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明远 文章来源：《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商务印书馆——文化人的出版阵地
京师大学堂带有浓厚的封建王朝官场习气的烙印，而商务印书馆则带有新进的资
本主义民间商业的色彩。它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手工业印刷工场，创办人是夏瑞芳、
鲍氏兄弟和高凤池等，原为西文报馆的排字工人。他们集资银圆３７５０圆办厂，以
５００银圆为一股，起初只能印刷一些简单的印刷品。 １９０１年他们预见到科举制度必将废除，及早编印了新式学堂的各种教材，得
到了新教材的印制和发行权，利润大增。为了迎合新潮流，也开始编译《华英初阶》
、《华英进阶》等一类英文读本，同时还翻译了一些日文书，由于译笔粗糙，出版后
无人问津。为提高译述水平，经多方联络商讨之后，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张元济推荐蔡
元培担任商务编译所所长。
不久《苏报》案发生，革命党人章太炎、邹容被捕；蔡因有牵连，被迫逃亡青岛
。夏瑞芳就聘请张元济担任编译所所长，时在１９０３年。此后张元济主持编辑了我
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并大力提倡汉译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又创办东方图
书馆等等。
１９０２—１９１６年间，中国新创文学报刊５７种，其中２９种以“小说”命
名的报刊中，上海占２２种。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２—１９２０年间，出版图书３５２
２种，其中文学类（以小说为主）８４６种，占四分之一。
1903年商务印书馆聘请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并开始出版“林译小说丛书”
、“说部丛书”等。当时许多文化名人，如林纾、梁启超、蔡元培……都与商务印书
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文坛走俏一时，此后他又译述并出版西方小说181
部，每部约为20万字左右。其中一些小说，既发表又出版，发表时也有稿费。郑逸梅
等回忆说，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很受读者欢迎。他的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十
几年间，共达一百四十种。……稿费也特别优厚。当时一般的稿费每千字二至三圆，
林译小说的稿酬，则以千字六圆计算，而且是译出一部便收购一部的。”（据《藏晖
室札记》，载《新青年》第３卷第５号；转引自《中国近代文学史论文集·小说卷》
第688页。）每部书稿酬1200银圆左右（合今人民币6万元），这样，林纾十几年间的
稿酬收入高达20万银圆以上（合今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
商务印书馆1910年出版《小说月报》，闻名全国。
南洋公学与商务印书馆的亲缘
1898年，南洋公学筹建译书院，选译东洋、西洋的名著印行，供学生和国内人士
阅读。出版西学书籍是“成才之助”，强调“兴学之要在译书”。9月，戊戌政变失
败，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新党，有些被西太后逮捕杀害了，有些逃往日本，有
的新党则逃往上海租界，其中一位张元济（菊生），于1898年10月逃难来到了上海南
洋公学。
1899年南洋公学在上海虹口正式成立译书院，由张元济担任译书院院长，负责编
辑近代中国最早的教科书。当时一批逃亡到上海的新党，通过张元济的介绍借住在商
务印书馆楼上，其中有吴稚晖等。当时社会上学习科学和英文的要求迫切，加上张元
济编辑经验丰富，这就促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工作的进展。例如英汉对照的四卷本《
华英国学文编》，是我国最早的英汉对照读物。在1899年至1900年间商务出版物迎合
了社会的需要，好多书销路很广。同时新党也借此宣传“变法维新”。
张元济先生受聘主持译书院工作不久，南洋公学总理（教务长）何嗣焜去世，张
元济接任了南洋公学第二任总理，兼管译书院，月薪为银洋350圆（合今人民币约２
万元）。译书院逐步扩大，还聘请了外国人做译员，开办了“东文学堂”，同时组织
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的书籍，如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严复的译述，全
套几十本都是由译书院首先刻印发行的。南洋公学译书院也由此闻名全国。
1901年商务印书馆原发起人邀请张元济、印锡璋等合资，成立有限公司，议定原
发起人每股照原数升为7倍，折合银洋26250圆，加上新股23750圆，共计资本5万银圆
（约合今人民币350万元）。
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后，先在长康里设立编译所，请几位先生翻译西洋东洋的
科学书籍，由蔡元培兼任编译所所长。不久高梦旦亦由张元济约来帮忙。
因出版经营有方，盈利不少，逐步添置了机器。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几十年，由编译所长，而经理、监理、董事长，同夏
瑞芳、鲍咸昌、高翰卿、高梦旦等一起惨淡经营，逐步将一个小小的印刷工场发展成
为现代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
清朝末年，全国图书的营业额每年约为400多万银圆，其中商务印书馆约为150万
银圆，占三分之一。
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圆，占五
分之二。
1902年商务出版的书籍仅为15种27册，到1914年增加到293种634册，在13年间增
加了大约20倍。
1902年1月4日（辛丑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杂志《外交报
》，主编是张元济。1904年出版《东方杂志》，创刊时主持编辑的是日本人，其中有
好多文章是由日本人写的。 商务与作者的经济关系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渊源长久。1903年，商务聘请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
》半月刊，共出三年72期，该刊成为晚清的四大文学刊物之一。也是从1903年起，商
务开始出版“说部丛书”，1904年创办《东方杂志》，1909年创办《教育杂志》，1910
年出版《小说月报》，名噪一时。1921年《小说月报》改版成为新文学运动刊物之后
，续出《小说世界》，将
原《小说月报》的通俗文学作家继续网罗在商务的招牌下。商务印书馆大力推出这些
文学书刊，繁荣文学市场，对晚清和五四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反过来，文学
市场也给了商务印书馆巨大的名声和经济利益的回报。
在书籍的稿酬方面，商务印书馆有着比较灵活的规定，其标准视著者的知名度、
学识水平、书稿质量和发行量等各方面情况而定。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等书的版税为40％，是最高的。
一些教科书和工具书的编译费，常是一次性付酬，不采取版税制。
1912年丁文江编著的《动物学》一书，酬金为400圆，秦蘅茫编的《代数》、《
几何》，稿酬共700圆，景阳编的《三角》，稿酬400圆。
1913年1月，郁少华修订《英华新字典》，连校对在内一年完成，酬金750圆，分
五期支付，先付150圆，然后每次校对交字付150圆，再三次排校毕付清。
1916年3月，范云麓编《春季单级国文》十二册教科书，并编《学生自习字典》
一本，酬金合2400圆。
鲁迅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13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第4期第1号首版第一篇，发表了署名
“周倬”的一篇文言小说《怀旧》，文中有十来处圈点，文末加了评语：“实处可致
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机灵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
讲词章，卒致满纸短汀，无有是处，极宜以此等文字药之。——焦木附志。”焦木即
编者恽铁樵，“周倬”是谁呢?当时社会上谁都不知道。
整整21年以后，鲁迅本人才在通信中表明，这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34年5月6日
，鲁迅致杨霁云的信中写道：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
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了《小说林》（?）上……内容是
讲私塾里的事情的，后有恽铁樵的评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时过境迁，这
么长久，鲁迅难免对细节记不清楚的，因为当时并不是他经手把稿件投到《小说月报
》去的。鲁迅逝世以后，周作人对这件事作了具体的说明：鲁迅“辛亥（按即1911年
）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小说），以东邻的富翁为模特儿，写革命前夜
的事情，颇富于讽刺的色彩”，“未有题名……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
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引
自知堂《关于鲁迅》一文）
这篇经周作人加了“题目与署名”的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在1912年12月6日寄《
小说月报》，12日就收到复信，28日收到稿费5块银圆，并于1913年4月出版的《小说
月报》第4卷第1号上登载。
商务印书馆付给梁启超的优厚稿酬
民国初立，北洋政府便通过法令，发还梁启超、康有为被查抄的家产。之后，梁
启超以共和党党首身份加入北洋政府，任财政总长和制币署署长。
1912年12月，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报》。12月18日，他在家信中说，
“《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
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
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1页）不仅有
很大的社会效益，而且经济收入达5万多银圆。
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其间决心退出政界，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
国之路，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梁启超跟商务印书馆的来往也很密切。根据1922年10月他和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
济的通信，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为40％；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
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圆。8日梁启超致函张元济说，他遵照约定将他关于佛学的稿
件寄上，请按信上的要求在《东方杂志》刊登。信又说：一、 《历史研究法》请即
照梦兄（陈注：指高梦旦）来书，再版印三千部（此书此间尚存千数百册，拟日内移
交津馆代销何如?）其办法仍照从前“自印包售”、“六折算帐”，印费请先垫付，
在售价内扣除，书价三节结算。（陈注：三节指端午、中秋、春节）
二、 《历史研究法》第三期书价（第一次之六千册）定本年秋节交清，前此除
一次由律馆交来若干，二次由菊兄代付君劢千圆，余数若干，希饬算拨付。（陈注：
菊兄指张元济，君劢指张君劢）张元济回信说，他将遵照梁启超的要求，将文章“先
登杂志，既印单行，已示梦旦，一切当遵办”；同时说，“前订撰文之约，即自本月
为始。……千字二十圆乞勿为人道及，播扬于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难应付”（见《梁
启超年谱长编》第965页）。
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合同
在蔡元培主持北大的几年中，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了广泛的合作：由商务
印刷、发行《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北大教授的专著及通俗教育丛书，由华法教育会
人员修订商务教科书，代北大订购外文书籍，以及请北大教授兼为商务采集标本等等
。
通过这些合作，北大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出版的便利，而商务印书馆则获得了最高
学府权威学者的支持，提高了出版物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了它在国内外出版界的地位
与声望。 1919年初，蔡元培代表著作人（北京大学）、张元济代表发行人（商务印书馆）
正式签订《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合同，规定：（一） 编辑事务，由著作人任之，印
刷、发行事务，由发行人任之。
（二） 用三开本。每年十册，每册以十万字为率，约一百页，每册定价三角。
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由发行人代垫。
（三） 销数不满二千部时，所有损耗，由发行人担任。如满一年后，尚销不足
数，发行人得将杂志中可以单行者，另印单行本，以冀抵补。销数满二千部以后，如
有余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发行人得十分之四。
（四） 外间广告，由著作人经手者，照广告定价，以十分之五付给发行人。其
由发行人招致者，概为发行人所有。
（五） 稿本用纸，每行字数，须与版式一律。如用夹注、或说明、或另行、或
括弧、或插图、或附表、及所用圈点符号，均照排印之式，一律缮成正稿。图稿务须
按照适定尺寸，绘成正稿，以便即用原稿雕刻、影照。如果有排印为难之处，发行人
得酌量更改。著作人稿本，须于两个月以前，寄交发行人。
（六） 纸价涨落无常，估计成本，照市价计算。出版时，发行人应寄五十册交
著作人。北京大学教授撰写的讲义和专著，大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胡适的《中国
古代哲学史大纲》，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陶孟和的
《社会与教育》，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陈映璜的《人类学》等等，有的列为
“北京大学丛书”，有的由蔡元培具函介绍。如1919年12月，经蔡元培介绍，商务印
书馆曾以200银圆代价购印了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
商务印书馆职员的经济状况
商务印书馆职员的薪金逐步提高。民国初期，国内大学毕业生极少，一般相当于
高中文化者入馆，通常试用半年，合格后才正式录用，起点月薪30银圆；此后惯例每
年增加10圆（此时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50元）。
民国初年的薪金标准
1912年12月，张于贞、周衡甫、李心莲初来商务印书馆时，试用期月薪24圆，“
半年后得力再增加”。考核转正后，月薪30银圆；第二年40圆，等等。
据包天笑回忆，1912年他在宝山路商务编译所半天工作（每日下午1—5点，星期
日休息），担任小学图文教科书的编辑，月薪40银圆。当时编辑共约40名。
就连沈雁冰（茅盾）由北京大学预科初到商务印书馆时，也是一样的待遇。1916
年8月沈雁冰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起初月薪只有24银圆，1917年定为30银圆。
以后每年晋升10圆或20圆。1921年为100圆。
其他资历稍高者，待遇也高些。1912年6月，许志毅、凌文之初到商务印书馆，
月薪各60圆。10月凌文之向馆方说，有人邀请他任教员，月薪80圆，“为家累计，不
能不弃少就多。”馆方同意明年（两个月后）增加薪水，“论其能力亦尚值得”。
1916年2月邵长光愿离政界到商务印书馆服务，商订月薪由160圆至200圆。3月邵
培芝到馆，月薪180圆。8月平海澜到英文部任编译，月薪100圆。杨仲达来馆，起点
月薪160圆。1916年9月留美博士蒋梦麟（即后来继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者）尚未归
国，经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一开始就定月薪200圆。1919年2月周越然来馆，月薪180
圆。10月谢福生定月薪200圆。
20世纪20年代的薪金标准
1921年周建人由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月薪60圆。
据唐鸣时回忆，1921年国内大学毕业生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起点月薪为60银圆，
以后一般每年增加10圆或20圆。资深编辑的月薪可达100—200银圆（此时1银圆约合
今人民币40元）。
商务印书馆曾慕名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
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
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商务印书馆想要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
，由沈雁冰出面，商议月薪为300圆。
据陶希圣文章说，他进入商务编译所是在1923年：“各人的薪水互不相知，各人
的进退听之当局。我初进所，月薪银圆八十圆（当时米一石只得五圆）。满一年之年
终，当局给予书面通知‘台端月薪加为一百圆’；再过一年加为一百二十圆。一九二
五年五卅运动起来了，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职工大罢工，向当局提出十九条要求。自
此以后当局不得任意开除职工，而待遇公开。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务印书馆通告同人
，普遍加薪。最低工资十圆的工人，加三圆；原工资十至二十圆者，加百分之二十；
原工资二十至三十圆者，加百分之十五；原工资三十至五十圆者，加百分之十；学徒
练习生满一年加一圆，满二年加二圆，等等。即如编辑人员，年终普遍加薪，按比例
至少增加二圆七角五分，或加七圆五角，多的可加十七圆五角等等。” 当时商务编译所的职员共约200人。
20世纪30年代的薪金标准
到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待遇又有提高。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起点为80圆（
此时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35元）。 又据高梦旦记录，20—30年代商务编译所校对者月薪50银圆，抄录员月薪30银圆
。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往往以学历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高达
200—25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可达120—150圆；这都高于国内的大
学毕业生。不过，根据工作的成绩，薪金可以逐年提升。
“经济自立”的觉醒
当时的作家、编辑、学者们跟出版商之间也产生许多复杂的矛盾。
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郑振铎，２０年代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月
薪10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4000元）。他在上海闸北租赁了一所大房子，一半自己
居住，一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场所，或开会、或谈天、或听留声机。聚会多数在
晚上或节假日。
1923年１月初，有次交谈时郑振铎感慨说：“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
拿百圆左右，可是出一本书，印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圆，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
办一个书店！”
大家表示同意，又讨论了几次，决定每人每月从薪金里提出10银圆，储存银行生
利；集资到一定数目时，便可自己出书。当时约集10个人，有郑振铎、叶圣陶、沈雁
冰、周予同、王伯祥、胡愈之、顾颉刚、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由顾颉刚任会计
。
周予同为此社起名为“朴社”，因为他听了钱玄同的课，非常欣赏清代的“朴学
”。接着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郭绍虞、陈乃乾、朱自清、陈万里、耿济之、吴
颂皋等入社。
顾颉刚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０日在通信中说出了他们（以及中国新兴知识阶层）的
“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理想：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
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的生活，靠政府也靠不住、
靠资本家也靠不住，非得自己打出一个可靠的境遇就终身没有乐趣了！这代表了当时
中国知识阶层在“经济自立”问题上的觉醒。
１９２４年胡适和陈独秀决定跟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努力周刊》，由《新青年
》同人高一涵任编者。当时在《晨报》上刊登了广告，准备办成系列性的刊物，还要
出版《努力月刊》。但是这个广告没有兑现，读者来信询问其中的究竟。
《晨报副刊》１９２４年８月２８日发表了高一涵的答复说：《努力月刊》之所
以胎死腹中，是因为跟商务印书馆老板有分歧，生意经没有谈妥：“叫我们出来为三
圆钱五圆钱去替那些持商务印书馆股票的人挣红利，老实说心中总有一点痛！所以我
……不得不暗地里抱着不合作主义了。”
此答复见报以后，胡适赶紧出面在《晨报副刊》９月２日澄清说：他当初和陈独
秀决定让商务印书馆出版《努力》，一方面是商务经理们主动要求，另一方面是他们
的条件比较合适。商务不仅给作者们支付稿酬，使得“穷作家”能有些补贴；商务还
决定：杂志如有2000份以外的销量，编辑部有版税二成和广告二成的提成，从而帮助
辛苦的编辑同人。最后胡适说：“以一个几百万资本的大公司，破例的经营这三个铜
子的生意，是谋挣红利吗？”
每年年终的“花红”
除了月薪，商务印书馆职员每年还可分一些花红。不过，花红等级很多，差别很
大。
20年代初，商务的一些股东们得到了如下的花红（据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甲编第456页）：
姓名职务1921年1922年1923年1924年
鲍仲言总经理8000圆9000圆7000圆6750圆
高翰卿监理8000 8000 7000 5950
张元济监理8000 8000 7000 5950
李拔可经理6000 7000 7500 6370
王显华经理6000 7000 8500 7225
高梦旦所长6800 7000 6500 5525
王云五所长8000 4000 5000 4250
而一般职工所得“花红”大约为一个月的薪金（职员）或工资（工人）。这有时
称为“每年的第十三个月的年终分红”。
商务印书馆的劳资纠纷
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的廖维民《上海印刷
工人的经济生活》一文中列举上海印刷业工资情况说——有月工与包工之分，月工是
按每月所订定的工资发给，都在十五圆以下，包工是休息日和生意清淡时没有工资，
他们的工资更少。
综合上海几十家（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工钱分三等：头目二十圆至五
十圆；下手十圆至三十圆；学徒一圆至十圆。女工只有摺书、订书二种。摺书：洋装
（即洋纸）摺一页的，每千页二十文；二页的每千页五十文；三页的每千页七十文；
四页的每千页九十文。本装（即本国纸）每千页七文，也有每千页九文的。钉书：本
装一本五文，洋装稍高。摺书最快的，每月可得十几圆的工钱，普通每月可得五六圆
，初学者，每月只得二三圆。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提高了劳动者的觉悟。8月22日
商务印书馆职工会发布了“总罢工宣言”，要求提高经济待遇，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
。罢工宣言指出：“馆中亦每年有所谓花红者，在几个当局，确实可以称为花红（例
如经理月薪三百圆，而年得花红二三万圆）；在我们薪水小者，却也可叹（月薪十余
圆者仅年得花红十余圆，甚有不足薪水一月者）。” 编译所职员沈雁冰（当时为共产党支部书记）、郑振铎、丁晓先等12人担任工会
谈判代表，馆方由张元济、王云五等6人参加谈判。中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学生联合
会向商务印书馆提出：馆方如不接受职工会的合理条件，将号召全国学生停止使用商
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以示抗议。8月27日开学在即，馆方接受职工会的条件，罢工
胜利结束。
1925年8月，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公布了《加薪办法》，规定从本年10月1日起，增
加总分
支局同人薪工，标准如下：甲、薪工在10圆以内者加30％；乙、薪工过10圆至20圆者
加20％；丙、薪工过20圆至30圆者加15％；丁、薪工过30圆至50圆者加10％；戌、学
生满１年加１圆，满两年加两圆。（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455页，中华书局
，1954年） | 
发表于 2006-8-26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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