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温铁军在卖什么药？作者 偏师侧卫 发表在：百灵社区 www.blsq.com温铁军在卖什么药？
——谈谈三农专家如何反对四个现代化 【文前赘语：号称三农问题专家的温铁军很是扯人眼球，近来与友人谈起温的一些观点，言语之间多所批评，遂将其整理成文。】 温铁军先生一向自称是一个关心三农问题的忧民忧国之士。他夫子自道说：“1987年农村改革试验区创立之初我曾经提出：中国应该研究的是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而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问题。”（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73162.html）看来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了。今年他又在博客上贴出了一系列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一窥之下，发现温先生不但十几年如一日地原地踏步，而且还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让人不禁感叹，廉颇老矣，连谎都撒不圆了。
温铁军从来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他一再不屑地说：“很多干部的思想认识，基本上被这新‘四化’的内在逻辑所束缚、所局限。似乎我们只要搞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他以一副过来人的口吻反对这“四化”。他说道：“大多数人不知道中国到底应该要什么？无论什么主义，都得适合国情，因为主义可以换，就是国情这东西换不得。”（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147516.html）
他说完了，就让我们这些门外汉来白话一下。 一、人口问题和人口决定论。
温铁军只要一提起三农问题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数落中国的家底。他说：“50年间农村人口从4亿增加到9亿，人均耕地面积相应减少了一半多。结果是：人地关系越紧张土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社会保障功能就越大于生产功能，也就越得体现公平原则按人均分。于是，中国农地通过这样几次按人均分之后，就接近于全面‘福利化’了。……我国户均只0.41公顷的家庭农场，没有可能在WTO原则约束下与国际上平均数百公顷的大农场竞争，更遑论农业的现代化了！”（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73162.html）
当然光靠他自己一张嘴不够，还得搭上亲民可爱的家门温总理。温铁军一再援引温总理的话：“中国劳动力总量是多少？温家宝同志就任总理时答记者问，第一个脱口而出的数据就劳动力数量。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呀问题很复杂，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力总量才不过3亿多。我中国一国劳动力总量现在就是7亿多，几乎是你们的两倍。他很注重国情分析。如果进一步把农村半劳动力加上，是7亿多吗？农村60岁以上老人不能退休，没人给退休金，还得下地干活。至少50%以上的十几岁的孩子上不起中学吧。干什么呢？不都得下地干活？都算成半劳力，仅中国农村的劳动力总量就在5个亿以上。已经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了。”（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147516.html）
看来温专家是火眼金睛，一下就看到三农问题的根本症结，那就是：人口过剩，土地有限。然后温铁军就说：“总之农村最终形成的基本制度，必然得要取决于我们这个人多地少、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某种‘内生性变量’。……在人口增长压力下‘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不可能缓解，迫使基层村社内部形成土地均分制，这就客观上形成了不可能完全排他的产权，这不仅是政策概念上的‘两权分离、双层经营’得以实现的内在前提，并有可能形成小农村社经济内部化的经营制度和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现在我们有幸看到，当年引起同仁争论的‘小农村社制’和村社内部土地产权‘不完全排他’等观点，正在逐渐得到认同。”（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73162.html）
归纳一下温的逻辑：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是个人多地少的矛盾，所有其他问题都由此而来，因此制度安排是注定的。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螺蛳壳里做道场，一点点化解三农问题。听起来很改良很温情很田园，是不是？
可是且慢。温铁军在这里偷换了概念。他拿来说事的人口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先回顾一下历史。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的人口约为6亿，耕地为16亿亩以上；人均耕地2.7亩，为近半世纪最高值。然而到了九十年代末，在经过近半世纪大量流失和新的土地开垦之后，维持在20亿亩上下；人均耕地降至历史最低值1.6亩。期间，中国人口翻了一番还多。人地矛盾不断加剧，而且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还饿死了大约3000万人。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人地矛盾在这50年中一下堕落成这番惨景？
温铁军避而不答。照温专家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个社会的人口规律与其制度有内生关系。那么不妨追问一下，中国的人口问题是如何由制度内在地造成的呢？
其实温铁军自己就给了答案，只不过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温说：“我对‘集体化’时期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制度进行的研究发现，导致其解体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可以不计代价地以‘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内在机制，不再有条件发挥作用。因为在集体经济内部，一方面按人口平均分配生活资料的利益机制实际上鼓励增加人口、压抑劳动投入，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压抑城市化发展。……于是，尽管账面上社员的工作日和工分都不断增加，但其实际投入的有效劳动却在不断减少。集体化时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出处同上） 温的这番话需要勾沉发玄。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它自身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形态，它将走向何种前景，这受制于它所处的社会制度。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小农可以走向资本主义；在专制的条件下，小农则受到高利贷和国家的盘剥，而不可能市场化或者说转向商品生产。同样是没落，出路迥然不同。中国的集体农业实质上是用专制制度约束了小农的自主选择权，尤其是选择市场的交易权利。他们常年被固着在土地上，不能离乡，不能进城，不能另择他业，连养鸡喂猪都要被剥夺。国家想起他们的时候只在秋收和交公粮的统购时节。这种单方面负担义务的农奴处境，使得他们不得不在既有的集体农业制度下争取好的生活。而既有的集体农业体制则是粗放的劳动投入型经济。大寨田、大修水利、大办钢铁、集体劳动，哪一样不是温所说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因此，只有多生小孩才能使得收入有可能提高，工分和粮食才会增加。可见，事实上是那个制度逼得农民多生多育，搞所谓的“劳动替代投入”。
温其实心知肚明。他在另一处描述改革成就时自打耳光地说：“过去农民不计算资本报酬和地租收益，以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从而稳定地从事农业生产的行为机制，正在朝与过去相反，但却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方向进行结构性改变。在土地要素投入不可能增加而资金和劳动投入愈益可替代的影响下，农民正在因为其劳动力价格已经事实上由市场决定而逐步改变传统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内在行为机制。”（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73162.html）
温事实上承认了改革是一种制度解放，这就是否定了温刻意隐藏的制度之维。事实上，在可能的时候，小农更愿意独立经营，不断扩大生产，甚至进入商品化的生产方式。考虑一下1978年前一直不断的包产到户的冲击波，就不难看出，究竟是什么迫使农民无法投入讲求质量的精细农业。
与此同时，这个集体农业制度又与1959年后建立起来的城市体制严重隔离。在统购统销制度不断提取农民收入用以扩大工业时，农民却始终被隔断在工业的成长过程之外。结果是城市与工业同农业和农民严重对立。在西方历史上，工业的成长总是与人口同步的，而且还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中国却如此人为地制造出内在分裂，这一切都是制度造成的。如此一来，怎能不激化人地矛盾呢？
现在温铁军不对这个问题加以追问，却径直作为当然的前提。他要隐藏中国三农问题的极其重要的一个维度，即制度维度。如此一来温专家就可以说，三农问题只能如他所说的那样去想办法找出路。一味强调人地矛盾，而不讨论当中的人身权利等的制度约束。把目前制度与环境的矛盾掩盖起来。这种用非社会条件来进行制度辩护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虽然人口问题是客观的，但它总是以一定的制度形式存在。制度分析与自然条件分析不可分割。温故意分割它们，这是在制造人口决定论。无非就是为现有的与三农问题有关的制度安排作辩护。
当年造成人口问题的是他们，现在拿人口问题来说事的还是他们。是不是忒不要脸？ 二，所谓小农的交易费用高昂
温铁军反对“四化”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小农交易费用过高，因此必须集中。他说：“由于政府与高度分散的、细碎的、兼业化的和剩余很少的小农经济之间交易成本太高，也难以有效管理。”（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73162.html）他举出中国粮食系统的例子，说因为上述原因，所以无法改革，因此只得保留，以便“继续替政府解决与分散农民的交易问题（虽然交易费用并不低）。”（出处同上）然而这又是胡说八道。
俄国有一个农业经济学家叫恰亚诺夫，就提出小农可以活得很好。他的这一套学说被定名为“家庭劳动经济”。认为小农场仍将是现代农业的主流，农业经济将走向产前与产后的社会化，以及乡村工业化。事实上现代在诸多国家确实出现了如此的特点。（参见秦晖《问题与主义》之《四十而惑》，第451～452页，长春出版社，1998年）
所谓小农交易费用过高的说法，还必须看是站在什么角度来评判。事实是在过去集体农业体制下，农业与非农业的交易过程甚至农业内部的交易过程都是被统制起来的，结果是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城市居民在凭票证供应的渠道得到的食品、肉类、水果、副食等完全短缺，而在黑市上，所有这些产品都价格高昂。那么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其中就没有因为集体统制加大了交易费用的原因吗？至少在放开让农民自主进入市场后，生产到消费的中间环节大大减少，结果市民与农民之间的交易费用就直线下降，产品也极大地丰富起来。这是我们大家都切身感受得到的事实，为什么温铁军硬要信口雌黄呢？
恰恰相反，温所说的交易费用高昂不是指的小农，而是指的国家。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那倒是事实。如果政府在迁地时要跟每一个农民交易谈判，那是猴年马月才做得完的生意呢？三峡工程还要不要建了？农业产业化还要不要做了？城市化还要不要推进了？所有这些都必须以剥夺农民的自主交易权利为前提才能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实现。
所以温在大弹小农交易费用高昂的论调时，其实不过是要保留政府对农民权利的任意的处置权罢了。 三，失地问题和新农村建设
接着温的交易费用的论调，我们就可以看到温铁军的下一个理由是何其妄诞和无理。温反对“四化”的第三个理由是，市场化将造成大批农民失地，造成像巴西和东南亚那样的贫民窟。甚至带来农民的动乱。但是他在例举所有这些拉美、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时都没有具体分析其农民问题及城市问题的原因，而是危言耸听，暗示大家，只要市场化，今日之巴西就是明日之中国。正因为如些，他才敢抖胆说美国的农业是失败的。理由是美国人的农业居然要有大量补贴。可是没有什么补贴的中国农业为什么也不成功呢？为什么当年邓小平访美时要大赞美国农业就是好来就是好呢？
然而事实上，现在中国失地农民有多少？近4000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温自己一清二楚。“首先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两次圈地运动造成城乡差距拉大，无地农民增加，导致农民的群体性事件大面积发生。第一次圈地运动期间，在广东省的群体性治安事件中，有一半左右是因为征占土地而引发的；在第二次圈地运动期间全国接近四分之三的农民上访告状是因为征占土地。”“总之，两次大规模圈地运动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在中国只能内部解决。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客观地认识，那就得实事求是，就得与时俱进。”（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147516.html）
事实上，没有多少失地因为农民进入市场造成的。上面这些失地现象全是政府在低廉的交易费用的条件下，轻松搞到土地将其转化为货币性收入所造成的。这个过程仍未停止。温从来不提，中小城市的空壳化和地方政府大面积出现的“土地财政”。这里，农民的失地问题是与政府的货币性财政扩张和产业性财政收入枯干的状况高度相关的。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农民就还要失地，房地产业的泡沫就还要吹胀。农民离城市的路就会更加遥远。
然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温铁军极力维护的那个制度所提供的。关键之处在于，温根本不考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他刻意要抹掉社会结构方面的制度性的维度，恰恰才是问题的根源。仔细想想，人口问题，失业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哪样不是国家造成的？
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制度条件，谁能找到让农民城市化的路子？如果地方各级政府还在靠土地吃饭，那么谁会去关心真实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乌纱与人民的饭碗，哪个更重要？官员们那杆秤量不出来吗？
所以他吹嘘的新农村建设有什么依托吗？靠空壳化的城市能做到吗？怎么不看看人们都在疯狂朝已经超载的特大城市，诸如上海、重庆、武汉、广州这样的地方拥挤，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与新农村建设背道而驰的现象吗？农村则成为人们不愿意呆的地方。农村越来越没有经济收益。农民不进入城市的话就没有办法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越来越多的土地在抛荒。 四，温用什么眼光在看农民？
最后想想，在温铁军眼中农民究竟是什么呢？其实他只把农民当成可以处理、操作的对象，而没有看到农民也是这个社会的一员。换言之，在他眼中农民只是客体而不是主体。他是以一个官僚的眼光在看这一切，虽然他用的是学者的话语。他始终站在所谓群体的立场看问题。这而这个群体是马克思一再批判的“虚幻的集体”。温所说的一切无非是农民再牺牲个几十年。无疑，温是个铁杆的国家主义者。在他眼中只有这个是重要的，其他都是空话。
所以，温说出的这段话值得玩味：“还得再提醒一下在座的各个权力部门的人，包括公安、工商，教育、卫生，所有这些部门的同志们，你们也照搬不得现代法制。你们老说农民素质低，法制意识淡薄，其实错了。现代法制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当然是在现代社会基础上。那我问你们，农村大包干以后，事实上恢复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恢复的是传统的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大家都应该知道一个常识，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反过来由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那好了，问问这些权力部门，你们是上层建筑呢，还是经济基础？当然属于上层建筑。那请问，难道不是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决定你们吗？”（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147516.html）
突然想起马克思的话：那些意识形态专家们，每天每日做的就是辩护，就是制造虚假意识。
温的主要文章和论调见于如下地方：
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73162.html
他的《中国国内问题与思想状况》（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147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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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4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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