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既是文學家，也是思想家。他的作品以簡潔凝練的敘述風格，鞭撻中華民族的劣根性，是一面心靈的鏡子；他的文學精神更是暴露教條的利器。
本世紀的中國文壇是一個鑼鼓喧天的舞台，作家個個具有強烈表現慾，才華的重要部份是「自戀」。以這樣的性格，他們對活躍於二、三十年代的魯迅會有多少崇拜？可是，偏偏就是魯迅那枝五彩筆征服了眾多作家的驕傲，讓大家折服和沉默。
在本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中，當大量刊物充斥各種技法幼稚而思想陳舊的作品時，有專家預言，中國的小說創作尚有待於向西方學習和摹仿，就像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文學，須有一個發展和成熟的過程，以日本的經驗估算，這個時間大約為30年。可是，這時作家魯迅出現了，一登上文壇，就發表了極有特色的成熟佳作。評論家嚴家炎對此作了精妙的概括：「中國現代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在魯迅手中成熟。」
魯迅自稱，他在動筆創作小說前閱讀過百多篇外國作品，在文學形式方面得到諸多啟發。譬如，《狂人日記》為表現「迫害妄想」狂人的內心世界，魯迅不僅打亂了敘述結構，也顛倒了生活邏輯，卻寫出了一種渾然天成的勻稱感、一種美不勝收的華麗厚實。這也就是所謂任何作家都不能重複和摹仿的「才氣」。
魯迅大部份作品借鑑了西方小說，通常在小說主人公的漫長一生中截取幾個片斷，在一個單純的故事框架中展現個人的複雜性格與群眾人際關係的衝突，藉此呈現生活的本質。魯迅也有相當部份的小說承接中國古典小說的美學原則，講究敘述線索的順序，以「有頭有尾」的構思來展示主題。
魯迅精通藝術的鑑賞學。他深知唯有簡潔凝練的敘述風格，才可能向讀者輸送審美和閱讀的愉悅。他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特別提倡中國小說的「白描法」，告誡有志創作的作家，行文要「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他尤其欣賞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中「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陸虞侯火燒草料場」那一回，寫雪景僅用「那雪正下得緊」，稱這六個字勝過長篇揮灑的鋪排渲染。至於再現人物，魯迅則主張迅速進入活躍的動態描寫，「寫眼傳神」，勾勒顯示人物本質的特徵。
今天，當人們激烈辯論「主權是否大於人權」或「人權是否大於主權」的時候，翻開魯迅的書，他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論》中就赫然寫道：救國之道「首在立人，立人而後凡事舉」。他把「立人」視為國家和民族強盛的必經之途。一九二五年，魯迅再次在《華蓋集．補白》中寫道：「假使這國民是卑怯的，即縱有槍砲，也只能殺戮無槍者，倘敵手也有，勝敗便在不可知之數了。」
魯迅「立人」的理想寄託在他名垂青史的小說《藥》和《阿Ｑ正傳》（載於小說集《吶喊》）中。魯迅寫的不是阿Ｑ一個人被侮辱、被損害、被出賣的巨大不幸，而是全體國民的眾生相，那種滲透骨髓的宿命意識、投降主義、失敗主義、精神勝利法、欺善怕惡、假仁假義、苟且偷生、犬儒性格等等，既紮根於統治者的思維之中，也展示於廣大百姓的行動之中。《藥》裡的革命者夏瑜臨刑前遭獄卒毆打，就義時被看「熱鬧」者圍觀，更有看客拿饅頭來蘸他的血去治病，愚昧者何其殘忍而貪婪。而他們正是夏瑜為之犧牲想要喚醒和拯救的民眾。
《藥》和《阿Ｑ正傳》不僅是中國人痛苦的淚泉，也是中華民族心靈的鏡子。在本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內亂，阿Ｑ式的愚味暴民千軍萬馬般地橫空出世，灑向人間都是血。新一代慘烈的殉道者如遇羅克、張志新、李九蓮和顧準等人，也像夏瑜那樣面對民族荒蕪的心靈，發出「可憐」的悲鳴，狂歌當哭！世界上哪個民族會一齣又一齣上演如此無理性也無血性的悲劇？又有哪一個作家會像魯迅這樣死後幾十年，仍讓他的人民痛徹心脾地反省和無地自容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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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17 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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