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1919年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到1949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要活动时间大约是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几乎所有活动都与政治相关。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最后成为了职业政治家。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已不再是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应该说主要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左翼知识分子因为主要有政党背景，再作为知识分子来评价就不恰当了，他们主要是革命者。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曾参加过政党活动，也有进入政府的，但这些人基本不认同暴力革命。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构成中，留学人员成为这个群体的主要来源。那时知识分子在谈论国是的时候，一般都出以公心，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自己对社会进步和世界大势的理解来向社会发言。用现代西方社会的界定概念，他们可以称为“公共知识分子”。
《独立评论》与《观察》
在文人议政方面，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形成了独立的传统，他们通常选择价值中立的态度，不依傍任何党派，总是以公正的立场为大众说话。
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的时候，在创刊“引言”中曾说：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我们叫这刊物作《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到了储安平这一代人，他们走的也是胡适的路。四十年代中期，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时也说，“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
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
文人议政的典型方式是当时《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星期论文”是一个以学者为主要撰稿人的专栏，这样的专栏，如果没有一个学界领袖来出力，是很难办好的。胡适在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星期论文”虽然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的专栏，左中右三方面的学者都有文章发表，但整体上看，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为主的，特别是前期，可以说主要是胡适《独立评论》集团的作者。
“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它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和基本立场，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
“报人集团”与《大公报》
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在中国社会进步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甚至学者，或者说作家和学者正是通过他们与社会发生关系，这是由他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
这个集团有晚清的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再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经过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为“报人集团”成员时，他们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感受是相同的，在把报业作为一种健全舆论活动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意义上，他们的努力永远为后人景仰。这个“报人集团”一般都经历过为强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动，在危难中选择报人的职业，他们很少有人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自己作为公正舆论的代表，他们几乎都有与官方抗争的经历，都有自己报纸被查封的历史。
中国报纸有文人议政传统，它的发生机制是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报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担着社会进步的责任，这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凡走进这个行业的人，天然就有了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要以言论来促进国家进步的原因。
《大公报》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实践，虽然早期《大公报》三巨头都是留日的学生，但他们在新闻理念和政治哲学方面，却是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他们在接手《大公报》以后，就立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这很不容易，体现了他们对独立言论的期待。
《大公报》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认为，大公报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勇气，源于公共空间和制度保障
在这三十年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自己发言的勇气和阵地。他们的幸运在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里，还有公共空间，如大学、报馆和相应的一些社团。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公共空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才能在短时间内成长起来。
那时暗杀过新闻记者，如林白水、邵飘萍和史量才，查封报纸和杂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构成这些民间活动的主要法律保障始终存在，所以才出现了许多独立的报纸杂志如《申报》《大公报》和《国闻周报》《观察》周刊等，同时有大批名报人出现，民间社会的生机还是很旺盛的，私人可以办大学，而且办成了名校，如南开大学。教会也可以办大学，同样也办成了名校，如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等等。在国家之外，社会的力量随处可见。
可以这么说，1949年以前，政府和知识精英的关系，大体还是平衡的，有冲突，但总体是合作。这个关系一般说来是由政府决定的。看当时北大校长的人选就是一个例子。
民国以后，严复做了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他以后的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果北大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命脉，那这个命脉基本保存在他们手里。在政府眼中，他们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先锋。
到了胡适他们发挥主要作用的时候，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府眼里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国民政府面临困境的时候，1946年，胡适又做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在他没有从美国回来前，由傅斯年代理。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后做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这是他们与政府关系的一个缩影。
马寅初是1949年后的首任北大校长，但政府却不容忍他的一个学术观点。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到了他这里大体结束了。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他们曾经生活的时代里，大体可以说是居于社会的主流地位。因为社会有政府和民间两个空间，知识分子的回旋余地很大，他们基本没有恐惧感。勇气和道德相关，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不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气质。 《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17期 | 
发表于 2006-7-12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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