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生，上海市人，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数据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张爱玲、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等现代作家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著有《遗落的明珠》、《中国现代文学侧影》、《文人事》、《捞针集》、《说不尽的张爱玲》、《生命的记忆》等。 入行：从郁达夫与鲁迅开始
编辑张爱玲的书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比较晚的事情。
1976年，我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留校，本来是分在写作教研室的，因为我对鲁迅的作品比较感兴趣，我向系里要求调到现代文学教研室。当时上面安排一部分年轻教师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这个工作是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的。从10月份开始，我开始正式参加这个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我查了很多资料，注意到有一个作家跟鲁迅的关系非常密切，就是郁达夫。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历史上的创造社跟鲁迅的关系很紧张，但是惟独郁达夫跟鲁迅的关系非常好，两个人没有红过脸，用现在的话就是互相帮衬。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同时也觉得过去对于郁达夫很不公平，否定太多，所以，我从对鲁迅的兴趣就转到了郁达夫身上。我和上海的另外一个老师王子岳开始合作编辑郁达夫的研究资料，后来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时，南方的花城出版社，一个思想很开放的出版社，想编两个长期遭到不公正待遇的现代重要作家的文集。编郁达夫文集的工作他们找到了我和王子岳老师，从那时开始我走上了编作家文集的路子，这是我编的第一本出版的书：《郁达夫与鲁迅》，当时只卖两毛几分钱，但是收进了我们能找到的所有郁达夫关于鲁迅的文字。
在编郁达夫的集子过程中，我接触了很多文化界和郁达夫有过接触的文化老人，比如说夏衍、成仿吾。但是这两个人都没有写回忆文章。成仿吾的秘书回复我说：“老人年纪很大了，他听说你编这个书他很高兴，但是他没有精力了。”不久，老人就故去了。夏衍也没有写，虽然我当时已经跟夏衍有过一些书信往来，但是当时我毕竟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后来郁风请他写回忆郁达夫的文章，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忆达夫》。
说到夏衍还有一件事，当事人都故去了，我觉得现在可以谈了。就是“四人帮”打倒以后，给周扬和夏衍平反，夏衍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文章很有名，《夏衍全集》也收了，夏衍在文中表达了自己对当年鲁迅和冯雪峰的一些看法。当时我们参加鲁迅全集注释的很多人对于夏衍这篇文章不以为然，认为是夏衍反攻倒算。尤其是我们书信注释部的一个叫马蹄疾的人，马蹄疾原名陈宗棠，绍兴人，是典型的鲁迅的信奉者，这很好理解：一方面鲁迅是同乡先贤，同时他也是研究鲁迅的。他跟我们说：“夏衍有问题，现在还来攻击鲁迅，我要写一封信去骂他。”马蹄疾果然就写了一封匿名信，还给我们看了，我们都赞同，马蹄疾就把信寄出去了。夏衍肯定是收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地址。夏衍怎么反映我不知道，后来我虽然跟他有联系，但是一直没敢问到这个事情。现在想想，夏衍当然有权利表达他真实的想法，没有什么错误。这次编《夏衍全集》的时候，有人还为夏衍这个文章争议，说不应该收进，我说：这当然要收，这是重要的史料嘛。
遗憾：听不懂沈从文的湘西话
当时为了编书，我基本上接触了所有的文艺界大家，但是有些年纪比较大的，我没有敢去打扰，比如说叶圣陶、茅盾。但是那些吃苦头吃得多的，我基本上都接触到了，比如说沈从文、萧军。我曾经和沈从文有过好几次长谈，可惜的是，我当时没有采访机，沈从文的湘西口音很重，我听不懂，他说十句我只能听懂六句。他有时候讲得很高兴，有时候哈哈大笑，我莫名其妙，但又不好意思说我没有听懂，那样好像不太礼貌。回去后打算靠记忆整理成文，但是却连贯不起来，想起来真是可惜。
我当时找沈先生，是谈他和郁达夫的交往，但是后来谈开了，沈先生谈了很多那个时代的文坛往事。有时候张允和先生在，她看到我茫然的样子就给我翻译一遍。
后来又接触到跟鲁迅和郁达夫有直接关系或间接联系的人，比如说吴组缃、艾青、臧克家等人。当时觉得年纪也轻，什么都不怕，很多人的家我都是直接闯进去。当时很多人刚刚平反，有人去看他们，他们也很高兴。
做完郁达夫的一系列资料，我的兴趣马上转到了鲁迅的对立面上，就收集了一些梁实秋的资料，后来又编周作人的集外文，之后又有台静农的。我觉得，我们对鲁迅的研究，尤其是史料的整理已经很完善了，但是跟鲁迅相关的人物我们注意得还不够，无论是鲁迅的友人，还是鲁迅的对立面。这个领域内，我编的比较重要的是周作人的集外文。
偶然：发现张爱玲“左倾”短篇
张爱玲的研究完全是个偶然，曾经有记者问我：你什么时候喜欢张爱玲的。我说：这个词不要随便用。我开始的时候，对张爱玲作品的感觉并不是很强烈，或者说不特别看重。张爱玲的作品1985年开始陆陆续续在内地出版，我开始还没有注意，因为我当时关注的人比如说周作人、梁实秋都是在文坛上地位很高的人。
但是我在编周作人的集外文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旧时报刊上看到张爱玲的一个短篇《小艾》。这是个偶然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偶然的机会，我对于张爱玲也就只限于一般的教学和研究了，不会花这样大的精力。当时我看到那个文章感到很惊奇：怎么回事？张爱玲还有文章散失在外面？于是我按照以前的路子，开始收集张爱玲散失的文章。
发现了《小艾》之后，我复印了一份，寄给了香港明报月刊的一个编辑黄俊东，他是个新闻学史料的研究者，当时我经常在明报月刊写一些文艺评论文章。黄先生收到之后马上给我回了信，他说：你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很精彩，我们马上要发表，你赶快写一篇评论文章。我记得好像是在1987年1月份明报月刊元月号。文章发表后，用宋淇先生的话就是掀起了“张爱玲震撼”，没想到她还有这样的作品。当时内地反映并不是特别大，不过台湾立即就转载了，但是转载的时候把小说的尾巴改掉了（因为《小艾》是肯定新社会的），后来皇冠出版的时候又改了一下，这样《小艾》就有了三个版本。当时张爱玲还健在，她并不希望别人看到这个作品，她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是在1951年到1952年，人还在内地。后来香港出了盗版，张爱玲很生气，她写文章说：“有好事之徒未经我的同意，把这个东西找出来发表了。”但是我想，我作为研究者，有责任把这个东西挖掘出来，研究使用，并不是跟张爱玲过不去。
这件事情之后，我又认识了张爱玲的姑父，他曾经是当年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读书时的监护人。张爱玲的书后来在内地出版过两本，都是张爱玲的姑父代理的，中间我也曾经帮过一些忙。但是我跟张爱玲一直没有来往。张爱玲的最后一本书《对照记》出版之后，张爱玲的姑父问我：“小陈，你也帮了我不少忙，你看你有什么事情我能帮忙的？”我说：“你能不能写信给张爱玲的时候，提一下虽然我之前发现《小艾》让她不太高兴，但是我也算她的一个研究者，你能不能让她给我一本《对照记》的签名本？”“这个容易，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帮你办到。”张爱玲的姑父说。
后来我得到了那本书，但是没有签名，是张爱玲让皇冠出版社寄给我的，信封上写着“张爱玲嘱记”。张爱玲是个怕麻烦的人，签名她觉得麻烦，但是还算给我一个面子，送了书给我。这是我和张爱玲惟一的一次来往。
碰壁：桑弧不谈张爱玲
后来我一直尽可能把张爱玲的作品发掘起来，因为这个，也认识了很多人，比方说柯灵、周黎庵。柯灵是在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中起过很重要作用的人，而周黎庵主编的《古今》杂志曾经发表过很多张爱玲早期的作品。我曾经多次到柯灵先生家，而周黎庵先生则是我父亲的老朋友，经常到我们家和我父亲聊天。我跟周黎庵谈张爱玲并不多，我曾经问过周黎庵：“周伯伯，你当初怎么答应到《古今》去做编辑？”（《古今》的背景与汪伪政权有关）周黎庵跟我说：“为什么？我们的身份都暴露了，但是限令我们去报到，不去报到的话就会处置你，很简单，我怕死嘛。”周黎庵很坦率，没有回避那段历史，上海沦陷之前，他曾经写过很多抗日的文章，沦陷之后，日本人限令他们去报到，报到之后就有人找他编了《古今》。但是张爱玲不管这个，她只要发表文章。
我也有碰壁的经历，就是导演张爱玲作品《不了情》的桑弧导演。我当时找到他请他谈谈拍《不了情》的事情，他很敏感，他知道我可能马上会谈到张爱玲的事情。李先生说：“我很忙，那么多年以前的事情，我也记不起来了，很抱歉。”
我知道，不能强人所难，因为种种原因，老先生不愿意谈。当时有个说法，就是张爱玲在胡兰成之后跟桑弧走得比较近，而且当年桑弧也写过推崇张爱玲的文章。他肯定知道很多事情，但是都带走了。 ■记者手记
跟一些学者比起来，陈子善是个著作不多的学者，但是要说起他编的书来，那可就太多了。说他大好年华都编书，大概比较妥当。用陈子善的话说，编书这个活儿“很简单，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和理论，就是有一点，如果你要研究一个作家，首先的工作就是把他的作品收集齐，然后把前人对他的评价收集齐。否则很难知道这个作家有哪些贡献和局限，只看了两三篇文章就发表评论，那样的评论是要打折扣的。收集前人的评论是为了让自己知道这个领域内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部分解决了、哪些还没有触及，哪些话有人已经说过了，哪些话还没有人说或许我能够说出来”。从郁达夫到梁实秋到周作人一直到张爱玲，陈子善一直延续了这个路子。这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比起一些刚到中年就著述等身的所谓“学界中人”，陈子善这种做法反倒更学术一些，也更纯粹一些。
陈子善的故事很多，他有说不完的段子，说到高兴处，他会犯口吃的毛病：“有……有这样的资本”、“是、是、是不是？”然后我们对视大笑。一个懂得做学问也懂得生活的人，或许不需要多么伶俐的口齿，只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并且好玩就够了，比如陈子善。
口述/陈子善
采写/本报记者 陈远 | 
发表于 2006-7-19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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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20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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