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我柔软地想起了那段光阴的故事

边走边唱

 我柔软地想起了那段光阴的故事

                       ■土生阿耿（上海政法学院）

    十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7月7日，是我第三次高考的日子。那次高考，尽管让我终于圆了大学梦，却耗费了我五年的高中苦读。连续三年参加高考，让我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考场“老战士”，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能考出多么好的成绩，但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也只不过刚擦山东省本科提档线。现在想来，真是恶梦般的令人不可思议。

    一败再败，最终才弄了那么一丁点分儿，说出去都很丢人的。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金榜题名的男生女生，纷纷在我身边露出笑脸，“可是可是我，却搞不清”，幸福的时刻“离我是近还是远”。反正别人脸上的那些灿烂笑容，在我这张比汽车轮胎还要厚的脸皮上，任凭借你多少双慧眼，也不会搜索到一丝一毫。因为我知道，心灵一旦受到创伤，肌肉与容颜也会陪伴着心窝一起疼痛。要是没有“皮笑肉不笑”的表演功夫，那么，写在脸上的，多半是一种真实的疲倦与疤痕。

    这么多个年头，日复一日地从我心头碾过，那段笼罩于心间的魔鬼般的阴影，也逐渐化作烟云，飘然离我而去。前些年，还经常在梦里让我重返考场，浮现出一个个数学公式、定理与英文单词，这些“讨厌死了”的东东也多次让从熟睡中清醒地睁开双眼，对着黑夜，献上一段凝望。但最近几年，好像连做梦都见不到那种场景了，要不是刻意回想，再也没有什么能轻易勾起我的记忆了。可是，最近浏览报章，却惊奇地发现一则消息，今年高考的分数公布后，山东的曹县、单县等地的重点中学门前，出现了买卖高考分数的现象。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少人正在讨价还价谈“买卖”。学校门前的树木、电线杆上，贴满了买卖分数的广告。一位出租车司机透露，6月28日，单县某中学的一个理科学生高考分数630多分，卖了25万元。天哪，天哪，我的天哪，高考分数可以上市交易了！据说前些年就有了，只不过是隐蔽地“场外交易”，也没人出来叫停，于是今年就干脆上市了，还有中介机构专门张罗这些生意，交易市场就像农村赶年集一样热闹非凡。

    前些年，只听说过高考作弊事件，比如“焦点访谈”曾经报道过的“助考公司”的作弊案。没想到，单靠作弊还不过瘾，现在干脆连作弊都懒的去干了，有钱的出钱，有分的出分，咱考不到高分，可以到交易市场上买一个嘛。这年月，官位可以买，学历文凭可以买，人的身体都可以买，凭什么高考分数不能买！只要用钱砸，咱赚来一个高分，也改善了卖方生活，这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立功呢。在高考分数交易市场上，一般的民商事交易规则与交易惯例基本上都派上了用场，比如，在6月29日的交易市场上，有记者就看到一中年男子边推销边叫喊“减价”、“打折优惠”、理科585分，“昨天卖10万元，今天只卖6.5万元”。

    对此，在社会上打磨多年的“过来人”，可能觉得见怪不怪了。但对于一直埋头于大学校园里书呆子土生阿耿来说，却觉得新鲜极了。本打算写点东西，结合“八荣八耻”狠狠地批一下这种怪异现象背后的腐败官吏，但没想到这一消息却勾起了我的苦涩回忆，让我柔软地想起了那段光阴的故事。

    我生性内向，一到陌生环境，就觉得拘谨。记得到乡里的初中读书的第一天，我连学校的厕所都不知道在哪里，也不敢问身边的同学。下课铃声一响，男男女女都去“解手”了，我却呆呆地坐在教室里硬憋着。看到一个一个放过水的同学伴随着上课铃声跑进教室的情形，我简直羡慕极了！无奈，积攒了一天的液体只好下午放学回家后，留在了自家的茅厕里。次日回校专门考察了一下厕所的位置，但却又不敢进去，中午喝了一肚子的水，下午有两个课间，这么好的排泄机会我却没能抓住，死逼着我尿在了第三节美术课上，大概满满的一裤桶。好在当时同学们都在聚精会神地趴在课桌上绘画，没能注意到我脚下的地板早已冲出了一条热河。

    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一种“柔软”的感觉。我边敲键盘写下这段文字，自己都会心地笑了起来。山沟沟里出来的孩子，毕竟没见过世面，住惯了麦秸草屋，一到学校看到了瓦房，觉得仿佛去了国外一样陌生和新奇，而心里却蒙上了一层压抑，冒出了一股自卑。连上厕所都害羞的孩子，怎能成得了什么气候呢。可是，我生性里终究又有张扬的一面，没过几天，我就与同学熟悉了起来。一熟悉起来，那可翻天了，整个教室简直接成了我一个人放肆的舞台了。上课时，小动作接连不断，多次被老师扭着耳朵在教室里转好几圈，就像在大街上示众一样，我不但丝毫没有羞耻感，反而还趁老师拽着我游走时，故意向各位观众做个鬼脸，出尽了洋相；下课后，没有尿的时候也跟着那些有尿的同学一起涌向厕所，有打有闹，厕所成了我心中的娱乐场所，有时还顺便从教室里带几支粉笔，从男厕所里漫过墙头抛向女厕所，同时想象一下会砸到哪位漂亮美妹，砸到她什么部位，并且还盘算着受害女生来追求责任，没准还能“成交”一份充满好奇的青春之恋。

    今天的我，常被指认“喜欢炒作”。每遇到这样的奚落，我也不着急否认。看来，从我过去的那些“污点”就足以窥视出现在的这些“晒点”。整个初中，是我迄今为止最活跃的三年，别看我顽皮不听说教，在一年级的“六一”儿童节上，我还以最高选票被评为了“优秀少先队员”，深得班主任喜欢。可是，开心和幸福的感觉只持续了不到半年。在初二上学期时，为了整顿班风，不知哪个班干部想出来的“好事”，竟然投票选举“最调皮捣蛋的同学”，我又以高票当选，名列第二。当时上台唱票的是我同桌，他下来之后对我说本来我可以名列第一，出于同桌的情面，他故意少唱了我几票。当时我已经初步懂得了什么叫郁闷，所以好奇了老半天，按理说我比初一时老实许多了，为什么票数竟然这么高？暗访了一圈，原来投我的都是一些丫头片子，理由是我几乎为她们每一个人都取过“外号”，由于我取名的创意还算不错，所以她们的那些不雅之号在班内班外叫得很响，有的连父母都知道了。我这才明白，给别人起“外号”是不文明的，可以成为“最调皮捣蛋”的构成要件。可惜那个时候党中央还没有提出“八荣八耻”，要不然我才不会那么无聊呢。

    然而，也正是这些乱七八糟的精力耽误了我的学业。几次期末考试，我都几乎名列班内后十名。那时学校里每个班都必须每周出黑板报，只要遇到期中考和期末考，那么，前十名和后十名的名单就会出现在黑板报上。我几乎每次都会上榜，不是倒数第四就是倒数第五，成绩一直比较稳定。初二下学期那个时节，我又初步具备了羞耻感，总想着花着父母的血汗钱，每次却考个倒数，回家还要撒谎告诉父母我成绩相当不错，觉得这有点不是太厚道。于是，到了初三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初中毕业考不上中专或者高中，怎么办？总不能再卷着铺盖回家，重复着父辈的生活——“农夫，山泉，有点田”吧。想着这些，我的心情就变得沉重了起来。那时正巧处于长胡子的男性性征发育时期，声带也变粗了，加上对自己的前途有了一些顾虑，所以突然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看到周围那些不学习的同学，也会情不自禁地嘲笑人家“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

    此后，我就开始发威了。每天晚上点上蜡烛，与课本、笔记、作业相伴到黎明。那时的精力比现在还充沛，学习的感觉简直好极了。不过，我们那里比较落后，信息闭塞，能够用来学习的，也就是教科书。我把初一到初三的各门课的课本看了一个遍，初中不分文科理科，所以我最头疼的是物理和化学，怎么看都不会。尤其是物理学中的电学、磁学、光学，化学中的各类“反应”，我几乎一窍不通。求教于学的比较好的同学，也不顶用，别人给我讲解半天，我也不上路。后来干脆就放弃了，考几分算几分。为了追求升学率，学校有一个惯例，每天三月份通过考试砍掉一批学生，被砍掉的这些人就不能参加中专和高中的入学考试了，只好等到毕业时来领毕业证即可。经过大半年的拼搏，我好歹没被砍下来。那个时候，初中毕业能考上中专的算是最好的学生，所以学校就把选拔考试成绩名列前50名的，专门编制一个班，有最好的老师为他们上课，辅导这些成绩优异的学生考上中专。我的成绩显然不算优秀，所以就不能考中专，只能考高中。记得被编入高中班之后，回家告诉了父母，他们有点失望，因为村里人都认为，考上中专的才是好学生。考上高中的，还要再读三年才考大学，而当时考大学可以说就是如同走独木桥，搞不好就被挤到河里淹死。但我还是尽力复习迎考，争取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中考成绩下来了，我考的不高。但后来还是被县城一所高中录取了。那是1991年。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我记得是外村的一个同学骑着自行撤帮我送来的，他也考上了，我俩在同一个学校。他比我还高兴，因为此君家里有若干姐姐和哥哥，父母六七十岁就去世了，一直由姐姐供养生活和读书，自知考上高中来之不易，当然开心至极。毕竟，那个年代能考上高中的，全乡镇也没有几个。

    长那么大了，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去高中报到的那天，是父亲用自行车把我托运到县城的。陪我交费、安排好宿舍后，他没吃饭就骑车回家了。父亲走后，我心情特别复杂，毕竟从我家到县城来回要五个小时，父亲蹬踏着一辆破自行车，那么热的天，又没吃饭，肯定很累。尽管那时父亲才40岁，年轻力壮，但对我来说，他终究是长辈。当时我躺在床上休息，一直没能睡着，因为我的思绪随着父亲的车轮在转动，又想象着妈妈肯定会站在家门口等待父亲的归来，一种“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感觉油然而生。

    这个时候，我听到窗外几个在洗衣服的高三姐姐，讨论着那一年的高考本科录取分数线。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本科”这个概念，因为在我脑海里一直有“大学”的概念，不知道“本科”为何物。那一刻，我更加坚定地认识到来高中读书意味着什么。当时我所在的高中应届本科录取率几乎是零，能有几个考取本科的，也是复读了好多年的“老油子”了。记得当时在校园里经常看到一些二十多岁的大哥大姐，后来听说那是考不上大学回来复读的。现在，我还能柔软地回忆起那几个熟悉的大哥大姐的样子，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用筷子敲着手中的饭盆，叮当作响。有说有笑的，憧憬着自己未知的未来……

    考大学有那么难吗？我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高一第一次期中考试，我考了班内第三名，很开心，这个喜讯竟然传到了我那些没考上高中的初中同学那里。因为，于我而言，自上中学以来，从没考过正数第三名，一下子进步这么大，自然也就成了可以炒传的“地方教育新闻”。我甚至因此而骄傲了，甚至开始嘲笑起了那些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用筷子把手中的饭盆敲得叮当作响的大哥大姐们。自大地认为他们肯定是由于“笨”才落榜了，要是能有我这样的成绩，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谦受益，满招损”。高二上学期期末考试，我惨跌到了班内第38名。那个学期放假正好遇到春节，我那时已改掉了在父母面前撒谎的习惯，如实地把成绩及名次告诉了爸爸妈妈，第38名就是第38名，它不是第3名，也不是第8名。整个春节，我注意到父母没有了往日的开怀。而这，对我打击也很大。好在我的诚实没有白白付出，还是换回了他们的一些安慰和鼓励。开学回到学校后，我总结了退步的原因，列出了学习计划，准备在高二下学期迎头赶上。“虚心使人进步”，我进步了。具体名次我忘记了，反正又回到了排行榜前列。

    马上就要升高三了，离高考越来越近。我的物理化学之类的科目，在高中期间并没有多少起色，我依旧对那些电啊、力啊、磁啊、光啊，还有那些恼人的硫啊、苯啊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于是我选择了文科。令人不解的是，当时我所在的高中竟然不知1994年高考的模式，一会告诉我们是依然延续过去的模式，一会又说实行“3+2”模式，一会又通知我们按照“ABCD”四类模式。直到高三下学期一开始才最终获得了权威消息，实行“3+2”模式。这就意味着我要重新学习数学，以前学习的地理学也白浪费了。尽管我在文科班里的名次几乎是第一第二的，但1994年7月7日，我首次高考，却宣告落榜。

    是不是做任何事情，第一次都是紧张呢？我觉得平时模拟考试，没考那么差，怎么真考了，竟然才弄那么一点分，简直不可思议。当时也被一所学院录取，但由于不是本科，我十分不情愿，最终选择了回校复读。因为我平时学习成绩不错，所以当时的学校领导还有我的班主任十分欢迎我回去复读，还免了我的学费。“过去的誓言就象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划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次年，也就是1995年7月7日，我再次出击，又遭惨败，总分才比第一年提高了23分。94年是数学搞坏了，150分考了60分多分，离及格都差老远，95年是语文考坏了，我作文时思维怪异，最终给糟蹋了，不及格；两次残局，还不甘心收场，1996年7月7日又一次做了或许是最后的挣扎，当初高一时我还嘲笑那些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用筷子把手中的饭盆敲得叮当作响的大哥大姐们，现在我却重复了他们的路，尽管当时我还没戴眼镜，也没有筷子敲饭盆，但我的心却在噗哧噗哧地撕裂。最终擦过一般本科录取分数线，艰难地考取了我一直虚荣地追求的本科大学。

   “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飘泊；寻寻觅觅常相守，是我的脚步”。1994年落榜后，绕着我高中所在地的县城孤独的走了一圈；1995年又一次落榜后，走了两圈。两次的共同感觉是：腿脚不累，心累。如果两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第二年心更累；最后一年，我得知自己终于以微弱优势通过本科最低分数线后，我绕县城走了三圈，从中午到晚上***点，然后步行8小时走到偏僻的家。七月的天，已是蒙蒙亮，看到父母在村头等了整整一夜，等分数，更等年少无知的我……

    5年高中的日子就像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时比现在还刻板，学习就是死读书，复习方法根本就不对头，只是认为记住了几个计算公式和英语单词，就能在高考的战场上应付自如，这是多么天真和幼稚啊。当然，客观环境也是一个因素，就教育质量而言，有的老师现学现卖，教法上存在问题，导致学生根本就无法一时弄清楚；边远山区的学校，信息也十分闭塞，我们那帮学生就只知道单纯地“死拼”、“硬撞”，劲头倒不小，一个个通宵达旦地熬成了近视眼，可是效率却十分低下。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天在学校吃的就是干煎饼和萝卜咸菜，营养状况很失败，更谈不上什么合理的饮食结构，这些都会让人在静心看书的时候感到能量不足。可是，这总归是外因，即便在这样艰苦的岁月里，如果能充分利用起来，化不利条件为有利因素，也照样能够脱颖而出，但当初年少无知的我，却没有成功地找到一个契合点，连续失败也就成为必然了。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2004年4月14日深夜，我写了一篇文章《考研琐忆：民法情与华政缘》，回顾了我的研考经历。当时，我就有一个打算，在高考10周年时写篇文章，再回顾一下我的高考。这一天终于等到了，难免会有一种“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苦闷心情。一觉睡下，梦中又感到“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空虚感觉似乎消失了，但那种“醒来时的清晨里，是寂寞的哀愁”之情又涌上心头，使我柔软地想起了这段光阴的故事。

                          2006年7月7日凌晨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