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谁令骑马客京华

李旧苗

谁令骑马客京华
高尔泰

　　一
　　1978年底，我初到北京时，已经四十三岁。一年前，我还在酒泉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前，刚“归口”到兰大哲学系。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当副主任，主编《中国美学史》。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邀我一同参加。我被“借调”到社科院。
　　但我对不起他：去了，没给美学史写一个字，却写了许多自己想写的文章。我说我骨鲠在喉，难得他表示理解。后来出书，还白挂了我一个虚名，白给了一份稿费。都是好意，我受之有愧。
    我们的交往，始于五七年。那时全国围剿《论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一文，归纳了四种看法：
　　一，高尔泰的主观论；
　　二，蔡仪的客观论；
　　三，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
　　四，自己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论。
    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说它值得重视。没抓辫子，没打棍子，没说主观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动，很特殊。我给他写了个信，谢没落井下石，赞有学者风度。他回信说，这是最起码的。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过这幺个茬儿，一直保持着好感。反右后没再联系，“新时期”恢复了通信。
    到北京，才第一次见面，相识虽新有故情。说起敦煌，他示以长诗一首，“快马轻车玉门关，万里风尘谈笑间……”，是五七年去参观路上写的。那年我去酒泉劳教，走的是同一条路，也有几句东西给看。末尾是“无限行程无限苦，最苦大漠寂寥中。”我说我这两句，和你那两句，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说我是不了解情况，他也历经坎坷。
    说起三十年来家国，同感古国之古。那时的他，绝对是专制制度的敌人(告别革命当人大代表是后来的事)。作为学者，他的优势在于人文精神，道义感和抽象地思维的能力，和钱钟书先生那种技术性活动图书馆不属于一个类型。所以作品都有一种理论性和指向性（要说明个什幺）。至于对与不对，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二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到处是工地。特别是社科院所在地东长安街建国门一带，直到永安里大北窑，脚手架林立，推土机起重机日夜轰鸣。大卡车往来穿梭，卷起团团黄云。空气污浊，一股子烟尘的气味。
    社科院是几栋三层楼房，据说原先叫海军大厦。已很老旧，有宽阔的楼梯和走廊。走廊两旁塞满了书架，堆放着一捆一捆一包一包的纸袋。没人动它，罩着一层灰。都是些陈年资料，有用没用，谁都不知道。留下的过道，狭窄而曲折。清洁工人的大拖把，游出一条发亮的淡绿色水磨地面。
    哲学所美学室，在前一栋二楼走廊的尽头。里面住着矮个子韩玉涛。他年过四十无家，又没分到房子，住在办公室。烟瘾很大，满室云雾。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药。我来所后，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临小院。院内有枯树一株，残破桌椅若干。桌上枝影横斜，猫脚印如墨梅，浓淡疏密错落有致。
    韩君健谈，言语不俗。国学基本功扎实，写稿子惯用毛笔。字极好。小楷铁画银钩，狂草雷奔电驰，变古而有唐风。治书法美学，见解独到。发表在《美学》杂志上的文章，掷地有声。诗、词俱佳，虽亦歌功颂德，都铿锵可读。可惜当时没有抄下，现在记得全的，祗一首了：
    滔滔天下今谁是，大寨秋高，大庆秋高，大纛飘飘在九霄。
    金风烂漫红儿闹，亦有长矛，亦有羊毫，云外惊飞是大雕。
    室内有办公桌八张，晚上我们各用四张，拼起来睡觉，早晨再还原。不还原也行。除了星期四的“政治学习”，一般没人来。韩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烟斗。有时用烟斗敲着桌子，问是谁派我来监视他的。说他没反党，没反社会主义，什幺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过药，又向我道歉，说那是病，请不要见怪。据说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记得。
    三
    去后第一次政治学习，是听副院长邓力群做报告。那口气，象小学教师上课。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首长们为革命做了那幺多的贡献，难道不应当照顾一下吗？”这是驳斥一种错误言论：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干子弟的地方。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听众不是儿童。但别人都不在乎，习惯了。也没人真的“学习”，讨论无非闲谈。骂特权，骂腐败，甚至骂毛，都没顾忌。我又很惊讶。因为“新时期”的这种宽松氛围，北京先有。外地还死气沉沉。而我，刚来自边远的省份。
    我们的室主任齐一是老干部，但很开明。他后来当了哲学所的党组书记，兼副所长。仍兼任美学室主任，常来美学室参加政治学习，同大家一起，笑骂先皇庙里的“那个万寿无疆”，说“广场变成了圣地”。他说朝圣者围着“那个东西”打转，就像当年红卫兵参拜芒果。领导人如是说，更使我目瞪口呆。总之初到那时，土包子我一愣一愣的，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齐先生对我特好，常把我介绍给这个那个，说我是“传奇人物”、“难得的人才”。常带我到他家吃饭，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夸我。亲自下厨炒菜，叫我尝尝这个尝尝那个，爱吃的叫多多的吃，不许客气。说苦了那幺多年，该补一补了。我感动莫名，对他披肝沥胆，无话不说。甚至告诉了他，我保存着二十多年来用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纸片上的秘密手稿。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着。
    他很吃惊，连声说带在身上太危险了，建议我交给他的女儿小雨代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馆美术室工作，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是非常喜欢。把它们分类整理，装在一本塑料像册里面。说这样方便阅读，也可避免损坏。她说她那里绝对安全，我可以一百个放心。
    在当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敌人，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如身在敌国的俘虏之后，我感受着这一切，就象一个逃亡者穷年飘泊，来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发现它竟然就是故乡。
    四
    历史似在拐弯，发出卡卡的声音。北京城里更响，如同五月的冰河。街头巷尾，层层迭迭大大小小张贴着各种字纸，有油印的，有手写的，也有铅印的。论政，说理，诉苦，伸冤……五花八门。蒸发着腥热的人气，和苦寒的地气。许多活埋已久但尚未死去的愤怒、悲哀和疑问，都怯生生破土而出。象积雪下面的草芽，象音调不定的号角。
　　特别是有些油印的民办刊物，凄红骇绿，异俗殊音，更使我眼睛一亮一亮。我看到的不多。印象最深的是《今天》。偶或一见，必受震撼。《沃土》、《四五论坛》和《北京之春》也是。听说外地也有类似刊物，可惜没能看到。一直以为群众是麻木的，比暴君更暴的。没想到铁钳子稍一放松，就一下子激射出那幺多智能和灵气的光芒。
    长安街上车水马龙，中南海里暗斗明争，满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带着“广阔天地”的荒谬体验，忙着谋生。上访者鸣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泪史。连失宠的幕僚，站错队的干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颂德而未获宠幸的文人，甚至随机应变一路顺风的官油子，也都跟在里头，大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假的陈述，同样悲愤交加声泪俱下。
    时代潮流包罗万象，如江河之浊，围绕着古老的宫墙，形成无数漩涡，发出钝重的声响。而在宫墙的后面，拉起了两股互相对立的“党的理论队伍”：一股以毛著编委、红旗杂志那批人为主，叫凡是派；一股以理论工作务虚会那批人为主，叫解放派。两派各有靠山，斗争互见胜负。鼓儿咚咚的打，锣儿当当的敲，时不时爆出一些内幕，增添想象的空间。
    受够了无声的中国，我觉得这一切嘈杂喧哗，就象节日的喜庆。
    美学史组分配任务，我执笔绪论和秦以前的部分。毫无心情。总觉得此时此地离开当代，到象形文字和彩陶残片中去寻找古人审美观的蛛丝马迹，有点儿行尸走肉。迫不及待，忙于加工旧稿，写出《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三文近十万字。都憋了很多年了。
    那时言路虽有所放宽，但能够公开发行的报刊，还是受控制的。比较开明的编辑，至多只能打个擦边球。美学室斜对门，是院刊《未定稿》编辑部。主编林伟兼是《人民日报》副总编，忧国忧民，以正直和勇敢著称。编辑谢韬兼任《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也反对独裁专制。他们喜欢拙文，不敢贸然发表。观察形势数月，又替我作了一些删节和“穿靴戴帽”之后，将《异化现象近观》刊出。
    《未定稿》虽是内部刊物，印数有一万多份，影响较大。刊出后，林伟就被撤职。（还有别的原因，新账老账一起算）。刊物主编，由院政治部主任李彦兼任，以示党对思想阵地的依然重视。毕竟是“新时期”，整肃限在党内。我不是党员，没怎幺追究。但同事们遇见，大都要说一声：你不要命啦？
    五
    齐先生传达胡乔木院长的号召，要向艾思奇同志学习，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说胡乔木说了，谁要是能写出一本象《大众哲学》那样的读物，就会受到奖励。传达后，把我从美学史项目中调出来，同他本人合作，按照《大众哲学》的观点和体例，写一本《大众美学》。计划十二万字，列入了所谓的“重点科研项目”，并和出版社预签了合约。
    为了我能“不受干扰”，安排我带足资料，到密云水库去写。那地方离城约两小时车程，环湖皆山，满被新造的松林。哲学所在那里有两排简陋的单间平房，供内部项目使用，叫“科研接待站”。风景好，空气新鲜，鱼虾新鲜，还有伙食补助。但毕竟太远，不方便。除了夏天，没人去。我是八月去的，满满一车人，都兴致极好，各有诗。辩证法室的自然科学家金吾仑先生句云：“小桥那边是大坝，大坝那边有路通。”饭桌上一念，阖座大笑。
    印象最深的，是西方哲学史室主任王树人先生。他教一位脾气极大胆子极小的精神病人学游泳，那份细心耐心，那份善良仁慈，使我打心底感动。还有就是，两个从“广阔天地”回城不久，得到哲学所编制的高干子弟也来了。正在钓鱼时，被军人出身的所长孙耕夫撞见，朝他们吼道，你们怎幺来了？！谁让你们来的？！知道影响有多坏幺？！回去！马上回去！两人收起钓竿，乖乖地走了。
    在那些曙光乍现的日子里，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会太子党横行全国，无法无天，没人惹得起。
    天凉起来时，大家先后离去。到冬天，除了管理员、服务员、厨师各一人，和一只大狼狗，就只有我了。人少，三个人各把伙房和库房的钥匙交给我，都不来上班了。我的伴儿就是那只狗。狗叫里达，胆子极小，是个温和的大家伙。湖那边有一村，名黑窝。几十户人家，我有时去坐坐聊聊，喝点儿大叶儿茶。村里的土狗，只里达一半大，汪汪一叫，里达就溜走了。我回去时，它怯生生躲在路边的丛莽后面，耐心地等我。
    每天，里达在炉边躺着。我在结满冰花的窗前，四百字一页的有格稿纸上，写那本合作的书。撇开艾思奇，沿着自己的思路，得心应手。过去尽受批判，名字人见人疑。几十年来记下了不少想法，积累了不少旧稿，以往见不得人，现在都用上了。有社科院哲学所的党组书记一同署名，等于护航，正可以扩大影响，幸何如之！
    六
    窗外没个人影，有时山风呼啸，有时大太阳晒得湖上的冰喀喀直响。我写得很努力也很顺利，神行纸上手不知，有一种快感。
    甫写出前三章，齐先生来看我。看了稿子，说是不行。说你不喜欢艾思奇也别勉强，但是，起码要对社会负责，避免有争议的倾向性。我明白，这是指非马列观点。我说不出什幺来。齐先生很体谅，叫我别着急。说著书立说，几易其稿是常有的事。这次不行，下一次就好了。
    我虽人在社科院，人事关系还在兰州大学。齐先生说，他找了周扬（副院长），也找了刘冰（兰大党委书记），要求把我的关系转过来。他们都同意了，所里的人事处也已经在办了。他说，这是个新的起点。写好这本书，也是为将来的发展创造条件。为了将来，现在花点儿时间是值得的。
    这不用说，我都知道。但是三章稿子五万多字，我自己喜欢，现在不用了，要重写，写什幺呢？没有内心的冲动，为写而写，我会面对稿纸发呆，伸懒腰打呵欠，浑身难受。写信也是这样，怕应酬。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最尊敬的师长，除非有事，都不写信。甚至因此，失去许多珍贵情谊。个中心情，别人很难理解。在别人看来，能写那个，自然就能写这个。以齐先生的细心和体谅，他要不是这幺看，也不会要我合作。
    我发现，即使是知心朋友，有时也无法沟通。
    命运攸关。别无选择，只有照办。前提和结论，都是给定的。补充中间环节，无非体力劳动：爬格子。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地爬。伸着懒腰爬，打着呵欠爬，出去转上好半天回来再爬，很苦很累，如同锯自己的神经。
    这期间齐先生来过多次，看了稿子很愉快，每次都说，行，就这样写。有一次，我为了调剂一下情绪，写了篇散文《在山中》（后在《北方文学》发表）。 稿子放在桌上，出去散散心。回来时，他正在看。
    我说，齐先生，来很久了吗？
    他没回头，说，嗯，有点儿久。其声闷闷。
    我说请指点。他说，好。仍未回头。
    知道他不高兴，我解释说，写了玩玩的，累得慌，得换口气。
    他笑了，回过身来，斜靠在椅背上，说，累了就休息休息，还种自留地，不是更累了吗？
    我一听“自留地”三个字，火了。说，齐先生，写不想写的东西最累，你知道吗？
    他面无表情须臾，又笑了，说我缺少幽默感。刚才是开玩笑的，干吗那幺认真？
    我说对不起，我的神经都快断了。
    他说那当然，没幽默感神经爱断，你小心些啦。
    他带来了长白山葡萄酒，月盛斋酱牛肉，和大量的消息。有中南海内幕，西单墙近况，有什幺什幺会议上谁谁谁的发言，我都爱听。他对毛泽东的厌恶和凡是派的轻蔑，我都欣赏。他对“在理论务虚会上大出风头的那几个人”不以为然 ，挨着个儿数说他们五七年以来整人发迹的历史，把他们以往发表的文章同他们现在的言论对照，使我不胜感慨……
    吃了喝了，同去游湖时，我们已蒂芥全无。
    先生有股子亲和力，同黑窝的农民一见如故。他说黑窝风水极好，将来山上的树大起来，就更好了。说他在离休以后，要来这里做个房子，买一艘摩托汽艇，以便城里住腻了，可以来换换空气。
    我说太棒了，朝湖得有个落地窗。
    他说那当然，你来了，住多久都可以。
    七
    但他依然坚持，这本书要以马列为纲。
    我咬紧牙，拼了命写。一后年，终于写到了预定的十二万字。使劲儿把圆珠笔向墙壁一摔（吓得里达猛然站起），长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伸直两腿，直挺挺往椅背上一靠，耷拉着脑袋和两臂，好半天没有动弹。
    带著书稿回到北京时，城里的政治气氛已经大变。镇压浪潮刚过，对被捕者的审判好象已经结束，又好象还在进行，风声鹤唳。
    街巷依旧。但没有了大字报、小字报，没有了民办刊物，没有了任何自主性公共交往的空间。西单墙上撕剩的字纸，象节日过后一地爆竹的碎片。低矮的墙，沉默的墙，褛褴而又骄傲，象英雄纪念碑，倒卧在帝城的中央。
    但熙熙攘攘的行人，已对它视而不见。只偶然地，有个把人，冷风里缩着脖子，袖着手，在墙前徘徊，寻找着残余的字迹，象寻找失去的希望。历史前线的风景，由于他们怅望的神色，而益增凄凉。
    书稿，交给了齐先生。请他任意修改，全权处理。
    把高林从江苏接来，送到玉泉路十一学校插班。在学校附近的石槽村租了一间小屋，搬去和她同住。石槽村是被城市包围的农村，小到只有几家，周遭车走雷声。每天步行五六分钟，送高林到学校，然后搭地铁，到所里的资料室写作。
    把密云废稿三章，整理成三篇论文：《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幺？》《美是自由的象征》《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批评了李泽厚的观点。没指名。我想越是朋友，越是可以讨论分歧。能讨论，才是真朋友。
    期间，齐先生看完了书稿。说，基本上可以了。但文字太粗糙，须要加工润饰一遍。我怕再锯神经，坚请他任意修改。他说他没时间，我说我也没时间。他说给你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你怎幺给。他晓以利害，我说他威胁，一下子闹僵了。一年苦功尽弃，朋友们无不骂我。
    爬过了百里泥沼，临门只有一步，却硬是跨不过去。
    八
    《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幺》一文，给了《哲学研究》。主编陈筠泉先生很谨慎，考虑了八个月，才在八一年四月号刊出。我说美学研究的中心，是美感经验。论题是在对别人的批评中展开的，过后读之，颇悔口吻刻薄。后来两次出论文集，都没收入。自惭形秽之故。
    但文章引起注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哲学所编《中国哲学年鉴》“美学”条，将我提出此说写入。条稿送美学室征求意见，有人说，这个观点是李泽厚在《美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中提出来的，应改高为李。条稿执笔人、《国内哲学动态》编辑室主任潘家森（潘知水）拒绝修改。理由是高文发表时间早于李文半年。僵持不下，科研处折中，两个名字并列刊出。
    我后来才知道这事，觉得有点儿奇怪。以美感经验为中心，是主观论的必然。李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中心应是那决定美感的客观。忽持此说，不合逻辑。《年鉴》是没人看的书，僵持不下，至于的幺？更奇怪的是，不久以后，李在《美育》杂志上公开宣称，中国的美学讨论，从来没有过政治批判，只有他的、蔡仪的、朱光潜的“三种观点平等商榷”。
    从朱光潜先生被迫反复检讨，到文革追究“为什幺审美的鼻子伸向了德彪西”，美学领域一直是政治批判的重灾区。重中之重，是主观论。这段历史很近，且为众所周知。我颇困惑：以李的聪明，不至于想要改写它吧？。但是不，紧接着，李在同台湾学者蒋勋的对话(也曾在大陆发表)中，又重复了这同一说法：“美学领域从未有过政治批判。”并补充说，“五十年代是三种观点，八十年代还是三种观点。”。十分明确。
    我能死地生还，已很感激命运。心理状态离那种在乎历史定位、希冀被算数进去的境界，还很遥远。但因“主观论”所受的一切，伤口尚未愈合。读到“没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种观点”两句，有一种再次被伤害的感觉。当时很强烈，不久就淡漠了。受程维熙和张贤亮现象的吸引，写了些文学评论。后来被捕，逃亡，画起画来。自然而然地，也就从美学界和文学界出局了。本来幺，当年“入局”，也纯属偶然。
    九九年，台湾南华大学校长龚鹏程先生送给我一本他的新著，叫《美学在台湾的发展》，开卷就说，四九年以后“大陆的所谓美学”，只有马列主义和政治批判，除了翻译西方和整理古典，“全部一片空白”。作为空白中的空白，我读之，已无感觉。
    九
    回想起北京三年，还是要感激命运。
    若非齐先生，我无缘和小雨相逢。关系闹僵以后，齐先生要查我的秘密手稿，小雨拒绝交出，坚持说，她没见过，不知此事。那份惊险，回头后怕。想不到保护我的，竟会是一个弱小的女孩。结果比预料的要好：只是被赶出北京。
    社科院许多朋友，特别是林伟、谢韬、卢玉、包遵信诸位，曾致力于帮助我留在北京。但哲学所不转档案，坚持要退回兰大，谁也没法。
    在北京三年，没玩过一次。临走以前，小雨带我和高林，到城外潭柘寺、十三陵、圆明园等处走了一遭，又到城市深处那些曲折胡同里搭满窝棚的四合院作客。接触到不少古老方言和传统民俗，倍感这个城市的土厚水深。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这期间不少院校邀我讲演，提问踊跃掌声热烈。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
    韩玉涛依旧住在美学室。纵横廿四史，静对十三经，烟雾深锁。一九八二年春天，一个风沙弥漫的黄昏，我去向他告别。他吧唧着他那个黑亮的乌木烟斗，在屋里走来走去很久。忽然把长发往脑后一甩，说，早就听说你要走了。又走了一圈儿，说，走就走吧。再一圈儿以后，他说，“世味年来薄似纱”呀，“谁令骑马客京华”呀。说着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封好了的信封给我，叫我到路上再拆开来看。里面是一首赠别的诗，他做的：
    书生夹策成何事，飘摇万里度龙沙。
    钢筋铁骨风云后，却与胡僧话落花。
    最后一句，当时不可索解。我想，假如“胡”是指外国的话，那幺，我后来被捕、逃亡﹑来到美国，最初的一年半，就是在佛教宗师星云上人所提供的西来寺满地可精舍落脚的。后来搬到纽约上州，住在鹿野苑，依然沙门丛林。不知道是神秘的预言，抑还是因缘巧合? 

单正平

最爱看高先生的文章.我认为他是那一代人中最值得尊崇的。

李旧苗

以下是引用单正平在2006-10-13 15:35:00的发言：
最爱看高先生的文章.我认为他是那一代人中最值得尊崇的。

嗯，今天一口气在真名论坛贴了好几篇高先生的文章！好看。

童志刚

浏览一过，文章是不错。

周泽雄

“期间，齐先生看完了书稿。说，基本上可以了。但文字太粗糙，须要加工润饰一遍。我怕再锯神经，坚请他任意修改。他说他没时间，我说我也没时间。他说给你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你怎幺给。他晓以利害，我说他威胁，一下子闹僵了。一年苦功尽弃，朋友们无不骂我。
    爬过了百里泥沼，临门只有一步，却硬是跨不过去。”

——性格即命运，以上这段话，堪称标本。

和老单一样，俺也是高尔泰先生的忠实拥趸。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14 10:14:57编辑过]

小儿科

看到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人，感到害怕。仿佛一座大山。

永远的过客

高尔泰先生的散文当得：老人文章，青春风骨！

可惜本过客也只是有一本《寻找家园》及另外网上集了一些高氏文字，所得不多，但读下来还是觉得从文气上讲比木心先生要雄健一些。当然了，木心胜巧，另夺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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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但非好史记

丁伯刚

这种文字，全凭内力。

jcdoo

很有魅力!

邢斌先生

令人赞叹不已！

刘晓峰

对这个老爷子，我有十六个字：

文采之上

别具风骨

风骨之外

一凭慧心

李旧苗

高尔泰获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一．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将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高尔泰先生。

    二．

    高尔泰先生，江苏高淳人。他1935年出生，从少就外出求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北“支边”，22岁时因发表论文《论美》而遭到批判，随后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改造，在那里九死一生。1962年春解除劳教，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文革爆发后受批斗，后在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平反后，辗转兰州、北京、天津、成都、南京等地大学任教。1989年“六·四”之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入狱。先后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成都四川省看守所。1990年春节前“结束审查”。1992年6月经秘密通道离境，7月11日抵达香港。1993年辗转抵达美国，得到政治难民庇护。现居美国拉斯维加斯。

    高尔泰是画家，又是彻底的美学家、哲学家。母亲曾说他，一写文章就招灾惹祸，一画画就逢凶化吉。1957年发表《论美》、《论美感的绝对性》，强调人的主体性、向绝对零度挑战，成为他的地狱之门。在生死关头，绘画救了他的命。70年代，他多少次和那个“笑眯眯的胖脸”相对，终于有一天忍不住，把那些颜料画笔全扔到垃圾堆上，下决心以后不再画画了。整个80年代，基本没碰过画笔。甫从深渊出来，“一肚子的愤怒和悲哀，总想呐喊，总想论理，总想唤起人们的反抗意识，日夜写呀写”，招来一连串新迫害。在这一点上，他跟57年受难者群体有所不同。“流放者”归来后多顺势招安，高尔泰的文字却再度成为“反精神污染”的重点靶子；他参与的启蒙活动于1989年7月被陈希同先生在“反暴乱”长篇报告中点名。六四被囚和出狱后，亏了有画画这个管道，他得以抒发内心的郁积。逃亡海外的头几年，也因为依赖画画，才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但是奔逃万里，却以这样一种形式的自我放弃作为终点，总归是心有戚戚。”于是有自传体散文《寻找家园》。

    《寻找家园》台湾全版尚未问世，读者看到的是网上电子版和2004年“花城”版。那是追求自由的中国知识人的苦难历程，也是“当代《红楼梦》般的汉语”（崔卫平先生语），“他的文字炉火纯青，朴实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慧”“把毕生的愤怒铸成一个个汉字”（北岛先生语），用赵毅衡先生的话：“此书将许多往事，细细穿插，一一道来。连本是惨绝无言的场景，也深情蕴结，推刚为柔。风度雍雍而令人心折”。徐晓先生则说：高尔泰的文字不是写出来的，是炼出来的。……关于高先生的汉语成就，已经用不着费辞。我们只想说，如果把他的文字跟老一代散文家汪曾祺、杨绛放在一起，那么高尔泰的文字传递出更多温暖更多风骨。在噩梦般记忆的灰黑色背景上，矗立着我们民族的苦难和向往。

    三．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第七届即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高尔泰先生，以表彰他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奉献出《寻找家园》这样具有黄金品质的文字，更感念他以一生的苦难代价为我们中国稀罕的汉语家族贡献了新的精神人格。这个神圣家族有着至大至刚之气，其个体生命的存在一直处于不止息的燃烧之中。这种燃烧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期许，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它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极具悲剧性的美。因为它一再被世俗力量、乐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毁灭。这种自由人格很少能够得到宽松的生存环境，它一再被打压毁灭的命运使得人性之美成为东土子民最罕见最神秘的要素。这种神秘或现实之谜为年轻的高尔泰洞明，他以一生见证：美是自由的象征。这个神圣家族的成员有庄子、李白、徐渭、李贽、龚自珍、陈独秀、鲁迅、胡风、高尔泰、林昭等可数的名单。“犬儒病”和“冷漠症”的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冷漠和敌意，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我们的社会才会接受先贤的营养，犬儒者们更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怀着感谢的心，铭记老大帝国冰封下的草籽、灰烬中的温热、冻结了的火焰。在汉语蒙污空气中弥漫杀机、人人挥舞当政者话语写文章的时代，有林昭那样的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也有高尔泰“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地谈论“人的内心生活有多么复杂，美就有多么复杂”。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知识界来说，高尔泰实在是一个异数。“他几乎是以年轻的心和孤单之力平衡着整个文化语境中不对称的对话”（胡继华先生语），虽然等待他的是风炎土灼、劳改放逐、九死一生、家破人亡。“无边行程望欲迷”，经由他的努力也因为命运不弃，一个异端学派在80年代，发展为波澜壮阔的自由美学思潮。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还注意到，高尔泰作为哲学家和批评家对于当代中国的建言。显然这两方面，目前还被人们忽视。就前者来说，他的美学理论探索，基于一种深沉的哲学意识。他的“异化”研究（还有王若水先生的）成为昨日黄花，他的《什么是哲学》注定空谷足音。作为美学家，他最早呼唤方励之先生、钱学森先生等人关注、介入美学讨论，这在学科壁垒森严、人人不越雷池一步的今天，成了不可复制的美谈。他的“忧患意识”，在今天已经成为流行辞（当然这不能增加他的光荣）。作为后者，他写的《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强调“祖国”不等于“国家”、“政权”，不能用是否拥护政权来区别爱国与不爱国。这篇文章成为新时期以来，大陆最早将祖国、民族与专制统治区分开来的名篇。不管别人有什么回应，他都旁若无人地摸索前进，“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种不辞趋异、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对我们积重难返的趋同本性的有力抗衡。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铭感他在过去的日子，为把中国人从类人孩状态中唤醒而做的努力；同时也不无怜悯地注意到，高尔泰先生不得不成为流亡者的悲哀。从以前明言，“只有立足于土厚水深的大地，你才有可能获得把你高扬起来的智慧与激情”，到今天感喟“孤篷绕天涯，无力正乾坤，到底总是一份，不能忍受之轻”。梦里家山成了“流沙坠简”，只有通过汉字重新建构，这是文字的骄矜却也是我们生命体的悲哀。人生不满百，却又“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不是高先生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普遍的问题。是生命没有时间，自由不占有空间。“徘徊六合无知己,漂若浮云且西去”，情何以堪？我们格外注意到，高尔泰先生对于“遥远故土新生代”的看重——“在国外的十几年之后，听到遥远故土新生代的这些话语，我依稀触摸到了‘祖国’一词的深层含义。也许焦土下还有普世价值的地脉？也许其浸润所至无不是沟通的渠道？”

    我们的回答，是的。颁发这个奖，想要公开表明——
    “何日归舟横沧海，夜深风雨说长安”。

高尔泰先生代表作：
《论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
《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
《美的抗争─高尔泰文选之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7月。
《美的觉醒─高尔泰文选之二》，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3月。
《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

2007年5月15日北京

周泽雄

颁奖词，大概出自余世存先生手笔吧？

高尔泰先生得再多的奖，我都视为当然，连祝贺的心情都没有。感觉，不是他得奖，而是别人把欠他的东西还给他。

李旧苗

嗯，颁奖词应该是出自余世存先生手笔。

橙橙

  齐先生对我特好，常把我介绍给这个那个，说我是“传奇人物”、“难得的人才”。甚至告诉了他，我保存着二十多年来用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纸片上的秘密手稿。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着。
    他很吃惊，连声说带在身上太危险了，建议我交给他的女儿小雨代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馆美术室工作，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是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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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雨就是后来他的浦夫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