰自己说,这颗原子弹差不多都是出自他的学生之手,是他的学生们替他圆了中国原子弹之梦。   在陪同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接见科研人员时,周恩来请他讲话。望着满堂熟悉的学生面孔,他讲话时竟脱口喊了一声——"同学们",等他猛然意识到"不合时宜",有点尴尬地改称"同志们"时,下面的"同学们"已然响起一片"嗤嗤"的笑声——吴先生潜意识中还以为讲话的地点是在中央大学的礼堂里。   "文革"期间,他本人虽未受到冲击,但他的许多科学同道都被圈进牛棚或身陷囹圄。尤其是他1949 年以前的最重要伙伴叶企孙因"特务案"被捕入狱,更令他倍感伤心。出狱后,叶先生孑然一身,贫病交攻,流落在北京海淀街头。一单位职工因探望叶先生而受到"专政",其亲朋好友也因惧怕祸延自身,不敢与其接近。吴有训知道后,偕夫人至海淀街头等候,終於有一天在街角碰见。他紧紧握住老友的手,欲语泪先流,对视良久,他掏出一叠钱塞給叶,然后默默地离开了。只是不知道,在和老伴回去的路上,面对着满街的大喇叭,他有没有想起 20 年前那场持续146 天的广播?      (2005年10月,国难日,写于长安)

正是在下.既然有人喜欢,我把这篇小文,分段排好贴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