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现代历史哲学的目标似乎就只是为了向我们阐明主体因素在历史认识中的重要地位，并因此而对立于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和兰克史学。这也几乎让我们中的所有人都已经相信，现代历史哲学作为上个世纪一项伟大的思想成就，它的意义就是在于它强调了历史认识中的主体因素。所以王晴佳先生说：“从当代史学的发展来看，人们对历史研究中主观性的认识，已经体现了现今史学界的一种共识。甚至在20世纪开始不久，就已经没有多少人仍然像兰克那样，相信历史学家能‘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dch gewesen），重构历史事实的全部了。兰克的信心，早已成为‘那个高尚的梦想’，恍若隔世。”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的思想界重归世界思想的洪流，现代历史哲学的主体性主张也随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两句口号广为传播，成为了我们实际上的主流思想。甚至，令人惊讶的是，在那些并不曾接触过现代历史哲学著作的人们中，对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当代性和相对性的认可也是普遍的。因为，在这个绝对与实在据称已经被颠覆了的时代，非理性主义、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即使不被称为是时尚的，那它们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历史学的现状呢？在摆脱了那种宏大叙事的规律史学的束缚后，史学的研究也的确是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新局面，但是，这并不只是主体性学说的成就。并且，在人们对绝对化的规律史学的信念冷却的同时，人们对史学的信念也冷却了，因为，如果历史事实只是当前主体中的事实并且因此被认定为只是相对于主体的，那么人们对于绝对的历史规律固然已不必顶礼膜拜，对于历史同样也可以认为它总是常书常新，不必过于执着。甚至在专业的历史学者中，这样一种虚无主义也博得了大量的同情。于是，对于公众而言，历史要么成了一种博物学，供养着一批籍以遐想的原始风貌，要么，就是一种抒发当前意识的载体，一如日复一日电视机里播放的历史剧。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情形就要可怜得多，他们必须同时忍受公众冷落、社会对史实的种种恶意窜改和自身信念分裂的多重折磨。因为，对于历史的主体性阐释，本来也从来就不必只能由历史学家来做；因为，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工作者，即使他们为历史学穷尽了一生，他们也不是史书的撰写者，而是那些零碎的历史事实的发掘和修订者；并且，历史研究的进行，如果不是建立在史料和事实认定上，那根本就无从谈起，而历史学哪怕是被视为是一门艺术，它也只能是一门求真的艺术。
于是，在历史学工作者中，一种调和论就悄悄地被肯定了。即使是最坚定的史料工作者，也已经认为主体性学说是值得借鉴的，于此同时，他们又必须确信历史事实是存在的，这便有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两重性理论。然而，在这些理论中，主体性学说与对历史事实的肯定从来不曾被成功地缝合在一起。一方面，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限定了主体性学说发挥的范围，至少不让它否定那根本的原始事实的存在，另一方面，就象在沃尔什的论述中所体现了的，他们对于事实存在的认定并不是一种理论的认定，而是硬性地被规定着，我们对它的存在的确信是在直觉中的，是一种理所当然，是无须理论证明的自明，于是“并不能期待我们去证明有着过去事件的存在，正如不能期待着我们去证明我们经验到了一个外在世界一样”
[ii]。而这也就意味着，仅就理论而言，这样的确信实际上是无效的，而相对于无须证明的直觉而言，对主体性的理论论证就被理解为是高明的，是我们的思想破除了直觉幻象的成果。于是，二重性理论就这样轻巧地回避了两种见解之间你死我活的冲突，而在史学实践中，则表现为史学研究实践与历史认识论的分裂，现代历史哲学努力宣扬着它对原有历史方法和信念的颠覆，而史学研究除了退出了对宏大叙事的规律史学的关注，则依然遵循着原有的研究套路进行着，并且在一股股“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它对于事实的关注实际上是扩大了而不是被动摇了。
毫无疑问，当史学忙于这样的内哄时，它也逐渐地退出了公众关注和尊重的范围。就初衷而言，现代历史哲学是肩负了把历史学建设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主义理想，它必须证明历史学自身方法的合理性，必须证明历史学存在的价值，必须提供与历史学实践一致的理论支持。然而它所主导的主体性理论却同步陷入了与以上三方面不可自拔的矛盾中。于是，在人们对现代历史哲学的高明阐述一致的掌声中，历史学则在别人的嘲笑与自己的固执中前行，它申辩说自己应当存在是无可置疑的，然后又滑稽地声明说自己存在的意义至少在理论上十分可疑。
另一方面，决心摆脱规律樊笼的史学实践对于规律其实是怀着一种“爱得太深，所以才恨得太深”的态度。就像人们把君主制推翻并且也同时否定了这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的同时，对强权的憧憬却依然是人们心中永远不可能抹去的，也不可能不存在于此后的任何一种现实的制度中，而平等的乌托邦就只能是永远的幻想，同样地，历史图式说这种极端的历史规律学说在被今天的人们冷落了的同时，对历史规律的探求似乎也成了昨日黄花，成了一种过时秩序的殘余，然而实际上，离开了历史规律（但这是必须被加以重新定义的）的探索，历史研究也就陷入了必然的低迷，而在那些有限的颇具成效的历史研究中，历史规律的思索也必然地在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比如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只不过这并不就是那种君主制式的历史规律。以放弃历史规律为特色的历史主义一如追求绝对平等的乌托邦，不过是一种徒劳的幻想。实际上，是历史规律的探索在呼唤着一次革命，呼唤着在放弃那样一种粗糙线条的神性专横的历史图式说的同时建立人性化的可行的研究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一切都是从基本的材料做起，从基本的研究开始，成果能够被有序地整合成思想的洪流，不但为历史，也为一切与这个人的世界有关的知识提供着那些最基本的文化财富。这样的体系是可能存在的，就象民主制度是可能存在的一样。规律并不等于那种绝对意义上的秩序，它只是秩序最忠实的履行者，而没有秩序也就不会有存在，也就不会有那些公共性的存在，没有了规律追求的历史研究，也就成了历史学研究的无政府主义，一种永远不可能成功的无政府主义。
事实上，一门学科要在学科体系中获取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成为获得了自我价值证明和公众尊重的学科，它就必须是一门实现了普遍性意义的学科，因为知识的一个内涵是，它是以公共性的内涵被赋予了的，并且因此必定能构成为公共化的存在，而所谓的“莫讳知识”不过是一种欺人之谈。这并不就是说，历史学必须把普遍性视为自己的至高追求，那样做的唯一结果就是历史学沦落为科学的可怜跟班，成为“粗的规律”对“细的规律”的可怜模仿，而只是说，主体本身固有的私有化，决不能取代知识本身固有的公有化，而这二者在今天实际上是被混淆了。就历史学而言，普遍性的沦丧是同时体现在主体性的价值功能和作为知识的功能实现中的。就前者而言，既然绝对是一种虚无，相对主义当然也就是主体思潮中无可争议的主流，于是，就只是人们的当前意识通过历史来表达，而不可能是实在通过人们的当前意识的历史形式来塑造，于是把历史理解成可以随便被打扮的花姑娘就成了一种合理。就后者而言，对规律的否定和对个别性的肯定以及进一步地，对事实的否定，已经足够决定，历史研究即使被努力坚持了下来，它也只是一种博物学，一种供个人猎奇心理或者当前主体意识利用来制造社会心理和运动的工具。至少，用那些人文主义的理由来解释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那只能解释了历史学作为一门艺术的合理性，而不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些知识的整体的合理性。
难道我们就真的要为这种历史学价值的沦丧喝彩吗？难道历史学真的就不能为这个世界承担更多的沉重？难道这个世界的存在真的可以让现在的和将来的我们如此满意以至历史学的学科价值根本就可有可无？难道现代历史哲学主体性学说与历史学的困境之间就没有有机的甚至直接的联系？
一种理论，如果它不是面向既有现实的完满的理论，那么对于这既有的现实而言，它甚至就是不值得借鉴的理论，更谈不上是应该被宣扬的正确的理论。因为如果断章取义，虚无也可以成为正确，局部真实的见解如果不是能够通往面向既有的完满，就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现代历史哲学的主体性学说中正是充满了这样的见解，而人们对于它们令人赞叹的宽容则让人相信它不但受到了流行社会心理的强大支持，而且也受到了某些意志的支持，一如规律史学曾经有过的光荣。也许说服被时代心理淹没了的人们去反省他们对主体性学说的信念需要的不只是一种勇气，但是重新反省现代历史哲学的主体性学说，这不仅是我们对现代历史哲学的职责，也不仅是我们对历史学的职责，而且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职责。而我们之所以看见了我们的存在，仅仅是因为我们看见了职责。
2002年6月23日于上海
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142页。
[ii]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90页。
发表于 2006-7-11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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