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资料 康延正，曾用名：知平。男，满族。1910年12月24日出生。籍贯：辽宁省凤城市。现通讯地址：民革凤城市委。邮编：118100。退休时所在单位：凤城一中。职务：教师。职称：高级教师。流亡前就读学校：沈阳东北大学。流亡后就读学校：北京大学.1982年加入民革。住宅电话：0415-8265051。 1910年(清宣统二年)12月24日，出生于辽宁省凤城市边门镇古城里。 1917年一1923年，于边门老爷庙村区立小学就读。学制七年，初小四年，高小三年。 1924年一1927年，于风城县立中学就读。学制四年。 1928年一1934年，考入东北大学预科，一年后转入教育系本科。“九·一八”沈阳沦陷，东大迁至北京，借读于北京大学，八月毕业于北大。 1934年一1936年，北大毕业后，东北大学已在北京复校，受聘为东大秘书兼任讲师。此间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参加了向南京政府“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1936年一1937年，参加国民政府的文官考试，录取后被委任为安徽省寿县代理县长。 1938年一1939年，“七·七”事变后，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地方行政官员改为军职兼任。解职后，南下汉口，于湖北省教育厅任社会教育科长。 1940年一1943年，入重庆后，先是被人推荐到军训部任白崇禧<字健生)部长秘书。经英语考试，被录为财政部、盐务总局视察，继而迁任川东硝磺处长，主管鄂西、川东一带的硝磺统购统销，供应军需。 1944年7月一1946年10月，辞去公职，转向经营实业，于万县合股开办天丰面粉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产品除军需外，还投放市场。 1946年11月一1949年5月，于上海合营一家江上轮运公司。上海解放前营业陷于困境，主动将船只交给船员自谋出路。 1949年6月一1957年6月，于上海浮闲，曾在上海复旦大学代课，讲授英语专著。 1958年一1978年，返归故里，初于凤城师范大学（1958年大跃进中成立，不久撤销）讲授古典文学。师大停办后，转入凤城高中任语丈教师，最后改授英语。 1976年退休。 1978年一2000年，1978年正式离校。离校后，参加多种社会活动，开展社会办学，教授高级英语。加入民革，当选为市政协委员，被推为老年大学名誉校长，讲授文史、诗词欣赏与创作，创办“凤凰山诗杜”，出刊(金秋诗苑)诗集。为下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向在台与海外亲友介绍祖国新变化。为祖国统一大业奔走呼号。
1924年（民国13年）,我考入凤城县立中学（学制为四年）。1928年，考入沈阳东北大学预科，二年期满后转入教育系本科，并于1936年任东北大学学生会副主席。1931年“九一八”后，由于不甘当亡国奴，同东北大学师生一同流亡到关内。经受了背井离乡之苦。 我的曾祖父康荣奎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战死于九连城。 目睹“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是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天。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正在沈阳东北大学读书。1931年9月18日晚十时左右，我和同学们在图书馆上完自习，回到宿舍，刚要就寑，就被爆炸声惊起，一时间弄不清楚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听到北大营方面，机关枪声大作，紧接着从日本站（沈阳火车站）方面，炮火纷飞，横空而过，向北大营驻军地点发射。同学们三五成群在议论，是否日本军他又在演习呢？因为日本军经常演习，我们还以为又是举行演习。只听到断断续续的机枪声一直响到第二天凌晨三时左右。 天一亮，我和几个同学走到沈阳城西大门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日军侵占了沈阳。一眼看去，满街上都是日本军队穿梭似地来来往往。在城门两旁的城墙上，贴出日本关东军的布告：内容大致是“中国军队爆炸南满铁路柳条湖铁轨，向日本守备队开炮，首先挑战……”，日本各报纸“号外”，也在“奉军破坏南满铁路，日中两军开战端”的大标题下报道说“十八日下午十时在奉天郊外北大营的西北侧暴戾的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线，袭击了日本守备队……”我们把日军的布告以及报纸号外抄录下来，准备回校向同学们传达。回来时，日军已经设卡盘查行人。刘хх同学走到铁路桥洞时，他随身携带的抄件被日军搜出，不容分说就将他带走，一直没回来，必然惨死在日军手中！我的抄件放在鞋里，没被发现。我们又绕到大北关和小北边门，看到城门两侧的城墙上贴有日军布告，上面悬挂着用铁丝穿着几颗血淋淋的人头。布告称：“有反抗者，以此为戒”。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我和同学们回到东北大学后，遇上了从北大营逃出的一伙中国士兵。他们说：在当夜日军向北大营进攻时，中国军队只有两个团的兵力驻守北大营，由于张学良认真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令收缴军械，将我们的武器都锁在武器库里。日军进攻时，中国军队手无寸铁，就惨死在日军的炮火下。未死的官兵，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不顾上级禁令，砸开军火库，拿起武器，自发地抵抗。双方激战至凌晨，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和得不到增援，最后不得不突围撤出北大营，就这样北大营失守了。 19日凌晨，整个沈阳城陷落于日军魔掌。日军占领沈阳后，兽性大发，烧中国军营，残杀无辜群众，刹时间，黑烟滾滾，火光冲天，沈阳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 9月18日当晚，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在向沈阳进攻的同时，向长春、四平街、公主岭等地进攻。至19日，日军已攻占了本溪、凤城、安东（今丹东）、辽阳、海城、营口、抚顺、开原、四平、长春等许多城市。此后，经过四个月零十天，东北三省尽沦于敌手。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时，驻在东北的中国军队有19万人。而驻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14000余人，加上由朝鲜开来的一个旅团也不过15000人。中日兵力相差如此悬殊，而日本侵略者竟能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席卷东北大部领土，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拱手将东北大好河山让给日本。 流亡北平 “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大学的师生一度断炊。这时，由东北大学杨毓祯教授出面，恳请德国驻奉天领事帮忙。德国驻奉天领事是杨教授在德国留学时的同学。他用领事馆汽车运粮食，帮助我们解决师生的口粮问题。维持三千师生的生活。 日本占领沈阳后，多次围困东北大学进行搜查，真是一日数惊。为此，学校成立了护校委员会，以代理校长宁恩承为首，成员有文法学院院长刘百昭、理工学院院长杨毓祯、教育学院院长姬金声和学生会代表、教师代表。师生都到北陵以远的地方避难。吃住都在老百姓家里，老百姓对我们很好。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这时有日军豢养的汉奸混在东北大学学生之间进行侦察，真使人提心吊胆啊！在敌占区中国人没有行动自由，生活没有保证，时时都有杀头危险，这使我们东北大学的师生深切感受到当亡国奴的滋味。由于东北问题解决无望，张学良校长在北京，他是陆海空副总司令，东北大学校方决定，全校师生逃亡到北平。 10月2日还是1日，护校委员会决定分三批车往北平。在日军占领下，一个三千多师生的大学要想集体逃亡也并非易事。当时学校有组织的要学生分批地到新民火车站上火车去北平。因为北宁路是英国的钱修建的，那时还在运营。宁恩承带领第一批。我是第三批，由 杨毓祯、姬金声率领。新民火车站上没有多少日本兵，也就是十个八个的。也没有对我们进行盘查。我们的专车没有正规的钟点，走走停停，给别的火车让路，走了三四天才到达北平。 东北大学师生集体流亡北平的愿望实现了。此时的张学良是以陆海空军副司令职衔坐镇北平，张学良当时最珍重的二件宝贝是：“文有东北大学，武有东北军”。因为有此依靠，东北大学后来才能于北平复校。 北平复校 到了北平，张学良把我们安排在东城兵马寺胡同吃住。后来又安排到各大学上课。我先以借读的方式入北京大学，后转入正读生。当时蒋梦麟为校长，胡适为文学院长，在此期间，胡适、鲁迅等都给我们讲过课。1932年秋天，东北大学搬到师范大学研究院地旧址复校，后来又搬到西直门里陆军大学的大院。由于我们从沈阳跑出来时什么也没有带，学校的财产、个人的行李都没有带，所以复校时教学条件很差，但教授还是很好。 我于1934年7月毕业时，北京大学发给了毕业证书。因原东北大学的学籍仍然保留，所以东北大学亦发给毕业证书，都经过教育部验过印。北京大学所发给的毕业证，后来在参加文官考试时，交存于铨叙部，未有发还。 南下请愿 东北沦陷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纷纷以各种形式敦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敌。蒋介石以“先安内，后攘外”的谬论敷衍塞责，激起了各地民众的无比愤慨，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1932年，为了敦促南京政府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北京八大院校为主体（北大、清华、东大、燕京、北师大等校）组成赴南京“请愿团”向国民政府请愿出兵，收复失地。我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学生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当时我是东北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副主席，我和苗可秀为代表的东北大学学生多人参加了八大院校南下请愿团。请愿团列车进入蚌埠车站，安徽省当局阻止学生请愿团的列车继续南下，这时请愿团的学生们进行卧轨斗争，迫使安徽省当局不得不对请愿团的列车放行。11月4日，请愿团抵达南京，第二天，首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由中执委员吴铁城接见学生。他以老谋深算政客的神态向同学解释说：“沈阳事变，东北沦陷，激起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尤其青年学生爱国热忱可嘉。可是东北问题只是地区问题，中央政府尚不能出兵收复失地，只能诉诸于国联以期解决。”同学们听罢了吴铁城敷衍塞责的答复，怒愤难抑。苗可秀同学首当其冲发出质问：“吴委员在东北易帜前，以中央代表身份穿梭般往来于南京、沈阳之间，曾于东北大学礼堂向全校师生侃侃而谈‘东北地域辽阔，物质丰隆，易帜后实现国家统一，圆满中山先生之夙愿，中央政府必定会为东北胞泽营造福祉，竭尽全力建设东北，发展东北，保卫东北。’吴委员的统一宏论言犹在耳，如今却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东北不再是张家的东北而是中国的东北，国民政府拥兵数百万，应有守土之责。吴委员乃党国之干城，当为我等青年之楷模。我们千里迢迢来到南京，不料，吴委员却以这种不痛不痒的奇谈回答我们，真叫人深感可叹而又可悲！”问得吴铁城瞠目结舌，不得不允为转达蒋介石定期接见。 记得有一次，在庆祝东北大学成立的大会上，苗可秀曾经作过一次震惊四座的发言。当时，日本南满医科大学校长稻叶代表外国来宾讲话说：“东北地大物博，急需人才开发，日本极愿帮助东北政府培育人才，共同开发东北，以达到中日两国人民共存荣……”稻叶的讲话，感到很不是滋味。紧接着轮到学生代表讲话，此时，苗可秀立即走上主席台发言。他大声疾呼地说：“方才听到稻叶先生的讲话，我很受触动，实在使我不能已于言者，我认为所谓共存共荣，应该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做到。如果侵略者在被侵略者这块土地上谋求共存共荣，对此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希望稻叶先生指教”。散会时，稻叶走下主席台，与苗可秀很不自然地点头握别，若有所思。 苗可秀勇于承担责任，富有正义感。1929年1月1日，东北易帜后，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会议，各省选举国民会议代表。辽宁省的国民会议代表，原来由张学良指定了六个候选人。选举前由沈阳选区监督李奇到东北大学，召集全校师生开会，宣布代表候选人名单，而后进行选举。正在李奇宣布侯选人名单时，苗可秀立即举手发言，表示反对，说：“选举代表应该选我们最熟悉的人，指定的人选，我们不熟悉，我们不能选’’此言—出，全场师生举手响应，会议不欢而散。当晚，由学生会召集全体师生云集理工大楼，举行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决议，选举理工学院院长孙国封和文法学院院长汪兆璠为代表。风潮一起，触怒了张学良。当夜，把孙国封和汪兆璠叫到北陵别墅，责问孙、汪二人鼓动学潮，破坏选举，欲加重惩，杀一警百。消息传出后，苗可秀会同我们学生会成员立即去见张学良。因为张学良是东北大学的校长，我们见他以师生之礼，不受任何拘束。苗可秀在张学良面前，勇于承担责任说：“汪、孙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最熟悉的人，所以我们选他们为代表，不是孙、汪的鼓动，完全是我们学生自发的，要杀，杀我们，杀我苗可秀。”张学良这才息怒，放回了孙、汪二位院长。 请愿团又赶到上海，会见了国民党无老西山派的代表人物胡汉民。蒋视胡为政敌，幽禁八个月，请愿学生会见他时，他刚刚解除幽禁，余愤未消。他会见学生，大骂蒋介石专横误国，声泪俱下，十分动情。随后，请愿团也在上海会见了汪精卫，汪也说不出所以然，汪是亲日派。后来，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时，他投降了日寇，充当了走狗，成为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11月8日，请愿团于南京中央军校礼堂受蒋介石接见。那天下着小雨，他全身戎装。我们一进院，就看见满院子机关枪。这位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向学生明示：“以中国现有的实力，尚不能与日本抗衡，东北问题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诉诸国联求得解决。你们的爱国精神可嘉。可是爱国不要忘记读书，同学们，都回去好好读书，请相信政府会得当处理这件事。我蒋某不会卖国。”出来后，已经有许多辆汽车等在外边，把我们拉回住处，随后就让我们会北平了。同学们的满腔爱国热忱就这样被轻描淡写地支吾搪塞了事。经过此次南下请愿，我们充分认清一个不负责的政府，不值得民众信赖的政府。沈阳“九一八”事变的当时，驻军不抵抗是蒋介石的命令。至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大白天下。 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沈阳沦陷后，一群东北爱国志士集聚北京，共谋救国大计。1932年3、4月，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人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日救国会”。救国会的任务，就是同义勇军联络，给他们运送武器，武器是有钱人家捐献的。救国会还派人对学生进行军训。我们天天进行军事训练。我在北京一面读书，一面在东北救亡总会担任一些联络工作，支援家乡民众自卫军的抗日斗争。我回过两次东北，一次时到沈阳同唐聚五联络，第二次是回凤城同李云霖联络。两次都是坐船在营口下船。因为山海关查得紧。 一次，总会负责人王化一对我说：“现在已经放暑假，你能否回风城向你的老师李云霖传达一些救亡机密，他已经是救亡总会凤城分会会长。我毅然接受使命，乔装商人，很顺利地回到凤城，见到了李老校长，将救亡的机密向他传达，他表示尽一切可能做到上级要求。在临别时，再三嘱咐我在回京路上一定要小心。 李云霖，字孚心，现在的东港市西尖山人。清代末年，从奉天优级师范学堂史地科毕业后，到县立凤城中学任教师。民国八年，被任命为校长。是我在中学求学时的师长。他很有治校能力，颇受各界推崇。他具有高度的正义感，强烈的爱国意识及崇高的民族气节。他在日常教学中，常常给我们学生讲述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如何侵占东北，尤其在安奉一带修筑铁路，霸占土地，欺侮百姓。以亲眼目睹的事实，教育我们勿忘国耻，激励我们发奋图强。每次学生爱国运动，李老校长都在暗中支持，给学生出谋划策。如：“五四”运动纪念日、“五卅运动”、“济南惨案”等。我们学生群情激愤向市民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漫画，鼓动抵制日货等爱国行动，非但得不到当局的鼓励，反而遭到无情的镇压。记得我和几个学生运动代表在当局的严格命令下，李校长不得不表面把我们开除，但在学潮平息后，又暗中通知我们重返学校继续求学。1928年，我从凤城中学毕业后，考入东北大学教育系，在与他话别时，他很亲切地对我说：“学教育很好，将来回家乡办教育，多培育有用人才，振兴我们的国家。”“九一八”事变后，我流亡到北京，转入北京大学教育系，即与李校长失去联系，后由风城逃亡到北京的一位姓张的风城中学教师告诉我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本军队进犯风城，当日下午，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带翻译和顾问进入凤城中学，强行撕去与万宝山事件有关的挂图和标语。把教师召集起来，口头宣布命令：今后不准再唱中国国歌，不准再用中国的地理教科书和历史教科书。李老校长对此非常气愤，于当天晚上在文庙圣殿的墙上写了两句粉笔字：“国人犹未醒，日寇何猖狂。”他目睹日寇侵占国土，残酷地镇压人民，强令教师接受日本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感到非常愤懑。”又对我说：“邓铁梅领导的的义勇军几次 攻占风城，李校长会同其他方面，暗中给予资助。” 1936年，我在北京听说安东一带发生所谓“教育事件”。在凤城以反满抗日的罪名逮捕了中小学校长、教师和商会会长等爱国人士19名。除其中7名取保释放外，其余12名被押送沈阳陆军监狱军法处复审。其中就有李云霖校长。有的翻了原供，有的一语不发。1958年，在我返回故乡时，见到关子荣的夫人鲁而愚，她对我说：子荣由沈阳出狱后，因体内被日本人注射毒液，不久即毒发身亡。在他生前，曾谈及李校长在狱中的表现说：“孚心够坚强的，审讯他时，押我作陪。日本人问他“你是不是北平救亡总会凤城分会会长?”又问“你为什么担任这个分会的会长?”他答：“因为我是中国人。”又问：“你为何捐款资助义勇军?”他答：“我平时教育学生要爱国，我身为一校之长，不能不以身作则，有所行动。”又问：“还有那些人参加救亡分会?他们都是谁?捐过多少钱?你说出来，可以将功折罪的。”他答曰：“你们不必多问，一切由我一人承担。为国而死，可以含笑九泉。”因此，孚心校长受的酷刑最重，但他受刑时，面不改色，百问不答。李云霖校长浩然正气不愧是一代师表。在敌人面前显示中华民族的气节，宁受屈辱，却决不屈服的光辉形象。李校长不幸于1937年在沈阳小河沿遇害。与他同时遇害的有教育局长何泮林，职中校长左秀海，女中教务主任袁庆和三小校长姜黎等人。 这一期间，我还和同乡、学兄杨九泽在北京相遇。杨九泽，别号孝同，风城鸡冠山白菜地人。于1923年间，毕业于风城县立中学后，考入沈阳东北大学，专业为法律系，学习成绩为全班之冠。于1927年7月间，大学毕业后， 回到凤城，通过省财政厅提名，考试合格，被任命为风城县财政局局长。在其任财政局长时期，做过两件实事，赢得全县人民赞赏，有口皆碑。一是增加教育经费。原来全县教育经费非常不足，中学一所，只有四个班。女子师范一所，只有两个班。职业中学一所，只有三个班。因经费不足，教师待遇很低，原有的一些优秀教师都是纷纷离去，以致各校无法增加班次，小学毕业生很多失去升学机会。杨九泽接任财政局局长后，发现这种情况，深以为忧，特意在全县收支预算中大量削减其他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将所结余之款，增加到教育经费中，自此县立中学增加到七个班，女子师范增加到四个班，职业中学增加到五个班。使小学毕业生多数人有升学的机会。教师待遇有所提高，以致教学质量亦随之而上升。二是改变税制以减轻佃户负担。当时有一种税，叫什么田附加税，是由县财政税收部门直接向佃户征收的。杨任局长后，经过调查，根据佃户们的反映，认为此种附加税应该直接向土地所有者征收，不应该向佃户收取。直接向佃户征收，是极不合理的。因而向县政会议提出改变此种税收制度。在会议中，力排众议，坚决要求改变征收办法，最后得以通过。但在执行时，受到一些土地所有者即地主的强烈反对，百般阻挠。当时地主豪绅黄贞一纠集一些人，联名上告，并指使一些土地所有者抗拒交纳。而杨依然不为所惧，照章强收。最后，省财政厅派员来县调查，结果，省财政厅还是徇地主豪绅的私情，下令财政局恢复原有征收制度仍直接向佃户征收。杨接到命令后，不为所动，拒不执行。如此更加结怨于一些地主豪绅。在那个社会，有谁能够支持他的正义主张，最后他愤然辞去财政局长职务。 我们在北京相遇时，他先在河北省行唐县政府担任过承审员掌管司法工作。后来在北京住闲，与刘澜波同住在东四大街八条胡同一个院内。此时，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每星期有三个晚上要到刘澜波家给两个女儿补习功课(即家庭教师)，所以时常与杨、刘见面。杨的住屋三大间。其中的一间为客室，经常有些人住在那里。有些人都是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时常来往关内外，联系抗日救国工作的。其中如赵桐、张讷夫等抗日知名人士都曾住在他的家。唐聚五在通化率所部举起抗日大旗时，亦曾经常派代表到北京，住在他家。杨不但供给食宿，还各方面帮助他们向东北救国会以及其它有关方面联系枪支弹药运送等工作。杨自身很俭朴，但对人是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记得有一次，流亡在北京的旧风城县立中学老同学那德纯等三人，要动身到通化参加唐聚五的抗日部队，为资助路费，杨竟不惜将自己的皮大衣送人当铺。有一次在星期天，我和刘澜波、杨九泽三人在北京清华园澡塘洗澡后，刚刚出来，走在王府井大街，见有宪兵三团便衣队，一哄而上，要抓刘澜波，杨此时奋不顾身地上前阻拦，但寡不敌众，最后刘澜波还是被带走。我和他回到他家后，他马上去找刘多荃。刘多荃当时是东北四十九军军长，他与刘、杨都是同乡好友。经过刘多荃的营救，当日晚，宪三团即将刘澜波放出。但从此以后，宪兵三团的便衣特务就时刻注意刘、杨二人的行踪，于是他们两家不得不迁地分开了。“七、七”事变后，抗日军兴，我们分手，各奔东西，长期失去联系。解放后，经过多方查询，始悉其住址仍在北京。于1983年，我们二人在北京又重新聚首。得知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息影于北京，靠经营小生意维持生活，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刘澜波的推荐，在商业部一个分支机关工作，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止。退休后，经过宋黎等人的推荐被邀为辽宁省政协委员。 参加“一二.九”运动 我毕业于1934年秋，受聘为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授课讲师。当时，东大学生中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宋黎、张久烈都是。我们都知道，但谁都不说。日军占领东北之后，全面侵华的狼子野心愈加膨胀。1932年，发动了“淞沪之战”，激起了十九路军蔡铤楷将军率军浴血奋战，上海民众全力以赴支援，足证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1932年，热河抗战失败之后，山海关外全境已成为日本的“釜中之鱼”，侵华日军得陇望蜀，加速蚕食华北。以亲日派何应钦为代表的各色汉奸人物，先后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日本侵略者加紧与汉奸勾结，建立“华北五省自治政府”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一连串的无耻出卖华北的卖国行动，激起华北民众的无比愤慨，尤其北京高等学校的青年学生，燃起了救亡图存的愤怒火焰。1935年12月9日，发生“一二.九”爱国运动。北京爱国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游行示威运动声势浩大。我也置身于此次运动的行列。12月8日，宋黎、张久烈等人召开秘密会议。会后在礼堂前贴出告示，说为反对华北自治，明天举行游行示威，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清华、燕京大学到西直门与我们会合，到东单沿长安街到西长安街军事委员会分会。学生的斗争口号是：“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惩办汉奸殷汝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保卫华北”。当时的总代表是清华大学的蒋南翔，他率领喊口号特别响亮。青年学生的正义爱国行动，遭到北京当局的残酷镇压。 任寿县县长 到了1936年，故乡已沦陷了五年。日本侵略军推行残忍野蛮的“三光”政策，施行兼庄并村，断绝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使义勇军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收买动摇分子，瓦解抗日队伍，组建汉奸武装，动用武力“讨伐”与思想管制的两手，消灭抗日力量。各种传媒传来了家乡民众抗日自卫军的指挥者邓铁梅与苗可秀前后遇害的消息，我深感悲痛。故乡已无法归去，多年来相互勉励的同窗好友、故旧同乡已天涯星散，教育救国的宿愿，一时又难以实现。正当我心怀郁郁，沉浸于彷徨徘徊之际，获得南京政府举行文官考试的消息。我原本无从政的追求，倘若怀有做官的念头，当年早已选择法学系。但如今已是走投无路的境地，只有向前途未卜的征程迈进，开辟新的生活天地。于是，便赴南京参加考试。经过笔试与面试，榜上题名。这是一次学识、实力的检测，经有关部门的多方检审，最后被委任为安徽省寿县代理县长。凡经考试录用的地方行政官员，都要经过实地考核两年，政绩合格后，方可转入正任。 这一年深秋，26岁的我告别了北京。临别前我的同乡故友刘澜波，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千万不可做对不起当地百姓的事情，切切请君好自为之。” 我辞别了北方故都，南下走马上任。先是赴安徽省府安庆报到，履行官文。当时皖省主席由刘尚清在任。刘尚清原为奉天省长兼任东大校长。这也算是巧遇的天缘。我虽经寒窗十五载，有中外新学在胸，但仕途尚为初出茅庐，不谙官场中路径。执师生之礼，拜见官长是必不可少的。拜别了刘尚清，东下芜湖，渡长江，北经合肥，乘汽车达寿县，地方乡绅各界名流总要有些接风洗尘之类的礼节性酬应。还要拜会当地遗老，走访商会，学校各处，以了解当地社会状况。 “做官难，做好官、廉明的清官更难。敛财必是贪官、贪赃必枉法。”我以此为戒，时刻警惕着自己。在任内所有因公应酬，所费不赀，没有向公家报销一分钱。完全由自己薪水每月360元大洋内支付，有时不免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在公余之暇，我常微服出行，走村串乡，调查风俗民情。因此对于寿县—带的风俗民情，了解的不少： 寿县，又称寿阳，古代称寿州，位于皖中，是古来淮河沿岸之重镇，水陆交通之要冲。东连淮南、蚌埠，北接颍上、阜阳，是当年淮泗漕运之商埠。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时，袁术曾盘踞于此，联合吕布，曾演过一场争皇帝的闹剧。东晋时，中国历史上进行一场场面浩大的南北战争，即“淝水之战”。南军由谢安指挥的兵微将寡却少而精，与前秦符坚带甲百万的北军作战。结果是北军全军倾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即出于此。如今已是旧地犹存，故人无踪的古迹了。 寿县自古民风骠悍，匪患连年，淮河流域常受水灾之人，因此皖中神权甚重，城乡到处建造了名目繁多的神庙：城隍庙、火神庙、龙王庙、关帝庙等。每年各季总要举办各种庙会，除行祭祀之仪以企祛灾降福外，并要唱戏，人神同乐。皖地是中国戏剧文化丰富的省份，当地剧种繁盛的有：泗州戏、庐戏、徽剧、怀腔(即黄梅戏)。徽剧进北京后遂创造出中华演艺艺术之国粹——京剧。寿县当地亦有本地剧种，名“淮剧”。每逢春秋乡村各地族祠主办社祭，要社火、演社戏。民谚：“农夫要得乐，唱戏要社火”。唐末有王驾之诗：“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埘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村舍的社戏亦有本地子弟班的自娱自乐活动，这亦应视为民俗文化。庙会不仅是宗教活动，也是经济交流和民俗文化娱乐活动。除祭神外，尚有民俗节目的庆典，如：春节(大年)、上元节(灯节)、中元节、仲秋节等都举办民俗文化娱乐活动，除上演戏剧外，还有民间花鼓走村串乡。皖省对中国古文化发展影响重大，文房四宝，安徽一省有其二：宣城的纸、徽州的墨。 我于寿县任知事近一年时光，重要的尚存记忆的有两件事： 其一，接受了朱莲溪之幼子的建议，于当地创办一所工农商综合的职业学校，以培养发展地方经济的适用初级人才。朱莲溪是清朝的末榜进士，又是清朝凤城县的末任知县，民国建立后的第一任县长。凤城镇“过街楼”牌坊上孤梁题书，便是出自朱氏之手，如今已墨迹荡然。朱莲溪任知县，应属封建吏制的“正途”，进士及第，非此即是举人(会元)出身，纳财捐官成为“异途”。朱莲溪之子听说新任县长乃东北凤城人氏，便登门造访。交谈中我得知其父已辞世，其为县立中学教师，相晤交谈，甚是投契。来而不往非礼也，几日后，我回访了朱先生。他介绍了许多当地的历史沿革及风物人情，并提出对家乡教育发展的主见，自有卓识。由此不仅忆起一幅旧时读书人门前的一幅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其二：主持修建了一处军用机场。当时军事委员会电令非常严，不准贻误战机。我调动民夫白天黑夜抢修，我每天都到机场监工。一个多月就修好了。不料时局变幻急速，在我离任后不到半年，反成徒劳之举，变成了日本侵略军所利用的战果。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华北时局急转直下，河北、察哈尔平原很快落入敌手，日军沿着京汉铁路直通黄河。南京政府为适应战争需要，地方行政长官改由军人兼职。我便结束了宦海生涯。 我离任之前南京失守。当时南京守将唐生智于南京失守后，匆匆西行间道路经寿县，当地官绅迎接为之洗尘压惊。这位所谓党国宿将昨日尚高谈：“首都固若金汤，军人守土有责，绝不放弃一寸土！”当时言犹在耳，却如此不堪一击，丢盔卸甲，有如当年曹操败走华容道，狼狈不堪。 我在寿县为官时间虽短，亦谈不到有什么政绩，但在离任之际，很觉得轻松愉快，未拿过老百姓一分钱。也算得清官一回。然而，收获最大的是对皖北一带乡士风情以及历史遗迹饱览无余，所得的知识极为丰富。至今还引为一大快事。 任湖北省社教科长 1937年初冬，告别了相处一年的同事与当地各界朋友。临行时因宦囊空虚，缺乏路费，正在发愁，商务会送路费大洋200元。我起初不敢接受，后经商会负责人解释说：“历任县长离任时，我们都送过路费，请你拿着吧。”于是我财权且接受。当时颇感踌躇，北上已成绝路，南下，南京、上海地方已经沦陷，从此之后便成闲云野鹤。时下只有溯江而上西去汉口。 一年前告别北京时，刘澜波说他可能去汉口。我与刘澜波不仅是同乡，而且在北大有前后同学之谊，在北京时曾为刘之女儿的家庭教师，应是入幕之宾。刘澜波在北京时从事党的兵运工作，其公开身份是黄显声将军的少校秘书。黄将军1936年参加共产党与他的直接影响分不开。刘毕业于北京大学，其人洞察锐敏，处事稳健，交游颇具长者风范。此刻于国运难测之际，只有去汉口问计于刘，聆听他的高见以定未来去向。 1938年初，我到汉口后经多方询息，在东北救亡总会才见到刘澜波。当时他在武汉进行地下工作，居处时常迁移。故人相逢，时常接触，有时在一起吃吃饭，有时聚首聊聊天，畅论抗战大事。因为我受孔孟之道的毒害，所谓‘君子不党’，所以我什么党都不加入。我和刘澜波的关系，只是生活上的来往和思想上的接触。他的新婚续弦，因小产生病，在汉口少亡，办丧事时，我也曾经在场，帮助料理。” 武汉三镇遏大江中流，乃九省通渠，水陆交通枢纽，军事要冲，是中国历来兵家必夺之处。当时湖北省主席是蒋介石心腹人陈诚，足以说明湖北之重要。当时武汉是比较复杂的，有八路军办事处，由周恩来任主任，国民党和日本的特务机构的形形色色，特工活动频繁。黄显声将军就是1938年初春被国民党特工绑架投入集中营，12年后成为中国革命的悲剧英雄。 此时，原东北大学文学院长周天放任湖北省教育厅长，因为师生之谊，他录用我为社会教育科长。我吃住都在省政府院里。社教科的工作任务原本是发展社会教育的，当时已是“车辚辚，马啸啸”的战云密布，人心慌慌。社会教育科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抗战，组织宣传队伍，扩大宣传力量，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广泛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我公开招考队员，进行短期培训，组织宣传队。 1938年夏，国民党于华北战场连续失利，侵华日本军进逼黄河。河南守军汤恩伯命令决花园口以御敌。汤将军欲效当年关羽之谋，水淹七军，活擒庞德、于禁，其结果画虎不成，造成苏、豫、皖三省44县受灾，几十万百姓先作了汤将军御敌良谋下的冤魂。日本侵略军突破黄河后，势如迅雷旋风席卷许昌、信阳，直逼武昌，湖北省政府机构向恩施转移。此时刘澜波已准备去延安。那时，武汉天天有警报。临行前一日，与我在汉口法租界躲过一次空袭警报后，就分手了。 临汉口沦陷前，东大的同班女同学栗玉(原名栗明屿)，此时已是中共党的地下工作者，于离汉前，曾劝我去延安，跟着共产党走向抗日救国之路。我没能接受这一忠告，究其根源，是思想深处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尚停留于表面，缺乏全面的认识与社会历史进程的科学分析。对国民党仍怀有幻想，认为国民党是正统，是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中国当前的抗日与未来建国，还是要依赖国民党。由于我的浅见与认识的片面和局限，没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处，进行历史性的正确抉择。致使于人生旅途中走过一段曲折的路。栗玉在我1958年回到家乡时，她任沈阳市教育局长。 在重庆进入军界 1938年，南京陷落之前国民党中央机构已倾巢迁往重庆。中国的大好河山除西北与西南外，已全部丧失。重庆是西南重镇、交通要津，西南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南京政府迁徙至此，随之而来的除国民党的党、政、军各部机构外，尚有宁沪地区的重要工业、金融、教育、文化机构，更有大量的逃亡难民涌入重庆，使这座山城、中国的雾都拥挤不堪。 我从武汉辗转流离来到重庆已是1938年秋天。因为我并不是随其机构迁入，重庆当时处于战时的混乱局面，人浮于事，有许多知识分子流亡到此而生活陷入困境。流落到此陌生的地方，一时也不易谋到合意的职业，后经老乡刘翰东的推荐，到中央军事训练部任部长室秘书(军属文官上校衔)，月薪120元。按说在那个战时环境中，应属一个难谋的岗位，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军训部是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机关，部长白崇禧是广西桂系，与李宗仁、黄绍紘同是两广实力派人物。蒋桂战争曾与老蒋公开较量，同蒋介石自然是貌合神离，明争暗斗。因为抗战又走到一块。军训部多是军事院校出身，尚有桂系中的行武出身的旧势力。军界与文教界的气氛、习惯、风气都迥然不同。白崇禧是位修养有素的中国当代军人，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称，为人形容威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很具有主将的风范。这种生活环境同我的追求和习惯相去甚远，一年后，便辞去了这项军职。 任川东硝磺处长 1940年末，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招考部分英语娴熟的人充当职员。地点在重庆新街口。经过严格考试审查，我被录取任为视察，月薪400元。一年后迁任为川东硝磺处长，主管鄂西与川东一带的硝磺统购统销。硝磺是军火生产原料，所有的硝磺生产，完全销给兵工厂。 我任硝磺处长时，司职所在于万县。有时需向总局请示和汇报，故而时常往来于重庆与万县之间。这里洽是一波江水，百舸争流的地方。沿岸风景和历史古迹，得便游历和欣赏。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侵略日军偷袭了美军珍珠港。南洋战局，日军也连续得手。新加坡陷落后，日军为了摆脱鞭长莫及的困境，必须在中国加强对蒋的军事行动，以迫使其投降。因此对重庆进行疾风暴雨般的轰炸，致使市民惶惶，不可终日。重庆是个山城，环城多山岩屏障，四处开凿一些可供市民防空袭的山洞，当闻警报声之后，按指定区域进入洞内。 1941年6月的一天，我由万县到重庆，正逢警报齐鸣。按区段分配，我所在部门有自属的防空洞，为了紧急避险，只好是慌不择路，钻进教场口至南区马路的防空洞。这个防空洞约有二里之长，为附近居民商号所用的。进入洞门，紧急警报响了，洞门就被关闭了。这次轰炸攻势迅猛，从黄昏到翌日清晨后，仍没有解除警报。近中午当警报解除后，这处防空洞因通风排气设备停止工作，而使本洞的避难市民大部分窒息而死。遇难者个个撕心裂胆的凄惨之状，令人目不忍睹。都挠着心口，脸都挠破了，血淋淋的。都是憋死的。太残了！有两条街，死得都没人了。我因入洞最后而守在洞口，而幸免此难。如果躲在里面，也就没命了。这即是抗战中重庆所发生的一桩震惊全国的“防空洞惨案”。上万条活生生的生命，一夜之间被驱赶到黄泉路上。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行政职权下的绝不允许发生这种草菅人命的疏漏。我每谈起此事，犹有余愤，谈虎色变。 在川东硝磺处长任内，我经常出巡各县，考查各分处的业务情况。有一次到梁山县，收到硝民控告信，控告梁山硝磺分处主任刘文泊贪赃枉法。当即经过彻查属实，经过对证，刘已承认，随即将刘撤职并上报总局。因此触怒了刘文泊的亲属梅正元，当时梅是盐务总局的副局长，是我的顶头上司，对我反戈一击，以一批不实之词检举我，对此不白之冤，我曾面见当时的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我到行政院，先到传达室，说我要面见孔院长。传达室问我有片子吗，我把名片拿出来，不一会，传达员回来让我在客厅等候。等了约有5分钟，孔院长出来了。我很拘谨，他很客气，同我握手，让我坐下。我把呈文面交给他，简要做了陈述。他说，硝磺是军用物资，很重要，让我好好干。没到十天，他就派员调查结果，纯属挟嫌诬控。随即将梅正元撤职，给我洗了清白。有人说借机往上爬一爬就好了。我却感到官场险恶，难以洁身自好。 开办面粉厂 1944年3月，我提出辞呈，辞去公职。这时，我有万把块钱，同朋友凑了50来万，合股开办一家天丰面粉厂，我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生产企业是产供销有机结合的方式。从原料投入到产品投放市场，以至资金回收等具有一整套的管理系统。面粉厂厂地设在万县。经营之初大部分产品供应军需和民用，按时结算，经营自然顺手。1945年9月后，抗战胜利，国民党的军队迅速调往各地。党政军机关也逐渐撤离出川，外籍来的避乱人口都重返家园，产品出现滞销。产品积压必然令生产停顿，生产工人职员靠薪水活命者便无法生存。 我在蜀将近八载，对于蜀地的山山水水，文化风情以及历史人物感受深刻，曾以《好山、好水、好人物、好风情》为题撰文记之： 华夏民谚：“山东半拉天，莫如四川一个川。”足以说明天府地域之辽阔。四川可谓山川壮丽。江河纵横，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环蜀皆高山峻岭、悬崖壁立、剑峰峭拔、秀水依山、青山傍水、山光水色相映成趣，江上的鹭翔帆影、转舟猿啼、巴山蜀水之迷人之处真是描摹不尽。“日出峨眉观沧海”的峨眉山；“巫山巫峡气萧森”的云雨巫山和水流湍急的巫峡；“朝辞白帝彩云间”的白帝城；“功盖三分，名成八阵”的八阵图；水急滩险的瞿塘峡；溯江而上，冲破急流，越过险滩，得以重庆更生之乐的重庆山城、呼归石、老君峰；“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昭烈墓；诗圣杜甫寄居成都时的杜工部草堂。名山大川，巍峨浩瀚，历史陈迹，宛然犹在。国人常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天府文化有其独特性与神秘性。川人所创造的东方历史文化奇迹令西方文化人赞叹不已：秦代李冰父子所设计和施工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西汉时代已完成的“千里栈道”；石刻的奇迹“神秘的大神群”。治水与开道，足以显现出川人的坚韧不拔的性格与征服自然的大无畏精神。川民在长期向大自然搏击中以其聪明才智创造首次天然气、建立最早的井盐业。蜀锦薄如蝉翼、漆器工艺独到，获取世界各国的珍爱。川茶、川酒、川菜、川剧都显示出天府文化的独特风格与意趣。中国最古老的茶树仍奇迹般的老树新芽存活于濛山之巅。旧时各地茶肆门前一付联：“杨于江心水、濛山顶上茶”。中国八大名酒四川一地占其二。川菜的麻、辣、臭风格独具，骄阳似火下的川火锅，辣的川佬表汗流夹背仍是兴趣益烈乐此不疲。川剧是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株奇葩。它的“变脸”的艺术绝活是世界戏剧表演艺术所独具的。川剧如同陕西秦腔响彻八百里秦川。川剧于天府为妇孺老少所钟爱。其根深植于巴山蜀水的文化沃土上。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是丈化的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亦是文化的承受者。巴山蜀水于中华文明史上二千年养育出匡时济世之精英与历代文化丰碑的巨匠：西汉的杨雄与司马相如；西晋的常璩(字道将)所著《华阳国志》开中国方志之先河；唐代有诗仙李白、诗杰李商隐；北宋的“三苏”、宋代古文运动六大家，四川一地有其三：南宋李涛、继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后又写下了史学巨著《续资治通鉴》。蜀中的巾帼豪杰足以震惊华夏、中国历史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乃川中之女，唐代女子文杰雪涛，她不仅文名素著并精心创造出书诗的《雪涛笺》，后来成为宫廷贡品，但制法均未得真传。明季蜀中出现一位文武兼备的女性戎马英雄秦良玉，曾不远万里奔驰，率军入京同后金铁骑浴血奋战解京畿之危。 进入近代，蜀中更是英烈辈出。“戊戌变法”的喋血六君子四川占其二：杨锐、刘光第；辛亥革命志士邹容、蔡锷、吴玉章、彭家珍、喻培伦。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罗瑞卿等人。中国当代的文化巨子：郭沫若、巴金、张大干、廖平、傅增湘、吴虞等人都是蜀中一代好人物。长期培育的民族精英，为千秋万代所敬仰。 别川路上 抗战胜利后，我本想回到家乡，但重庆和谈破裂之后，蒋撕去了和平的面具，大举进攻解放区，重燃内战之火，将战祸强加给中国人民，也阻断了我的归乡之路。 这时我已过而立之年，正值人生壮岁。依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大丈夫南北闯荡，即使不是锦衣还乡，亦应该是发财还家，以使家乡父老沾享雨露之惠。这两项成就我都不具备。正是： 别川菊正黄，心意两茫茫。 旅宿归何处? 秋江孤帆扬。 经过八年的战火蹂躏，神州万里河山满目疮痍，关山阻隔，桥路中断。由重庆去上海原本是顺流而东，畅行无阻，这时只能是由重庆到宜昌登岸，转公路渡汉水抵武汉。1946年8月，我从宜昌登岸，大家合包一辆公共汽车。当时，宜昌到汉口没有船。因路况不佳，中巴行至当阳县境险峻山路，突然发现外前轮脱轴而去，汽车如马失前蹄，造成车体向外倾斜，汽车嘎然而止。当时有幸发动机是装在突出的车头，司机催促乘客下车，当乘客全部下车引起车体失重。地处下坡车体向前一滑，翻下了山坡，汽车被迭撞得体无完肤。同行人都仰天叹了一口气。后来打听当地乡佬，此地正是当年刘玄德弃新野，走当阳，败长坂，赵云救阿斗的所在。这是一段渝沪路上的插曲。 经营江船货运 我来到上海既无官衔亦无公职。他同最热门的接收大员毫无瓜葛，纯系一名流浪者。 上海，是亚洲商贸之都。沪宁经济区，占有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上海是东南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交通枢纽，海、陆、空功能齐备。上海自十九世纪末叶经济发迹以来，就具有浓重的殖民色彩。西方列强盘踞上海，以各种手段掠夺，向中国人民敲骨榨髓，上海的经济繁荣夹带着浓烈的血腥味。各色人种的冒险家云集上海，上演着“黑白两道”的明争暗斗：一群人发迹了成为社会的好人物，另一群人破产了成了丧家之犬，天涯沦落或跳下黄浦江。上海是阔佬的天堂，是劳苦大众的地狱。 1946年秋，中国东南阴云密布。从峨嵋山走下来的国民民党接收大员们，自以为抗战八年功高盖世。他们手里拿着一顶“汉奸”的帽子，可随意给任何——个抗战期间滞留上海的工商业户扣上，以达到索财的目的，使光复后的上海乌烟瘴气。 9月间，我到上海落足之后，便是觅求生计。凭依当时的社会关系，可进入政界谋求一份公职。此时内战已经打响，战端一开，绝非一朝一夕可结束。根据我同共产党人交往所了解的情况看，蒋介石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只是一厢情愿的痴梦。从政，将卷入政治旋涡；从教，国民党一心内战无意兴学，。我最终选择是从商。 流通领域的经济活动，一是经营项目，二是经营投资。这两项基本条件我都不具备。我寻找到东北的故友关吉玉，此人系辽阳人，应是辽东小同乡，也是旧友。他正在国民政府粮食部长任上。他说可以从事水上粮食运输。介绍我与大学时期的老师刘和共同经营，刘和提供部分投资，粮食部可以作为运费预支一笔资金作船舶购置底本。经过筹划后，购进两艘江运货轮，载荷500吨，每条船上从船长、轮机手、水手、装卸工、伙夫、杂役四十余人，两条船每次可达百吨。运输航线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宜昌至上海一程。中国“四大米市”，大江中流占有其二：南昌、长沙。有道是“湖广熟，天下足”。粮食从两湖江西运到南京经粮食部储运分配，大部分是作为军中给养，运费由部属财务处结算。 轮运公司开端之时，这种顺水行舟的生意自然得心应手。内战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转向重点进攻。国民党在东北失利后，颓势已见端倪，淮海战役之后，大势去矣已昭然天下。宁沪地区的物价已成草原野马无法驾驭。在上海买一个话梅价值金元券200元。有一次，我去南京，在一家饭店吃饭，一餐未尽，店里的菜肴水牌标价竟上涨三次，可谓物价一日三跳。 1949年春，江南已处风雨飘摇之中，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船运的生意日落千丈。粮食部的储运计划已重新调整，船运的生计陷入困境，即使船员的伙食所需，亦无力维持。上海解放前夕，经过协商将两条轮船无条件交予船员进行生产自救，才脱离了资方，卸下了包袱。 任教复旦大学 1949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的变化。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退出历史舞台，将被新人民民主制度所取代。年近不惑的我面临又一次抉择。我有条件取得通向台湾的通行证，也可以选择香港和海外，但经过一段彷徨和迷惘，最后的抉择是留下来。 上海解放后，使这座百年的十里洋场得到一次社会净化。将那些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封建帮会、绑匪、地痞无赖、流氓歹徒、市伢瘪三、毒枭、赌棍、娼妓、人贩与一切下流娱乐场所一并清理殆尽，使往日的社会污泥浊水，获得了空前净化。 1953年，经老同学李正文的推荐，我到上海复旦大学任客座高级英语讲师，讲述西方文学英语原著。李正文于敌占上海时，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时曾得到过我的帮助和掩护。那时，他从苏联回国，作地下工作，常住在我家。解放后他任上海市人民政府高教局长兼复旦大学校长。 我把登上复旦大学的讲堂视为一种旧愿的满足。当即将要决定转正的重要时刻，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上海“潘、杨案件”。潘即是潘汉年，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长、社会部长、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等职。杨即杨帆，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长。1955年4月因所谓的“内奸”案而纷纷落马被判了重刑。李正文与潘汉年的新老关系都较近，因此而受牵连，后来被调到北京高教部。1955年夏秋之交，全国掀起反胡风运动，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等人纷纷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上海的政治气氛更加紧张，因此我的“转正”，只好搁浅。后来只好辞去了英语讲师职务，过着尘劳纷扰的闲居生活。 （采访时间：2004年 5月11日。地点：辽宁省凤城市康延正家中） 作者：姜魁春 等
| 
发表于 2006-7-17 2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