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 --文革的另一种解读

小儿科

第四节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

   按照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三大差别”，即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毛泽东文革前已经推行了一些旨在缩小这些差别的政策，而文革是要在更大程度上缩小这些差别。
毫无疑问文革的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毛泽东痛恨正在出现的复杂化的官僚主义，为了抵制这种趋势，号召义务劳动、数次降低工资、下放干部到农村工作、甚至在1964年取消了军衔。尽管作了这些努力，两千年来按照社会等级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习惯势力难以抵挡。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期写的《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一文，严厉批判了干部阶级。这篇文章短小精悍，其手抄本流行天下、传诵一时。以下是全文：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Milton et al, 1974, 248–251)

   在毛看来，当时的干部阶级和革命前的统治阶级并没有大的区别，而毛试图使干部保持革命精神的努力收效甚微。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采取果断措施，毛泽东决心发动另一场革命来改变现状：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注3]

 

      第五节    风暴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是党政军高级干部，及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知识分子）。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有三条专论干部：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多数百姓以为，毛的这些观点太极端了；人分三六九等在中国至少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中国革命已经把农民从地主的统治下面解放了出来。工人已经享受到了劳动贵族的福利。而干部想到斗争干部的政治运动就不寒而栗。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发动了大学生、中学生、和级别较低的青年干部作为文革的开路先锋。
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红卫兵（青年学生和干部）共一千一百万人。通过各种媒体，毛号召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造走资派（各级领导干部）的反。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全部受到冲击。青年们来势汹汹，称自己为“红卫兵”。
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包括毛泽东自己。他们冲击各级各类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对领导干部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肆意批斗和抄家。几十个中央政府的部长、省长、将军被打死或自杀。文化革命波及各级政府、所有国营企业、所有事业单位（包括所有大学和中学）、以及农村。干部白天全职工作，下班还要参加批斗，或者斗别人，或者自己挨斗。官方统计的伤亡人数为二十万到五十万。
1967年1月开始，红卫兵夺权，在各级政府和所有国营企事业单位夺权。上海带头夺权。很快，两派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之间就为权力分配起了冲突。[注4]政府瘫痪之后，全国陷入动乱。在一些地方，冲突演变成武斗，官方统计武斗伤亡人数在五十万到二百万之间。[注5]
为了控制动乱，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命令军队介入。这是对铁路瘫痪的直接反应。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动脉，铁路一旦瘫痪，国家无法运转。军队就此进驻各级党政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注6]全国实行军管，社会秩序基本恢复。
在军管恢复了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活动之后，必须重建各级政府。[注7]经过一系列的让步，毛泽东同意了一些年轻干部的要求，把新成立的各级政府称为“革命委员会”。结果，从1967到1980年，中国各级政府的名称变成中央政府、省（市）革委会、地（市）革委会、县革委会、公社革委会。同时，所有国营企事业单位也都成立了革委会，每个革委会设主任和一至多个副主任。只有中央政府不叫革委会。
起初，所有的革委会都是“三结合”，由群众组织头头、军代表、文革前的领导干部共同组成。不久，军队开始逐渐退出地方事务，群众组织头头也被排挤到次要的位置。尽管文革当时对人民生活影响巨大，对政府结构却影响甚微。
1967年12月14日，毛泽东命令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注8]各级党组织也随即恢复。而红卫兵和群众则被彻底解散了。
真正获益于文革的是紧跟毛泽东的号召批斗自己上司的干部。在当时这也是年轻干部取代老干部的唯一途径。多数干部都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领取原来的工资和福利。工人仍然是工人，农民也还是农民。

第六节    对社会分层的调整

一、取消高考与工农兵大学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高考就都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主要问题是在经历了这样一场动乱后如何招生。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高考，中国又恢复了唐以前的推荐制度。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而不是通过高考。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中央政府把新生名额分配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一级一级地分到工厂、县、和师。毛以为，这样做打破了高校主要招收干部子弟的局面，会给工农子弟更多的上大学的机会。
但是，很快，干部子弟就又占了新生的多数（Hayhoe, 1996, 100)。原因是，1966年以后，由于所有的大学停止招生，所有干部子弟也都去做了工、农、兵，因此也都具备了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在1970年，只有不到1%的中国人受过高等教育，而大学的录取名额在中国许多地方不到适龄青年千分之一。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推荐过程由于裙带关系而腐败变质。周雪光认为，1972到1976年，百分之七十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注9]同时，本科学制从四年缩短到三年。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教授抱怨说一些大学生的水平还不如高中生。
八十二万工农兵大学生一毕业就当了干部；但他们的起薪低于文革以前的本科生，只相当于文革前的大专生。1993年，当学位又成为中国就业和工资的重要因素，一些学校重新研究以后，给这些毕业生补发了学士学位。中央政府立即下文件说这样做是“非法”的。

二、以工代干与以农代干

文革期间，尽管受到动乱影响，社会经济继续发展。82万工农兵学员和41万转业干部远远不能满足发展需要。结果，445万工人以工代干，被调到干部岗位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工人中最能干的高中毕业生。虽然干的是干部的工作，他们仍然领取工人工资。同时，几百万农民也以农代干，做干部工作，但却作为社员计算工分。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先例。文革以前，由于缺少大学毕业生，政府的确从城市和农村的高中毕业生里录用了一些基层干部。这些人构成了图4-5中的“其他”。
以工代干和以农代干给干部制度造成了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混淆了干部与工人和干部与农民的分野。邓小平一上台，就禁止了这些做法。大多数的代干农民被直接送回农村。到1985年，代干工人已经做了十年干部工作，其中多数已是“五大”毕业生。最后，四百四十五万代干工人中，约一百万人回去做工人，其他人终于获得了“正式国家干部”的身份。[注10]

三、五七干校

对多数干部而言，文革中最苦难的回忆不是红卫兵的批斗，而是五七干校。文革以前，毛泽东要求干部到基层和工人农民共同劳动，同甘共苦，以便具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基本上没人听他的话。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又一次作了同样的指示。这次，没有人敢违背。剩下的问题就是要找一个进行劳动锻炼的地方。大多数单位是在贫苦农村找一个地方，把本单位干部下放到哪里去劳动锻炼。这些地方被正式称为“五七干校”。
干校绝对不是疗养度假的地方。自古以来，中国统治阶级是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的。农村公社和干校的生活条件之简陋和艰苦，对于大多数干部来说，是闻所未闻和无法想象的。
直到今天，多数文革中挨整的干部都不愿意提起挨整的事。整人的和挨整的后来还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他们的子女、孙子孙女是同一所学校的同学；他们每天见面还要微笑打招呼。但私下里，敌意无法消除。人们记得他们的仇人并怀恨在心。文革结束后，六千个被逮捕并判刑的干部中，大多数是后来当了干部的造反派头头，而没有那些整人的干部。整人的有许多人是专业技术人员，包括科学家和教授。现在他们全部退休了。

四、上山下乡

把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去劳动并不是文革期间的新主意。[注11]大跃进结束后，为了对付饥荒，一百多万新干部和一千多万新工人及其家属下放回农村当农民。这样做是为了应付城市的高失业率和维持城市的社会秩序。[注12]文革前，这叫做“下乡上山”。
文革开始后，中国经济大幅度衰退，数以百万计的曾是红卫兵的中学毕业生成了失业人群。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送他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这一指示被立即执行。六十年代末到1978年，约八千万[注13]中学毕业生被送到农村，每人平均当了六年农民。从城里来到农村的中学毕业生被称为“知识青年”。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很快停止上山下乡。从城市居民变成农民的痛苦锻炼，使一些知识青年下定决心要出人头地。1977年恢复高考后，连续三年，考上的人多数是知青，足见知青的经历多么锻炼人。现在，超过半数的中央政府部长、省长、和将军来自这一代知识青年。

第七节    毛主席的错误

毛主席[注14]的历史地位主要有三个方面。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朝代的开国奠基人。他是当今世界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国父。他是世界近代革命史上三大革命[注15]之一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文采武功，可以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开国皇帝相媲美。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不输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大国的国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其深度和广度都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上。
尽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合乎逻辑的，他的政策却完全错了。1976年他一去世，四人帮即被粉碎。一年以后，邓小平上台，中国逮捕了约六千名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出身的干部。四人帮被判重刑之后，这六千人也大都判了刑。
以工代干和以农代干取消，五七干校解散。上山下乡永远结束，城市下乡知青在几年之内返回了原来居住的城市。转业干部重新按照相应的级别得到安置。各级政府改回文革以前的名字，不叫革委会了。
我认为，除了暂时把地方政府改称革委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分层和干部制度。工人、农民、红卫兵都没有从文革得到好处。一些“年轻”干部暂时获益，但后来邓小平逮捕了他们中的六千人。文革是场浩劫，远远弊大于利。
毛泽东根本就不理解现代专业化和现代专业人员。现代专业人员就是为了挣钱，既不是儒家的烈士，也不是革命的烈士。革命者都死了。管理现代专业人员的办法不是让他们把国家利益或者人民利益放在他们自身利益之上。这是脱离实际的想法和做法。社会越现代，专业人员就越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这是不可改变的。管理现代专业人员，是要创造一个尽可能公平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五七干校，更不是“上山下乡”，来规范专业人员的行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越公平和越激烈，专业人员的行为就越好。尽管专业人员身上有毛泽东指出的所有毛病，现代专业化产生的劳动分工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今日中国的领导人完全吸取了毛泽东文革的教训。为工人和农民服务有更好的办法，这些办法见第七章第四节。

 

[注1] 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这一时期最令人费解的是中苏分裂。当时列强之中，苏联是唯一一个中国可以学习工业化的盟友。中国怎么敢同苏联决裂？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向戈尔巴乔夫解释了四条原因。第一，沙皇俄国侵占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第二，斯大林拿走了了中国的外蒙。第三，赫鲁晓夫对中国不平等相待，还屈辱中国。第四，勃列日涅夫在中国边境屯兵百万、威胁中国。以下是邓小平的原话：
从鸦片战争起，……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
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的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
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英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5-287页。）

[注2] 90年代以前，中国从未公开参与越战的情况；但在大城市的红卫兵中间这是半公开的。

[注3] Shoenhals ed, 1996; white, 1989, MacFarquhar, 1997; Lee, 1978; Huang, 1996; Dittmer, 1998; Qiu, 1999; Yan and Gao, 1996.

[注4] 见Harding 1981.

[注5] 这使社会经济活动陷入大乱，但它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影响还是远远小于90年代苏联解体对苏联的影响。解体之前，苏联的GDP是美国的一半。解体十年以后，2002年，俄罗斯的GDP只有美国的1/30（World Bank, 2004, 252-253）.

[注6] Schoenhals, 1996

[注7] Schoenhals, 1996, 59

[注8] Schoenhals, 1996, 76

[注9] Zhou, 1996, 16

[注10]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3页。

[注11] Bernstein, 1977

[注12] 《选编》1966（3-238）

[注13] 《新华文摘》，2003年11月，299：121-123。
我认为，这一数字包括1966年到1977年中国城乡所有初高中毕业生。

[注14] Spence, 1999; Short, 1999; Lee, 2003; Lynch, 2004.

[注15] Skocpol, 1979.

小儿科

 

在中共与中国现代历史中，1942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内全面展开的整风运动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在整风运动中，依据自己的理想今面改造了至那时为止的中共所有有形和无形的方面，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个人鲜明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和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并决定了几亿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然而人们较少注意的是，1942-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均是一段时期内中共党内所发生变化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而这一切变化，完全是毛泽东根据其理想、凭藉其地位加以有力引导的结果。对于毛为发动整风而进行的持续且精心的准备，以往论者大多忽略，少数论着偶尔提及，也只是强调毛的思想演变的方面。笔者认为，具有强烈救世情怀的毛，和作为政治家的毛从来都是统一的。而本文所要论述的“准备”，也井非指毛早有计划，有意要在某个特定时段发起这场运动，——“准备”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它最初表现为1935-1937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其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1938年后，迅速转变为毛对中共政治路线、精神气质及组织机构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毛泽东在这横跨两个阶段、长约7年的漫长“准备”过程中，为实现其改造中共的理想，运用高超的政治智能，突进迂回于个人理想和各种利益冲突之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为最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确立自己的新概念在党的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建立并巩固其在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威廓清了道路。笔者认为，毛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进行的准备，集中展现了他的政治性格的多重侧面，重新梳理这一历史过程，将有助于世人加深对毛政治性格之复杂性的认识，同时，对重新审视延安整风运动这一重大现象也不无裨益。

 

一

 

    毛泽东自为“以其道易天下者”[1]，“道”者，个人对改造中国社会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负、志向也。那幺，30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实现的“道”，其具体内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作为一个已接受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中国人，致力于结束国家分裂混乱局面，创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符号的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或许距毛当时所要实现的“道”不至相差太远。然而，此“道”与彼时一般共产党人之“道”并无多少差别。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时的毛己开始萌发若干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片断想法。毛基于多年在农村领导农民革命之体验，已具体感受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之中共中央诸多政策和实践与中国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由此冲突显示出的中国社会环境对莫斯科理论之拒斥，将严重阻碍中共在中国社会扎根，断送中共取国民党天下而代之的大业宏图。

    对于胸怀济世之志，如毛这样的聪秀之人，“道”之产生井非太难，其乃源于对现实的直接感悟，只要将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于心，困难者，实现其“道”必先有其凭藉，即所谓有道无持，道乃虚空，有恃无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想、理念），术（策略、方法），势（地位、权力）于一体，方可出现运动中的良性循环，并渐次向理想境界迈进。

    如果说，1927年以前的毛对上述三者之有机关系尚无直接感触，那幺到了1935年，在历经开创红色中央根据地的万般辛苦和多年党内斗争的沉浮后，毛对其间关系之体认就深镂于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泽东这个“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2]，并被大家捡了起来，原就素有“救小人”之志的毛，果然义不容辞，在遵义会议后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极具现实感的毛泽东深知，在1935年，他实现其道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然而，遵义会议及以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的人事变动，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离执掌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毛虽置身于中共核心层，但仅侧重于军事领导，这种状况虽非今毛满意，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临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毛选择了“见好就收”的方针，主动放下党内分歧，将全副精力用于对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之然。

    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追击，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是对毛而言，事实上却存在着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幺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则一切免谈；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毛所认为的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等各个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着称于中共党内，人们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谙中国传统兵法并将其灵活用于开创中共根据地和发展中共武装[3]。毛在遵义会议上之所以复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军事指挥己捉襟见肘，党和军队的前途万分危殆，中共政治局一班人迫于无奈，请毛出山，试看毛能否使中共脱离险境。而在当时，党的上层，从来也未将党领袖之名义与毛的名字联系起来，更遑论想象毛登上军事指挥岗位即再不下来，并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影响力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三个系统中，党机关的权力至高无上。博古虽是一介书生，对军事指挥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却完全将军事系统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担任军事领导的周恩来、项英严格遵循共产党纪律，在作出任何重大军事部署前，均请示征得博古的同意。李德发挥的作用虽然很大，但他并不参与政治决策，其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报，并知会周恩来后，再发出作战命令，尽管他的个人意见一般均是最后意见。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人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为便于“应付紧急军事行动”，重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洛甫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4]，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本来，王稼祥因伤重，很少参与决策，这样毛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毛与周角色的互换对毛有重大意义，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入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事实上他己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毛所拥有的与中共军队的这种特殊关系能够确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时，也可以对军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与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同，毛还是参与建党的元老，他是硕果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深厚，除张国焘之外，1935-1936年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都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对策和其它非军事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到越权的指控。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合作关系，但洛甫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对象，其政治资源主要来自于莫斯科和他在1934-1935年在政治上对毛的支持。洛甫在军内还无基础，因而在毛、洛联盟中，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倾斜。从毛这方面看，毛洛联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与洛甫的合作，联合了暂时还占据党机关的“教条宗派分子”博古、凯丰等，运用党的权威挫败了当时毛的头号对手——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毛、洛双方合作共事的几年里，对毛个性已有了解的洛甫尽量避免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对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讽一再忍让[5]。洛甫之对毛奉命唯谨，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事业的考虑，在另一方面也与其性格温厚有关，但同时亦是因为他已为自己创造了毫无依托的虚弱地位，洛甫乃一“红色教授”型领导人，置身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只能唯毛马首是瞻，尽管洛甫还坚持着最后一两个阵地决不轻易放弃。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大政方针和全局性方面的工作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前穿插迂回，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组织机构变动频仍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1）在中央核心层，毛继续保持同“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大规模调整政治局需事先报经共产国际的批确）。但是，从莫斯科返国的干部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领导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则逐渐成了惯例。

    （2）毛将与周恩来等关系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较探情感联系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它次要工作[6]，将原内政治局直接领导、因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时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将这个关键机构予以恢复，并划归于自己管辖之下[7]。

    （3）毛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的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8]。

    （4）毛深知掌握与莫斯科来往秘密电讯对其政治生涯的极端重要性，从1935年底开始，毛就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而不容其它任何领导人插手[9]，从而确保自己在讯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获得任何人无法得到的优势及便捷。

    1936底-1937年初，毛在求“势”的过程中，熟练操用各种谋略，已将许多重大权力集中于其个人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难以抒解——在以其道易中共路线方针方面，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莫斯科和中共党内的压力下，他只能强忍内心的不满，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中共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隔亘在毛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10]。在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再继续然持这个结论，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

    这个结论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道”，从而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结论，便无从催毁“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更无法打破今毛感到压抑的、弥漫于中共党内的浓厚的俄化氛围，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无从建立。

    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洛甫。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中共领导人，洛甫几乎本能地将自己政治前途与这个评价联系在一起，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它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日前洛甫在党内的地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强烈的反对[11]。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和平局面的到来，国民党军事压力的舒缓，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主军、洛甫管党的格局早己发生重大变化，洛甫显示出他的作用仅限于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而毛与周恩来也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关系。现在毛己十分具体地感受到洛甫给他带来的困窘，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继续违心接受今其厌恶的对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将越发勉强，可毛又惧于在条件尚未达到之前，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将自己置于和洛甫及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尴尬境地。就在这关键的时刻，1937年春夏之际，刘少奇站了出来，就党的十年路线问题向洛甫发起挑战。

一向末被史家注意的1937年的刘、洛之争对中共历史有着重大影响，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中共1927-1937年的政治路线及是否改组中共领导构成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完全赞同刘的观点，但囿于党内的强烈反对和洛甫激烈的抵拒，毛只是有节制地表明了自己对刘少奇观点的支持，而未全面阐述他个人对十年路线的总体看法。刘洛争论虽以洛甫意见占上风而告结束，但毛洛联盟从此正式解体，而毛刘长达 30年的政治结合的基础却因此次争论而告奠定[12]。

 

二

 

    对于 30-4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毛泽东所采取的一贯策略是决不打无把握之仗，当形势对己有利时，主动出击，能斗则斗；而当形势晦暗不明时，则退避三合，决不采取正面对抗的姿态，以避其锋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形势急剧转变，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党内又就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毛泽东陷入了1935年以来最严重的困境。

    1937年 8月下旬，在洛川会议上，毛提出的利用抗战时机全力发展中共及其武装、八路军不采取与日军正面对抗态势而以游击战为其主要作战方式、将军队主要力量用于开辟敌后中共根据地等一系列主张遭到中央核心层部分成员冷遇，周恩来且带头对毛的主张表示异议[13]。这是遵义会议后，毛在中央核心层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此次事件不仅标志着毛的政治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更预示与毛密切合作己3年的周恩来极有可能与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会合，从而严重动摇1935年后毛在中共核心层己获得的政治优势。这一事件对毛造成的另一冲击是，由在党和军队中享有崇高威望、且在军内拥有较深干部基础的周恩来等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受到军方领导人的一致拥护，毛面临军方与其疏离的现实危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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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底，王明身负莫斯科要求中央转变方针的重大使命，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飞返延安。王明返国，打破了1935年后逐渐形成的以毛为重心的中共政治格局，党内关系立即开始了新一轮的转折和重组。12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实现了1931年后党的政治局委员（国内部分与国外部分）的首次会合。从形式上看，政治局作为集体领导机构，其权威得到了恢复，军方人员列席政治局会议的惯例宣告结束，一时党权猛然上升。王明且以天子门生自居，口衔天启，传达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加强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方针，受到周恩来等的一致拥裁。周且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批评毛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而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15]。

    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巨大压力和政治局内的一致声音，毛泽东虽然隐约其辞，但最终还是迫于无奈，只得取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一致的立场，对王明的新方针随声附和，此亦所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16]。毛甚至还能放下其极强的自尊心，少有的对王明吹捧几句，将其誉为“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17]。

    1937年底毛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主要是由于他的思路与斯大林及中共政治局绝大多数同事相冲突。在对抗战与中共前途关系之认识上，毛的眼光确比周等看得更深远，用毛的话说，即决不做赔本买卖。在毛看来，拿中共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这一点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去和日军拼命，岂只是头脑简单，简直是发政治热昏症！可叹的是，大多数政治局同事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竞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抗战前途若不与“人民的胜利”相联系，那又与中共有何意义！中共难道还要重蹈大革命时期为国民党作“苦力”，旋被国民党打入血海之复辙！

    对于在中共最艰苦的岁月躲在莫斯科作寓公，如今又“挟天子以令诸候”的王明，毛从心底排斥与厌恶。而从王明这方面看，却颇有自知之明，王明知道自己在党内基础薄弱，倒也一贯注意与毛加强和改善关系。早在1934年，王明就对毛作出一系列亲善举动，在莫斯科主持出版了烫金的毛泽东讲话集，又多次在共产国际大会的讲台上盛赞毛泽东。1937年后，王明与毛意见相左，实缘于两人背景、思路、处境及个性之悬隔太远，却非王明蓄意对抗毛。

    王明返国对毛泽东造成的冲击既深又远。1937年12月后，在中共党内事实上形成了毛、王共治的局面，毛的影响相对下降。继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在1938年2月底至3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由于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王明的意见又一次在政治局占了上风。中共出现了两个并行的中心，即由毛泽东、洛甫、刘少奇、康生、陈云等组成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和以武汉长江局为中心的，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组成的事实上的“第二政治局”。今毛尤其不安的是，华北八路军领导人彭德怀竞主动向武汉长江局请示工作，而远在皖南的另一政治局委员、新四军政委——毛的政治老对手项英更是一切听命于武汉长江局，毛几乎丧失了对新四军的影响力。

    1937年未至1938年夏，这是毛在遵义出山后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毛自称，在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此话可能言过其实，因为，毛始终牢牢控制着中央的保安、机要和组织部门，毛也不遗余力地加强对华北八路军的指导，但其政治影响相对减弱却是事实。

    虽然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挫折，但他并未就此罢休，“道法自然”了，在暂时处于孤立状态的这大半年里，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后的卷士重来。

    1937年底至1938年夏，是毛韬晦养气、以力逆境、以“道”造势的重要阶段，在王明、周恩来等正轰轰烈烈、频频爆光于国内和党的政治舞台的日子里，毛一则不动声色、潜心观察，随时注意各项事态的发展；另则，他又进行各项准备，为挽回颓势竭尽一切努力。

    在毛的各项准备中，理论的准备占据重要位置。毛深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18]，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说服力的概念系统，便无法在新的形势下使其同事折服。而要拿出这一套概念系统，又必须在莫斯科的菜单里进行精心选择，并加以自己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观，又有自己的灵魂。

    此项工程难度甚大，非大手笔无以完成。1935年前，毛尽管已萌生种种想法，但多属对当时党政策之直观反应。只是到了抗战阶段，当毛已研究了一批列宁、斯大林著作，毛的一套想法才在与其政治对手的较量中逐渐系统化和概念化。与王明等的分歧更刺激了毛理沦思维的活跃，促使他创造出几个极具攻击力的概念术语。

    （1）“阶级投降主义”或“新陈独秀主义”。

    针对洛川会议后中共党内逐渐占上风的主张全力与国民党合作的主张，毛从列宁和中共历史中寻找到依据，发明了此新语汇，将其赠与王明及其追随者。

    （2）“速胜沦”。

    毛针对已被八路军华北军分会接受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和王明、周恩来在武汉为配合国民党而展开的“保卫大武汉”之种种活动，反复强调开展游击战对发展中共和进行持久抗战之极端重要意义，并将王明等的观点概括为与“亡国论”相对应的“速胜论”。

    匆庸讳言，毛决非一单纯学院式观念思想型人物，他首先是一个实践家，其发明的说辞主要是针对其现实中的政治对手的。

    新口号既已发明，但仅有“道”而无势，则“道”之不行。于是，以术谋势就成了1938年春夏之际支配毛之一切活动的兴奋中心了。

    （1）运用一切方法，全力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自1935年底莫斯科与中共电讯交通恢复后（初期电讯仍不稳定，1936年初即完全正常），莫斯科就成了套在毛头上挥之不去的金箍咒。尽管毛控制了与莫斯科的电讯，从而在讯息获得及解释方面赢得了比较充分的主动权，但当王明返国后，面对参与新方针制定的王明，使毛原己获得的解释上的自主权，顿时相形见绌。中共政治局的大多数同事，如久旱望云霓般，将王明传达的斯大林指示视为甘霖，而将毛的肺腑之言撇之一边。若改变这一状况，其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毛在莫斯科的影响力，对王明实行釜底抽薪。1938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政治的发展瞬息万变，王明的后台米夫己遭斯大林清洗，此事己为毛在莫斯科的活动提供了空间。1938年3月5日，任弼时被政治局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自王明返国后中共执行新方针的工作。在任弼时向莫斯科提供的汇报提纲中，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政治局12月会议精神[19]，但也同时夹进毛有关加强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意见。当这个折衷性的汇报提纲被共产国际通过后，毛在争取莫斯科的支持中就已取得初步胜利。而当王稼祥与季米特洛夫会面并获得季氏对毛支持之口信，则不啻为毛的巨大胜利了。季氏之口信在1938年的中共发挥效力之巨大，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就是一份莫斯科对毛之政治地位的承认书。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之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同旋余地。1938年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轻慢有其复杂的原因，尽管季氏与王明私交甚笃，王明唯一的女儿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给季氏，但在1938年席卷全苏联的大恐怖之血风腥雨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之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之功业，尽在情理之中。季氏与斯大林毕竟非一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1938年季氏搞的小聪明竟把斯大林也蒙混了过去。这也是毛以后念念不忘季米特洛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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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积极引导军队领导人，促使军方改变战略方针。1937年洛川会议后，毛不断急电彭德怀等，指示彼等尽最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主要工作用于开辟根据地和群众工作方面[20]。但当八路军依运动游击战方针配合国民党军取得平型关之役胜利后，毛也表示嘉许。在毛的耐心争取下，1938年春夏，华北军分会主动将历动游击战的方针转变为深入敌后，全力开辟中共根据地的游击战方针，在发展中共武装力量这一关键问题上，军方与毛原就完全一致。自太原失守，日军强敌压境，国民党军队撤退殆尽，中共军队失去友军配合作战的客观环境时，八路军事实上就采纳了毛的战略方针，当八路军在不到一年内从不足 3万发展到 30万人后，军队将领业已主动信服于毛。

    （3）加紧联络党的高级干部。在王明返国、新政治格局出现的形势下，毛鉴貌辨色，小心谨慎地发展与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政治联系。1938年 3月底，毛将刘少奇调回延安，刘成为毛在政治局中最亲密的盟友，而刘领导的原北方局从此成了毛向长江局“斗争的根据地”[21]。毛同时还拉紧洛甫，不仅使洛甫在对国民党之方针的意见上与自己完全一致，而且加速了洛甫与王明等的进一步分裂。对于和自己素无交往，且与王明长期共事的康生，毛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考察，让康生在延安的中央职工委员会坐了一阵冷板凳，在证实了康生对自己的忠实后，与康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1938年3-4月，毛联合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与以王明、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就中共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贺电事，展开了电报战，虽然一时难分胜负，但毛却在此次交锋中，巩固了与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团结，打破了王明在政治局曾一度拥有的完全支持。

    （4）推迟召开中共七大。自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举行六大后，由于环境极其险恶，中共迟迟未能召开七大。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成了合法政党，1937年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并成立了由毛和王明共同主持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1938年 3月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近期召开七大的决定，洛甫并代表中共中央专门就此于 3月10日起草了“告全党同志书”。然而，毛决不愿意在形势对己不利的状况下召开七大。洛甫已经拟就的“告全党同志书”被束之高阁没有发出，于是，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近期召开中共七大的决定被一再推迟。

    由于毛在固守既有阵地的同时不断出击，其政治之优势逐渐形成，毛的韬晦养气终获成功。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势立即召开中共六中全会，就此出台一系列重要举措：

    （1）利用有利时机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概念，将其“道”在全党和全国完全公开。毛明确表示，中国不仅从马列主义，而且还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荦荦大端而言，即在于他吸取、运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沦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注人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和色彩，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给毛提供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毛抓住“中国化”的旗帜，立时使王明等陷于窘境而无以自拔。

    （2）将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落实到对中共权力结构的组织配置方面。1938年11月5-6月，毛惜周恩来携其给蒋介石亲笔信赶赴武汉，王明、博古赴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而未能出席六中全会闭幕式之机会[22]，乘机对王明等的“阶级投降主义”进行猛烈地抨击，借以冲淡和挽回其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对王明等观点的妥协。会议后又以武汉失守为理由，撤销长江局，缩小其后继机关南方局的权限，继而以“工作需要”之名，调王明回延安，将其置于自己密切的监护之下；复正式委任康生为中共社会部部长，使康生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共的叶若夫兼贝利亚；继之，再派刘少奇去中原，以箝制和着手分阶段解决项英和新四军问题；最后，大力扶植与留苏派毫无渊源的高岗，将高岗树为陕北党和红军的旗帜，以巩固中央后方。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召开，终使毛正式成为党的领袖。会后，毛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此时的书记处类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势既造成，其威乃现，一度与王明密切合作的周恩来旋即离王而去。对于周恩来的翩然而归，毛当然求之不得，周之杰出才干和欲易国民党天下之共同需要，使毛与周再次走到一起。

 

三

 

    从1935-1938年，经过 4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1938年底，毛己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中共理论和思想宣传部门仍控制在留苏派的手中。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于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造成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明、洛甫等不仅凭藉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沽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谐法大师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而毫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的眼中，自己的那一套岂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子”。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鸣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还在1910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蛙”诗而明其心志：

    “独坐池塘如虎距，

    缘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23]

而在毛己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统。素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有极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当然，毛作为“策略大师”，更知道如何区分在掌握实际权力与精神指导权力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1935-1938年，毛既是顺其自然，又是自觉促成，对洛甫领导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并不表示任何异议，毛的当务之急是将留苏派从权力核心地带引开，先巩固军权，进而夺取党权。毛很清楚，一旦有了军权和党权，再获取意识形态解释权乃水到渠成。毛也要让自己的政治对手彻底明白，究竟谁是真正的大英雄和大手笔。在毛看来，留苏派“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藉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能先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

小儿科

1938年10月，当毛己先学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爱森堡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

    学什幺？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人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习运动”之展开，竞使得六中全会之后颇感失落、压抑、反被毛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几间窑洞里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马列才华的机会再次来临，竟然四处报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王明之风头仍健，其实并无任何意外。六中全会之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更重要的是，毛在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包含了王明的大量政治观点，毛为了向斯大林显示其政治忠城以及为了扩大中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通权达变，比王明更积极地主张加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毛甚至提出中共可以集体加人国民党，并“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的正式建议。[24]（毛以后拒不将《论新阶段》收人《毛泽东选集》）。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也是由王明代表政治局起草[25]，至于毛有关加强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观点只是闪烁于政治报告中，与其主旋律并不协调。六中全会后，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势，而无意识形态受挫之感。

    毛对王明等的大出风头一时也无可奈何，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学习运动”不学马列又学什幺呢？于是毛泽东眼看着马克思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译出版，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研读原典，只能更加反感那些控制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学阀”、“党阀”对“学习运动”的别有用心的误导。

    其实，1938年后毛在中共意识形态所占空间己大幅增进，掌管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的洛甫主动给毛让出了最重要的权力：据当时洛甫的副手吴黎平（即吴亮平）回忆，六中全会后，中央内部已有规定，凡在延安发表重要文章（《解放周刊》、《共产党人》）一概须经毛事先审阅批准[26]，而毛的讲话、文稿莫不刊登在党刊之首要位置。

    然而毛所要求意识形态部门的决不仅是这些，他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中共气质。他要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全部占领——包括控制和超越于控制之上的完全占有。将毛文章放在头版头条，或使毛拥有审稿权，并不能立时改变中共党内早己固定化的那种以俄为师的精神气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个人与由洛甫等营造的气氛之间所存在的那种隔离状态，这种隔离状态与毛毫无亲和性，却能制造无数“又臭又长”充满腐气的“党八股”，且使留苏派从容操纵全党的精神信仰系统。在这堵巨大的精神壁垒面前，毛氏新概念和新文体根本无从普及和推广，更遑论取其地位而代之 ！

然而这一切之于历经无数风浪的毛，又实在算不了什幺。

1938-1941年，毛为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巩固并扩大其在党和军队内的基础，开展了一系列新的活动。

    首先，毛起用陈伯达和胡乔木作为自己的理论助手。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他擅长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这有助于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理论化和系统化[27]。至于胡，毛看重他走笔成章的文字表达能力和他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经验。

    其次，为配合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由任弼时具体筹划，将体现等级差序原则的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进一步明确化和固定化。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王明最热烈的听众——自视清高的傲慢。

    第三，毛亲自主持加紧编纂“党书”——党的历史文件集。毛在胡乔木的具体协助下，从1940年底开始，编辑《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为建立以毛为中心的中共新党准备理论依据[28]。

    在上述准备的基础上，1940年12月25日，毛正式提出他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给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线埃运动的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

    毛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洛甫。至于王明，己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29]。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在此时旧事重提，却完全是为与在国内的原同事博古、洛甫撇清关系。对于王明、博古、洛甫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毛看在眼里，却丝毫没有表明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洛甫。眼下形势早己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30]。只有洛甫一人还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果然，洛甫对毛放出的气球作出剧烈的反应，可是，教条宗派集团已四分五裂，势单力孤的洛甫又怎能一人抵抗毛的进攻？

    一旦观测到留苏派虚弱之所在，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转移到当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洛分开，让这些“理论大师”呈现原形。毛决定彻底摧毁王明等颇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号！

    1941年5月19日，毛当着王明等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语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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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1年春，毛泽东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依据时局环境及政治发展所能提供的空间，为改变中共发展路向，取代明等留苏派而确立其对党之绝对领导，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准备。

    毛泽东的“准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组织和人事力量配置方面的准备，军队和保安等强势机构的准备，以及打通莫斯科的高级政治公关和掌握与“远方”秘密电讯，对信息来源控制及再解释方面的准备。

    在极端复杂、瞬息万变的动荡形势下，毛将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和灵活、练达的策略手段紧密结合，使其“道”、“术”、“势”三种资源水乳交融、互相贯通：“道”为根本，以“道”开路，先声夺人；“术”为手段，以“术”课“势”，“势”乃形成；“势”既获得，以“势”护“道”，“道”遂大行。

    在“道”、“术”、“势”互动回流的过程中，毛的政治智能和驾驭复杂事物之才俱得以全面展现。毛将敢于突破常规、取而代之的雄心魄力与缜密、谨慎的组织、筹划才能紧密结合，既抓住每一稍纵即逝之机遇．又凭藉其个人拥有之资源，每每创造有利于中共发展的时势。毛在对实情的掌握及其政治对手心境的揣摩方面几达化境，终在风云际会中，通过不断的纵向位移和横向凝聚，在突进和迂回之间积小胜为大胜，接连赢得阶段性的重大战绩，在发展和壮大了中共实力的同时，又将自己的权力空间大大拓展：从先下手持兵符，继而掌握党权，复而争夺意识形态解释权，再图实现意识形态解释权之扩张，军权和党权之再巩固，最后达到集领袖与导师于一身——“君师合一”之境界。

1941年春，实现毛泽东目标的日子已经迫近，毛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共第一号领袖，现在毛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也开始成为党的理论家。尽管毛泽东还未获有中共总书记或党主席的正式头衔，王明等还端坐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台上，但是“坚冰已经打破”；包围圈正在紧缩，一场彻底改造全党——从组织结构到精神气质，从语言到思维方式——的大风暴，延安整风运动已经来临！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5期，199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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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页。

[2] 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第4页。

[3] 周恩来在30年代前期对毛泽东的评价主要也是侧重肯定他的军事领导才能。1932年10月上旬，周恩来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发言，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提议毛泽东留在前方，参与指挥战争，但被与会者所拒。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

[4] 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载《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5]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32页。毛泽东对洛甫的轻蔑态度在50年代后期完全公开，其代表性的文字是1959年8月2日《给张闻天的信》，直至70年代初，毛还不断数落洛甫。

[6]  1935年9月下旬，邓发改任由原中央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组成的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后，邓发主要负责红军的筹粮工作；1936年4月他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派往苏联。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93、306页。

[7] 长征开始，国家政治保卫局少数负责人随首脑机关行动外，其它工作人员均被并入各军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只留下名义，工作权限已大大缩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原执行部部长李克农被调作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该年年底，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接替。

[8]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秘书处，军委秘书处均被裁撤，其遗留工作由中央军委机要科承担。1935年中共中央迁到陕北瓦窑堡后，中共中央各部及秘书机构渐次恢复，原来仅有的机要机构——中央军委机要科一分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上述三个重要机构统归王首道领导。参见《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187页。另参见《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

[9]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45页；另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03页。

[10] 洛甫在1943年整风期间的笔记中指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参见〈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页。

[11] 事隔20多年后，毛泽东在谈到有关纠正“王明路线”的历史时，再次提及洛甫的思想转弯过程。毛说：“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参见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8月2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第46页。其实，对于这一问题，洛甫早在延安整风开始不久，就有较深的认识。洛甫分析了遵义会议有关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对自己的深刻影响，他说，由于遵义会议过去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因而使自己“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自己严重错误”，参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页。

[12] 关于刘少奇与洛甫争论对中共的影响可参阅拙文＜毛泽东与1937年的洛甫之争＞，载《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13] 有关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意见分歧，可参阅《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78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86-391页；另可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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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毛泽东在1937年8月1日与洛甫联署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首次提出红军（此时尚未完成改编）作战方针应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8月5日，毛部分修改了自己的观点，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了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中“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但到了8月18日，毛、洛甫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给朱德、周恩来等的《训令》，正式提出“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但是在周恩来的影响下，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八路军最高领导机构）明确规定以“运动游击战”作为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73-74、375、377；另参见《彭德怀自述》第223页。

[15]《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3页。

[16] 语见《孟子·离娄下》，毛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引述了孟子此段论述，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

[17] 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18] 参见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19] 例如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提供的报告大纲的说明和补充中指出,造成国共摩擦的原因之一,即是“我党对国民党转变和两党合作长期性认识不充分，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民主与改善民主的要求。”载《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

[20] 毛泽东的上述电报均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21] 1938年春，刘少奇多次向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王首道表示他个人及北方局对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参见《王首道回忆录》第212-213页。

[22] 周恩来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在作过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后就离开延安赴武汉，于10月4日面见蒋介石，转交9月29日毛泽东致蒋亲笔信件。毛在给蒋的信中，声称自己及国人对蒋之“盛德”“钦佩无既”，“无不崇仰”。1938年9 月29日，毛泽东致蒋介石手稿影印件见《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5年12月出版，第325页。

[23] 参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24] 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29页。

[25] 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76页。

[26] 参见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1页。

[27] Raymond F.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Star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02-03,104,110-11.

[28] 毛泽东称其主编的《六大以来》为“党书”，他在1943年10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1941年6月编了党书，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指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大家才承认错误。参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第75页。

[29] 王明〈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原载延安《共产党人》1940年第12期，引自《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8页。

[30] 王明：〈学习毛泽东〉，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