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初的一天，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问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俞大维：“你们要不要派人去美国学造原子弹呢？”经报告蒋介石同意，一个在军政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主持下的“原子弹计划”秘密激活了……
一九九二年春天，三位著名物理学家在北京相聚，他们是来自台湾的吴大猷，来自美国的李政道和身在北京的朱光亚。那年，吴老已八十高龄，作为他的学生，李政道和朱光亚也年近古稀。吴大猷和朱光亚是分别42年后首次见面，三人相聚激动不已，更勾起一段难以忘却的往事。
初露端倪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当时是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一九四六年初某天，在重庆的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与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俞大维见面，魏对俞说：“你们要不要派人去美国学造原子弹呢？”此前，俞大维已在中美联合参谋部见到一份有关美国研制原子弹过程的文件，他当然十分希望中国有这样的机会。于是，立即向蒋介石报告。正忙于抗战后接收和内战部置的蒋介石听后，用他的宁波腔轻轻地说：“这个事就由你和辞修（即陈诚）去办好了。”
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一个在军政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主持下的“原子弹计划”，秘密地激活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的南京，气温骤升，“原子弹计划”也紧锣密鼓地展开。身为弹道学家的俞大维实际主持着这项工作。军政部改组为国防部后成立了专门主管武器研究开发的第六厅，厅长钱昌祚着手筹划铀的提炼。物理学家吴有训、赵忠尧等在中央研院准备进行铀矿含量测定的工作。中央研究院院长兼教育部长朱家骅本人是地质学家，他为此找到了所需的某些设备。
六月三十日，太平洋的比基尼岛上升起了一束蘑菇云，美国正在这里进行新的原子弹试验。赵忠尧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实地观察了这场试验。试验结束后，在美国的赵忠尧突然接到中国驻美使馆的秘密通知，请他设法购置原子核研究设备，并汇来12万美金。通过个人关系并多方奔走，赵忠尧终于订购了一台电子加速器。
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电机学家顾毓琇，也为此事奔忙。他于一九四六年初去日本与物理学家仁科芳雄及汤川秀树等会面时，就想向日方索取原子能研究设备，作为对中国的战争赔偿。可惜仁科芳雄原本拥有这些设备，已被美国占领军拆毁沉入海中，愿望落了空。
八月，顾毓琇到美国拜访了著名科学家E ．劳伦斯。这位曾参与原子弹研制的大师，时任加州大学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当即表示愿意协助中国建造加速器，大学校方也承诺资助研究费用。心中欣喜的顾毓琇写信回国给蒋介石，信中希望蒋“高瞻远瞩，赐准制造原子试验器，为国家民族树立科学救国、国防救国第一百年之基。”
蒋介石特批调拨50万美金作为原子弹研究经费，有关筹备工作似乎都在顺利进行。
选拔英才
当时中国工业雕零、科技落后，有人认为这个计划只不过是虚幻的梦想。也有人认为，中国科学家最善于在困难中创业，只要借助一定的的条件，选拔好人才，是有希望的。
人们想起严济慈在抗日战争中的业绩。这位早年留学法国，曾工作于居里夫人实验室和戈登实验室的科学家，在日本飞机空袭威胁下的昆明，仅靠简陋的工场，研制出1,500倍显微镜500架，以及步兵用的五角测距镜和无线电通讯用的压电水晶振荡器等，开拓了中国第一批自己制造的光学仪器。为此，他获得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局内人热切希望参与“原子弹计划”的科学家，能发扬这种奋斗精神。
负责选拔人才去美国学习的俞大维先找到化学家曾昭伦商量。曾昭伦随即约见物理学家吴大猷和数学家华罗庚，请他们予以协助。
八月的重庆，炎热似火。陈诚和俞大维以国防部首长身份，邀请西南联大的这三位专家由昆明到此密商大计。他们迅速拟订了一份计划书，并建议从西南联大选拔几位数理化方面的青年精英赴美考察和学习。于是，华罗庚选拔了孙本旺，吴大猷选拔了朱光亚和李政道，曾昭伦选拔了唐敖庆和王瑞?。
这几位青年都是当时已显露才华的杰出苗子。他们不仅有学问，而且经历了住茅屋、吃糙米的战时艰苦磨炼。此时，正怀着抗战胜利的喜悦和振兴民族的抱负，准备做一番事业。其中朱光亚在内战已经爆发的形势下，不情愿为国民党效劳，有所迟疑。但考虑国家长远发展的前景和得到兄长的鼓励之后，决定成行。
梦想破灭
一九四六年初秋，华罗庚带领着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等人以及吴大猷夫人阮冠世女士从上海登船启程赴美国。九月，他们一行在旧金山登岸。接着，因事绕道英国而来的吴大猷也抵达，吴立即去找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P.F.Bacher博士，两人曾是同窗学友。吴与这位美国科学家商谈了关于协助中国建立研制原子弹机构的可能性。华罗庚则带着朱光亚等人去普林斯顿大学和已在美国的曾昭伦会面，准备安排他们去考察和进修。
世界风云变幻，这时美苏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美国正严防原子弹秘密落入苏联手中。而对于盟友，美国为保持其垄断地位，也不希望这些国家拥有原子武器。
满怀希望的中国学子遇到了睛天霹雳，美国政府宣布规定，一切与研制原子弹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工厂，都不准外国人进入。尽管一些美国科学家乐意帮助他们，也无济于事。曾昭伦无奈而痛心地对这几位青年学子说：“你们各奔前程吧！”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也中止了先前已批准的有关研究经费。“原子弹计划”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在美国“各奔前程”之后，先光亚和李政道一起进入了他们的老师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朱光亚当上研究生，在年青的物理学家M.L.Wieden Beck副教授指导下，攻读实验核物理。当年被派去美国的几个学子中，只有他仍然选择了从事与原子弹有关的研究。
尽管美国向这几位专门前来学习研制原子弹的中国学子关闭了大门，但是阻止不了中国人在各个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的探索。那时，在美国和欧洲都有中国留学生在默默地耕耘。在美国，他们当中有正在密执安大学攻读的张文裕和王承书；有深造于耶鲁大学的陈能宽；有就读于印第安纳州普都大学的邓稼先；有在英国的程开甲等等。除了这些留学生之外，还有已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如钱三强和何泽慧正在法国进行核震变新现象研究；杨承宗也在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指导下做着研究工作；还有正于德国从事研究的彭桓武，他与王淦昌、郭永怀后来被称为“三位巨匠”。
这里所以列举这些人的名字，因为数十年后，当新中国已成为核子大国的时候，在发展核科学（包括核武器）的功臣榜上，他们都名列其中。可以说，当旧中国的原子弹梦想破灭之后，这些科学精英正是未来新中国核子科学技术的宝贵种子。
走向新中国
转眼到了一九四九年除夕，在美国东部密执安州安亚堡的一栋房子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不时传出唱机播放的歌曲《嘉陵江上》和《我等你到天明》，接着，大家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还高唱刚刚学会的《民主进行曲》：
看我们，我们胜利的旗帜迎风飘扬，
看灿烂的太阳升在东方。
……
嘿，可爱的祖国，从今要打碎封建枷锁。
嘿，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家。
那时，新中国刚刚诞生，神州大地换了人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正思考并谈论着回国的问题。
当年的留美学生有着各种不同的背景和追求，白先勇笔下那《最后的贵族》描述了他们当中另一群的境况。而正在聚会的这一群，则选择走向新中国。
一九五○年初，数十名留美学生一齐启程回国，他们在驶往香港的轮船上，联名发表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呼吁大家回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封信的发起人正是朱光亚，这位曾被派去学造原子弹的青年学子。随后数年间，一个接一个的中国学子，从美国、英国、法国等地走向新中国。
这些人回国的历程并非都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之后，他们往往要冲破各种阻挠。张文裕和王承书克服重重障碍准备离美返国之时，一位美国科学界朋友对他俩说：“联邦调查局为甚么不让你们回国？因为你们本身就是潜在的原子弹制造者。”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当年的这些“海归派”之中，多数人都走进了大学或科研机构。就是有那么一批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消声匿迹”，他们到那里去了？邓稼先“神秘失踪”之后，他在美国的一位老友敏感地预测到：“中国快有原子弹了。”
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已取得关键性的突破。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会上，朱光亚汇报了关于原子弹设计、制造和试验的具体计划。散会时，周总理握着朱光亚的手说：“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努力！”此时的朱光亚联想起一九四六年的那场梦幻，百感交集，他下决心一定要为中国造出原子弹来。
随着千军万马奔赴一望无垠的大草原，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人、战士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拚搏着，奋斗着。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两道强光闪过，浩瀚的戈壁滩上升起了蘑菇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全球为之震动。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公开表示，他“并未感到震惊”。至于他的真正心态，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会想起18年前的原子弹的主角之中，正有当年他的政府派去美国未能如愿的学子？时过境迁，数十年后，朱光亚作为中国核事业特别是核武器事业的元勋，已举世皆知。年迈的李政道说了一段幽默的话：“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只有光亚是派对了，他回国来是做原子弹了，选我是错了。”
原子弹之梦在旧中国的破灭和在新中国的实现，都写进了历史。今日的中国，不仅有了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而且在核弹头小型化方面，取得了实际成果。在核能的和平利用上，也大步向前发展。当年的开拓者创下的业绩，后继有人，现在已造就了第三代至第四代的接班人，他们正支撑起祖国的核事业，沿着自立创新的道路向前发展！
| 
发表于 2006-7-13 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