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秦铁：在博古的影子下

秦铁：在博古的影子下

      2006年7月27日，中共前领导人秦邦宪(博古)之子秦铁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由于父亲博古历史上犯过“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秦铁的人生别有一番滋味，而在耳顺之年回望过去，他对父亲也有了不同寻常的理解。
　　
　　6岁：只是当时已惘然
　　1946年4月8日，6岁的秦铁跟母亲张越霞一起到延安机场接爸爸。当时，博古以中共代表身份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已经一个多月了。
　　那天天气不好，雾蒙蒙的。午后，低低的云层里响起美军C－47运输机的轰鸣声，但因能见度差，飞机无法降落，一会儿就飞走了。人们以为飞机会折回重庆或西安，过两天再回来。未料，飞机已在260公里外的山西吕梁黑茶山上空失事。次日，黑茶山下的村民捡到博古和黄齐生(王若飞舅父)的两枚图章，及一份乘机人员名单。
　　博古在1946年2月的一番讲话，被视为他的工作遗言：“抗战胜利了，我们有些同志向往和平，幻想和平，有急于到大城市去的思想。大城市是可以去的，而且迟早是要去的，不过，有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到大城市干什么呢？是辛辛苦苦工作，为人民服务呢？还是去做官当老爷，贪图享受？……我们只能去为人民努力工作，尽可能替人民排忧解难，不能去做官当老爷，贪图那里的物质享受，否则那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
　　博古留给幼小的秦铁的印象，只剩下他的笑声：
　　瘦瘦高高的，笑的声音很大，有时候和孩子们在院子里玩捉迷藏，我父亲赢了就哈哈大笑，我就说他是“母鸭子”。
　　尽管给儿子留下的形象模糊不清，作为一个符号的“博古”，却投影到秦铁一生中的不同阶段……
　　
　　14岁：夹着尾巴学做人
　　1954年，秦铁升入北京101中学，这是一所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寄宿制名校。从这里开始，秦铁慢慢地对父亲有了概念：
　　历史课上，讲到批判王明博古“左倾”路线错误，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三次“左倾”，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犯错误了，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所以我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但是有些叔叔阿姨在底下跟我讲：“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你长大要学你爸爸，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
　　这样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总、康(克清)妈妈。在1950年代，每逢博古的忌日，只要秦铁的母亲出差不在家，朱老总就把博古的孩子们接到中南海吃饭。
      秦铁学会了遇到不懂的事不去打听。他家里存有一张照片，延安凤凰山上，博古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并排站着，博古站在最左侧，周恩来斜倚在他身上。在公开发表的这张照片上，博古消失了，出现在他的位置上的，是一扇门板。
　　因为我老是挨批，就养成一个做人的原则，不攀高枝儿，王胡子叔叔(王震)“文革”期间挨冲的时候我就经常去看他。一次散步的时候他说：“小铁啊，你爸爸是好人。”他说这话，我也不敢问，一是路线斗争问题我不懂，二是我觉得有些事人家有口难言。他们私底下没有跟我说过关于路线的事。
　　1962年高中毕业时，母亲把他叫回家，郑重其事地劝他说：“现在党内已经传达，蒋介石要窜犯大陆，你父亲这一代创建了新中国，你是不是应该子承父业保卫祖国？”
　　于是秦铁参加了海军。他身体好，训练半年后，分配到旅顺当了一名航海电工兵。
　　
　　26岁：从造反派到逍遥派
　　从24岁至28岁，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而在同样的年纪，秦铁走了这样的一条路：从“四清”先进分子、“文革”造反派、逍遥派，到“反革命分子”，连党也未能入上。
　　1964年因军队院校从部队招生，24岁的秦铁进入山东青岛潜艇指挥学院上学，一年后他提出入党申请，当上了五好标兵，正在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刚一开始也跟着瞎闹了一阵，上当受骗，当了造反派。1966年夏天，领着全班20多名同学乘货车、蹭火车，从青岛串联到北京天安门，成为被毛泽东接见的全国1100万人中的一员。造反派组织“三军院校联络站”选我当学生代表，共商造反“大计”，造各自院校领导的反。
　　一时间，秦铁在部队院校中小有名气。但躁动了几个月后，1966年末，秦铁的脑袋开窍了：
　　我发现谁的后台硬，谁的左派就多。左派都在四野林彪那里，包括贺龙、陈毅、肖华这些长征的老人，对党感情很深的，他们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
　　秦铁用母亲的“内部购书证”从书店买了《赫鲁晓夫主义(上)》，看了一半把书扔了：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称他为亲生父亲，对林彪我就有这样的感觉，主席用得着你大树特树吗？林彪会不会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想到这里，我就有点害怕。干脆就“逍遥”了。
　　从此不再掺和政治，就在家呆着，和朋友去公园划船、交流各种书看。
　　当逍遥派的最大收获是谈恋爱，他的女友是101中学友谊班的师妹，两人于1972年结婚。
　　
　　28岁：父亲＝犯错误的基因
　　尽管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却仍然没有躲过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不久，秦铁就被卷入“东海舰队第二大案”，成了一个并不存在的40多人反革命集团的“头头儿”：
　　1967年我从军事院校毕业，在东海舰队一个支队招待所等着转回部队的手续，一帮1962年入伍的北京兵来看我，聊了些回家探亲听到的小道消息。我当时不知道，来找我的人有的已经被盯上了，比如原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儿子，原子弹爆炸的时候都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说美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原子弹比我们先爆炸了，结果就挨整了。
　　全支队开会的时候，他和另外几个北京兵被铐走了，结果有人(告密者不详，未必是该人)被打得受不了了，就把我们传小道消息当成攻击“中央文革”供出来了。1968年我也被隔离审查，一审就是一年多。专案组拿着交代材料对我说，你要组织小军委。我说你懂得点常识不懂？中央军委的权我说夺就能夺的？开国际玩笑嘛。说我要窃艇逃台，我说咱们不是学习毛主席语录么，第一条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艇上有党支部，还有那么多战士，我说往台湾跑，他们干吗？
　　他们说不出话来，最后就说我给我父亲翻案。我说哪有把红案翻成黑案的？我父亲去世后，毛泽东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不信你们查去。说给“四八烈士”别人题的，不是给我父亲的，那你拿出来证据，有没有“秦邦宪除外”？“四八烈士”追悼大会横幅上写的是“王秦叶邓诸烈士”，对不对？
　　最后海军“文革”小组稀里糊涂地把我们弄成了“反革命集团”，我是头头儿，因为就我一个干部，其他都是战士。然后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附近关了一年。
　　林彪下达“一号命令”疏散以后，法院院长审讯我，他跟我说，你的材料只有检举揭发没证明，所以是个悬案。我说本来我就没事，我心里宽得很。后来那个交代最多的判了5年，还有一个陕北的送回了原籍。他俩都戴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是“帽子拿在群众手中”，送回原籍监督劳动。
　　后来又把我押到苏北盐城农村监督劳动。住在五保户家里，人家没把我当作反革命对待，安排我干些轻活，给棉花打药、锄草啊。过八月十五打年糕，送给我的年糕比给我住的人家的多得多，家家户户都送，这一点我感受非常深。
　　1971年林彪出事了，我趁回北京买抽水机的机会，给叶帅写了一封申诉信，然后开始复查我的问题。到第二年，攻击林彪的事儿没了，陈伯达的事儿也没了，却给我留了个尾巴，“攻击中央某首长，犯有严重政治性错误”。我就装傻，问这某首长是谁，说是江青，我说那直接写上江青，江青倒了我有出头之日，不倒，活该我倒霉，只写中央某首长，我得背一辈子黑锅。这样一直到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了一段工作，海军政委讲，攻击江青算什么事啊。我的问题算没了。1976年海军文化革命办公室下发文件平反。
　　我出来以后，我母亲跟我说：“嘿，你们父子俩，你爸爸是在28岁犯错误，你也是28岁犯错误，犯错误还带遗传基因？”
　　
　　39岁：父亲＝迟到的烈属证
　　周恩来在临终前曾嘱咐：张越霞是个很好的同志，吃过很多苦，以后如果她有困难，应给予一定照顾。在博古的官方传记里，总理的嘱托被解读为对博古的深切怀念。
　　1950年代初，干部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时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的张越霞，靠工资难以抚养6个孩子(秦铁的五个哥哥姐姐是博古与前妻刘群先所生，刘在苏联失踪)。
　　我母亲就跑到杨尚昆家，一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光管活人，死人你们管不管？”杨尚昆说：“哎呀老大姐，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别生气。”我母亲说，“博古这些孩子我养不大。”杨尚昆说，“对，这是烈士子弟”，于是一个孩子每个月给生活费20元，到“三反五反”时，反出被贪污的一笔博古译书的稿费，将近1000元钱，我母亲比较要强，就主动把我们的生活费退了。
　　此后直至1979年张越霞因心脏病逝世，秦铁和哥哥姐姐们没有再领取任何抚恤。
　　母亲去世这一年，秦铁39岁，他开始为烈属证东奔西走，确切地说，是为了烈属证所能改善的一点点生计而奔波。
　　为了确认烈属身份，秦铁去中组部开了证明，经过民政部、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委员会，最终拿到一纸烈属证。
　　与烈属证的来之不易比起来，相应的待遇少得可怜：
　　就是逢年过节慰问一下，紧缺物资买排骨什么的给你点票，母亲在世的时候我们一直没有烈属证。七几年市场上还有点紧张，有军烈属证怎么也好一点吧。
　　
　　66岁：此情可待成追忆
　　1976年“四五事件”发生时，秦铁正处在从海军转业的过渡期，他感觉自己又被“盯上”了，第二天就到地方报了到。
　　平反之后，尽管天津远洋公司刚成立，正缺技术干部，一开始却答复我说：“我们这要出国，都政审多少道的，弄个反革命来，哪行啊。”碰了个死钉子，直到交通部部长过问，远洋总公司才肯接收。有了先例，同一起“反革命集团案”的好几个人也复员到远洋公司。
　　秦铁主动要求从干部船员的最低等干起，驾驶助理、三副、二副、大副，一直干到船长。天津远洋公司的船他几乎都开过。在元勋子女名单上的职业栏中，远洋公司船长显得十分另类。
　　他常开着一万到三万吨左右的货轮满世界跑，干9个月歇2个月，直至1995年，老船长秦铁退休，县团级，非党员，没分过房，退休金每月1100元，11年来过着简朴自在的日子。他的四个哥哥姐姐也都退休了。
　　大哥早夭，大姐秦摩亚终身执教，退休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二哥秦钢是留苏优等生，回国后受父亲影响，分到北京航空学院实验室当实验员，海南建省时因一位副省长与二哥是莫斯科航空学院的同学，就将他调到海南任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
　　二姐秦新华学的是中医，后来跟李铁映结婚。李铁映到政治局以后，秦新华就调到卫生部科技司任副司长。是博古子女中惟一从政的，而且是被动从政。
　　三姐秦吉玛与哈军工的大学同学结婚，毕业后分到佳木斯，回京后三姐曾在交通部研究所工作，后来在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退休。
　　2007年是博古百年诞辰，目前，秦铁正在筹备纪念活动。说起那张让父亲成为门板的照片，秦铁颇有些激动：
　　我母亲去世后，她们单位领导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们就提了两个，其中一个就是这张照片，我们要求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个要求转到上面后很快得到了落实。但最近我看到某领导人的画册，居然发现这张照片上仍然没有我父亲！
　　记者：元勋子女当中有不少将官，跟他们比起来，你有遗憾吗？
　　秦铁：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总感觉组织上的安排有组织上的想法，我父亲给党带来过损失，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和他们比？他们都是战功卓著。我们替父亲接着还债，欠党的债、欠人民的债。
　　记者：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母亲是怎么向你描述的？
　　秦铁：一个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再一个就是勇于承担责任。有些事是别人做的，最后他写信给中央：这个责任由我负。还有就是不揽功。我父亲就是这么个人，现在大家对我父亲的人品，没有说不字的。他办《解放日报》和新华社是主动请缨的。他在重庆感到人民的声音反映不了，回到延安跟我母亲说，我们有一支强大的正规军队，我要搞一支人民的新闻队伍。最后他走的时候也确实成了一个新闻大军。
　　记者：关于你父亲的错误，你母亲有没有对你讲过？
　　秦铁：我母亲始终给我讲，他因为不懂得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所以走了一段弯路。但是后来对这些问题有所认识，他勇于承认错误，对自己给党造成的损失悔恨莫及，所以七大的检查做得很深刻，得到了大家的谅解。我妈妈说，你爸爸老说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经常自责。
　　记者：他是不是也有委屈呢？
　　秦铁：我觉得是有委屈的。在延安整风刚开始的时候，有几个问题他是不承认的。我觉得他的检查有违心的地方，基本上是大包大揽。1945年我父亲在中共七大的发言记录记着：“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记者：你怎么看待你的父亲？
　　秦铁：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共产国际你不能不听，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你听了就要承受后果。李立三就是不听共产国际的，不给撤了么？你是个支部啊，就相当于中央与各省省委的关系，中央指示你能不执行么？所以我也不怨天不尤人。另一方面，我父亲是他们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典型。我看电影《大浪淘沙》感触比较深，确实经历坎坷。
　　记者：父亲去世的时候你只有6岁，一个纯属假设的问题：如果有机会和父亲对话，你最想跟父亲说什么？
　　秦铁：最想说的是我非常敬佩他，因为他是读书人出身，始终坎坎坷坷。他犯的错误我可以理解，尤其我现在已经成人了，也是坎坎坷坷过来的，但是我的坎坷与他比起来可差得远了。虽然遇到了坎坷，但是他对党从无二心。会理会议上林彪提出要毛泽东下台，我父亲坚决反对。蒋介石四几年要反共，先搞宣传攻势，我父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他惟一一篇署名文章《在毛泽东的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他写这篇文章的分量比别人写可大多了。我敬佩他为中国革命事业为党的事业，用忍辱负重不好，但是我想不出别的词，勤勤恳恳忠贞不二。

■资料：
　　秦邦宪(1907－1946)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9月起为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同王明一起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后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1936年同周恩来、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1937年后任新华社社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驻南京代表、中共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后，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是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委员。1946年赴重庆参加政协宪草审议小组的工作，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辞海》1999年版1954页)

南方周末　  　2006-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