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革 命 尽管“革命”一词已被滥用到接近陈词滥调的地步，但我对之依然怀有敬畏感、崇敬心。 我们可以历数人类历史上的革命性事件，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是以科学对神权统治的强烈反叛，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正式确立——都以进步的姿态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革命不仅仅意味破坏、推翻旧的世界，还意味着建立、建设一个新的世界。革命真的不简单。 当“革命”一词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中的时候，它往往意味着暴力，而且只是暴力。这里有毛泽东的话为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于是——陈胜吴广革命了，绿林赤眉革命了，黄巢革命了，宋江方腊革命了，张献忠李自成革命了，洪秀全杨秀清也革命了……中国大地上的“革命领袖”如此之多，我们也早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能够过早地陶醉于幸福之中，因为直到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革命领袖”洪秀全的出现也没有把中国引入现代文明社会，特别令人痛苦的是——他们的“革命”有多么地彻底，中国人的苦难就有多么地深重。这无法不让人思考一下：这是为何？ 就挑离我们最近的洪秀全说一说吧。 十分有幸地居住在太平军曾经“革命”过的地方，这里留下的“革命”后的遗迹多多，加上从小就从教科书上受到了他们的“革命教育”，还多次前往缅怀。由于清王朝腐败之烈，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之严重都是空前的，于是就有了一个直观的结论：凡是反清的就是革命的，洪秀全是反清的，因此是革命的。多么可爱而正确的结论！ 然而，这将使我们误入歧途。当我读了复旦大学潘旭澜先生所著《太平杂说》一书后，不得不重新思考洪秀全，乃至以往的一切农民运动的“革命”的性质。 这里我无法一一详述洪秀全及太平军在“革命”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概括地讲，在政治上他假托天父附身，实则是受命于天的不折不扣的帝王思想；在经济上实行配给制，废止商业，使商业水平倒退到奴隶社会的状态；在文化上他仇视知识分子、敌视文明，推行“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的文化专制主义；在民族问题上采用极端的民族政策，把满人包括商人、士子、平民都赶尽杀绝；在军事上任人唯亲、排斥异己，除策划制造杨秀清、韦昌辉血案外，后期为保“江山”，胡乱封王达二千七百人之多；在生活上极为奢华糜烂，刚刚进入南京城不久就大兴土木，建造了比明故宫还大一倍的天王府，仅府内官员就有一千六百余人，宫女一千余人，洪秀全的妻妾八十八人（一说一百零八人）；洪秀全还歧视妇女，设置男营女营，强迫男女分居（包括夫妻、母子、父女、兄妹等直系亲属都不能面对而视——这使我想起了塔利班），建立集中营式的隔离制度……潘先生评价这场运动“是非文化、反人类进步潮流的君权加神权统治”。洪秀全统治地区人民的苦难远甚于当时清政府统治地区人民的苦难，难道这就是革命的目的？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人们还不能正视这场运动的实质。或许革命确实需要暴力，但革命的意义绝不是暴力的对决，革命的结果绝不是以一种暴政代替另一种暴政。革命与血腥、与苦难都不是同义词。 如果说不能正视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一种错误的话，那么，错不在我们以及大多数普通人，倘若不是潘先生的《太平杂说》向我们揭示了在教科书、主流话语中看不见的史实，真不知何时、到哪儿才能找到这种“革命”的真相。 回顾中国历史的进程，自秦始清止，封建统治的时间如此之长，并不是因为革命太多。暴力可以推翻一个旧的王朝、可以视为一种反抗，却只能视为体制内的斗争，这也足以回答中国的农民起义为什么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他们提出的口号、纲领并不比其所反对帝王们的高明多少、深刻多少、先进多少。这样的斗争是配不上“革命”的字眼的。 革命，有多少暴力假汝之名而行？而什么样的革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革命？ | 
发表于 2006-8-1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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