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以色列从一九五○年六月开始建交谈判，却拖到一九九二年一月才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建交时间拖延长达40多年。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国际关系史上罕有的情况？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公众首次有机会了解中以迟迟建交的内幕。
以色列最先在中东承认新中国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自古有着友好的交往，古代许多犹太人在中国安居乐业，有的还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做过官。两个民族曾经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在世界上备受欺凌，特别是惨遭纳粹疯狂屠杀，当时有犹太难民逃亡到中国，他们受到的是中国人民的善待和热情帮助。犹太移民到了中国，也将中国当作自己的家园积极建设。这种历史造就的感情纽带，是中以关系发展不可忽视的一股动力。
以色列国于一九四八年五月成立，包括新华社和《冀中导报》等中国共产党的通讯社和报纸在内的中国舆论界普遍表示欢迎。同样，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时，以色列也表示热烈欢迎，并于一九五○年一月九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对此，周恩来总理复电表示感谢，鉴于以色列与中国前国民党政权没有关系，因此中以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两国建立邦交的双边问题。于是，一九五○年六月，两国在莫斯科开始举行建交谈判。同年九月，以色列代表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所有机构中的合法席位。另一方面，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数千名犹太人离开中国回迁以色列。
朝鲜战争使中以建交受阻
中以双边关系不断升温，两国建交的前景十分看好。但不久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使两国建交谈判形势发生逆转。两国在莫斯科开始建交谈判后不久，以色列外交部就指示其驻苏联代表：在远东局势发展未明朗前，不再与中国就建交问题采取任何具体步骤。
一九五一年二月，美国策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指责中国“侵略”的决议。在美国的压力下，追随美国的以色列政府停止了与中国就建交问题进行的接触和谈判。这样，中以两国失去了建立外交关系的一次良机，其根源在于美国敌视中国，直接责任则在屈服于美国压力的以色列政府。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趋向缓和，中以建交又迎来新的机会。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与以色列驻缅甸大使戴维·哈科亨开始就建交问题进行接触。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会见了哈科亨，并邀请他访问中国。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二十四日，哈科亨率以色列贸易代表团访华，他和随团的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与当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亚非司司长黄华讨论了建交问题，甚至谈到未来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馆址和如何处理上海犹太人的财产问题。
然而，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以色列一些政界要人对以中建交持消极态度。当时阻挠中以建交的主要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阿巴·埃班等人。在此情况下，哈科亨不敢对建交作任何承诺，只是邀请中国方面也派一个代表团回访以色列。这样，中以建交谈判再遭挫折。
万隆会议改变中国对以色列立场
一九五五年四月，万隆会议召开。会议公报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从而使以色列在亚非世界陷入了孤立境地。以色列一看着了慌，于四月二十九日匆忙通知中国方面，表示它 “决定在近期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七月，以色列驻苏联大使又以私人身份访华，企图游说中方与以色列建交，但中国方面则回避与以方讨论在近期内建交问题。
万隆会议后，中国政府决定对中东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将重点转移到发展与阿拉伯的关系这一方面来，于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迅速发展。从一九五六年五月到九月，中国先后与埃及、叙利亚和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不过，直到此时，中国仍未放弃发展中以关系的愿望。周恩来总理当时表示，我们不应与一方建立友好关系而排斥另一方。
但是一九五六年十月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鉴于以色列对这场危机的立场，中国谴责以色列是“帝国主义在中东侵略政策的工具”。从此，中以关系进入了20年漫长的冻结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关系不断发展和加强，坚决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以色列为与中国早日建立外交关系，一直不同中国发生口角，还始终保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坚持不与台湾当局发生政治、官方关系，坚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以，尽管在中以关系完全冻结的情况下，两国就双边关系本身而言，并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
中以建交主动权始终在中国手里
从一九五五年四月起，以色列对同中国建交再没有发生过动摇，中以建交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实际上一直掌握在中国手里。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和解，阿以关系出现一些积极变化，中以关系逐渐缓和，中国开始“微调”对以政策。但以色列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严重对立依然存在，考虑到众多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及在台湾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政治、外交支持以及中国与广大阿拉伯国家富有成效的经贸合作（如当时中阿年贸易额已达到十几亿美元，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劳务人员已有数万之众），中国不希望因发展对以关系而失去阿拉伯世界。中国选择了以小步走的方式改善和发展同以色列关系。
一九七七年后，中国开始调整对以政策，逐步恢复与以关系。
首先是为解冻中以关系作舆论准备。这一时期，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扩张政策”的提法从中国的报刊上逐渐消失了。一九七七年十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中国的媒体明确支持阿以和解，支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中东问题。中国方面表示这一立场是20年来的第一次。
一九七八年，中国首次表示“以色列必须撤出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大部分地区”，而未强调撤出全部被占领土，这个改变在以色列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
一九八○年七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三原则，其中一条的内容是“中东各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这实际上表示中国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
一九八八年九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提出中国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强调支持各方对话、巴以相互承认及阿拉伯与犹太两个民族和平共处，指出以色列必须撤出被占领土，同时也指出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障，这比一九八○年的三条又前进了一步。
其次是中国放手与以色列发展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民间交流与合作，科技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取得明显成效。一九八九年，中国允许持以色列护照的人入境，此后来华旅游的以色列人日益增多。
第三是中以双方的官方接触逐步升级。从一九八七年三月至六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朱应鹿等官员先后在纽约和瑞士分别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塔米尔和以外长政策顾问诺维克，就发展两国关系和提高会晤级别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同年九月三十日，吴学谦外长在纽约会见了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如此高级别的会晤，是两国关系史上的第一次。一九八九年一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以色列新任外长阿伦斯在巴黎会晤，提出了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保持接触，作为双方联系的渠道。
一九八九年八月中国国际旅行总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成立。次年六月，以色列科学和人文学院驻北京联络处成立。这标志着两国关系不但已经恢复，而且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九九一年三月，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摩哈夫秘密访华，同年五月，中国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王昌义秘密访以，双方商定将两处提高到半官方地位。
中东和会召开，中以建交水到渠成
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日，中东和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这是自一九七八年“戴维营协议”签署以来中东和平进程中出现的一次重大突破。
中东和会的召开为中以加速建交进程提供了大好契机，阿以冲突各方坐到一起举行面对面的谈判，中东以和平途径解决争端有望，中以发展两国关系少了许多牵制。另外，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参与中东和平进程，中以关系本身必须实现正常化，中以建交在新形势下显得顺理成章。
当时分析阿拉伯国家对其他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心理承受能力有所增强，中以建交不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应。还有，鉴于美国政界有一个相当有影响的犹太院外集团，若中以实现建交，将有利于我做该集团的友好工作，从而促进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国驻中东地区有关国家的使节齐聚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大家一致认为，与以色列建交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访问以色列，就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以方进行了商谈，并达成协议草案。一九九二年一月，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访华，于一月二十四日与中方正式签署建交联合公报，两国终于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作者曾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政务参赞、驻莱索托大使和驻纳米比亚大使）
| 
发表于 2006-7-13 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