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征集]三十年前的九月，平民生活与政治事件

杜雅萍

如题

连续看到两篇同类文章（老木匠师的转贴及自由湘军兄的原创），忽然想到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年。

1976年，红太阳也没有逃过自然法则，寿终正寝于户牖之下。且不去评断其人其事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也不管老天是否长眼或世上有无因果报应等问题，就说说平凡的你我在大人物过世、政局即将有所变化的时候，过着怎样的生活，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吧。这也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如果有幸留下来，也是后人研究这段辛酸史的社会史资料。

杜雅萍

毛泽东逝世岁月亲历记

自由湘军

1976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政坛的多事之年。尽管当时我还是一个未喑世事的少年，但这一年中国政坛发生的桩桩大事，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中国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泽东的逝世。

毛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但消息传到民间是下午3、4点钟的事。记得那天下午，我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当时就读的小学下午是1点半钟上课，整个下午只有1节读报课再加上1节正课，所以3点多钟就放学了。放学后，我一个人一路上慢悠悠地走着，是走在我前面的一拨同学在抄近路回家途经农民家门前时（我家当时住在城乡结合部的郊区），首先听到了从农民家的广播里传来毛逝世的消息（毛时代为了加强对农村的舆论宣传和控制，在大多数农村都还没有用上电灯的情况下，家家户户却几乎都普及了有线广播）。回到家后，一经常和我在一起玩耍的同学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他刚从农民家的广播里听到了有重要人物死了的消息。好奇的我立即追问是什么重要的人物死了，他吞吞吐吐，最后竟称因害怕而不敢讲出。他的这种在我看来纯粹是“吊胃口”和“卖关子”的行为，令我十分恼火。我情急之下用一句粗话骂了他，并责问他有什么东西好害怕的。不过，从他紧张的表情和吞吞吐吐的言辞中，我也猜想到可能是毛死了。今天回想起来，那位儿时同学的害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毛确实死了，你说毛死了，到也无碍；如果毛并没有死，而是你的耳朵听错了，你却在这里说毛死了，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轻则挨批，重则入狱。只要是亲身经历过中国十年“文革”浩劫的人，大概都不会认为我在这里夸大其辞或危言耸听。

过了没多久，我居住的居民区的大广播响起来了，从广播里确信无疑地传来了毛逝世的惊人消息，广播里反复播放《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大家屏住气息全神倾听着广播里传来的一字一句。当时，整个居民区的气氛陡然变得凝重起来。

第二天去上学，学校理所当然地宣布停课。我当时就读的是一所国有企业下属的子弟学校，老师接上面通知，将我们列队拉到了该国有企业的大礼堂开会--同该企业的职工一起悼念毛。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毛的巨幅画像，画像下面摆放着苍翠的柏树枝和纸扎的簇簇白花。会议的主要仪式是：大家有秩序地列着队，轮流经过主席台的毛画像前，向毛行三鞠躬礼。很多人在毛画像前泣不成声，我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两行清泪。 毛逝世时，很多中国人都哭了。这种哭有很复杂的原因，当然大多数可能是出于对毛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有质朴性，有长期个人崇拜氛围下形成的盲目性。但也有不少的人是出于当时那种政治高压下的恐惧，为了表白自己对毛纯洁不二的无产阶级感情不得已而哭之。这种哭，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哭给别人看的。有人实在哭不出的，就用手使劲地将眼睛揉红，以表明自己哭过。“文革”结束后，我就曾听说过，有地方因有人在毛逝世时没有哭而受到政治追查和政治迫害。我当时的哭不排除有几分真诚，但基本上属于不得已，我本来就出身于“黑五类”家庭，在这个时候通过哭来表现一下自己积极的革命立场是很有必要的。尽管当时我还年少，但那种严酷的政治岁月赋予了我这种自我保护的政治本能。由于行鞠躬礼的长龙般的队伍移动缓慢，会议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散会后，大家都有种身心疲惫的感觉。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只是漫长而又繁缛的悼念活动的开始。

官方广播在播发毛逝世消息的同时，还播发了悼念活动期间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的通知。说句老实话，在中国经济几乎到达崩溃边缘的“文革”年代，连最基本的衣食温饱都尚未得到解决的老百姓，是谈不上有什么娱乐活动的。我记得当时城市里面能够称得上娱乐场所的，可能就是经常放映八个样板戏的电影院。因而，当时电影院一律关闭。但没过多久，电影院又纷纷开放了，里面放映的都是北京传来的悼念毛的新闻纪录片，观看这些纪录片成为当时指定的一项政治任务。在毛逝世的日子里，我第一次有幸知道和看到了电视。当时，我父母所在的国有企业，为了让大家能够收看到北京和全国各地悼念毛的活动，特意购买了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晚上摆放在露天的篮球场里，组织大家观看。电视机的收视效果非常糟糕，屏幕不停地闪烁，但大家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稀罕物，所以都有种新鲜和兴奋的感觉。

当时民间老百姓的娱乐活动主要是玩扑克，我记得父亲几乎每天都要和邻居们玩扑克（当然那时候不可能也不敢带有赌博赢利的色彩，输者只是钻钻桌子），但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自觉地不玩扑克了。这种自觉，与其说是对毛的敬重，还不如说是对当时高压政治的恐惧。如果谁家有留声机的话，也不能播放音乐了。离我家不远的居民区的一个医生，用家里的留声机播放用俄语解说的有关诊断学的一张片子，引来了居委会的好几个警觉的马列老太太，她们敲开该医生家的门，警告他在这非常时期要“检点”自己的行为，吓得这位医生赶紧把留声机“雪藏”起来。当时全中国不停地反复播放的唯一音乐，就是低沉的哀乐。我今天能够将哀乐完整地随口哼唱出来，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听得太多了，以至听得耳朵都起茧了。悼念活动期间，民间所有的婚庆活动也都停止了，且长达一个月之久--从9月9日到10月9日。当时我家隔壁有一对新人已预定10月1日“国庆节”举行婚礼，因毛逝世而不得不推迟到10月10日举行。

毛的逝世，可以说创造了众多的世界之最。比如，为毛佩带黑纱的人数之众，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死者都无法享受的殊荣。当时几乎人人佩带黑纱，而且佩带的时间有的长达一月之久。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在9月9日这一天就佩带了，但摘下黑纱的时间却几乎都是在10月9日悼念活动结束的这一天。当时中国出现的灵堂之多，毫无疑义也是世界之最。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几乎中型以上的国有企业都为毛设了灵堂，而且24小时有民兵轮流持枪站岗，为毛守灵。灵堂里摆放的花圈，好象是攀比似的，一个企业比一个企业做得精致、漂亮。在悼念活动结束后，我所在城市的博物馆还举行了一次花圈展览，就是将国有企业做的花圈集中起来供人参观，花花绿绿的一大堆花圈摆放在博物馆里，令人眼花缭乱。参加毛追悼大会的人数，理所当然地也创造了世界之最。追悼大会于9月18下午3时举行，主会场设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全国各个省、市、县甚至更低一级的行政单位包括部队、厂矿、学校、医院，都设立了分会场。记得追悼大会举行的当天下午，天气异常炎热，我和同学们列对站在学校的大操坪里，通过广播收听北京传来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在赤热而又毒烈的太阳曝晒下，有不少同学中暑倒下。后来，从市里的主会场（相对于学校分会场而言），也不断传来有人中暑倒下的消息。那天下午，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中国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如此万人空巷过。这是不是又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

就在毛逝世二十年后的1997年2月19日，中共的又一位顶级人物邓小平逝世。邓逝世的消息传来后，民间表现出异常的平静。上班的照旧上班，上学的依旧上学，娱乐的仍然娱乐，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因此而受到冲击。唯一受到影响的是中国的股市，邓逝世消息传来的当天上午中国沪、深两地的股市急速下挫，但下午即出现了强劲回升。平心而论，同毛时代相比，这确实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杜雅萍

太祖宾天私记

章立凡
    公元一九七六年，余尚在缧绁之中。九月八日夜子时，忽失眠，起如厕，其旁有三角形小院，可吸烟。时值仲秋（阴历八月十六），金风送爽，举头惊见蟾宫皎洁，至大且圆甚明，为多年所未见。遂燃烟赏月，而得句曰：“子夜炎威尽，中秋爽籁生”，困倦不能成诗，复归入睡。

    次日午后，官家急召全体人员集合听广播，哀乐起，心知龙驭上宾矣，随后《告全国人民书》缓缓播出……。众默然，间有抽泣者，乃各抱情怀，不知是喜是悲是恐惧是解脱。忽悟昨夜得句之际，正当太祖驾崩时刻，其非一诗成谶乎！

   逾月，闻“四凶”就缚，“十四陵”开工。忽见一七旬老翁锒铛入狱，与攀谈，方知翁于国丧期间，饮老酒过量，唱封建京剧不止；旁人劝阻，犹自哓哓不已。被告发，有司论大不敬于大行皇帝，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原创]那年九月九
文章提交者：吴祚来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那年
也是九月九
菊花没有黄的时候

那天下午
我们被收集在一起
听广播播哀乐

告全国人民书
对不起全国人民
万岁失守

教导主任意犹未尽
将我们收集到院落里
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衷情

我突然望了一眼
西边，心中释然
太阳还在那里照着我们

那主任哭泣的时候
有一位同学
回过眸来对我一笑

我记住了他那笑
多少年
还有多少年

上大学后
又有一同学对我说
他们村庄里的那年那月那一天

老地主在家里听到哀乐
疯狂地跑到田间
大喊：你们的主席死了

天地惶然
人心瘆然
我心戚然

菜农

当年我12岁，记得还是比较炎热的天气，我穿着短裤，在田间割草还是钓田鸡就忘了，听到农村广播喇叭喊了四遍中央机构的抬头，不明白是什么，后来终于听明白了，毛主席死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要打仗了，因为毛主席生前把战争的气氛搞得很浓了，邻居家的一个在部队担任军官的叔叔在7，8月份来过我家，说中央两派已经剑拔弩张了，这位叔叔显然是支持邓小平的，但是不敢说四人帮坏话。

回家父母们脸色铁青，哭是哭不出的，笑当然也不会，他们不准我议论，我却非常感兴趣，到处往大人堆里凑，大家都议论纷纷，最后在生产队打谷场上反复看中央的告全国人民书。

第二天晚上，家里二叔被叫去参加民兵值班，父亲学校里准备了黑纱，发给大家，这为了表示忠心，赶紧戴上，然后电视里开始播送毛主席生平事迹，出现很多图像，学校开学不久，没有上课，过了一周左右，上头组织开追悼会，开会时，嚎啕大哭的多起来了，我当时也感到一点压力，但是哭不出来，班里女同学很多会哭，我也有点藐视她们的感情，难道真的忠于毛主席？

后来，二叔的民兵活动活动越来越激烈，一天晚上紧急集合，全家（有爷爷奶奶和叔叔的大家庭）紧张得不得了，大家认为是否苏联真的侵略过来了，我当时吓得发抖。还是我父亲有战争基本常识，他说没有飞机，如果天空中飞机轰隆隆整天响，估计战争来了，现在看起来是一般的训练。

又过了几天，我看到镇上贴出标语：固守南汇、保卫上海、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按照父亲讲的战争的迹象并不出现，中央华国锋频频出现在电视，王洪文第二把手，第三是张春桥，叶剑英是第五把手，对于我们小孩来说，激烈的变化没有，就正常上课了。上课其实也是玩，有点混天糊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或者美术班也在这段时间都停止了。

终于，我的小叔叔幸灾乐祸地告诉我：上海知青说，在上海交大贴出了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标语，上海市政府抓了他们。我听了很惊讶，因为我小叔比我大两岁，很有独家新闻的自豪。电视、广播没有说，消息还是不断传出，外地已经打出了打倒上海帮的标语。终于我父亲回家也说了组织内部传达了，父亲说：学校支部书记说对市委书记马天水左一个马老，右一个马书记，还对王洪文、张春桥称同志，我看有问题了，不过还难说，说不定真的要打一仗。

二叔又是紧急集合，不久解散了，中央终于在报纸上头条宣告粉碎四人帮，并在上海市内各郊区张贴《告上海人民书》，上海人民广场开群众大会，直况转播，上海市名涌上主席台要殴打市委一帮人，不久中央宣布接管上海市委，派倪志福彭冲等人来上海主持工作，原市委逮捕。

我居然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亲戚家，上海外滩南京路口，巨幅宣传画把上海市市委放在一口锅里，说他们是热锅上的蚂蚁。

二叔后来知道他们是上海民兵，那时演习目的是武力对抗党中央，而隔壁的军官叔叔事后说，他就是奉命保卫上海，中央一声令下，就打上海民兵。军官叔叔经历这件事后立刻打报告专业，到苏州乐器厂做书记。

四人帮粉碎，组织上立刻行动，我立刻成为大忙人，到处去画四人帮的漫画，张春桥、姚文元最好画，王洪文毕竟是帅哥，恨难丑化他。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8 22:16:49编辑过]

杜雅萍

多谢菜农兄[em22]

zhouyd

我参加过当时一个文化单位的追悼会,开始时,我还是被悲恸气氛感染了的,后来,我旁边的一位妇女的哭声让我只想笑.她的哭与我无数次听过的乡下女人的那种哭丧几乎就是一回事,但我不敢笑,只能努力憋着.以后每每想起这件事,还是想笑,却找不出想笑的理由.

西风倦马

我是山东威海的。

当时，小学三年纪。下午，紧急集合，从分校跑步到总校，一里多地，操场集合。

喇叭里哀乐传来，老师哭到一片，同学哭的也不少，我深低着头，怎么也哭不出来。

回家，告诉父亲，明天早起，学校组织看电影《欢腾的小凉河》。父亲说，不会演了。果然没看成。

于是，戴黑纱，戴白花，做花圈，听广播，课不上了。

北京开追悼会的那天下午，威海在体育场同时集会收听，老师强调了衣着、表情、纪律。我请假，到部队小礼堂看了电视。那是我凭生第一次看到了清晰的电视图象，我们国家为转播租用了国际卫星。

不久，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相贴到了教室里，和毛主席并排，我们开始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一个华政委......

海上笑笑生

为什么要“征集”此类文章？

顺便转一个：（主题不同，但其中叙述往事，指1976年9月9日期间。）

http://paowang.com/news/3/2006-01-07/20060107105703.html

给毛新宇博士听的大实话 
时间：2006/01/07 ：

文革期间在辽宁省被残害致死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烈士，和最后下枪毙张志新命令的毛远新，包括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热点人物毛新宇，各人的名字都带有一个“新”字，皆有缘分。再蹩脚的测字先生也会作如是说。
本人在看了有关张志新烈士的有关事迹报道后，突然萌发了上述有关人名的怪念头。联想到历史经常会被人有意无意地加以遗忘，不禁想对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过历史专业，2003年拿到博士学位，毛新宇说上几句逆耳之语。按理，如今的小毛可谓春风得意，这不，在其祖父毛泽东诞生110周年的纪念日，他又喜得贵子（产房门前有两个大兵站岗，襁褓中已开始凸显其尊贵地位，弄璋之喜，名副其实），在这种好事接踵而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草芥之民的大实话，能入其耳吗？只怕未必。不过，咱不说，也是憋得难受，想起东汉童谣云：“头如鸡，割复鸣”，该说的还是要说。
上海电视台每周一次的“热点人物”栏目，曾经在2001年夏季，将镜头聚焦在当时正攻读历史的毛新宇身上，毛新宇说自己的名字也是爷爷给取的，他还宣称自己秉承了爷爷毛泽东的许多遗传，并表示要写一部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如今这部大作已经杀青，据说付梓后销路也不错。记得当时节目上肥嘟嘟的小毛讲，他最喜欢看有关爷爷的一切影视作品，该节目结尾时，背景音乐是毛新宇正充满感情地在浅唱低吟“爷爷从这里走过”，这首由其本人创作的歌曲，寄托着小毛太多的浓情厚意，歌名也因带有强烈的煽情作用而被定格为此次节目的名称。
我个人感到，要作者客观公正，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描写自己的家族成员（而且是一代领袖人物），实属苛求。但也别一味地哼唱颂歌吧。即便知道“文革”的人都作古了，历史书籍还会告诉后人这样一个事实：1976年9月9日0点57分，毛泽东主席去世之际，中国的社会经济几乎濒临崩溃。后来执政党的有关决议也一直强调毛个人在文革期间犯下的严重错误。当然，这是官方客气的说法，有的其实业已超出了错误的界限，用大不敬的话来说，甚至可用罪行来形容，从其正式夫人江青和王、张、姚以及另一个政治集团即林彪党羽们在八十年代初不无狼狈地走上被告席，接受刑法惩处的事实来看，用罪行二字，实在不是过分的事情。我们别老是以为那都是太阳上的黑子在作祟，而一味地替那天空中的毒日头粉饰！说实话，曾长时间里与布票、粮票、油票和肉票等各种票证打交道的老百姓，其实心里都装着一杆公平秤。这里，仅以本人在1976年9月9日的感受为例。
我只记得，那天下午4点，才正式播放“告全国人民书”。其时本人正与上海市某家发电厂的同事们一起，在长海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里检修锅炉。有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文革期间，部队是最接近政治的核心单位，下午两点，已看到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医生护士们在抹眼泪，更有人已在扎大黑纸花。我们这班外单位来此干活的工人，可谓“近水楼台”，主席逝世这样重大的消息传来，大家再也不愿干活了。那时的人们虽说消息闭塞，但政治敏感度反而奇高，犹如盲人的其它功能会更发达一样。而且普通的群众对国家政治的关心程度，绝不亚于如今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的百姓。当时，众人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起中国以后的命运。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没有人对此表示出伤心，和同年1月8日、7月6日周恩来、朱德的去世消息所带来的震撼，尤其是周总理之死给人们的难受劲和压抑感受相比，真有云泥之别。我至今记得，1976年1月15日，在举行总理追悼会那天，因为心里憋气，当时21岁的我，在公交55路车上，居然为了座位被人硬性霸占这样的小事和另外两个男人打了一架，此乃本人与他人“过招”的最后一次记录。同样，我还记得，9月9日下午4点，当医院高音喇叭正式响起播放公告的声音时，我们十多位工人停止了议论，屏息聆听，其中有两位是女性。突然间，其中一个陈姓技术员先哭起来，另一个姓梅的女工见状，也拼命来回抹动鼻子，但始终无效。最后情急间，她只得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作痛哭状，而其他的男工均面无表情，神情木然。虽然如此，我心里还是明白，中国已经到了重要的历史关头。这种忽然降临的历史关节点给人带来的冲击感是如此强烈，甚至让我都有点觉得发晕。
由于那个时期正处于个人求知欲极强的年龄段，而又无机会再接受正常的高等教育，像我这般年龄的青年，往往以习武、操琴、练毛笔字为业余的爱好，来打发和消磨时间与耗散多余的精力。那天回家后，我照常习惯性地拿出二胡，但很快意识到自己不能拉琴：每年12月26日，即毛主席他老人家寿诞之日，全国百姓都要“自动”吃面以示祝寿；如今主席去世，更要普天同悲，怎么能在这节骨眼上拉小调呢？但不知为何，也许是尚处于发育成熟过程中那种青年期逆反心理的因素作祟，或是因为先前那种莫可名状的晕乎劲仍在我的头脑里发酵，我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是上好琴弦，擦好松香，调好音位，摆正姿势，拉起琴来。刚拉出个西皮调，隔壁来沪探亲的表姨（北大中文系67届毕业生，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立刻惊恐万状地冲进我家，阻止了我那多少带有兴奋冲动的愚蠢行为。在那个年代，这可是“现反罪”（现行反革命之罪）啊！
让人好笑的是，一个多月后，全国人民欢庆“四人帮”与毛远新（世人将他们也合称“毛派”）等极左集团被抓进秦城监狱时，前文提到的那位女工梅大姐，在一次小组会上，终于亮出心里的大实话：“那天在长海医院，我看到陈某某在哭，眼泪水还挺多，心里那个急啊，但怎么也弄不出眼泪水。你们都是男同志，不哭不要紧。当时我们女的就她和我，她这么“伤心”，不是将我一军吗？”对此，陈的回答更绝，“我是知识分子，感情当然要比你这样的工人师傅脆弱”。这种夹枪带棒的话语，给两人本来就不太好的关系又抹上一把粗盐。知道内情的一个师傅事后告诉我，原来陈某当时刚刚打了入党报告不久，厂里的工人都知道，那个年头，有块党员的金字招牌，是非常神气和有大实惠的。提干、加工资都与此直接挂钩。而为了入党，在那种特殊年代，政治方面的作秀，是不可或缺的。
英国学者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俄国革命领袖列宁也称，忘记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国古代的明君唐太宗尽管被胖乎乎的毛新宇在电视台节目里，引用其爷爷的词（所谓“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而再一次地嗤之以鼻；但真实历史上的李世民其实并不“稍逊风骚”，他曾在惋惜其忠良谏臣魏征之死之同时时，提出后人褒扬的“三镜说”，此即“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可见重视历史教训的重要性。本人以亲历之事和当年的感受来告诉忘记或那些压根不知文革惨祸的人，包括极其崇拜自己祖父的毛新宇，目的是想忠告这位借着祖荫而甚有名气的传记作家，还是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受，来描写曾经给中国历史留下如此深痕的毛泽东吧。对于每年都要参加家族成员祭奠仪式，并担当“主祭”的毛新宇来说，要对自己的祖父作出完全纯客观的历史评价，当然难度极大。虽说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算在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但晚年的毛泽东对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发动“文革”的主要责任，还是很认真负责地承担下来。而作为一个准备撰写其人传记的作者，同样要具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如果仅顾着为亲者、尊者、长者讳言，不敢也不愿直面历史的真实，即便是完成并付梓刊行，哪怕一时洛阳纸贵，终究会被后人视作毫无价值的印刷垃圾而丢弃。
　　2003年孟冬之际，有幸聆听上海哲学学会会长，已退休的上海交大教授陈章亮先生作报告，其中一段话很有启发，他说我们中国领导人对前任领导的态度和前苏联的做法正好相反，我们是高举，高举再高举，即便毛主席有那么大的错误，小平同志还是没有否定他，后来的情况更是这样了，这对政治稳定、社会持续发展大有好处。而前苏联不然，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又是搞大贬前任的做法，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又全盘否定勃氏的一套，苏联问题也因此搞得一团糟。我想，这确实是满有道理的，叶利钦之后的普京，并没有动老叶的利益，俄国倒是真的好起来了，搞得不少俄罗斯妇女疯颠颠地哼唱着“要嫁就要嫁给普京这样的男人！”据说普京还是三百年来声誉仅次于彼得大帝的一个领袖人物呢。但话说回来，历史最讲究的还是真实，不全盘否定，也并不意味着就要全盘肯定。怎么评价，不好定夺，那还不如留待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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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笑兄不必多疑，这也是见证民间“真实”情感的一种方法。

紫壶

我记得学校发动大家做花圈，要用白色皱纸，这种纸供不应求，附近文具店里已经脱销，班主任发动学生跑了好几家店，还是没买到。结果，我看见班里堆着好几包消毒卫生绉纸，打开后，一股消毒水气味直冲鼻腔，纸的颜色也不够白，泛着陈旧的黄。大家面色很古怪，我想，用卫生纸做花圈哀悼伟大领袖，会不会被说成是反革命？在心里嘀咕了无数遍，许多天都觉得不安。

梅茗

记得当时村里大会上有一个女人在干嚎，唱着哭丧的调子，就和她家里死了人一样的哭法。其余人什么表情记不得了。她的哭词是什么，没印象了。

同伴们似乎没敢像往日那样斜跳顺蹦疯玩。

后来我们红小兵似乎还扛着红樱枪游行。唱着“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我那时疑惑了好久，不知道“喜洋洋”是什么东西。“打倒四人帮”好像唱得很快，唱成“打倒四帮”，“喜洋洋”发音特重，害得我以为是什么好东西了。

后来好像到处贴着那四个人的漫画，四人都呲着獠牙，上面打着大大的叉叉。

梅茗

不过我不记得时间了，不记得是几月，也不记得是哪一年。后来见到这方面文章，才有所恍然。

紫壶说的那个做纸花的事，我倒想起我们初中时候好玩的事了。冬天上面领导要来学校检查，校长突发奇想，命令全校师生折些五颜六色的纸花，拴在校园的冬青枝上。因为彩色皱纸成本太高，只有少部分花是皱纸做的。有个老师出了个高招，把卫生纸用红蓝墨水染了来做。校长号召全校都学习这种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