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儿子在香港求学,十四岁,暑期到海运大厦一间玩具店打散工。三个原因老板喜欢他。其一是工资低:下午工作五个小时只五十元;其二是儿子英语流利,招待外籍小友是专家;其三是儿子与儿童合得来。今天儿子长大了,研究专于癌,习医专于儿科。是的,我的儿子与儿童结下不解缘。 鼓励儿子打散工是不容易的决定。有危险的:推介玩具要用梯爬上爬落。再者,那份工消耗体力,放工后儿子到麦当劳等食肆大吃,赚来的五十元不够。我要补贴,连交通等费用每工作天补百元。为父者补贴也是福利经济,但与政府补贴有大差别:儿子不工作没有得补。政府补贴却相反:不工作才有补贴,有工作则不补。 二十年前的香港,政府禁止儿童在街上擦鞋了。如果政府容许儿童在街上擦鞋,而儿子要尝试的话,我会容许。比较头痛,因为要亲自替儿子选择地点,也要注意儿子在街上结交的小朋友。 只有一个儿子,说不宠爱是谎话。但我认为在暑期打散工,贵贱不论,对儿子日后的发展有好处。工作是一种锻炼,可以培养一个少年的责任感,增加耐力,而更重要是看到一点自己做出来的成绩,或大或小有点满足感。后来儿子在美国进大学,读得好(本科毕业的总成绩是三点八五),读过的书是全新的(彷佛没有翻过),懂得透彻,耐力强,有好奇心,有想象力。我当年的教导还可以吧。 百多年前,我自己的父亲在湾仔书院读了几年书,午餐政府供应牛奶,是补贴。轮到我一九四八进入湾仔书院,开头几个月偶有免费牛奶,跟着取消了。当年的香港,私立与官立的学校平分秋色,后者免费,是补贴。医疗也有公立的,也是公私抗衡,与今天一面倒的医管局相去甚远。当年没有什么综援,天天听到的是人浮于事,找工作。我的家在西湾河,非富有之区,认识的朋友没有一个不工作,不少打散工,杀出重围不容易,但这是生活,有血有肉也有泪。这些旧朋友的后一代都比他们生活得好,不少大学毕业,富裕得多了。社会的进步应该是这样的吧。 最近在这里发表《肥妹之死》与《迷惘之境》,发牢骚,得到读者广泛的共鸣。于是想,归根究底,肥妹死自何因呢?答案是死于香港有很多青少年无所事事。我不知道打死肥妹的那一群有多少是生长于政府综援之家,但绝不怀疑他们友侪中不少是受到综援的培养。综援左右工作的意图,天下皆知。不工作,无所用心,于是陷于迷惘之境,肥妹当灾是自然的倒霉了。 读书不成没有什么大不了。有碗可洗,有街可扫,收入多少总可以练出一点真功夫。然而,这些机会,香港政府二话不说就抹杀了。今天一些议员竟然要推出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强逼无所事事的去扫街不是高明得多吗? 想当年,自己求学不成,或无心向学,独自跑到当时四顾无人的柴湾去钓鱼,有所事事也。爬上离岸不远的巨石上,用手把鱼丝一次又一次地拋到海中去。根本没有鱼,就是有也要好几条才凑够一两。一次一次地把鱼丝拋出,拋出无数次,幻想着有大鱼光顾。永远落空,永远失望。但就是这样,我培养出好奇心,培养出想象力,培养出锲而不舍的性情。八年前艾智仁把我在他教过的学生中排第一,说因为我永远比同学多走几步。 今天我认为,昔日到柴湾钓鱼的锻炼,可能比在学校考个第一对我后来的学问发展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