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犹记“读书无禁区”的呼喊

创办人范用、主编沈昌文、创刊时的工作骨干董秀玉谈自己与知名杂志《读书》的渊源

■《读书》三巨头
　　范用　1922年出生于江苏镇江。上小学时，父亲因生意失败自杀身亡。被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经理收留，做了名练习生，自此开始了热爱一生的出版生涯。
　　沈昌文　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1951年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对员，后任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到1996年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
　　董秀玉　1942年出生于上海，1956年考入人民出版社，做校对、出版、编辑，1979年起任《读书》杂志编辑、主任，1986年出任北京三联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1987年到香港担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编辑，1993年返京出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总编辑，1994年创办《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退休。

■杂志档案
　　《读书》杂志，月刊，1979年4月创刊，1979年-1990年主编为陈原，1991年-1996年，主编为沈昌文；1996年至今，执行主编为汪晖。《读书》杂志创刊以来，以思想性获得了国内知识界的认可，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读物之一。

《读书》的诞生

　　《读书》杂志的刊名并非1979年创刊后新取的，创办这个杂志也只是延续了三联书店的传统。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都是办杂志起家的。邹韬奋更是先主编了《生活》周刊，然后才创办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李公朴主办了《读书生活》半月刊，由柳湜、艾思奇主编。新知书店出版了姜君辰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后来，《读书生活》被国民党查禁，更名为《读书》后继续出版，结果再遭查禁。
　　上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生活书店出版了《读书月报》，由艾寒松、胡绳、史枚主编。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学习生活》半月刊，陈楚云、赵冬垠主编。由于国民党设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处，每期原稿都必须送审，被扣留或删改也就是常事了。皖南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要安排包括陈楚云、赵冬垠在内的一批文化人去香港，为了掩护他们撤离，范用编了最后三期《学习生活》。
　　抗战胜利后，生活书店出版了《读书与生活》月刊，胡绳、史枚主编，1948年9月，杂志停刊。此时，上海解放在即。
　　1970年前后，湖北咸宁干校的“陈范集团”的三人陈翰伯、陈原、范用在一起聊天，他们设想一旦有了条件，还是要办读书杂志。这个愿望终于在1978年有了实现的可能。此时，陈翰伯担任了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担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担任了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而三联书店则属于人民出版社的副牌。按照董秀玉的说法，“陈翰伯当时是出版局领导，在上面全力支持，定方向出方针，是个真正的思想领袖；陈原为主编，出谋划策、出方案出思想，坐镇指挥；范用是最积极的鼓动者，实际组织筹备，并一力担当起刊物的政治责任和出版责任。还有一位倪子明，大家很少提起，当时是出版局研究室的负责人，起草报告、调查研究、方案成文，等等等等，都出于他手，也是创办时的骨干。再有史枚、冯亦代和丁聪先生，都是创办时期最重要的核心参与者。”
　　范用回忆说，“为了这本杂志，我曾向领导保证，出了问题我负责。”好在大家的办刊思想十分明确，就是要高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旗，就是要“破除迷信，探索真理”，就是要“提倡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平待人之风”，以此确定为《读书》的性格，杂志定位为“以书为中心的文化思想评论刊物”。
　　董秀玉说，“有人担心，思想理论的严肃刊物发行量少怎么办？陈原范用都表示，再少也要坚持住宗旨，要坚信好书好刊就一定会有读者。”
　　董秀玉是在《读书》1978年下半年开始着手时，从编辑室抽调去参与杂志筹备的。最初近半年的时间，编辑部做具体工作的只有史枚和她两人，主编要求创刊时手上必须要有三期稿件，所以来不及进人就开始奔忙。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史枚先生主要是坐镇在家里审稿，范用先生带着她，或按照大家的指点，她一个人满世界跑着组文史哲经的稿。幸运的是，大家听说要办一个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园地，都十分热情地支持。巴金、施蛰存、聂绀弩、钱钟书、傅雷、费孝通、吕叔湘、艾青、唐弢、萧乾、叶君健、黄裳、金克木、夏衍、李一氓、黄永玉、王佐良、辛笛等等老一辈先生和当时的中青年一辈如王蒙、李洪林、李泽厚、张隆溪、朱虹、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李以洪、尹吉男等人都积极支持、热情供稿，并带动了当时整个知识界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共同推动。董秀玉称，“这才是《读书》杂志根本的力量所在。”
　　《读书无禁区》事件
　　1979年4月，《读书》杂志正式创刊。始料未及的是，第一期上面的文章《读书无禁区》就引发了激烈争论，它导致的后果是，一段时间之后，沈昌文、董秀玉还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范用说，“《读书无禁区》原来的标题是《打破读书禁区》，作者是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李洪林。这篇稿子是我们约他写的，发稿时，我把篇名改成了《读书无禁区》。”当时，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会有麻烦，但是，“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毛泽东读书就没有什么禁区。”范用说。此前，他有数年时间专门给毛泽东买书。
　　杂志出来后，上级主管机关找范用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提法不妥。范用说，“我当时进行了辩解。估计那位领导没有仔细读完这篇文章。因为里面的内容主要是打破精神枷锁，文章有一段说得很清楚，‘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对于那些玷污人的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他还说，”我个人认为，我们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即使是不好的书，也应该让他们看，知道这些书不好在什么地方。“
　　董秀玉回忆说，“创刊号的《读书无禁区》受到批评和一些人的攻击，陈原同志连续刊发了几篇这样的批评文章，作公开讨论。在两周年告读者书中，陈翰伯亲自执笔著文，重申办刊宗旨，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983年，沈昌文和董秀玉代表杂志到上级部门做检查。
　　沈昌文说，“我们到了会场，大家正在讨论《读书》杂志的问题，不料，有另一家更“重要”的杂志出了问题，领导急于去那里。于是会议取消，后来也没有再追究。”
　　设立读者服务日
　　根据董秀玉的回忆，范用还发起了“读书服务日”。这一点与沈昌文的记忆不同，他说到了当时的情况：“某日看到电视机厂在搞‘售后服务’，忽然悟到，我们的‘衣食父母’，无论读者作者，都是顾客。彼可‘售后服务’，我们文化人岂不可乎？因于某年某月，正式打起‘《读书》服务日’招牌，像像样样，大大方方地干起来了。”
　　沈昌文还说，“‘《读者》服务日’每月至少一次，租个咖啡馆，摆上十来张桌子，请我们的作者、读者随意坐下，随便喝咖啡聊天，我和几位同事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有一些常客，每月必来，譬如王蒙先生，对我们帮助尤多。我们强调此类集会没有主题，不拘形式，甚至有时分不清来的是谁。偶尔开过一二次有主题的座谈会，后来觉得，终不若这种散漫的形式更有收获。因为是‘售后服务’，商业操作，心中了无牵挂，不必临深履薄，所以容易办下去。有时也有洋人驾到，我们只譬如是他们来采购东西的顾客，同样接待，心中并无‘里通外国’的畏惧。更有甚者，有的企业家兼文化人光临，谈得高兴，临行掏出支票，说今日全由他付账，他们也觉得却之不恭，受之不愧。记得那位牟其中先生，当其未最发迹和未最倒霉时，即常有此种豪举。”
　　让董秀玉记忆深刻的是，好多老作者宁可不参与其他活动，也要参加“读书服务日”。吕叔湘先生坚持每次拄着拐，颤颤巍巍爬上人民出版社的四楼来，看每月新书。
　　胡乔木给《读书》投稿
　　董秀玉说，由于《读书》的影响扩大，很多领导也给杂志投稿。“《读书》规定提倡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平等待人之风。反对扣帽子、打棍子，反对官腔、八股，我们强调要用批评的武器，不能用武器的批评。对任何投稿者都是这个要求。为此，我们退了相当多的权贵的稿件。”
　　但是，《读书》刊发过胡乔木的文章，“因为写得还不错。”
　　而沈昌文对于此事的回忆更为详细：“1987年某日，忽然收到‘胡办’送来一信，其中有乔公写给我和董秀玉女士的亲笔信（秀玉女士当时大概还在香港工作，但她是一直担负《读书》领导工作的）。我虽然在出版界混迹多年，到这时为止，却从未同部长以上的高干打过交道，更不会有高干知道我的名字。乔公在信中很客气地说，要给《读书》投一稿，是他为自己的新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写的后记，‘如何是好，诸希裁夺’，云云。此信看后大惊，因为我在上面说过，此前若干时候，亦有‘某办’来信，批评我们的文章反党反社会主义云云，此‘办’虽非那‘办’，但都是径直向下级来信，如是所为者何？请教了一下朋友，说看来这只是投稿，并无别故，敬请放心。于是我们复信表示欢迎，并对稿子提了一些意见。乔公全部采纳我们的意见，并说，‘来信对一个投稿人的礼貌用语似越常规，以后希望平等相待，此不特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彼此说话亦有许多不方便也。’”
　　“某日又到上面汇报工作之时，顺及此事，并表明乔公对《读书》十分关怀，着实张扬了一下。不知是不是我个人神经过敏，似乎从此清风霁月，《读书》杂志欣然过关，没有人再嚷嚷《读书》不听话了。我至今不知，乔公亲自作书投稿，是不是亦属对下属扶持或引导，但它确实起了这种作用。我居于底层，不明上峰情形，与乔公更是素昧平生，从未谋得一面，所以此举必无我个人的‘人情’在内。想必乔公也是爱读《读书》的，所以偶加呵护。”
　　沈昌文还说，早在1983年7月29日的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奖大会上，胡乔木就发表过讲话，对《读书》表示支持。胡乔木发言时说，《读书》月刊已经形成它固定的风格了，它有自己的读者范围，可能不宜改变或至少不宜做大的改变，他希望仍然把《读书》杂志办下去，而另外办一个刊物，来满足另一些需要。“看来，乔公已经知道有一种声音要停办或对它做”大的改变“，而他显然并不支持这意见。”

　　■奇文共赏

《读书无禁区》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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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全部人类文化，不是采取仇视、害怕和禁止的态度，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和继承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有信心，代表人类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文化，能够战胜一切敌对思想，能够克服过去文化的缺陷，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文化。因此，我们不采取“禁书政策”，不禁止人民群众接触反面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二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毛泽东同志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同上，第349页）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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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
　　空气里多少有点尘埃，水里多少有点微生物和杂质。要想念人的呼吸器官能清除尘埃，消化道也能制服微生物。否则，只好头戴防毒面具，光喝蒸馏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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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洪林（摘自《读书》1979年第1期）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摄影/本报记者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