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闻一多之死 ——读谢泳《血色闻一多》 闵良臣 不论是一部长篇巨著，还是一则袖珍短文，作者往往都自觉不自觉地赋予了它们一种基调，这种基调在整部作品中洇化开来，然后氤氲不散，让读者很能感受到一种气氛。尽管作品中有时也会有与基调完全不同乃至相反的文字，但那是基调所需要的。没有这种不同乃至相反的文字衬托、调和，基调反而显得太稠太浓太纯，有可能给读者造成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反而损害了作者的本意。 近读谢泳先生寄赠的新著《血色闻一多》，对“基调”感受尤深，而这种基调就是有关要我们今天如何看闻一多之死。 一 不能不承认，《血色闻一多》的作者谢泳先生，这么多年来在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上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谢泳先生给读者的感受，就是想通过对历史资料细节的爬梳和研究，挖掘出历史真相，相对还原历史。 对这种努力，我们没有理由不表示感谢。 但人之所以为人，而不能成为神，常常还表现在对一件不论是历史事件还是眼前发生的事情的评价上：即在对一个客观事物做评价时，很难不掺和自己的主观意识，做到绝对的客观。 中外谈论有关对历史评价的文字多多，且不说无名之辈，就是大师二师咳珠吐玉的高论我们就抄不过来，因此也就没必要去一一抄出作为“举证”。而况，就如有人所说，英国人阿克顿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名言，可以抵得上政治学1000本书。也就是说，有时我们只要找出几句话，甚至一句话，就能很好地证明，凡评价历史事件，都不能不打上时代和个人的“烙印”。这里不举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关谈论历史的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也不举当代法国的雷蒙·阿隆在作为法兰西学院课程的《论历史》中所说的，“人人都知道，历史这个词，不管是德文、法文还是在英文中，都是模糊的，它既指现实也指我们对现实的认识”（第9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当然也不举克罗齐所说的“史家对以往史实的兴趣，永远和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只是顺手拈出老学者、老杂文家何满子先生最近在为自己的集子《桑槐谈片》写的题记《为历史而历史？没那回事》这篇文章。作者在“题记”的开头写有这么几句：“世界上‘为历史而历史’的事是没有的，正如‘为艺术而艺术’是澹语一样。凡修史者和评史者都按自己的意图，按自己的和所属社会集团的现实利益着笔，有自己的倾向，有自己的价值观，最终是挟有本人和本集团的现实利害祸福的情结；当然也不得不顾公是公非和时代统治性的价值观，否则就会被讥笑为‘秽史’和‘悖论’了。要之，修史和论史都得为现实服务。”（转引自2005年3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第7版） 我以为满子先生这几句话应该算得上是客观的，因为不仅没有人能站出来打倒他这几句话，相反的是有无数的例证在为他的这些话做注脚，就连谢泳先生的新著《血色闻一多》同样没能逃出这个“规律”。 二 翻开《血色闻一多》，除了书香，还感受到了一种“味儿”。而之所以有这种味儿的“产生”，是作为人所特有的一种在语法修辞上叫做“通感”和“联想”的缘故。比如，我事先就知道了这本书是为了求证闻一多之死并非是蒋介石下令暗杀的等等，因此，在翻看时我就很容易做某种联想。 《血色闻一多》的封二印着主人翁1944年秋在《关于儒·道·土匪》中的一节话： “由于封建社会是人类物质文明成熟到某种阶段的结果，而它自身又确乎能维持相当安定的秩序，我们的文化便靠那种安定而得到迅速的进步，而思想也便开始产生了。但封建社会的组织本是家庭的扩大，而封建社会的秩序是那家庭中父权式的以上临下的强制性的秩序，它的基本原则至多也只是强权第一，公理第二。当然秩序是生活必要的条件，即便是强权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好。” 谢泳先生之所以要录这样一节话放在封二，我想应该是有深意的，且这深意似乎还有些复杂。比如：闻一多当时所处的社会，如果说有原则的话，基本原则至多也还只是强权第一，公理第二，是以上临下的强制性的秩序，这一点，想必谢泳先生也承认；另一层意思，是闻一多也认为强权的秩序比没有秩序好。上个世纪进入四十年代，闻一多开始“激进”，到了四十年代中期，在谢泳先生看来，闻一多的“激进”走到了极端。而对闻一多的这种“变化”，作者极不赞成。谢泳先生用闻一多自己的文章来证明闻一多在被暗杀约两年前还是希望至少要有“强权的秩序”。至于后来起来反对这种强权的秩序，是闻一多自己彻底变了；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谢泳先生虽也承认闻一多“激进”时的社会的基本原则也还只是强权第一，公理第二，是以上临下的强制性的秩序，但闻一多还是应该继续保持“理性”，因为在谢泳先生即便今天来看，也还是认为“即便是强权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好”。要怪，只能怪闻一多没有坚持下来——这大概就是闻一多后来产生“悲剧”的根源所在。 封二虽然仅录了主人翁的一小节话，对《血色闻一多》来说，确有提纲挈领之功用。 然而殊不知，强权下虽然有了秩序，但却产生极多不公，于是强权催生了革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现在有很多人仿佛与“革命”有仇似的，但是把这对“革命”有仇的人放在当时的社会，怕也还是要“起来革命”。最近从一篇文章的介绍中知道有这么一本随笔，名为《微生断梦——舒諲与冒氏家族》。书的作者亦即舒諲有一段话，几乎可以为“革命”作注脚。在引这段话之前，先看社会学者、剧作家、话剧《切·格瓦拉》编剧黄纪苏先生在文章中介绍这本随笔时的几句“点评”：“经历反右‘文革’种种忧患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幻灭和‘悔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这场革命欠下的债务，只能由革命结账，王顾左右不算负责的态度。不过，除了债务也还有债权，‘社会主义遗产’也应不论巨细认真清点。书中有一段文字，放在1960、1970年代都不算套话，写在世纪末更有一种异彩”，然后就录下了书中的一段话： 我从小养尊处优，习惯了少爷的臭架子，脾气很暴躁任性。有一次，男仆给我添饭时，大拇指掐在碗里，我一见大怒，呵斥他：“你的手爪这样脏，怎么掐在我碗里！”说时，我随手把盛得满满的饭碗狠狠摔在地上，命令他赔我一只新碗。可怜他吓得面如土色，嗫嗫嚅嚅，弯身去拾地上的碎碗片和饭粒，一句也不敢吭声。我站起身，饭也不吃，走了。第二天，他拿来另一只碗，却是旧的。我心气未平，又责问他：“为什么拿旧碗来骗我？”我又要摔，被大嫂劝止。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蛮不讲理！这个男仆吃不消我，不久自行辞退了。事过若干年，我还在镇江马路上迎面遇见他。他低着头闪身躲开了。朴实的农家子弟，受了屈辱，还是如此懦弱，好像自己犯了“天条”似的。我竟然也没有些微悔意和对这位善良的“奴役”有任何抱歉的表示。我不隐讳我这种家庭出身的少爷，是不会自觉地背负起时代的十字架，悔悟自己的罪戾，一直迟至进了大学，受进步教师和同学的启发与教导，我才明白穷人为什么闹革命，为什么揭竿而起推翻那个人压迫人的封建旧秩序。 （参见黄纪苏《“伤痕”与“断梦”》，2004年第10期《博览群书》） 又记起鲁迅研究专家孙郁先生在2004年第9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其中多处谈到“革命”这个话题。按天分，陈独秀与张国焘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学者，是当时的环境让他们做了另一种选择，即由学术转向政治，由书斋转向社会，由言说转向行动。此二人的转向与胡适的政治热情不同在于：胡适喜欢以学者身份参与社会变革，设计“好政府”等空想的图案，而陈独秀与张国焘自愿地放弃学人身份，做一个革命者。孙郁先生接着说：“本来，一个政党的建立是该有充分的酝酿和思想准备的。但这两个北大人却没有精力在学术的层面沉下心来，造就一个新式的中国思想源。沉重的现实不会让这样的学人沉到书本深处，他们急于改变一种社会现状，革命才是重要的。”而“历史的轨迹后来是这样的，更多的读书人选择了前者（即革命），惟有京派的几个少数人，却恪守了学术的园地。”关于当时陈独秀为什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是其中有这样的意思：“要讲革命——不分主张温和或激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残酷的镇压，现在我们进而组织共产党，在旧势力的心目中也不过是在十大罪状中加上一条‘共产共妻’的罪状罢了。”孙郁先生认为这些话（当然不止此处所引这些）“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在落后、残酷的中国社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潮是必然的。在苏俄模式与欧美社会模式之间，前者的引力很大。胡适梦想的美国民主化道路，离人们的视野还很遥远。而苏俄却仿佛可以一下子能摸到。” 三 回过头来说，那么，是闻一多变了，还是当时的社会变了，是国民党政府变了？ 是闻一多失去理性，要“激进”，还是闻一多的认识有了进步？ 当时社会压制民主，专制、腐败，是只有闻一多一个知识分子的认识，还是众多大小知识分子的共识？ 我们能不能就因为后来某一集团的更加专制而否定闻一多，甚至还有鲁迅、胡适、罗隆基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管别人是如何认为，我是把罗隆基先生也看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当年对国民党政府专制的批判？ 特别是胡适与罗隆基等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猛烈抨击国民党“以党治国”、反对训政的那些“人权运动”的文章，是否也算“激进”？ 有关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提出一堆。可如果仅从上面这几个问题来看，又应该说都是常识。这不是我有意把一些天大的话题说得如此轻巧，也不是我没有注意到谢泳先生在这本书中所说的，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容易产生激进的认识，一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实际政治操作之中，二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过于理想化”（184页）。显然，作者在这里理性地替当时的政府作想，不强调别的，只强调“实际政治操作”之难、之复杂。“实际政治操作”到底有多难多复杂，当时被“以上临下”的人们，包括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然不知。但不管如何复杂困难，眼前活生生的现实告诉人们，这个政权是不得人心的（国民党早期的“以党治国”、“党在国上”、“党权高于一切”不得人心；“发展”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依然是专制独裁，因此人心尽失）。这一点，就连谢泳先生在书中也多次客观地提到。这个时候，你说是让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去考虑“实际政治操作”的难度呢，还是顺理成章地要看眼前活生生的现实？活生生的现实不能因为你的“实际政治操作”的难度别人不知（你也不会让别人知道），就要求别人百般理解你，迁就你。好像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先例。特别是把反对自己的人关起来或杀掉，弄得民不聊生（虽然不能把责任全推在当时政府身上，比如军阀混战，比如日本侵略等），然后要人们保持理性，不要激进。没有人会认为这是解决“实际政治操作”难的办法。就是几十年后，人们的认识又进了一大步，波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搞了“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何家栋语），也是他因“激进”一再坐牢之后，才终于认识到“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既不现实又很危险”（《狱中书简》），又说，“我的妥协图景是以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起点。地缘政治学的现实是，我们不可能强大到在波兰赶走（苏联）红军。”还有，米奇尼克也曾参加过一个企图推翻政府的“地下组织”，尽管这个组织并不存在（均见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崔卫平主译）。当我读到这些时，就想，如果通过革命来推翻独裁统治不是“既不现实又很危险”而是极有可能成功的话，我不知道，米奇尼克是否也还是会像他那“共产主义者”的父亲一样仍去做“自由的儿女”，亦即还是要选择“革命”，也就是说，米奇尼克后来之所以提倡“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是否也有一丝无奈的成分在里头。当然，历史将肯定米奇尼克这种使人们“通往公民社会”的做法。但我们不能否定他在此之前的“激进”，更不能把他因“激进”而一再坐牢说成是米奇尼克“个人的悲剧”。因为只要历史地看待他的“激进”，就能明白他那种“激进”对社会进步并非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没有米奇尼克先前的“激进”，便没有他后来认识上的进步。同样，我们现在也不能说梁山那些好汉们走到那一步，就是那些好汉们的“个人悲剧”，对社会进步没有意义。否则，我们今天也就不会以正面形象来谈说他们来塑造他们，甚至生出一种敬意。 而对于闻一多的“激进”，尤其是被暗杀，同样也当作如是看。 四 若干年前，笔者发表过一则短文，题为《假若不是“太不像话”》，开头有这样几句：我不敢说我们的百姓都是最听话的百姓，也不敢夸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民，可我敢说我们的百姓是最有忍耐性的：不是忍无可忍，他们都会忍了；不是太不像话，他们就会“认”了。两千多年前的陈胜、吴广们，只要给一线生机，有条活路，不横竖都是个死，就决不会拼着性命造反，华夏也就没有这被后来认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当时的统治阶级实在“太不像话”，才成全了奴隶们留下万世英名，这是那些做着统治者的奴隶主们怎么也没想到的。两千多年过去，期间有太多太多的“太不像话”，因而也才有大大小小的上百次“农民起义”，才留下一句“逼上梁山”的成语。几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去借鉴这“历史教训”，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 而闻一多所处的社会，特别是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统治者又一次走到了“太不像话”的地步，因此也才有闻一多们的“不得不拍案而起”（22页）。 自然，笔者也注意到了谢泳先生在书中所说的四十年代中期国民党治下的一些“民主自由”，比如“那里已经享有了一些基本的自由和民主权力，如民间报纸杂志的存在、自由结社的存在等”（183页），尤其是这些“自由和民主的权力”、“民间报纸杂志的存在”甚至跟后来的两岸相比，都不能不让人“眼馋”。但我认为“这是有历史背景的。我虽不研究民国初的历史，但从我读到的众多文字，尤其是从鲁迅胡适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是能瞥见当时历史画卷的。一个独裁政权当然不喜欢有这样的现象，但那些通讯社、报纸、出版社、杂志等在1927年‘四·一二’之前就有了。至于说‘当时的大学，除了国立以外，有大量私立和外国人及教会在中国办大学’，这都有历史的原因，也都是在‘四·一二’之前就有的。如果国民党蒋介石把这些一下都搞掉对自身反而很不利。换句话说，当时若是把国共换个角色，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后者也同样会容忍到国民党容忍的那一步。甚至我可以想，由于历史背景，不说国不说共也不说蒋不说毛，就是让袁世凯、段其瑞、甚至张作霖、吴佩孚来统治，这些人也同样不会弄得像今天有些社会的样子。这是历史大背景所决定了的。”（参见拙作《历史的细节不能代表历史的天空》）中国的历史一再证明，处于封建割据或是军阀混战时期，统治阶级政权尚不巩固，他们的思想还没能成为统治思想，才使得“各阶级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见《中国古代史常识·先秦部分》第24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再版）。而一到集权建立，尤其是得到了巩固之后，“自由和民主的权力”也就没有了。这一点，只看蒋家王朝逃到台湾后统治的前四十年，就很能说明问题；而我们古老的历史也早就在证明着：“‘百家争鸣’随着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也就相应地基本结束了。”（同上） 五 《血色闻一多》在第一个小标题《乡绅子弟》的叙述要结束时有这么几句话：当时，“出身富有家庭的人，多数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才选择自己的政治道路的，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中，人们总能感到一种崇高感，他们并不是因为贫穷得生活不下去才选择了某种革命理想，闻一多就是这样。人们可以不赞成闻一多的政治选择，但他选择中的那种献身精神和他对于专制的反感，却永远让人生出敬意，这或许就是闻一多的现代意义。从一定角度讲，闻一多的困惑，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惑，闻一多的理想，亦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第6页）这几句是本书对闻一多最高的评价，也是实事求是的评价。闻一多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有一种献身精神，这是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他的“民主斗士”、“战士”这些名号，像鲁迅先生一样，都只会让人生出敬意，而不会往“个人悲剧”上去想。 尤其是像谢泳先生在书中所言：闻一多“他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只为他的理想而奋斗，他也并非为某一个具体的政治团体的利益才那么勇敢，虽然因了时代的特殊变化，他的为理想而奋斗的激情和勇气恰好与某个政治团体的目的相吻合，而这个政治团体对于现实政治的目的非常清楚，他们有自己预设的政治理想，为了实现这些理想，因此他们欢迎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闻一多是反对一切独裁和专制制度，而非只反对这个专制而不反对那个专制。”（123～124页）并紧接着举了梅贻琦校长说的几句话，称闻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124页）谢泳先生在书中又说：“只要是对民主和自由有利的东西，闻一多从来都认同，而一切不民主、不自由的东西，在闻一多看来是绝不可能接受的。闻一多不是某一政党的闻一多，闻一多是知识分子的闻一多。”（181页）我们只从这几句话就能明白闻一多后来为何会热爱起鲁迅来。因为在骨子里，他与鲁迅相同，这就是反一切专制。 可谢泳先生虽然对闻一多也有上面那些深刻的认识，却同时又与别的一些研究者（如上海教授许纪霖先生等）一样，也赞成说像闻一多这样的教授的“偏激”，在当时，主要“是生活的重压使然”。比如谢泳先生在书中就写道：“1945年6月2日，梅贻琦和朱经农在重庆见到了蒋介石，对于当时教授的偏激，梅贻琦认为是生活的重压使然。他对蒋介石说：‘至此余乃谓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对方似颇颔首。’”（148～149页）也就是说，似乎连蒋介石对那些“偏激”的知识分子也是像梅校长这样“认识的”：完全是因为“生活”对他们的“重压”；而只要这些知识分子的个人乃至家庭生活稍一改善，这些教授们也就不会“偏激”了。现在“蒋委员长”的日记据说已在美国出版，我不知他当天是否记下了与比自己小了几个级别的这位大学校长（因早年蒋曾任过黄埔军校校长，当时一些黄埔出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见了蒋，仍以“校长”称呼）的谈话，也不知在日记里是否记下了有关谈话内容及对外难言之隐的“心声”。但我相信，蒋介石虽然也许并不比梅校长的智商高，更没有梅校长那样的学识，但生在此时，坐在此位，他决不会也只是像梅校长那样的“见识”，即蒋介石未必不知那些知识分子，尤其是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偏激”，并不单因为他们个人乃至家庭遭受到“生活的重压”，肯定还有针对他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的，为社会为百姓“出气”。是的，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我不反对说在当时那些“偏激”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些可能仅仅是因为自己包括自己的家庭的生活受到“重压使然”。但如果说，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至少是亵渎了他们。现在哪怕仅仅从谢泳先生的书中也可明白，即使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闻一多也绝非仅因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才去“激进”，而是因为走出“象牙塔”，看到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社会。如同谢泳在书中所说：“对社会现状的深入了解，生活的贫困化以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这些都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和普遍左倾的客观原因。”（149页）就连著名托派王凡西在其《双山回忆录》中也说是：“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委实太不得民心了，以致不但工农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从来拥护国民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都愤懑不平，日益采取了反对派态度。他们对延安发生了愈来愈多的期待。”（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222页）其实，或许可以说，对于当时的社会，要么大家都不说，要么就总得有人起来说，结果闻一多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替很多人说了他们想说的话，结果付出的是生命代价。正因此，我就觉得，现在哪怕对闻一多的死有半点亵渎，都对不起他的英灵，对不起他那伟大的精神。此外，从书中梅贻琦几次开口来看，我尚有一点疑问：整天呆在知识分子堆里的一堂堂大学校长的见识何以会那样的浅薄，竟认为知识分子的“偏激”就仅仅因为是他们个人乃至家庭“生活重压的使然”。这里有没有一方面是想保护那些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劝那些“偏激”的知识分子“改邪归正”呢？ 六 闻一多“偏激”了，闻一多“激进”了，因而闻一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现在从《血色闻一多》中看到有足够的证据，闻一多并非蒋介石下令暗杀的，而谢泳先生写这本书最主要的意图就是想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爬梳和研究来证明这一点，也“落脚”到这一点。因此，“证明”一完成，这本书即以“闻一多的死是一个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戛然而止。 谢泳先生写书做文章也许会有“漏洞”，但你不能不承认，他总是在用事实说话。今年第一期《随笔》杂志的封二上刊出他的那十个字，即“摆事实本身就是讲道理”，其实完全可以看作是谢泳先生在写作，尤其是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上的“宣言”。 然而，有不少“事实”却是有“背后”的，亦即在我们所看到的“事实”的背后，往往还会让人看到让有些“事实”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的东西。这一点，想必谢泳先生也不反对。就如他在《血色闻一多》中说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容易产生激进的认识，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实际政治操作之中，也就是不知道令这些知识分子激进的一些社会现象的背后是有一些不为人知而又难度很高的“实际政治操作”。 这样说，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那么闻一多之死在不是蒋介石下令暗杀的这样一个“事实”的背后，是否也有让这个事实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的“蛛丝马迹”呢？有。单是从谢泳先生这本书中就能找到一些。谢泳先生在用大量证据证明着闻一多不是蒋介石下令暗杀的同时，也正好证明了闻一多之所以被暗杀与蒋介石有极大的关系。 我们现在通过谢泳先生辛勤的劳作，可以“认定闻一多是被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派人打死的”（199页）。但这位总司令为什么要派人暗杀闻一多？对这一问，谢泳先生的书中也有数处间接地作了回答。首先，这位警备司令胃口太大，“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派他兼云南省政府主席”（207页）。可既然谢泳先生就是要证明闻一多（包括闻一多被暗杀之前被暗杀的李公朴）不是蒋介石下令暗杀的，那么，这位警备司令为什么却要以此来讨好这位“蒋委员长”呢？原来，“霍是陈诚系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想到竟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同上）可见，这位警备司令也并非是“擅自胡来”，而是急为蒋介石所急，想为蒋介石所想，可惜，这个没有“远大眼光”的警备总司令把“事情”做早了，坏了“蒋委员长”的“大事”，也让自己受到了报应。事后，这个被撤了职的原警备司令才有所“醒悟”，与当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沈醉“谈到此事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所以才惹出这场麻烦。他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同上）看来，闻一多的被暗杀不过是迟早的事，除非他也与别的一些知识分子一样继续保持“理性”，不去争民主不去反专制。可这又怎么可能呢？ 此外，从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在2005年第5期《百年潮》杂志上发表的《西南联大教授的去李（宗黄）斗争》这篇文章中，同样能寻到闻一多之死与蒋介石的“关系”。 今年是昆明“一二·一运动”60周年。在制造“一二·一惨案”中，当时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李宗黄算是一个主谋，因此，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为了赶走这个令他们“极度愤恨”（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呈蒋介石特急密电中用语：“教授对李宗黄极度愤恨”）的国民党党棍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也正是通过回放这些历史镜头，让我们看到闻一多先生当时处境的危险。蒋介石在收到朱家骅呈请处理李宗黄一事的电报后，电谕朱家骅，“声称‘此次昆明学潮情形复杂’，责令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将‘其中主谋及领导分子希速查明具报为要’。”这个电谕显然是把学潮与共产党联系了起来，“把如何处理李宗黄，和与共产党的斗争联系了起来”。朱家骅自然明白蒋介石的意思，于是他在将蒋的电谕转告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当天夜间电复蒋介石：“学潮主谋及领导分子，闻各校教授中态度激烈者为联大教授闻一多、潘光旦、吴晗及云大教授潘大逵、尚健庵、楚图南等，整个首要分子名单，已电令各校当局密查具报，除俟查明立即呈报外，谨先电陈。”我们可以想像，蒋介石在接到朱家骅这个电报时对闻一多等人会是怎样一种心情，特别是依他一生所作所为，想必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只不过后来有人替他做了他想做的事情。然而，闻一多不知这些，或说闻一多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此之后，闻一多又多次在公开的大会上演讲，并公开指斥反动派不过是在做“垂死的挣扎”。特别是在《最后一次的讲演》中除了大骂那些特务和反动派之外，在结尾处就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这样，闻一多的死也就是必然的了。 短文算是做完，可当将键盘推进电脑桌时，却忽然想起了王实味，并总觉得闻一多之死与王实味的死，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些相同的成分。后来虽然据说毛泽东还发了脾气，要别人“还我王实味来”，可我总觉得王实味之死与毛泽东有极大的关系。且不说污蔑王实味是什么国民党的探子、特务，还诬他是托派，只说如果当时不是那样一种环境不是那样一种气氛，有谁敢随便枪杀一个只是写了几则杂感而在当时的延安要算是宝贵的知识分子呢（王实味是年轻的翻译家、作家）？而那枪杀王实味的什么人又未必不是在“讨好”毛泽东，至少没有什么顾忌吧？现在我对闻一多不是蒋下令暗杀的，就像看王实味也并非毛下令枪杀的一样。但若不是下面的人知道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恨之入骨，闻一多还会被暗杀吗？ 这就是闻一多不是蒋介石下令暗杀的事实的“背后”，这就是我对闻一多之死的看法。 2005年4月草，5月修订 载2005年第10期《社会科学论坛》 | 
发表于 2006-7-14 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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