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留在大陆之推想
我觉得，与其说陈寅恪孤僻，莫若说他孤傲。就特定的学术领域而言，陈寅恪的成就至今无人匹敌。摆下性格不谈，仅此就非能用常人尺度考量。说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如何如何地滞留大陆，以此推断陈寅恪，我觉得同样这个道理并不能解释：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如何如何地屈服了，为什么陈寅恪却能依旧固守在孤独中。我相信，陈寅恪有自己的道理，也有自己的判断。其实，真问题不是陈寅恪的道理或者判断，而是致成这个道理和判断的因由。
陈寅恪祖父是陈宝箴，舅父是俞明震，用俞大维怀念陈寅恪文中归纳来说：“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但陈、俞两家还是甚微不同，陈家似乎不党，文人狷客地独往独来；而俞家则横跨过去百年的两党历史，在政治敌手间盘根错节尽结姻亲。从这点来看，俞家有多么个色，陈家也就有多么不同。陈寅恪的独特，在底色上可以察觉出自其家族文化的背景。陈寅恪远离政治，并非仅仅出自文人的一般气质，更有文化传承上的理解与价值判断。
若以上述为依据，陈寅恪的“留”，大约和“以不变应万变”的道理相符合。或者说，“留”是一种“不选择”的姿态，而“去”，显然是一种政治选择。说陈寅恪远离政治是出自价值判断，就是觉得，陈家的官宦背景使得他有资格鄙夷权力政治，对充满暴力和仇恨的现实政治持以唾弃。除了去台湾的选择外，陈寅恪还有去海外，比如德国、美国等地方的条件，而且他也熟悉那里，其实自己也成全在那里。陈寅恪还是留在大陆，留在大陆，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办。
有人提及，在提名学部委员的时候，毛泽东曾亲自圈定陈寅恪，似乎以此证明领袖对异在知识分子的关怀。可实际上很少人注意到，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来看，陈寅恪还应当是毛泽东的师长，甚至是毛泽东父辈的长者，只是陈寅恪出道极早，年龄稍长毛泽东三岁。杨昌济，陈寅恪在日本留学时的弘文学校同窗，是毛泽东的老师和老丈人。陈寅恪的兄长陈衡恪则在1913年的时候，与杨昌济同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而后又同在北京供职，相互间往来甚密。1920年初杨昌济在北京故去时，陈衡恪与毛泽东都参与了后事操办。
时至1949年，毛泽东的另一个老师黎锦熙可以佐证这段历史，黎锦熙与陈寅恪同为语言文字大家，相互也长期往来。黎锦熙特殊的身份，不仅使得毛泽东会知晓陈寅恪，也当会使得陈寅恪知晓毛泽东。毛泽东对陈寅恪施以怀柔的关注是有背景的，这点似乎无需做推腹之猜想；而陈寅恪漠然乃至拒绝毛泽东的关照，毫无惊宠之态，无疑比别人的历史性领会多许背景色的洞见。没有这样的自持，在很多人诚惶诚恐地弯曲下去的时候，很难想象陈寅恪在岭南的藤椅上恣意坐出自己的傲慢。
陈寅恪似乎还不止于此，他曾经向他的学生石泉说过的一段故事：“有一天晚上在一家华侨开的饭店里，我无意中和周恩来还有曹谷冰等3人相遇，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很雄辩，曹等3人都说不过他恼羞成怒，动手就打，竟同时连我一起打。我们一同退入老板娘的房间，从里面锁上门。直到曹等走后才出来。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听他们辩论。”。这大约是1922年在德国时候的事情。那一年，周恩来刚刚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陈寅恪说话的语气看，陈寅恪和周恩来还不算生疏，甚至可以觉得出，那时候的陈寅恪生活和情性很开放，随和友善。这段历史的衬托下，1949年以后，周恩来能给予特殊礼遇，在陈寅恪的感觉上，也许只是今非昔比的旧谊。
比照陈寅恪，黎锦熙的胞弟，通俗歌曲家黎锦晖也没有受到特别的政治麻烦，而他谱曲的歌，那个时代在大陆已经绝迹，鄙以靡靡之音被禁止、被唾弃。但陈寅恪和其他人不一样，丝毫没有表现出顺从或自责，而是固守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1922年的柏林，朱德也去到那里，陈寅恪见到过朱德的可能性非常大。陈寅恪还应当认识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这些前后赴日的留学生。如果以其兄长的身份来讲究，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还有刘少奇、任弼时等等。这无疑可以构成对陈寅恪的强大期待。在这些面前，缄默意味着面对无可逃避的压力。
陈寅恪能从政治中自我保全下来，当然有最高当局对他网开一面的动机可能，又何尝没有对他人格上的畏惧呢。若认真分析一下，这些故事为背景的条件下，陈寅恪的傲慢，或者对新政权的漠视，其实需要更大的勇气和信念。这就是陈寅恪非常独特的一面，我以为，更值得尊敬和赞叹。 | 
发表于 2006-7-13 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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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13 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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