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我走红因为我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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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很好奇，你在“百家讲坛”上的讲课方式和你写《品人录》等作品的叙述方式，是经过特殊设计的么？
    易中天：从1983年登上大学讲台我就是这种讲话方式，只是在小范围受欢迎，有的学生能背下我课堂上讲的话，我这方式经“央视”这强势媒体一放大，就显出效果了。面对电视机镜头的时候，其实不存在转换，因为就是我平时的授课方式。我的写作方式是经过调试的，口头表述是一贯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1978年考取武汉大学的研究生之前在新疆建设兵团，新疆的生活和1981年至今的大学教师生涯对你今天成为大众喜欢的学术明星起了什么作用？
    易中天：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新疆建设兵团，而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让我们从理想、浪漫回到了现实。我开讲汉代风云人物的时候，我讲这些人物的观点是反对理想主义。要像鲁迅先生一样，不再盲目跟从传统的“瞒”和“骗”的方式，把人物神圣化。这也是我目前被人批判的原因，因为我没有用理想主义的眼光看世界。
    具体说，新疆的生活让我知道了说什么，大学让我知道了怎么说。我在新疆时候，很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了，打倒后，就在连队跟我们一起劳动。我发现，原来高高在上，一本正经的人，被弄到最基层之后，和我们没什么两样。大人物，当他变成普通人时也一样。所以我觉得，人，不管是什么人，都是一样的，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多么被人推崇都是一样的。人性是不会变的，人性是永恒的。
    三联生活周刊：永恒的人性，这是你现在说汉代风云人物、说三国的角度？
    易中天：对。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不管什么东西，最后一定落实到人性上来。曹操是被人妖魔化的，我要把他还原成正常的人，诸葛亮是被神圣化的，我也要把他还原成正常人。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大学呢？
    易中天：大学教师要做什么？传道授业，那必须要传得过去啊。如果你上课没有人听，目的就没办法达到。要讲课有人听非常简单，就是把自己看作是和他们一样的人，不要高高在上，卖弄别人听不懂的东西。而且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一个事情说不清，那就是你没弄清。你自己都没有弄明白的东西，就不要讲给别人听，你自己都没有弄明白的东西讲给别人听，那叫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这是观众爱看你节目的根本原因？
    易中天：其实我就是三要，三不要。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很多人说，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也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很多人用“说书人”来形容你，觉得你的表达虽然好，但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学术观点？
    易中天：“百家讲坛”不是学术论坛，很多人分不清楚这个关系，它不是一个你有了什么新的学术观念拿到这里来发表的地方。大众传媒，它面临的是大量非专业人士，不是给专家听的，专家来听这个干什么呢？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黄仁宇、李泽厚和吴思对你的观念的影响在哪里？
    易中天：最早影响我的话语方式的就是李泽厚和黄仁宇，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我研究生时期读的。这两部书让我觉得，原来学问还可以这么做，原来学问就应该这么做。人文学科的著作没有任何道理写成木乃伊。它是鲜活有生命的。吴思的书我非常喜欢，他对中国历史有非常独特的发现。
    “我大众，因为我对学术制度失望”
    三联生活周刊：在旁人看来，你属于那种能“赶得上时代”的人，比如，80年代美学热的时候你在写美学著作；90年代文化热、城市热的时候，你在从事泛文化研究和城市研究。现在又成为“学术演讲明星”。
    易中天：你说错了，我恰恰是步步跟不上的人。媒体和批评者这样讲，纯粹是胡说八道，好像我们都是投机分子。其实所有倒霉的事情都被我们赶上了。长身体的时候是三年困难时期，所以我们都要么瘦要么矮，正好是长知识的时候遇上山下乡。好容易读了个研究生，结果评职称要考外语了，分房子要交钱了，生孩子要计划了。什么叫做步步赶上？其实就是步步赶不上。
    《艺术人类学》是我1989年写的，1989年是什么时候？那时谁会认为人类学是时髦的东西，厦大人类学是中国最早的人类学系，结果拆掉了，我当时写《艺术人类学》，完全是背时代而行。我那时就是想要做美学研究，但要弄清美和艺术的关系，必须要弄清美和艺术的起源，要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就必须要弄清楚文化人类学。是这么一个学术思路过去的。并没有想到后来有什么城市大发展、城市热，只能说是莫名其妙天上掉了馅饼，完全都是偶然的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品人录》、《读城记》、《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这一套书在当时被命名为“随笔体学术著作”的出版，被很多人视为你向大众转型的转折点。当时有什么背景？
    易中天：当时，美学热已经退潮了，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美学体系，但没有反应，让我对学术界非常失望。《艺术人类学》拿了奖，在学术界是受到好评的，但关注还是不够。可以说，我对学术界越来越失望。体制和风气都有问题。大部分人，真的不是做学问，而是用这个来赢得别的东西，我称呼为“学官”，就是学术界的官员。在学术上出成果，可以当一个评委啊，什么会长、理事啊。尤其是90年代中以后。制度有了问题，评职称、评博导，要数字化管理。你有多少课题，有国家级经费。我总结了16个字：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行政干预，等级观念。我觉得这套管理方式是毁灭学术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别的学者看来，你也曾经是这套学术制度的受益者。我记得你在武汉大学毕业留校不久就被任命为中文系副系主任，这和你在1988年就出版了《〈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论稿》一书有关系么？
    易中天：你把因果关系搞错了。我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是因为当时刘道玉校长花了很大力气把我留下来，他让我做工作，我一定要做。其实这个事情让我的著作推迟了两年出版。当时，职称两年评一次，如果书是1986年出版的，我就能评上副教授，结果后来一直到1992年才评上。我怎么能是受益者？根本就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到1992年你彻底对学术制度失望了？
    易中天：对。我的第一本“随笔体学术著作”就是《闲话中国人》，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学术体制失望:真正的作品写得再好也没有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说的意义到底是指什么？
    易中天：一个学说出来，总是希望有人关注吧，石头扔到水里还会响一声呢。我看到很多朋友，自己从工资里贴钱，省一点钱来出版自己的书，为了评职称，没有办法。一两万块钱出的书，除了送给几个朋友和同行之外，没有别人看。其实即使同行也不看。这种书我写它干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你还是希望学术能和现实联系起来，希望能经世致用？
    易中天：我到厦门来，林兴宅老师跟我说了一段话，他在80年代是风靡一时的人物，他当时就跟我说，你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有结果。要么对现实有作用，要么对将来有作用。两个都没有，做他干什么？我觉得这个话很对。能不能影响将来的学术发展，我不清楚，那我就面对现实吧。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你的书对现实有作用，作用在哪里呢？
    易中天：我一直说，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当下正生活着的人的幸福。人文学科中，应当有一部分学者面对现实，为现实的人的幸福服务，我就给自己定位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第一本书就是《闲话中国人》。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现实作用指的是学术普及工作么？为什么“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这么受欢迎？
    易中天：其实我不喜欢普及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有居高临下的意味。我认为我的工作是在努力实现“三个对接”：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与大众的对接、学术与传媒的对接。学者在电视上开文史讲座大受欢迎，说明大众对了解历史文化知识有强烈的需求。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怎么看待余秋雨？你怎样界定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作用和位置？
    易中天：这方面余秋雨先生是先行者。该不该走是一个问题，走得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但总要有人先走。当时我觉得一部分人走就行了，比如我。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选择“三国”，是因为你觉得这是和观众对接最快的作品么？
    易中天：再次声明，我讲的是“三国”，不是《三国演义》。讲“三国”是电视台选择的，以曹操为重点是我的选择。对我，就像做医学研究的人，找到一个最典型的病案。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曹操是最典型的病案？你选择他是从什么角度？
    易中天：曹操作为一个人很可爱，能说真话的时候就说真话，但是晚年却做了很多错事。至于我为什么选择他做我的重点。你们看到最后就能知道，我不能把我节目最后的东西告诉你。
    三联生活周刊：那讲完“三国”后你还会接着讲什么呢？
    易中天：休息。

周泽雄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标题中的意思。

再说，易中天先生也不会这样讲话的。因为，那也太邪恶了吧？似乎在暗示：你们之所以没能走红，是因为缺乏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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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不惊人死不休，呵呵[em07]

周泽雄

呵呵，看正文中的内容，像是易中天的口吻。

所以我曾经有一条软规矩：不评论任何带有轰动性的标题。因为经验告诉我，背后多半站着个“操刀鬼曹正”，我可不能冤枉了作者。

庄子者

尤其是90年代中以后。制度有了问题，评职称、评博导，要数字化管理。你有多少课题，有国家级经费。我总结了16个字：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行政干预，等级观念。我觉得这套管理方式是毁灭学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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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　我已经上了明星的“贼船”
蒯乐昊

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

　　7月22日，易中天新书《品三国》在北京举行全国首发仪式及签售会，虽然主办方事先对签售的火爆已有所准备，但蜂拥而至的“易粉”还是多得超出了想像。为安全起见，签售活动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后被有关部门强令中止。北京图书大厦外众多排队等候的读者非常失望，甚至有人当众嚎啕大哭。据报道称，当时现场队伍长达400米，人数约3000左右，原价25元的签名书在黄牛手中被炒到80至100元。
　　在北京之后，重庆、深圳、广州依次接过了这轮红得发紫、热到发烫的接力棒，据称，第一版印数就达55万的这本易中天新作已在紧急加印中。
　　在镜头面前，易中天更像个经验老到的明星，而非久居象牙塔的博导。化妆，服饰，灯光，话筒……一切到位，对面粉淡脂莹的女主持轻轻调试无线话筒的音量：“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易中天熟稔地朗声接口，“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一来一往，仿佛接头暗号般，表明身份：都是会家子，都是圈里人，驾轻就熟，无须多言，这便开拍了吧。
　　他甚至拿出从某位央视名嘴那里学来的窍门，教授对面年轻的女主持人，“什么姿势坐得最不舒服，上镜拍出来就最好看。”年轻时代醉心于福尔摩斯的易中天，观察人的敏锐目光也不输于侦探，他很绅士地提醒女主持，她膝盖上有一块新近撞的大疤，别让摄像机拍到了。
　　跟“超女”一样红的博导
　　如果像评选“超级女声”那样，让老百姓发短信选举心目中的“超级教授”，恐怕易中天当仁不让地要入选。甚至，他的粉丝们也跟超女的粉丝一样，给自己起了“意粉”、“乙醚”这样的绰号。“他们还说我讲的是麻辣史学，我又不吃花椒，怎么可能麻辣？要我说，我明明是生猛海鲜，怎么会是麻辣火锅？”他没想到自己在《百家讲坛》一露脸就这么有观众缘，更没想到自己的语言方式会被人作为样本研究揣摩。“我在学校讲课就是这么讲的，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不可否认，人们是通过电视这块放大镜，看到了易中天。他自己也开过玩笑，“本想当个平民学者，一不小心成了大众情人。”
　　“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服务，所以，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东西。因此必然会有一小部分的学者走出书斋，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生活，走向媒体。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他肯定会上电视，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太辛苦了。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
　　他总是如此回应那些批评他“不务正业”、“学者明星化”的声音。并举例说，孔孟、朱熹、二陈……他们开办书院，甚至到市井中讲学，那就是当年的《百家讲坛》。
　　在到《百家讲坛》品评汉代风云人物之前，易中天在心里给自己的受众做了一个定位：35至55岁之间，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社会阅历。可是后来网上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他的拥趸中有7成是13岁到27岁的年轻人。当然，这其中有网民身份的特殊性，而在实际生活中，他已知的最小观众是8岁，最大的88岁，“老少通吃”。
　　眼睁睁看太太“入了套”
　　仿佛印证他频繁被邀似的，在北京刚录完两档《百家讲坛》，易中天就被江苏广电总台的一场名为“七夕·东方情感文化国际论坛”的大型论坛请到了南京。
　　谈起历史上的情人节由来，贯通文学、美学和史学的易中天头头是道，他认为除了七夕，中国古代的三月三上巳节也被认为是情人节，因为此时正值春天，连小动物都恋起爱来了，“春来不是读书天，三月三这天又格外开放，奔淫不禁。”为了佐证，他马上高声背诵起《诗经·郑风》里描写三月三男女厮会的篇章，并称，华夏民族最浪漫的时代，就是诗经时代，打那以后的爱情，统统都不怎么带劲。
　　他拒绝透露关于太太的任何细节，“她一再叮嘱我，不希望受到打扰。”以前，一回到家里，易中天就把手机交给太太，后来电话实在太多，就干脆关机了。即便如此，太太在家中还是要不停地为他代接各种各样的电话。
　　“有一天，我眼睁睁地看着太太‘上了套了’。”
　　一家媒体来电话约采访，她说：“对不起，他不接受采访。”
　　媒体问：“为什么他不接受采访？”
　　易太太很老实，“因为采访的人太多了，没有时间。”
　　“采访的人真的很多吗？他们都问些什么问题呢？”
　　“问什么的都有。”
　　“有问八卦问题的吗？”
　　“有啊，怎么没有问八卦问题的！”
　　“我听说网上提出来嫁人要嫁易中天，有人问这个问题吗？他们问的时候你怎么回答的，你吃醋吗？”
　　“我不吃醋，吃什么醋啊，说这话的都是些小女孩，都是不当真的。”
　　“那如果人家要是当真呢？你先生要是动心呢？”
　　“我相信他不会的。”
　　当时易中天正好就在旁边，不住手地打着噤声和暂停的手势，太太这才反应过来。易中天说，“你已经接受人家采访了，还是独家。”
　　“指导型”老爸
　　生于1947年的易中天，年少时的经历有着那个时代任何一个青年人的影子：停学，下乡，远放新疆建设兵团。不同的是，1978年，从未进过大学校门的他，直接考取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他似乎不愿过多地回忆在新疆兵团的生活，他也为自己的女儿生在一个可以自主选择未来的时代而感到庆幸。这个骨子里反对大一统，崇尚个性、民主和自由的学者，努力在自己的家中为女儿营造一个最宽松最开明的小环境。
　　女儿小的时候，他就只用商量的口吻跟女儿说话。孩子高三面临填报志愿，老爸提出指导性意见，具体的主意孩子自己拿。“我给她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和一个三维坐标系：兴趣原则，你选的专业应该是你感兴趣的；优势原则，你选的专业是最能体现你的优势的；创造原则，这个专业毕业以后从事的工作应该是创造性的，而不是做简单重复劳动；利益原则，这个专业最好还是能挣钱的（笑）。三维坐标系就是：X轴——城市，Y轴——学校，Z轴——专业。把这个坐标系做出来以后，按照你可能的考分，在这个三维结构中找到一个结合点。”
　　为了让女儿更好地选择这个点，易中天花了半年时间，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跑了一圈，把她考虑范围内可能考上的学校全部实地考察一遍，“一家家拍成照片：宿舍，食堂，学生状态……另外，列出这些学校3年以内在福建省招生的排行榜，然后，所有资料摊在那儿，剩下的我不管，我做饭去了，她自己填。由于学校、专业都是她自己挑选的，所以她进了这个学校后每年都是一等奖学金，毕业的时候是上海市的优秀毕业生，她喜欢它、爱它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爱是最大的动力。”
　　这一个“指导型”老爸，在爱女身上所花的精力之多、心思之细，实在是超过了许多“指令型”老爸。
　　职场政治指南
　　易中天的讲坛和论著里，你也随处可以看到这种开明、自由，甚至稍带叛逆的幽默态度。在中国这个长期以来历史与政治结合得非常微妙的国度，历史人物的面貌往往被固定化、程式化了，而易中天口中笔下的历史人物却往往有着更加多元的人格，刘备未必真是忠厚长者，曹操也不再只是白脸奸臣，他说，他总是对“大一统”式的人物抱有本能的怀疑。
　　“一个人越是大家都说他坏，我越是想在他身上找到一些闪光的地方，反之一个人什么都好，没有缺点，我觉得也很靠不住。世界上没有绝对和纯粹的东西，不掺一点杂质的东西往往不好，比如酒，100%纯酒精是喝不得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在他的著作《帝国的惆怅——易中天论中国政治与人性》一书里，易中天用一种惋惜之情写到了晁错——英雄往往是倒霉蛋，善意未必得善果，这略带悲壮的历史惆怅感，不但符合易的审美情趣，也恰好表达了他对人性体察的结论。
　　他的历史新说，受到了一些正统史家的诟病。不过，虽然有人质疑他的解读方式太过戏谑，却绝少有史学家对他讲坛中的史实细节提出异议。易中天把历史解读法分成三类：正说，戏说，趣说，并把自己归为最后一类。趣说，不像“戏说”那样对历史进行臆造和杜撰，也不像“正说”那样正襟危坐难以亲近，而是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对表述方式进行一些趣味性的加工。比如，在说到古代某个专门的官职名称的时候，易会含笑打趣一句：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公安局局长。
　　据一些“意粉”透露，易中天的书里把人性分析得太透彻了，在办公室政治复杂的地方，他的书还有另一种用途，就是用来学习职场政治，一些机关里的读者，甚至会拿着他的书，在书中寻找身边人物的原型，对号入座，分析应对之策，或学习权术之道。历史普及读物的这一额外功能，大概是自称生活中其实常得罪人的易中天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19期

郭乃成

这文章名字够损的，明摆着是把别人绑上柱子，对敌营叫嚣：“来揍我吧”的主给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