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后70年：鲁迅的两岸境遇[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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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后70年：鲁迅的两岸境遇

张宇桢

    重返鲁迅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在他的文字中隐藏有中国现实的一切问题。解读、误读、过度阐释，利用、反利用，认识、重新认识，所有的纷争都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但找到的却是不同的答案，而这将是鲁迅一直会被人们争论下去的原因。
    鲁迅逝世70周年，他的儿子周海婴今年在上海、广州、香港3个地方发表演讲，主题是同一个追问：鲁迅是谁？
    这样的问题并不是第一次提出，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每隔一段时间，鲁迅就会被拿出来当作一个问题讨论。这个原名周树人的作家在过去几十年中，曾经被封为中国现代的“圣人”，极尽哀荣；也曾被臭之为“千古罪人”，极尽悲凉。
    从过去到现在，鲁迅一直活在争论中，在争论中显现的则是中国现实、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未来的种种映照。
    在旗帜和标靶之间
    在过去的100年里，没有一个人像鲁迅这样，曾经被捧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曾被贬损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什么时间鲁迅被捧上了高高的神坛？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对《凤凰周刊》说，现在关于鲁迅的一切争论都起源于1940年。毛泽东在这一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为鲁迅戴上了三个家的“光环”：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此之前，鲁迅头上已经有了“文坛领袖”、“精神导师”、“左联盟主”等诸多称号，但同样背负着“反动文人”、“走狗”、“保守派老朽”这样的骂名。
    韩毓海说：“这个评价事实上并不离谱，这是对鲁迅的一个平反。”他认为，在此之前，鲁迅尽管在文化界拥有巨大影响力，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则处于一片骂声之中，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失败者。而当时同样处于低谷的毛泽东，在认真阅读了鲁迅的作品后，给鲁迅做了这样级别的评价，是基于理解的评价。
    毛泽东用“五个最”正式把鲁迅立为了新中国的圣人。正是这“三个家，五个最”的论述让鲁迅在文革中走上神坛，成为中国内地几乎是唯一可以阅读的旧时代作家，而这也正是鲁迅在80年代后成为被批判的靶子的来由。
    90年代对中国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代。经济、思想、文化上都发生了很多可圈可点的事件。似乎不约而同地，有众多文化领域的名人、学者、批评家、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了一场关于“鲁迅”的论争中去，喧嚣一时。
    1998年，山西作家谢泳最先提出了“鲁迅被专制所利用的”问题，引发争论。谢泳提出：“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鲁迅的悲剧不在生前而在死后，他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一个没有被新时代否定的知识分子，这是为什么？”掀起了关于鲁迅的第一波论争，但只在小范围内引起了反响。
    紧接而来的第二波论争中，被称为中国新生代的作家们则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方式。在由作家朱文发起的类似行为艺术的调查《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中，有56名活跃在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对鲁迅说“不”。“鲁迅是一块老石头”、“鲁迅靠边站”的说法让中国传统的鲁迅研究者们大为震惊。尽管矛头所指为鲁迅的“文学成就”，但这样的批评并未超过30年代创造社时期对鲁迅的评价。“鲁迅过时论”只不过宣告了新一代作家与过去传统的绝裂。这次论争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据一位参加者透露，当时中共上级主管部门发出的批示是：“不讨论、不批评、不宣传。”
    第三波的论争来得更为猛烈，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在1999年发表了《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文章对鲁迅的人格进行猛烈的抨击，认为“鲁迅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性变态？鲁迅的人格真的就那么完美吗？”葛同时认为，在文学上“鲁迅实际上是一个半成品的大师”。随后，王朔、张闳、裴毅然等相继对鲁迅以及鲁迅研究提出了全面的质疑，认为鲁迅的思想、人格、作品均存在着明显而又严重的缺陷，鲁迅研究中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如张闳认为鲁迅的《呐喊》、《彷徨》中的小说除《孔乙己》外均有明显的缺陷。王朔则坦言“不知道鲁迅思想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在事后接受采访时，王朔称“鲁迅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能否谈论鲁迅其实是文化能否多元化的重要标志。如果鲁迅不能碰，所谓的多元化都是扯蛋。”
    众多责难的利箭射到鲁迅的靶子上，俨然回到了1940年代。打倒“鲁家店”对中国新一代的文化人来说，其重要性显然不亚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有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凡是“圣人”所背负的东西都应该把它打倒。
    生前，从标靶到旗帜，死后，从旗帜到标靶。在遗言中声称希望把自己忘掉的鲁迅却成了现代文化中很难忘却的人。
    从封杀到新起点
    中国内地将鲁迅捧上天的时候，在台湾鲁迅则遇到封杀。从1949年到1986年的30 余年间，在台湾基本上看不到鲁迅作品，也不允许阅读鲁迅作品。
    鲁迅在台湾被蒋介石列入了“共匪名单”，当时有关鲁迅的文章常登在《匪情月报》、《匪情研究》等报刊上，属于台湾当局“匪情研究”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延续到80年代初。
    在1949年，毛泽东再次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在台湾，则在报刊上展开了对鲁迅的攻击。1950年9月7日至10月14日的一个多月内，《台湾新生报》 曾连续刊出了11篇有关鲁迅的署名文章，有的要“解剖鲁迅”，称“鲁迅不是好人”；有的要证明鲁迅是“阴谋家”或“千古罪人”。
    在台湾曾经发生过“陈映真事件”，这位在鲁迅去世后第2年出生于台湾的作家，上世纪60年代末，因在家偷偷阅读鲁迅的《呐喊》而被捕入狱7年。
    在长达30年的时段里，台湾人只能通过手抄本、复印件等“地下”出版物，偷偷地阅读鲁迅作品。一些从海外带回岛内的作品故意被抠掉作者的名字。而在台湾被尊为精神领袖的胡适，这一时间其作品同样在大陆被禁，阅读者同样会被加以“反动”的罪名。
    1982年，鲁迅孙子周令飞的跨海婚姻让“鲁迅”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台湾报章上。台湾媒体大肆炒作“鲁迅之孙叛逃台湾”。周令飞退党事件震惊两岸，大陆方面要求周海婴登报宣布脱离父子关系，周海婴的工作也受到影响，其妻子的教师工作也被停止，直到1986年才恢复。周令飞夫妇在台湾也生活坎坷，一度还因为来自大陆及鲁迅后人的身份找不到工作。
    但这件事情带来的另外一个效果却是在台湾重提鲁迅。说到“周令飞”，不可避免地要在前面加上“鲁迅之孙”的名号。“鲁迅是谁？”这样的疑问需要解答。这一年台湾的《传记文学》刊出了《从周令飞来台论鲁迅生平》特辑及其续集，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鲁迅的文章，这些文章尽管仍因袭旧有的对鲁迅的看法，但却是第一次涉及到了关于鲁迅的各个方面，使台湾人对鲁迅有了重新了解。
    但是，直到4年之后，台湾才第一次公开出版鲁迅作品《阿Q正传》一书。闸门推开之后，就如潮水一般，随后几年，共有3个版本的《 鲁迅全集》在台湾出版发行。
    当中国内地学者开始讨论让鲁迅从神还原到人的时候，台湾同样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1987年10月，台湾学术刊物《当代》推出“鲁迅专辑”，编者在《前言》中称：鲁迅在台湾是个禁忌，这是鲁迅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他希望“政治归政治，学术归学术”，而不使学术路线成为政治斗争或政权运动中的一环。
    程步奎的《要是鲁迅还活着》、金恒炜的《从神还原到人——访问李欧梵谈鲁迅研究》等文都是在讨论一个还原鲁迅的问题。
    稍后的1991年，鲁迅诞辰110周年，台湾再次掀起评说鲁迅的热潮。《中国论坛》推出了《鲁迅定位的新起点——鲁迅一百一十岁纪念专辑》，从各个角度来评价鲁迅，其隆重程度不亚于内地。
    总编辑蔡诗萍称：鲁迅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小说巨擘，由于鲁迅生前的尖锐批判精神以及他曾参加“左联”等原因，在台湾，他成了文学史上的“盲点”，刻意冷冻、掩藏的结果使鲁迅成了文学史教程中不值一提的人物，这次专辑纪念的目的在于还原这位文学家的本来面貌。
    在今天，台湾人关注鲁迅不再是把鲁迅当作“异类”来看，他们走进书店，喜欢看到的是100年前的周树人是怎样讲述那个年代的故事的。
    纷争中走向未来
    70年风云变幻，人、神、鬼之间角色轮换，“鲁迅”成为了一种现象，每隔几年，就会有人出来，或者扛起鲁迅的大旗，或者抡起打倒鲁迅的大棒。在大学或其他机构里，研究鲁迅的人超过两万多人。同样在中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鲁迅是谁，会有人不断地提出“鲁迅是谁？”这样的疑问。
    “中国知识分子的两条不同道路”，2003年，谢泳在其编著的新书《胡适还是鲁迅》中，请50多位知识分子来做这道选择题。随后，又有多本类似题目的新书先后出笼，在2005年引起新一轮的争论。
    胡适和鲁迅，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化中不得不面对的选择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正像胡适在台湾被视为‘当代圣人’一样，鲁迅在大陆的文化地位是无人望其项背的。他们的存在，恰好弥补了中国晚清以后100多年来圣人的空缺。”
    略有不同的是，当大陆举起鲁迅旗帜的时候，台湾则把胡适视为圣人。半个世纪后，中国内地开始热衷胡适，而台湾则开始研究鲁迅。
    加入这一轮乱战的还有一贯口无遮拦的台湾作家李敖。2005年5月，在《李敖有话说》中李敖批评鲁迅的文章一无可取，与胡适相比有很大差距。他说，“我始终怀疑鲁迅在中国的这个地位，被捧起来的这个地位，被捧到什么程度，捧他是可以的，可是跟事实上的落差，应该怎么样地去解读。”这一论点在两岸三地都激起不同反响。
    同年，在李敖大陆行的最后一场演讲中，白发苍苍的复旦大学传统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守钧教授站起来质问李敖：“你说你是白话文以来中国写作第一人，这个结论怎么得出来的？你觉得自己比鲁迅高明很多，请问，你凭什么讲比鲁迅高明？”
    “我有耳背，我的耳朵常常听不到对我不利的声音”，李敖则以调侃来解释，“为什么我说我是500年来写白话文的前3名？因为我在陈述一个荒谬。拉丁文有一句谚语，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件事情很荒谬，所以我深信不疑。” 李敖说，鲁迅有他时代性的功劳，但现在还抱着鲁迅，太落伍了。
    胡适还是鲁迅应该成为中国知识界所代表的方向，成为一个新的话题，而答案备选项目有4个：鲁迅，胡适，两者都不是，两者相结合。选择哪一个，现在仍没有答案。
    今年5月26日，鲁迅又在一项选举中被评为“国学大师”，这个称号让许多人都感到意外，关于鲁迅头上应不应该再戴这样一顶帽子一时间成了网上争议最多的话题。除了纠缠于鲁迅是反国学的还是国学代表这样的具体问题外。还有人再度提出，鲁迅究竟应该还原到什么程度，他代表的到底是什么？
    “鲁迅”这个名字再次被打上了问号。周海婴表示，2006年应该成为鲁迅普及年，而他在演讲中提出的对鲁迅精神的解读，在两岸的研究者中都引发了不同的争论。鲁迅的孙子周令飞说，他和父亲提出的鲁迅精神的16字令，并不是定论，权当是一个靶子，先竖起来，等待有人修正、补充、完善。
    “鲁迅不仅仅是周海婴他爹，除了周树人，他还叫鲁迅。”韩毓海说，要重新认识鲁迅，就要回到关于中国的现实中来，要回到鲁迅的作品中去，而不仅仅是将鲁迅还原成人。
    北京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在谈到为什么鲁迅今天还被人重提时，指出其中的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从鲁迅自身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所提的时弊依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另外一个就是鲁迅的思想确实有超前性，21世纪鲁迅还会对中国人的精神产生影响。
    重返鲁迅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在他的文字中隐藏有中国现实的一切问题。解读、误读、过度阐释，利用、反利用，认识、重新认识，所有的纷争都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但找到的却是不同的答案，而这将是鲁迅一直会被人们争论下去的原因。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29期

时时刻刻

呵呵很有帮助的帖子，只是楼主的ID我一个字也不认识：-(

撇开一切的历史、政治纠缠，我觉得鲁迅的文字还是好的，比很多人都好，也比李敖好——从没觉得他的文章有什么好，因此读得不多。这也是个人口味问题。

重返鲁迅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在他的文字中隐藏有中国现实的一切问题。

这也许是现实，可是听来总有夸张之嫌，也许是因为我学识浅薄，关怀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