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依据Earnest R.May七十年代中期的研究，1949年前后美国最高决策层有关中国情报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三条线索，三者各自为政，互不隶属，自会因信息来源不同而各有千秋。[1]显然，三者之中，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央情报局的相关报告，理当最接近中国的核心机密，因而在情报和预测方面也应当最有价值一些。但是，看过余茂春的著作，就不难了解，前身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这个中央情报局，这个时候几乎还没有可能在中国，特别是共产党内展开情报工作。[2]因此，冷战开始后，即1947年7月才刚刚成立起来的中央情报局[3]，对中国情况的评估和预测，并不比国务院和国防部的相关报告来得准确。这种情况在中央情报局1948－1949年的各种报告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1949年10月中共正式建国之前，几乎所有美国在华的情报人员，包括国务院系统的驻华外交官们，都毫不例外地怀疑中共建立巩固的统治的能力。做出这种预测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正如已经解密的情报局1948年11月19日的报告中所强调的，中共处理全国性问题的能力还没有受到过检验，而蒋介石就失败于此。[4]何况，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强调的那样，国民政府还可以给中共造成更多的困难，包括带走全部档案和撤退富有经验的政府人员，就足以让从农村中来共产党人难于适应城市的生存了。[5]
和司徒雷登等外交官相比，情报局与中共在延安曾经有过合作的关系，因此，它的报告固然也怀疑中共对城市的掌控能力，相信中共“对全中国的政治控制将不会是很快的和容易取得的”，但是它所得出的结论却与司徒雷登等人不尽相同。在它看来，中共并非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它完全可以通过“联合”的政策，争取各中间党派，包括各种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和那些曾经在国民政府中工作的人士的支持。它甚至相信，中共多半还会收敛他们在战争过程中叫得最响的反帝主张。因为，他们知道，“在独立于西方列强的情况下，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是极端困难的”。因此，“新政府也完全可能避免与美国对抗，以便早日获得美国的承认和物资援助。”[6]类似的期待我们在美国外交官这时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到。美国这时驻上海的总领事卡波特在给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的报告中就相信：新政权至少在短期内是“准备接受于他们有利的美国利益和行动”的。只不过，即使是这位乐观的外交官也毫不怀疑地认为：“即使一个值得和赢得了我们支持的政府真的成功地组成了，我们所能指望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实现某种较好的和平条件；最终的结局大体上还是一样－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政府。除非出现奇迹，这就是我们必须准备接受的情况。”[7]
情报局对中共控制中国能力的估计经历过一个过程。从1948年11月宣称中共必须依靠联合政府，到12月提出中共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宣传的目的而愿意“联合”，进而到1949年4月，它已经开始相信，中共建立联合政府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策略，其政权的巩固完全可以通过实行相对灵活的政策来达到目的。[8]两个月之后，它已经毫不犹豫地断言：由中共组织起来的政府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联合体”罢了，“它实际上将是一个共产党的专政”。[9]
中共能否在全中国有效地建立自己的统治，这显然是美国当局这时最为关注，也是情报局必须要做出评估和预测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对此，情报局显然依旧是通过有关中国专家的分析，而不是通过深层次的情报在做出评价。因而，这种评估和预测的水平与国务院和国防部的相关评估和预测，也不会有多大的区别。面对政治上摇摇欲堕，经济上和军事上几乎崩溃的国民党政权，这时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前景的预测都一致断定，共产党取代国民党而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局部的抵抗，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共在全中国逐一地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并建立自己的统治。
共产党取代国民党而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使始终支持着国民党的美国政府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问题的关键显然并不在于打败国民党的是共产党，因为这个时候的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共产党并不都是铁板一块，像南斯拉夫铁托那样的共产党政权未必不能接受与合作。而中国的毛泽东又恰恰像南斯拉夫的铁托一样，是自力更生，而不是靠在苏联红军的枪口上建立自己的权威的。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中共与东欧那些靠苏联红军用武力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国家绝不会是一样的。对此，就连对共产党问题甚少知识的司徒雷登都能看出一些门道来。他这时在给国务卿的信中，尽管相当外行，但却不无预见性地写道：“毛无意效法铁托，而企图成为亚洲的列宁。”如果真是这样，情况无疑将会变得对美国有利。因为“只要毛敢于自立于为亚洲的列宁，苏联与中共之间势必产生分裂，如果不是一场战争的话。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10]
司徒雷登的看法，其实反映的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逐渐成熟起来的美国各个决策部门的一种基本政策倾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时制定的对华政策文件就一再提出：“美国的安全利益要求将中国置于苏联的控制之外”。为此，美国应当避免无可挽回地束缚在一条行动路线或一个派别身上，以便在中国出现机会时，能够加以利用。[11]显而易见，美国巴不得看到苏南交恶的情况能够在中苏关系上重演。
但是，即使注意到中苏两党之间存在着交恶的极大可能，司徒雷登也看不出眼前有什么机会可以利用。他断言中共丝毫也没有显出不服从苏联领导的迹象，因而坚持美国必须采取措施抵制共产党政权。在这一点上，驻上海总领事卡波特就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在1948年底就写道：“如果我们觉得中国共产党并不听莫斯科的话－他们想要执行一条独立路线，那末照我看来，我们过去整个援助计划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它不仅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而且“会把一个新政府赶进莫斯科的怀抱，而我们本来是可以同它保持合理的正常关系的。”[12]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国务院里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由于赫尔利几年前曾经利用几位年轻的驻华外交官的鲁莽，制造过一个引人注目的“美亚杂志”事件，使谢伟思等丢掉了饭碗，再加上中共的崛起已使美国国会内部对国民党的同情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务院里所剩不多的“中国通”已经不可能站出来向总统进言了。但这个时候长期研究中共问题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发表的文章，却代表了这一部分人的看法。
斯诺在1949年4月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将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吗？》的文章，专门讨论了这个正在引起美国人高度关注的问题。他十分肯定地认为：“在亲身参预研究了中国十二年之后，我的结论是：苏联不能对非常有民族意识的中国共产党掌握有效的控制。”他的理由是：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并且有着世界最多的人口，和最悠久的古老历史与文化传统。因此，身为中国的共产党，尽管可能在理论上是国际主义者，而在实践中他们必定会是民族主义者。第二，中国共产党是除了南斯拉夫外唯一真正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不直接依靠苏联军队而获得政权的，他们必定会引以自豪并坚持独立自主。第三，毛泽东是今天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唯一一个没有到过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也是唯一曾由共产国际下令撤职而仍旧掌权的共产党领袖。他并且也是唯一一个敢于不听从苏联派来监督政治局工作的代表的话，甚至将其送回苏联的共产党人。第四，长期独立发展，创造出数百万党员和二百万军队的共产党，并成功地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是不可能臣服于莫斯科之下的。他们在延安时就已经公开宣称：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转变成亚洲形式的第一人。莫斯科对此显然采取了强烈否认和抵制的态度。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因为在自己的著作中写上了这样的语句，被莫斯科指为间谍并予以逮捕和驱逐，将其著作中类似的话语删掉，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当然，他并不幻想中共会放弃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断言：“北平终将可能成为一个亚洲的莫斯科”，“但它同时将会竖起一道反对俄国民族主义的东方防线，就像现在在西方贝尔格莱德所筑起的防线一样。”这种前景只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益，而非有害。[13]
值得注意的是，情报局固然曾经有过与中共交往的历史，也清楚找不到中共受到莫斯科援助的足够证据，但是，由于没有可靠的情报来源，情报局的中国问题分析家们明显地受到美国这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渐趋保守。在1948年11月的报告当中，他们还曾一度相信中苏之间的关系不会十分确定，中共固然需要苏联的援助，但是苏联习惯性的干涉行为本身，以及中共为避免与美国对抗而采取的灵活政策，都将不可避免地在两者之间引起矛盾。[14]然而，注意到刘少奇发表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公开批判了民族主义的倾向[15]之后，他们随即在12月的报告当中斩钉截铁地认为：“共产党与苏联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相同的政治组织、相同的战略战术，以及在目前相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从没有公开地偏离过苏联的轨道，从没有任何公开批评苏联的举动或表示，从没有表现出任何可能离开苏联转向美国的倾向。可以肯定，中国共产党曾经是并且现在还是苏联政策的工具。虽然共产党未必会成为（苏联的）一种完全可靠的工具，但很明显，至少到一个共产党控制的中国政府建立起来之际，几乎不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分裂，或苏联与中共发生分裂的可能性。”[16]
1949年4月间，多半是注意到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并且得到总统批准的NSC34／1和NSC41文件都反复强调注意利用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磨擦，以防止中国变成苏联附庸的问题[17]，他们对几个月前的说法也不能不稍稍做了一点修正，可是基调却并无多少改变。其说法是：中国人未必会全盘接受苏联人的经验，这难免会引起不快。而“考虑到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许多潜伏的冲突，如美援问题，控制周边地区问题，控制对其他远东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援助问题，苏联无疑均会对中共有所要求。虽然在中共党内会存在一些反对苏联控制的情况，但是这种反对要有作用，持不同政见的集团就必须从亲莫斯科领导人那里夺取统治机关，或者是领导人自己必须改变其对莫斯科的政策。除非有证据显示一种有效力的反对运动正在发展中，否则中共将会始终效忠于莫斯科。”[18]
随着中国在1949年春天以后迅速落入共产党人手中，美国政府所受到的国内外政治和舆论压力进一步加大。就在白宫被迫开始拟定对华政策白皮书，拿蒋介石来问罪之际，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新中国将义无反顾地倒向苏联，且不承认铁托式的第三条道路。[19]直到这时，艾奇逊等才不得不表示说：“共产党领导已断然放弃他们的中国传统，并已公开宣布他们追随外国势力俄国”了。[20]在此之后，情报局关于中共是莫斯科在亚洲的工具的看法逐渐为美国政府所接受。凯南奉命于6月间起草的《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文件，拖到12月终于在经过国务院和国防部两方面修改之后，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所通过。该文件的修改过程，显示了美国政府在共产党中国问题上，其政策从适度灵活，转向全面遏制的变化过程。[21]
（二）
在得到美国几十亿美元的各种形式的援助之后，蒋介石仍旧不能维持其统治，这件事给了美国人相当深刻的印象。美国政府所以不愿意继续援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一个关键性的原因，也正在于此。美苏冷战在全球范围的爆发，使美国必须把中国排在欧洲、中东，乃至于东南亚等其他地区之后[22]，因此，它已无力花费巨大的财力把蒋介石从泥沼中拖出来了。
但是，美国政府下决心撤出中国大陆，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正是因为它相信，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泥潭的中国大陆，对共产党也好不到哪里去。1948年9月7日，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主任乔治·F ·凯南关于《重新审查和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报告（其后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政策性文件）即明确提出，中国目前的局势是其内部因素所使然，美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拿自己的信誉和资源去赌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将被人口压力、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低下和不满与动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困扰，陷入社会动荡与专制统治交替的恶性循环。即使共产党掌权，中国也难以摆脱这一可悲的命运。[23]
然而，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大举出兵朝鲜，以及随着中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有力地援助了胡志明政权，再来讨论中共政权的稳固性，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情报局的报告在1951年1月固然注意到在中国大陆还存在一些和地方土匪混同在一起的反抗武装，但是它也十分肯定地指出：这些抵抗力量不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构成太大的威胁，中共不仅牢牢地控制着政权，试图按照共产主义的模式，根本改造这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而且它有能力在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的同时，继续保持对台湾、香港、印度支那及其南亚地区的政治压力，甚至能够同时采取行动。因此，联合国军加强在朝鲜的作战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可以减少中共政权战无不胜的自豪感，鼓舞中国内部的反对派，而且可以牵制住中共第一流的军队，以免这些军队被使用到其他地方去。[24]
在1950－1953年间情报局较有价值的中国形势评估的报告，是1952年9月10日提出的。在这份题为《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苏联的关系》的报告中，专家们的分析显示，他们固然缺少直接的情报资料做基础，但其对共产党中国的情况多少开始有了一些独立的见解。
这个时候，正是朝鲜战争僵持不下的时候。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在苏联援助下其军事装备和军兵种建设趋向现代化的情况，无疑使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向周边扩张的危险高度警觉。但正是在这个中苏关系空前热络的时节，情报局的报告却显得较为冷静，既注意到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也注意到他们在意识形态和眼前基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因而比较客观。具体说来，一方面，它相信“北平政权接受莫斯科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正在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苏联”；但另一方面它也看到，和其他受到莫斯科左右的共产党高层不同，中共的领导层空前的稳定和巩固，毛泽东的威望即使是莫斯科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对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依赖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保持独立自主的特性，他们不会为了苏联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它看到，苏联加强和扩大对共产党中国控制的努力，其党内在向中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问题上的争执，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中共控制和指导远东“解放运动”的努力，以及涉及到世界共产主义目标的远东共产主义目标适当与否的不同看法，特别是中共为实现其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的庞大计划的要求苏联未必能够满足，这些都可能会削弱中苏之间的团结。而另一方面，他们则断言：“在可以预见的时期里，上述因素还远不足抵消双方紧密的意识形态联系、为实现共同目标，特别是从远东地区消除西方影响继续共同奋斗等因素的作用。”故其“结论是，北平政权与东欧国家集团不同，并不直接和完全由克里姆林宫控制。中苏合作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接受莫斯科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消除西方在远东影响的目标的基础上的。这种关系由于对非共产主义日本的复活和美国在西太平洋权力的共同的敌视而进一步得到巩固。它还因苏联在远东需要一个盟友，而共产党中国需要苏联援助以训练和装备它的军队和发展它的经济，而得以增强。”[25]
《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苏联的关系》报告，严格说来仍旧属于政策性的粗线条的分析，与国务院等部门传统的报告并无两样，因而不足以反映情报局工作应有的情报细密扎实的特点。在这方面，1953年4月3日其《共产党的能力及其在朝鲜可能的行动》的报告，对此似乎有所注意。报告中多处运用了数字和图表，这多少表明其试图藉助于数据说话。但这样的图表不仅数量很少，而且也极不准确。它再度显示出情报局对共产党中国的情报工作还毫无基础。
报告关于中国军队地面兵力的统计，标明1951年7月为27万，1952年7月为68万，1953年3月为83万。事实上，中国军队入朝作战之初，即1950年底时的兵力就已经达到30万，1951年7月已经进一步达到77万。自1952年8月起，中国军队开始实行部队轮番入朝作战的方法，到1953年3月，其入朝作战部队更达到135万之多。[26]
报告关于中国、朝鲜和苏联参战空军飞机数量的统计，标明1951年7月战斗机400架，其他类型的飞机600架；1952年7月战斗机1300架，其他类型的飞机800架；1953年2月战斗机1400架，其他类型的飞机950架。事实上，1951年7月以前，中国方面尚无空军出战，主要空战均为苏联空军。苏联参战飞机1951年7月不过战斗机150架。1951年9月下旬，中国新建成的空军开始轮番加入空战，最初投入的战斗机数量为250架。加上朝鲜空军战斗机150架，1951年中苏朝三国参战的战斗机数量约为550余架。1952年夏天，中国空军开始独立执行空战任务，其参战的战斗机数量增加到450架，以后又增加一个空军师，战斗机数量达到500架。而直至战争结束，苏联和朝鲜的战斗机数量除了损失补充以外，并没有很大的增长。因而，情报局关于1952年7月和1953年7月中苏朝三方的战斗机达到1300架的数字颇值得怀疑。[27]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情报局这时在共产党中国的情报工作相当薄弱。对此，报告人其实也在多处主动说明，解释因缺少具体情报资料，故只能估计和推测。
严格说来，美国人在中国并不缺少情报资源和获得情报的相关渠道。这是因为，美国各部门自抗战以来就已经开始在中国各地部署各自的情报眼线，特别是国共内战和美苏冷战开始之后，这种部署在中国北方就更是成为一种必要。据1948年底中共在东北沈阳破获的一个美军安插在东北的情报网，可知自1947年初开始，美国国防部系统就已经开始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秘密发展自己的情报组织。[28]随着国共战场逐渐南移，美方在中国的情报工作部署重心亦随之向南发展。
除了美国自身组建的情报工作之外，美国还有两个极为方便的可利用的网络。一个是遍布在中国各地的美国传教士和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大量侨民，一个是国民党遍布在中国大陆的残余势力和同情分子，特别是那些有意部署潜伏下来有过一定训练的情报人员。仅从1949年5－12月七个月时间里上海一地就破获了各类特务案件417起，捕获特务分子1499名，缴获电台109部，就足以看出国民党留在中国大陆的特务情报网络之广泛。
但是，就中央情报局本身而言，自成立以来，在中国情报工作方面，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两种不幸。一是其组建的时机恰逢共产党夺取中国之际，它最初几年还不能完全适应和准确地定位自己的角色，何况其工作不仅不能以中国为重心，而且也没有任何可以接收的情报资源和网络。战略情报局虽然部分可以算是它的前身，但该局相当部分成员转入到国务院系统工作，留下来的工作人员多半也只是参预过帮助国民党人的工作，而国民党却仓皇地撤出了大陆。二是当其开始确定了自己的任务，开始有余力和需要来关注中国的情报之后，它恰好遭遇了共产党中国发动的大规模的“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该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清除国民党及外国帝国主义国家安插在大陆的特务分子和情报人员。这场运动导致70万特务情报分子、原国民党骨干分子和各地黑社会及土匪中的重要分子被杀，另外被关被管制者更在200万以上。与此同时，伴随着与联合国军开战，和美国宣布冻结共产党中国的资产，并实施禁运政策，中国政府亦毫不含糊地乘机开始了“打扫干净房子”[29]的策略，大批清洗和驱逐西方国家留在中国大陆的各种人等。如此一来，原本就缺少情报工作基础的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情报工作自然成了一片空白。
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又没有后来空中侦察（如U －2飞机和卫星）的技术条件，情报局报告评估的可靠性和预测的准确度当然要大打折扣，其影响力自然也不会高。多半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美国政府1953年批准通过的，明确主张根本取代中共政权的NSC166号文件，即《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文件中，几乎看不到情报局这一阶段报告中那种较为客观和冷静的描述的影响。[30]
（三）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印度支那战争也因日内瓦会议而告一段落，以及共产党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情报局对中国的评估和预测对共产党领导中国的能力已不再有任何疑问。报告中充满了肯定的言辞。其基本看法是：“自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取得权力之后，在苏联的支持下，他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共产党人在广大人口中进行了一场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他们基本上清除了有效的反对势力。他们极大地恢复了的经济，并建立起对国家经济的控制。”尽管他们在实现自己野心勃勃的目标的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严重的困难，但是，共产党已经成功地赢得了来自公众的支持，年轻人对共产党政权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因此共产党能够应付它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即使毛泽东去世，其向着预定目标前行的过程也不会中止。“共产党中国政权会继续巩固其政治地位，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得到增强，到1957年在世界事务中将会比现在更具实力”。[31]
但是，就整个报告而言，仍旧表现着情报局对共产党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情况的生疏和隔膜。最典型的像报告所列表说明的共产党党和政府组织情况，就明显地存在着不应有的遗漏和错误。比如，它在政治局一栏中遗漏了康生；中央人民政府误写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各地方中央局领导人华北局刘澜涛误认为薄一波，华东局饶漱石误认为谭震林，中南局林彪误认为叶剑英，西南局邓小平误认为贺龙，西北局彭德怀误认为马明方；行政区行政委员会中华中行政委员会误写成中南行政委员会，如此等等。[32]
就在情报局1954年的这份报告形成的几个月前，共产党中国刚刚发生了一件相当引人注目的党内斗争的严重事件，即所谓高（岗）饶（漱石）事件。这件事情的结果是，身为国家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自杀，饶漱石被开除出党，两人身边的众多干部被整肃，整个事件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罪名是意图分裂党。情报局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有关这一事件内情的情报，报告显然没有注意到中共党内人事变动所透露出来的种种异常迹象，也不能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它虽然注意中共中央年初为此发出的重要决议，但同美国军方在朝鲜战争期间一度把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彭德怀误认为是林彪一样，它也想当然地认为中共党内正在发生的这种竞争，应当来自于党和行政机关负责人之间，即理应是刘少奇与周恩来之间的问题。报告明确讲：“中国领导层是由党的精英分子凝聚而成的。自从1921年创立以来，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是由那些有着共同的革命和战争经历的分子紧密结合的。但是，在任何组织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会有权力上的竞争。像1954年2月党的声明，即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党的团结问题存在危险的警告，就指出存在着分歧与竞争，并且暗示在党内存在着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不健康的小集团。没有可靠的证据显示在高层集团内部明显地组织起了派别组织。在过去16年里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清洗。”[33]
与此前的报告相比，情报局的这份报告开始高度关注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状况。但很不幸的是，情报局由于无法获取重要的情报信息，因而其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同样没有可能很具体准确。因为，经过了将近两年时间，它连从1952年就已经开始实施的中共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内容都无从了解。它所知道仅仅是，五年计划完成后，1957年国家经济生产的总量，将超1952年20－25％。几乎有关中国经济状况及其到1957年计划完成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等等，报告都是凭藉这一极其粗略的数字推导和分析出来的。其分析固然有一定的逻辑力量，并在总体上不失正确[34]，但是，如同情报局此前的其他报告一样，这个时候情报局的报告在许多问题上还是含混其辞，模棱两可，它们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似乎还是起不到重要的参考作用。随着这一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成功地促使印度支那交战各方实现停战，从而在外交上赢得极大的影响，进而又发生炮击金门，向保护台湾的美国示威的举动，这些都促使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上进一步发生激烈的争论。最后，这一年12月通过的NSC5429号文件继续了强硬的对华政策路线。唯一值得注意是，在这一强硬路线最终形成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曾两度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对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灵活性，表示过不安。[35]当然，这里面情报局相对客观的报告是否对艾森豪威尔这时的态度曾经有所触动，尚不得而知。
情报局1956年1月的报告重申了1954年报告的许多观点。显然，即便它注意到1954年中共党内出现的问题并非刘、周之间的权力争夺，而是高岗和饶漱石遭到整肃，它也丝毫不怀疑中共自身及其政权的稳固性，继续坚持相信中共的统治不会因为个别人的变动而发生动摇。报告并且相信，中共不仅在政治上继续稳步前行，而且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也相当顺利，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主要目标都将会成功实现。尽管报告相信中国在钢铁、汽车、石油和粮食产量方面未必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但它已经不再怀疑苏联东欧集团与共产党中国共存共生的能力了。它明确表示，苏联东欧能够基本上满足共产党中国在这些方面的需要。因此，尽管对中苏之间关系问题，报告一如既往地讲得模棱两可，但它却第一次委婉地提出，依照目前中共与苏联关系的情况，不能排除苏联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设备和技术的可能性。一旦苏联提供了它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核研究能力的中国，就可能在短时期内拥有使用核武器的能力。换言之，报告并不绝对排除出现这样一种可能性。
当然，报告提到了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它就会像自己过去的报告以及这个时候杜勒斯国务卿那样，简单地把中国的强大与对周边乃至于世界和平的威胁联系在一起。恰恰相反，报告相信，正是由于中苏联盟的稳固和可以利用苏联东欧集团的物资满足自己的需要，北平极大地减少了对非共产党国家的恐惧，从而推动了中国外交的灵活性。中国1954年推动印度支那停战，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的熟练外交手法，以及与美国建立大使内级外交接触等等，“都极大地扩大了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和威望”。这种情况甚至导致自由世界中要求与中国进行贸易和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呼声，对美国政府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36]
从情报局1956年1月的这份报告来看，它虽然依旧坦白承认在许多问题上缺少直接的和可靠的情报资料，只能凭藉推测和分析来进行评估与预测，但报告的看法似乎更注意客观和准确性了。包括在一些不能做出确切说明的地方，报告明显地吸取了1954年报告错判刘、周冲突的教训，往往都格外小心谨慎，以至不惜使用“似乎”“好象”之类非常不确定的字眼儿。这种情况或多或少显示了报告人的较为认真的工作态度。 总体而言，自从1948年情报局开始就中国问题提出自己的评估和预测以来，其虽然始终缺少直接的情报支撑，一度也曾表现得随意性较大，但随着这一工作的制度化，报告的起草者已渐渐从对共产党中国较为生疏隔膜，变得越来越熟悉起来。其评估和预测虽然因为这一时期侦察手段的单一和欠缺而未必准确，但其评估自1952－1956年还是基本上保持了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这使得情报局的报告和杜勒斯担任国务卿期间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强硬态度，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1]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1945-1949，Earnest R.May ，J.B.Lippincott Company ，Philadlphia，1975.
[2]OSS in China，Maochun Yu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pp.423-443.书中详细描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情报工作的困难状况和美国当时各种情报部门相互制肘所造成的影响。
[3]中央情报局的成立，是依据美国这时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其最初被规定的任务主要只是协调外交和军方的情报工作。
[4]见ORE27－48：Possible Developments in China ，11/19/1948，The ChinaNIE Declassification Project，1948-1976.
[5]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75页。
[6]同上引注，并见ORE77－48：Chinese Communist Capabilities for Control AllChina ，12/10/1948，The China NIE Declassification Project.
[7]驻上海总领事（卡波特）致远东司长（巴特沃思）信，1948年12月30日，Foreign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8，7，pp.707-718.
[8]ORE29－49：Prospects for Soviet Control of a Communisit China ，04/15/1949，The China NIE Declassification Project.
[9]ORE45-49：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China ，06/16/1949，The China NIEDeclassification Project.
[10]司徒雷登致国务卿，1949年6月6日，《被遗忘的大使》，第300页。
[11]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August 5，1948，attachedto NSC22/1，NSC Records，RG273，N.A.
[12]前引驻上海总领事（卡波特）致远东司长（巴特沃思）信。类似的观点还可见于抗战期间与中共交往较多的美国年轻外交官谢伟思、戴维斯等人的相关报告，以及Nancy BernkopfTucker在其Parrerns in the Dust：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Controversy ，1949-1950一书第二章里引述的诸多文件。
[13]埃德加·斯诺：《中国会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吗？》，《密勒氏评论报》1949年4月19日。
[14]ORE27－48：Possible Developments in China ，11/19/1948.
[15]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
[16]ORE77－48：Chinese Communist Capabilities for Control All China ，12/10/1948.
[17]NSC34／1，U.S.Policy Toward China ，FRUS ，1949，Vol.9，pp.474-475；NSC41，U.S.Policy Regarding Trade Wjth China ，February 28，1949，FRUS ，1949，Vol.9，pp.826-834.
[18]ORE29－49：Prospects for Soviet Control of a Communisit China ，04/15/1949.
[19]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478页。
[20]转见Nancy Bernkopf Tucker 前引书，第33页。
[21]PPS51，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March 29，1949，The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Planning Staff Paper，1949III ，N.Y.Garland PublishingInc.1983，pp.32-58；NSC48/1，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to Asia ，December 23，1949，FRUS ，1949，Vol.7，pp.1215-1220；NSC48/2，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December 30，1949，Documents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1947-1977，Microfilm，University Publicationsof America，1980.
[22]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49年7月1日正式通过的第51号文件《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首次把东南亚视为中国陷落后“从日本向南伸展到印度半岛这一遏制线上的致命环节”，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安全，完全取决于能否保住东南亚。
[23]To Review and Defin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September 7，1948，FRUS ，1948，Vol.8，pp.146-155.
[24]NIE10，Communist China ，01/171951，The China NIE Declassification Project，1948-1976.
[25]NIE58，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and the USSR ：TheirPresent Character and Probable Future Course，The China NIE Declassification Project，1948-1976.
[26]NIE80，Communist Capabilities and Probable Courses of Action in Korea，The China NIE Declassification Project，1948-1976；《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工作总结》（1952年12月）；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第120，139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另外，情报局报告关于朝鲜军队兵力数字的统计也与实际数字差距甚大。
[27]《抗美援朝战史》，第140，159页；徐焰前引书，第201－205页；乔恩·哈利迪：《朝鲜空战－苏联方面的故事》，《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北京，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1996年编印，第212－228页。
[28]《中共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8年12月12日）。内称“破获之美特案件为三件，共六人。伯彦苍（内蒙人）案于戌皓逮捕，起出电台两部，电报密码十本。佐佐木（日人）、曹承德、肖耀庭、崔建案于戌梗逮捕，起出电台两部。此两案皆受美军驻华联络局领导。吴人杰、（中英混血儿）案于戌马逮捕，起出电台一部，电报密码本六本。吴受沈阳美国领事馆领导。经初步审讯，均先后承认。”所附各犯口供，亦具体交待了被美军或美领馆人员发展为情报人员，分别受命刺探外蒙与苏联情报、调查解放区内苏军及朝鲜军队情况，在内蒙古以及沈阳、长春、四平、锦州、通辽、郑家屯、王爷庙等处设立工作站等具体过程。
[29]毛泽东在1949年初明确提出了对西方国家外交的三大原则，即第一，坚持“一边倒”；第二，坚持“另起炉灶”；第三，坚持“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一边倒”是指在国际事务及基本的建国方针上，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苏联一边，向苏联看齐。“另起炉灶”是指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必须在废除一切旧的条约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是指不急于和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先彻底清理内部，扫除一切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及影响之后，再考虑建交问题。
[30]NSC166，U.S.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October 19，1953，FRUS，1952-1954，Vol.14，pp.278-282.
[31]NIE13－54，Communist China Power Potential Through 1957，06/03/1954TheChina NIE Declassification Project，1948-1976.
[32]同上引注。
[33]同上引注。
[34]比如报告中所提到的中国耕地面积少，人口过多，农民缺少新技术和必要的投资，私人占有规模过小，机械使用受到严重限制，以致人均生产水平乃至于消费水平过低，都制约着城市和工业的发展等等，原则上都可以成立，但具体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实施和实现过程中主观愿望和现实条件之间的问题，报告因为不了解计划的内容，因而几乎完全不曾涉及。
[35]参见FRUS，1952－1954，Vol.14，p.973，1005.
[36]NIE13-56，Chinese Communist Capabilities and Probable Courses of ActionThrough 1960，01/05/1956，The China NIE Declassification Project ，1948-1976. | 
发表于 2006-7-11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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