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最早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这里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主要是指19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现的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等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基本行动纲领的各种社会主义政党的总称。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的政治生涯中有很长一段时期是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中国国民党之社会民主主义问题，最早是李达先生提出的。1923年5月，他在《新时代》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这篇可视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标志性文章中，不仅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一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且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共产党对于国共合作应取的方针，并认为“中国国民党似乎是一个社会民主的党派，有资本家、知识分子及劳动者三种党员，共产党至好是影响他们向左倾。”显然，李达是从组织成分上认定中国国民党之社会民主党性质的，这在当时是一种颇合实际的认定。
本文将进一步从历史与现实方面略论中国国民党之社会民主党性质。
一
中国国民党前身是孙中山组织和领导的同盟会。同盟会虽然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组织，并未标明其社会主义政党性质；但是，却具有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首先，孙中山从英国去日本组织同盟会途中，曾在当时第二国际总部所在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停留，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提出接纳他的兴中会为第二国际成员的请求，只是因为第二国际书记处书记王德威尔得、胡斯曼等人认为当时落后的中国还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未予批准而已。但是，孙中山并未气馁，他在布鲁塞尔购买了一批社会主义书籍带往日本，后来悉数交给中国社会党领袖江亢虎研究。这表明同盟会成立前夕，孙中山已具有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同盟会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则直接表现于其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这就是孙中山所制定的三民主义。
1905年，在由孙中山口授、胡汉民执笔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三民主义第一次问世。孙中山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这就是说，孙中山以欧美进化之经验，揭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之意义，更张二十世纪民生主义之大旗，其思想真可谓融合中外、贯通古今之创造；其革命也属救国拯民之深思和远虑!也就是说，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抛弃了同盟会之前身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驱除鞑虏”一类狭隘民族主义，而具有国内外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涵义；民权主义，也就是民主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后来一再强调这一点。
接着，胡汉民之《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又第一次完整、准确地阐述了三民主义，并具体揭示“本杂志(《民报》)之主义”六项：(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它既是《民报》详确的宣言，也是同盟会的六条政纲。其(一)、(二)、(三)条对内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四)、(五)、(六)条则为对外之手段。胡氏这《民报之六大主义》则被视为“同盟会时期受孙先生指导，公认之革命纲领”。
胡氏在阐述“民报之六大主义”第三项时直接提到社会主义。他说：“近世文明国家所病者，非政治的阶级，而经济的阶级也，于是而发生社会主义，其学说虽繁，而皆以平经济的阶级为主。”他认为，社会主义又可分“共户主义与集户主义”。土地国有则是集户主义的一部分，如果用国有主义解决土地问题，“社会主义乃顺于国民心理，而又择其易者以从事，其成功非独所期，殆可预必也。”
特别是，胡汉民主编的《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之间，还进行了一场极富意义、影响深广的论战。
1906年3月，梁启超以饮冰室笔名在《新民丛报》发表《开明专制论》，极言社会革命之可怖，认为“若乃欲以野蛮之力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其田而有之，则靡特人道不应有此豺性，即社会主义之先辈，亦不闻有此学说”。他攻击孙中山同盟会是“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漫，而复从而煽之”，必使国家“亿劫不可复”。他还表示“虽以匕首椹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
梁启超的这篇《开明专制论》对孙中山同盟会的攻击，挑起了《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这场论战。这场论战既是革命与保皇的论战，又是社会革命即社会主义论战，胡汉民则是这场论战同盟会《民报》一方的主将。
1906年6月，胡汉民在《民报》第5期发表《斥新民丛报之谬妄》一文，他猛烈抨击了梁启超非难社会革命的言论。
一是梁启超“所谓民生主义者，摭拾布鲁仙士门麦喀等架空理想之唾余，欲夺富人所有以均诸贫民”。其所说布鲁仙士门麦喀，即是今译蒲鲁东、圣西门、马克思。他直认民生主义者是摭拾蒲鲁东、圣西门、马克思的唾余，又认蒲鲁东、圣西门、马克思为空想，是欲夺富人所有以均诸贫民云云，这自然既是附会，又是不懂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为何物，所以胡汉民直截了当地指出：“夫梁氏于民生主义无所知，以为架空理想，不能实现，本不足怪。但谓夺富人之所有，夺之一字，谁告汝者……均富之方法至多民生主义学者所主，不胜缕举。梁氏不解所谓，则不知盖阙可耳，而遂谬作是语，是决为无理谩骂不得自解也。”
二是梁启超所谓“夫以欧美贫富极悬绝之社会，故此主义常足以煽下流”。胡汉民认为这是梁启超不知民生主义为何物，而尽以轻薄之词抹杀之矣。因此他又指出：“民生主义者，先觉之士见乎经济阶级之为梗于社会，而讲救济之方法，欲实现其平等博爱之思想者也。”而梁启超所谓足以煽下流云云，不过是“信口开河，狂燥不止，不仁不智”。
最后，胡汉民一针见血地指出：梁启超既不能在理论求胜，也无一定政见，其内心隐处则是“徒怯乎民族主义之日盛，而使彼保皇党人无立足之余地，故强起而争之”。
1907年3月，胡汉民在《民报》第12期又以“民意”笔名发表的《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驳<新民丛报>第十四号<社会主义>)》一篇最终迫使《新民丛报》停刊的长文。这既是《民报》阐述民生主义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中国最早一篇社会主义论战檄文。
在这篇长文中，胡汉民明确指出，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问题之谬误的“总根本”在“不识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为何物”，在经济观念上存在着八大谬误：一是“以土地为末，以资本为本”；二是“以生产为难，以分配为易”；三是“以牺牲他部人而奖励资本家为政策”；四是“以排斥外资为政策”；五是“不知物价之由来”；六是“不知物价贵贱之真相”；七是“不知地租与地税之分别”；八是“不知个人的经济与社会的经济之分别”。
梁启超“自相挑战，亦缘之而起”。
胡汉民集中批驳了梁启超反社会革命之言论，阐述了同盟会行社会革命之论据。
首先是所谓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论。梁启超认为，欧洲之社会革命论是“经由现今经济社会组织不完善而来”；而中国自秦汉以来无贵族垄断土地，无长子继承权，亦无贵族与教会代收赋税之富，其现今之经济社会之组织“优于”欧洲，只要“稍加补苴之力，使循轨道以进化，而危险之革命手段非适所用”。胡汉民反驳说，梁启超以欧洲经济社会史为唯一之论据而不敢道及美国经济社会史只字。美国以新立之国，其初亦无贵族制度，亦无长子继承权，亦无贵族与教会代收赋税、压制苛盈俊齐氓之蔽，但社会问题更形严重，今之言社会主义“急于欧也”。因此，要使中国经济现象“不至陷于欧美今日之穷境”，必行社会革命。就是说，通过社会革命，先解决土地国有问题，使其不得入于少数人之手。“此所谓先患而预防也”。
其次是中国不可行社会革命论。梁启超认为，中国不可行社会革命是因为要保护资本以与外国资本竞争，防止外国资本的侵入。这就是说：“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胡汉民反驳说，中国近百年来的“穷蹙之象”是因为“生齿日繁，而经济界生产分配之方法，不见其改良进步；并不是由于外资的输入”。日本自与外国通商及改变生产方法以来，其经济界之活气，还逐步增加，并以一后起小国与欧美进行国际竞争。这就是说，“梁氏抵排外资之政策，求之各国，无其类别”。中国土地归于国有，也就是全国大资本归于国有；唯有国家为大地主、大资本家，才足以造福于全体国民。并且中国具有经营大事业之能力，“则外资输入有利无损”，即可补本国资本之不足而谋产业之发达。由此，中国可行社会革命。
最后是中国不能行社会革命论。梁启超认为，解决土地国有问题并不能解决整个社会问题，彻底的社会革命是举一切生产机关国有，这在欧美百年之后“犹未必能行之，而现在之中国，更无论也”。由此，中国只能行社会改良，而不能行社会革命。胡汉民反驳说，欧美社会问题是“积重难返”，中国则是“消患未然”。其处势既异，欧美之不能者，“固不害为我国所能也”。他反诘梁启超：所谓“圆满之社会革命”究竟是何种程度?有没有以条件之多少为“圆满”与否之方程式?是不是以绝对者为“圆满”，相对者为不“圆满”?他指出：“社会主义亦止言资本之大部分归国有，不能谓一分资本归国有。”他强调指出： “今之最能以《资本论》警动一世者，莫如马尔克及因格尔士(引按：马克思、恩格斯最早中译名之一)。二氏不惟认许自由资本之私有，即农夫及手工业者之资本私有，亦认许之。”这就是说，社会革命只是实行土地和大资本国有，小企业小资本仍听由自由竞争；并且“均富”也不是平分财产，而是人民机会均等，依其才能而定酬劳。”
革命派与改良派这场关于社会革命的论战，在当时无疑从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但是却又发生于马克思主义已开始在中国的初步介绍过程中。论战双方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真切的了解，中国社会也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生长的土壤和条件；但是，它却显然是中国人最初涉及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一场思想论战。另一方面，在论战中，胡汉民对于梁启超的批驳，在论理上又是颇有深度的。他不仅广涉欧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而且能初步运用马克思学说析难。从他在这里的立论观点和论辩方法，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对他的最初影响。进一步说，胡汉民与梁启超这场社会革命论战，实际上是中国第一场社会主义论战，它是民国初年煮尘即王辎尘与杜亚泉、钱智修之间社会主义论战和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之先声。
二
1912年2月底3月初，中国出现了组党热潮，在涌现出来的许多政治团体也就是政党中，以立宪派人士为主体，吸收部分旧官僚和从革命派中分离出来的革命党人所组成的政团，它们的基本立场是拥袁反孙，对同盟会十分不利。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同盟会又成为在野党。这时，孙中山、黄兴等才深感十分必要加强同盟会的组织建设，使它成为全国性的大党。于是他们指定居正等人负责同盟会改组的筹备工作。
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三牌楼第一舞台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四五千人到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并选举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宋教仁等人为干事，宣布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同盟会改组后的宗旨是“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后，在组织上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在思想认识上，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意见，会员既有激进派，又有稳健派。这两派各自利用自己掌握的报纸，进行公开激烈的论战。这就正如胡汉民所说，同盟会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加上流氓无产阶级与华侨之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构成并集合于知识分子旗帜之下的革命政党。其广大党员既不觉悟革命不彻底之必无所得，又由其小资产阶级之阶级性决定，一旦稍免于压迫之形式，即具有离开革命之倾向。再加上同盟会组织的不完善，党于党员，不能收以臂使指之效，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所以一旦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同盟会的种种弱点也就不能不表现出来。
1912年8月，宋教仁等人促成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协进会、国民公党与中国同盟会合并，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孙中山应邀出席成立大会，发表演说。孙中山以最大多数票当选为国民党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为理事，胡汉民等29人为参议。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国民也就是人民，因此国民党的字面意义也就是人民党。
有鉴于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孙中山决定再次东渡日本，重聚力量，再举革命!他考虑，原国民党人“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为改变国民党的这种状况，这一次，他要组织革命中坚分子将革命进行到底。于是1913年9月，孙中山决定筹组中华革命党，自任中华革命党总理。中华革命党党章共39条，其中最关重要的是“(一)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二)本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它规定，宪法颁布以后，国民一律平等；并实行五权宪法和四院制即立法院、司法院、监督院、考试院等。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胡汉民高度评价新文化启蒙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潮，认为它“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开个新纪元”。而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新思潮，“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生活矛盾上。生活上常常在那里发现矛盾，就给社会上所有的人一个大打击。那些比较明白的人，因打击而发生感触，就想去解剖那些切近人生的疑问题”。虽然那些切近人生的疑问题并未解剖清楚，但是黑暗的现象却被显露出来，于是出现新思潮运动。日本思潮很发达，最大的原因也是生活不安。因此他提出，现在社会生活上的矛盾，我们应该去研究。
同年8月，孙中山还在上海创刊国民党的理论刊物《建设》杂志，并由胡汉民任总编辑。孙中山在《发刊词》中规定《建设》杂志之宗旨与目标是“以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道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务。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国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胡汉民在《建设》杂志尤其发表其撰写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考茨基底伦理观与罗列亚底伦理观》、《阶级与道德学说》、《孟子与社会主义》等多篇在当时理论水平最高、影响很大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长文，从而使他成为五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突出代表。瞿秋白20年代甚至称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然而实际上却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启蒙传播作出了重要的学理贡献。
这一时期，1909年入同盟会、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1878-1933)驻漳州期间，还大讲社会主义，建设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戴季陶也撰述了《从经济上观察中国底乱源》等传播唯物史观的文章，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活动。
三
1922年7月26日，苏俄政府任命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越飞担任派往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1923年1月l?日，越飞从北京到上海。他在同孙中山交换意见后，于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虽然，“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但却使国民党以俄为师，走上了联俄、联共的道路。
1923年10月，孙中山接受俄国政府外交代表加拉罕的直接推荐，委任负有重要使命鲍罗廷为国民党顾问。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召开。孙中山指定胡汉民和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为主席团主席，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提出《纪律问题》案，并由大会通过。胡汉民向大会说明此案原由时提出国民党之民主集权制度：“大会以为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每一党员既有应享之权利，亦有应尽之义务。自此，国民党冠以“中国”二字，成为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也是由共产党人、中国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和瞿秋白以及孙中山助手胡汉民、汪精卫草拟的。它再一次宣布：中国国民党之主义即孙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义是已。它解释说：中国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中国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中国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举此二者，则民生主义之进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础。它还宣布了中国国民党之政纲，提出了其对内、对外政策”，并宣告，它所提出的这些对外、对内政策，“皆吾人所认为党纲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方法”。
十分清楚，这个由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共同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宣言所表述之核心内容是民族独立、民族平等之民族主义，一般平民所共有的直接民权即民主之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民生主义，加上联共、联俄(国民党说的是容共、容俄)和扶助农工，不管是用共产党人所讲的新三民主义，还是中国国民党人一以贯之的三民主义，都属于社会民主主义。
四
中国国民党之社会民主党性质尤其体现其在台湾的实践，这就是实践其均富和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
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使蒋介石一班国民党人不能不反省。他们总体上认为，中国国民党不是被中国共产党打败的，而是被国民党自己打败的。于是，他们进行了一场类似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式的中国国民党改造、重整运动，促使以蒋经国为代表的国民党少壮派的擢升政坛，促进三民主义在台湾的付诸实施，包括用国家赎金的方式把地主的土地免费分给无地或地少的农民，成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既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民生纲领，又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使地主所得赎金投资工商业。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还实行节制资本的既定方针，着力发展中小企业，注意防止贫富悬殊；注意劳动保护和医疗、救济等社会福利事业。
中国国民党的社会民主党性质尤其表现在蒋经国主政时期。
蒋经国青年时期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的同学中有邓小平等著名共产党人，他本人也参加了联共(布)而成为共产党员。他在苏联的一家工厂工作，并在苏联娶妻生子，直到1937年国共重新合作才回国。经过乃父蒋介石亲自安排的一段“闭门思过”之后，他出任江西赣南专员。他显然是以共产党的经验治理赣南，严厉打击社会犯罪，认真整治社会秩序，加上他本人的克勤克俭之平民专员作风，终于把一个烂摊子的赣南治理得“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被当时国民政府誉为模范专区。
蒋经国在台湾擢升政坛后，特别是在他接掌台湾的最高权力后，全心全力推动了以交通、能源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推动科学园区的建立，为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在经济发展之后，又大刀阔斧地推行政治改革，开放党禁、报禁，进一步推动了政治民主化。所谓政治民主化，包括排除所谓威权的政治，奠定了一个政党之间，政党互动的一个模式。蒋经国还是深得台湾人民认同的平民领导人。他轻车简从，常常去农村度周末，与农民话家常，肚子饿了，就在路边小店自己解决。蒋经国这些可圈可点的政绩，便成为台湾经济起飞、政治民主化的基本经验，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国民党之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全面实施。
2000年“大选”，虽然使百年老党中国国民党失去政权而成为在野党；但是，其所建立的政治民主化的机制还在。今日，中国国民党正在为重新执政而努力，其理念也仍然是体现其社会民主义政策的均富和民主。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怀化学院) 《现代台湾研究》2006年第4期 | 
发表于 2006-10-23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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