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万历十五年》:聪明人写的糊涂书

老木匠

《万历十五年》是聪明人写的糊涂书

作者：韩毓海

除了是一座由水系结构起来的城市外，北京还是个移民城市。

在金之前，北京的移民主要以塞外北方民族为主，而金之后，北京作为帝国之都，则吸引了全国的人才，特别是元代修通了京杭大运河之后，大量的南方才俊和江南文化一起涌入京城，至明成化大兴八股科举之后，北京更是每三年就要接待一次全国性的“考生大潮”。“进京赶考”从此成为命运与前程的象征，北京也从此成为全国人民，起码是全国精英最向往的地方。

中国历史上以“八股文”为科举考试形式，乃是明代的发明创造，这八股文必须以朱熹的《四书》注释为准绳，具有标准化的书写格式，类似于今天的“托福”和GRE。八股科举始于明成化时，从此每三年在北京会试、殿试，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北京城在历史上的文化霸权地位，也就是从那个时候隆重地被确立下来。

人们常说：明代是中国文化专制统治的高峰期，这当然是对的，而要深入理解明代专制主义的特点，那却必须知道明代的文化专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专制，其主要特点，就是对文化事业进行标准化、程式化的管理。而从表面上看，这种管理的最根本特征是：把全国的知识分子凝聚在一套书写程式、表述模式和学术规范上，八股文主义乃是今天热衷于“建立一套普适化学术规范”的诸大佬们的祖宗。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今天的学术规范是力求与美国接轨，而当时的学术规范是与朱熹接轨；今天是用计算机进行英文写作，当年用宋代拜年式语言配以明代八股程式书写。其共同之处，反正都是不说人话而已。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一构想在当时还是非常符合管理效率原则，也是很有创见的，因为实际上明代从来就不是个效率低下的朝代，不必说其统治机器，例如锦衣卫和东场等内部组织之合理化程度，甚至要明显高于现代意义上的公安、监察系统，而明代法律之细密，则是历史上唯一超过秦朝的，明代货币经济的水平，也要大大超过此前历代，它更是中国废除实物地租，实行货币地租的第一个朝代，这就是所谓“见亩征银”。明代“子粒银”核算的数目字管理之细致，甚至折算到以“一钱”来计算，这种货币管理方式，此前历史上从来就没出现过。而这项“粮改税”的改革奠定之后，农民的负担加重，倒是空前的，所谓“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明代地租货币化改革之后，农民的负担，同样超过了以往历代。

换句话说，一切按照标准化和“数目字”进行管理，恰恰是明代专制主义的主要特点，明代从太监魏忠贤到宰相张居正等，都是标准化管理和“一刀切”治理的模范，魏忠贤最大的优点并非拍马屁，而是特别会算账，或者说这个人虽没什么文化，但精通所谓“数目字化”管理，而魏忠贤、张居正本来是同一种“经济人”型的酷吏，特别是无论搞钱还是整人，他们俩都以高效率的工作作风著称。

前些年黄仁宇老写了本通俗闲书《万历十五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明代崩溃的原因是李贽等人的“文化浪漫主义”和包拯等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作祟误国，而不是张居正、魏忠贤等的标准化管理造成的专制和体制僵化所至，此书竟然大受欢迎。而他的欢迎者我想大致有两部分：第一类是喜欢读翻案文章和通俗演义者，对于这些人，我的建议是与其读这书还不如去看电视连续剧（对于此类“畅销书”作者而言，我觉得他们还是最好去写电视连续剧，因为那样来钱更快些，更符合“数目字”原则）；第二类则大不同，这些人人数不多，但却是借古讽今、深文周纳，在他们看来，今天要在中国建立以“学术规范”和各式各样“程序”为掩护的“治理之术”，那首先就要向明代的张居正、魏忠贤之辈学习，而要害则是学习他们如同管理“数目字”一样管理人的技巧，同时必须坚决打击知识分子中那些反对将人与社会等同于“数目字”的异端――无论他们是所谓“文化浪漫主义”还是所谓“道德理想主义”，无论他们是所谓“人文精神”还是“新左派”，无论他们是搞思想史的李贽还是反腐败的包黑脸，反正在今天，这都属于必须“告别”的“革命”和要不得的“激进主义”。而打击他们的方法，也不一定就是说他们“通匪”或者“杀人放火”，按照“大明律”，仅仅一条“不符合学术规范”、“违反学术纪律”、“破坏数目字管理”，就足以关上他几年，直至关死为止。

戴震讲话：“以刀杀人，尚有怜之，以理杀人，复夫何怜？”而今以“学术规范”、“数目字管理”杀人，那简直就该是大快人心的事了――想想当年李贽的罪名，其实也不过就是如此。

黄仁宇老先生作为丢掉了大陆的国民党元老，在该书结尾反省历史教训，痛定思痛，其实早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国民党的失败，不是由于专制，恰恰乃是因为它不会搞文化专制，它就知道抓人关人甚至杀人，但就是不懂得建立一套学术规范，不懂得对知识分子和中国进行规范化、“数目字”式的管理。换到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也会有人如此慨叹：国际知名的百年名校，到现在竟然还不用英语上课！还不引进国际上通行的“末位淘汰机制”哩！（参见引起争议的2004年北京大学改革事件，加注）！在这一点上，酷吏张居正和宦官魏忠贤作为榜样，以及诸位大明酷吏的治国经验，真真光耀百世，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自然也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黄仁宇老到底是军人出身，人家明人当然不屑做暗事，可惜人家老先生这么明白的话，这么明白的用意，当下这么多号称爱读书的学者，这么多爱好自由的卫士，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点破，究竟什么是他所谓“数目字化的管理”？这其实无非就是黄子平所谓“麦当劳式的专制”，是李零所谓“养鸡场式的管理”（加注）罢了。时下某些所谓的读书人，在我看来如果不是真傻，那肯定是在集体装傻；要不就是本来就傻，但是偏偏装作聪明的模样。  

从历史上看，没文化的反而特别爱好乃至向往文化，需要一件文化合法性的外衣当遮羞布，而这样的文化爱好者往往总是好心办出缺德事，此类文化爱好者的最高代表，即为明太祖皇帝朱元璋。这个卖豆腐的和尚一当上皇帝，头等大事竟然就是要紧急约见孔夫子的重重孙子衍圣公，他还怕衍圣公不来，就事先找个碴，说那衍圣公的儿子喝酒打架，将衍圣公的儿子小衍圣公扣在南京。豆腐皇帝与倒霉的衍圣公当年初次见面有一段精彩对话，今刻于曲阜孔庙碑林，颇值得一录：


上曰：老秀才，上前来，我与你把话儿拉一拉。我问你今年几岁也？衍圣公对曰：臣五十五岁也。上曰：我看你，是个快活有福的人儿，你的祖上定下了三纲五常的好法度，你回去教导你的孩儿们，少吃酒、多读书，叫我朝也出个这样的好人儿行啊不？

这妙趣横生的对话，已经充分说明了朱皇帝的语言风格，这种被后世充分发扬光大的权威（或者领导）话语，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用所谓“数目字”说话，比如一开口就将孔夫子所有的学说概括为“三个纲”、“五个常”――这说好听了，是形象生动、深入浅出，说不好听乃是卖豆腐报流水账的习惯成了自然。而自从出了卖豆腐的皇帝，儒学的“数目字”化表述，那就已经成了定局，而大明的文化统治风格，也就算定下基调，惟余实施了。

最早提出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学术纪律来管理学术和思想的，就是定都北京的明成祖朱棣。不仅如此，他还成立了掌握这一规范的全国考试委员会“礼部”和全国教育委员会“国子监”。明代的考试制度十分完备，学术建制尤其发达，否则《永乐大典》就无法完成，玄妙的理学就不可能昌盛，这都是中国历史上“向管理要效益”的丰硕成果。但规范化的学术造成的结果，还不仅仅是八股文，还不仅仅是万马齐喑，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大量废物，正是这些不学无术，只会考试、造表、填表、上表，糊弄上级、应付公事的废物，将好端端的江山拱手赠与了塞北。

明末，激烈地指出将儒学数目字化等于取消了儒学，将学术规范化的结果就是压迫学术，而八股文的科举考试制度更是“聚天下人才而毁之”的明白人，那就是李贽。他的《焚书》《藏书》《续藏书》，其实并没有什么鼓动造反、破坏社会的内容，只是他的这些书不符合“学术规范”而已，在明代就属于焚、藏之列。而他要否定的，却既不是儒学，更不是孔夫子，他要变乱的，其实是制度化的学术与思想，以及对思想、学术加以规范化的各种各样的名目，正是李贽尖锐地指出：学术本出自“赤子之心”，因此学术并不是什么“规范”，更不能被数目字化的“规范表述”成什么“三个纲”、“五个常”之类。因此，也只有打掉了“立规范”之心，保持“赤子之心”，我们才能接近学术和从事学术事业。

我一向以为，如果说谁是当今的“解构主义”的祖宗，那这人当然就是李贽。更有他的这段话为证：

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万千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

这些话如果不指出来，没准有时贤会以为是从福柯、德里达书里翻译出来的，其实不是，此见李贽的《藏书•世纪列传•前记》，写于三百多年前――那时候全世界刚刚迈进“现代”的门槛，而人家这位李先生的思想——其实就已经“后现代”了哩。

李贽出生于福建晋江，就是当今曾经以卖假药闻名中国的那个地方。他这个晋江人悔不该不留在南方著书立说，而是顺着大运河，摇唇鼓舌，一路走水从南方跑到北京来宣讲他的“解构主义”，结果终于被首都的学术机构举报，被检查机构以“敢倡乱道”罪（也就是违反学术规范罪）批捕，自杀于狱中。

李贽的墓在通州的通惠河边，面对一大片浩荡湖水，背后有一座雄伟的元代佛塔，倒算是个非常理想的所在。面对浩浩荡荡的大运河，李贽长眠于北京连接南中国的路口，眺望遥远的故乡，多少年流水落花春去也，由此目睹进京赶考的各色人等，目睹八国联军烧杀抢掠进北京，目睹中华帝国由盛而衰――长眠于斯的这位近代中国的第一狂人，不知作何感想。

搞前卫艺术的画家王迈，他们的“画家村”就在通惠河边，某日在王迈家吃饭，酒足饭饱，王忽然道：给你们介绍个朋友，是明代那会儿搞后现代的，叫李卓吾，他家就住我旁边！――我当时还以为他喝高了活见了鬼。

果然墓就在他家后院，墓碑上写：明姚安知府李贽墓。

王迈就摇头叹气：你说这个李卓吾，他放着好好的地委书记不当，搞的什么后现代啊！――他不知道那年月搞艺术犯法？

王迈说的对。那年月不但搞艺术犯法，搞学术也违反学术规范。要不那李岩、牛金星，会投了李自成？

云的南方

湘乡南皮之间  盲人陈的知己

迅弟儿

这篇文章看得莫名其妙。

看来作者语境非同寻常。

怕考试

1楼写得很好笑啊

黄雨晨

《万历十五年》在暑假读完，没很多感觉。看楼主的评论也摸不着北。

混沌

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其实还是传统儒家的那一套.

我觉得儒家的致命弱点 :一是以自我为中心,以为中国是天下之中国,不知天高地厚.

二: 是以不变应变,以为规矩立好了,各安其分,天下就太平了.不知应时而变或应变而时.遇到新事物新问题时就装聋作哑,遮遮掩掩.怕破规矩,更怕坏利益.

怕考试

这书很容易读的

毛氏红烧肉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包括其它作品）对史料的误读甚多，他的引文史料，许多无法核实。他的基本研究方法是：以西方史观为先导，以主观臆测为标准，曲解史料，得出看似深刻的结论，却无法掩盖其史学功力不足的缺点。  C
  自2000年以来，国内学者对其史料与观点已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公开发表的驳正论文也有不少了。据了解，广州一位研究明清史的专家正在全面驳正黄的观点。值得期待！

、关于李贽对海瑞的评论%D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论及李贽对海瑞的评论,说:/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过分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P226）Y $
以上这段文字所引用的李势的话,见《焚书》卷四《八物》篇,但黄仁宇先生却把李贽的意思理解反了"李贽的原意是说,海瑞是栋梁之材而非万年青草"这既可以从审读《八物》篇原文来证明,还可以李贽论及海瑞的其他言论来证明"bKQ
《八物》篇是一段专论古今人物的文字,以八物来比拟八种不同类型的人才"李贽是把海瑞列在“杉松栝柏“一类中来加以论述的,试看原文:d^*
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经历岁时,栋梁)]C^C+
遂就。噫!安可以其常有而忽之!与果木斗春,lR1&
则花不如;与草木斗秋,则实不如"吁!安可以nG7
其不如而易之!世有清节之士,可以傲霜雪而lMgq_
不可任栋梁者,如世之万年青草,何其滔滔f?`5
也。吁!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拟之!此海刚峰之$[d
徒也,是亦一物也。s5
对于这段文,若走马观花看去,很可能就会得出李贽认为海瑞是“万年青草”而非“栋梁之才”的结论;但细细咀嚼文句,就可以看出,“栋梁之才”恰恰指的是“海刚峰之徒“"这段文字分四个层次:从“夫青松翠柏”到“安可以其常有而忽之”,是第一个层次;再到“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是第二个层次;再到“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拟之”,是第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最后一个“之”字都是指首句的“青松翠柏"最后展开第四个层次“此海刚峰之徒也是亦一物也”作结语,与上句的最后一个“之”字的含义相衔接,又与首句“夫青松翠柏”呈首尾玄合之势“一气呵成”，可见“海刚峰之徒”为“青松翠柏”无疑"如果这样分析还不够有力,请看与《八物》篇同时编入《焚书》的《寄答耿太中丞》一文,文章批评道学家“终日言扶世,而未尝扶一时“,接着就赞扬海瑞道:“吾谓欲得扶世,须如海刚峰之悯世,方可真扶世人也。（P126，中华书局1975年版）。他认为,海瑞有扶世之实而并不讲那些自我标榜的扶世之言,但世人未尝不以扶世之实归之“扶世者,栋梁之才也。|>F
如果说这一证据仍然不够有力,那就再请看李贽《续藏书》中的海瑞传记。这篇传记详叙了海瑞在江南打击官绅豪右!反对官僚特权的事迹:“自是士大夫名贪暴者,多窜迹远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也”，赞扬海瑞如何得到人民的拥护:“至今小民得保守田业,相率绘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不仅如此,李贽更为海瑞不得朝廷重用而大鸣不平"海瑞罢官十几年后,万历皇帝本想召他进京委以有实权的官职,但却遭到朝中权势者的阻挠,对此,李贽加了两个字的批语:“可恨!”（P472，中华书局1959年）海瑞被连升三级为南京都御史,天下正派人“举手相庆”而朝中的“小人之不便者”，则纷纷上书皇帝,对海瑞“诋之甚力"。对此,李贽又写了一句评语,斥之为“真小人见。以上所论所许不在“傲霜雪,而在/任栋梁”。如果李贽认为海瑞是不可以任栋梁者,还能如此为海瑞讲话吗?(m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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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李贽思想的人民性问题F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少数的评论者,竟说李贽站到了下层民众的立场上,批判了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这种论调自然更属于无稽。他在1580年离开姚安知府的职务以后,一直倚靠朋友中地主绅士的周济以维持生活,而他从也不觉得接受这些周济有任何不妥。这个社会容许他不耕而食,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出应当改组”。\'7%R?w
这段话似乎比我国五六十年代的学者更强调阶级分析,强调到了似乎历史上任何不耕而食的人都不可能为下层民众讲话的地步,这不合乎大量的历史事实。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贽不可能明确提出变革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要求,但他也像历史上的许多有=[^*+
良知的学者一样,决不因食朝廷的俸禄或靠地主!（中略）5R
他独具只眼地看到了官商勾结的责任不在商,而在于官,在于阻碍!束缚!甚至摧残萌芽中的市场经济生长的专制官僚政治体制,因为不管商人在官商勾结中扮演着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角色,商人在身份上总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他更通过对中国士阶层中“圣人”与“山人”两种人格的剖析,得出了士不如商的结论,认为商贾以勤劳谋利是正当的,而今天“圣人”和“山人”以欺世盗名为手段!以获利目的则是“可鄙”的,既以获利为目的,却还要标榜道德和清高则“尤可鄙”。对于专制官僚政治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一句“今之从政者只是一个无耻”，将专制官僚政治反道德的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g0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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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先生专攻晚明史,自当全面研读李贽的著作和相关的史料,为什么竟会产生以上误读的情形!置大量不利于他的立论和史料于不顾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与海内外很多学者一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即:像中国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这种偏见支配了他对史料的取舍。以黄仁宇先生的失误为鉴戒,坚持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原则,方能如实恢复李贽思想的本来面目。

迅弟儿

“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即:像中国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这种偏见支配了他对史料的取舍。”

好像不算偏见吧。根深蒂固也是自己造成的，这也很无奈。

JACK

以为能看到什么高论。
原来是北大的，难怪。

韩毓海，1965年生，作家。山东人。198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师从孙昌熙先生从事中国近代史和鲁迅研究，1988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谢冕先生，1991年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许刚

而从表面上看，这种管理的最根本特征是：把全国的知识分子凝聚在一套书写程式、表述模式和学术规范上，八股文主义乃是今天热衷于“建立一套普适化学术规范 ”的诸大佬们的祖宗。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今天的学术规范是力求与美国接轨，而当时的学术规范是与朱熹接轨；今天是用计算机进行英文写作，当年用宋代拜年式语言配以明代八股程式书写。其共同之处，反正都是不说人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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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不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