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文学：死水及其血色 ——兼论《如焉@sars.com》 梁卫星 长篇小说《如焉@sars.com》（以下简称《如焉》）单行本出版了。在这个每天盛产上亿吨文学垃圾的时代，一部小说单行本的出版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然而，很多年以后，人们会发现，这部小说的出版是一件多么重要的文学史事件！——当然，我不会再天真的认为一部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但是，我相信，很多年以后，人们还是不能不惊讶于在一个如此黑暗堕落的时代，居然仍有人坚守着基于良知与慈悲的写作。因为坚守，这种写作显得如此慷慨悲凉。是的，我要说，这部小说，标志着一种朴素的孤独的高贵对一个死水时代里文学死水的拯救。这种努力几乎注定是徒劳的，结局宛若荆轲刺秦一般的宿命，可是，这文学易水的波澜却正是死水之上永远奔涌的血色。 说这个时代的文学是一潭死水，我知道，是会让很多文学名家们咬牙切齿的；说他们出版的不过是一些文字垃圾，是会让很多文学批评大腕们如丧考妣的。以实验写作自诩的一些作家们就说了，她们的小说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当然，面对文学已无读者而只是作家自恋的呓语之类虽尖锐实则善意的指责，如所谓的实验作家们这般搬出外国人来封锁批评的当代中国作家，绝非少数。我从他们不知羞耻的沾沾自喜的炫耀中，感受到的是更深的悲哀。他们在丧失了感受并进入自己生活之大地的能力之后，沉溺于据说是普遍的人性与形而上之内在精神生活的抒写，似乎是埋怨又似乎是矜夸的宣称，只有滋养过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大师的文化土壤上之子民才配阅读他们的大作。我知道，他们其实也未必诚心为普通外国人写作，在他们看来，普通外国人也是难以理解其普遍人性的抒写与形而上之内在精神追求的，他们不过是为瑞典文学院的那批老头子写作而已，次一点，拿几个其他外国奖也不错。如能如此，权力与财富自然是滚滚而来，说到底，他们只不过是想出口转内销，眼睛盯着的，还是读者的眼球与口袋。就这样，写作，于他们而言，竟然成了一场总是通不过的科考，不知哪一天马悦然们看花了眼（我想，如果不是政治原因，他们是不会看花眼的。），真的让他们过了关，他们会不会变成范进兄弟？只是，我敢肯定，胡屠户已经死了很久了。 余华们当然要聪明一些，外国奖是要的，但那东西太遥远，在全球化时代，出口转内销这种做法纯粹是人为增加成本，只赔不赚，还是迅速占领国内市场先捞个盆满钵溢实惠。所以，他果断的放弃了所谓的实验写作，转入据说是历史与现实的写作。没有什么不是历史的，也没有什么不是现实的，余华们绕了这么大个弯子，其实不过是进行身体写作而已。余华们果然大获成功，一本书几十万册的首印，然后是更大数量的再版。没有生活土壤，他们的书能如此受欢迎吗？当然，他们是有生活土壤，只不过是《故事会》《今古传奇》式的生活土壤。这种土壤上日益滋长着的是欲望，唯有欲望。读者购买余华们的文字实际上只是一次对欲望的消费。仅此而已。其实，实验作家们的写作同样是欲望的写作，他们只不过是把那些隐秘的欲望肢解分裂后，以一种极端的语言形式予以表达，然后美其名曰精神生活罢了。显然，实验作家们比余华们清楚一点，那就是，真正的文学应当关乎人的精神，遗憾的是，他们所知道的仅此而已。他们自己的内在精神生活贫乏到了只有欲望的燥动，于是，他们只能把精神玄化或欲望化，这样的结果是他们的语言实验成为一种迫于无奈的选择，并非是自觉的语言意识使然。他们被欲望折磨得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但却又放不下架子直截了当的进行欲望写作，他们对余华的转变是嫉妒的，但他们只能说不屑一顾，然后，赋予自己破碎的欲望写作以守卫纯文学的重大意义，并在这种自我欺骗中痛心疾首于自己的卑劣，在午夜梦回时，他们会对自己充满了痛苦的责问：你做什么啊，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我们时代的文学也就是这种局面：不同方式的两种欲望写作。公开的或隐秘的。读者的眼球与口袋引导着我们时代的文学写作。在作家们眼中，一切读者都是平面化的，和他们自己一样——除了眼球与口袋，没有灵魂与思想。这样全面的精神荒芜，使得一切日以亿计的文学出版成为在死水里“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索性泼你的剩菜残羹”的锦上添花之举，热热闹闹的表演着一潭死水的绝望秀。 我们时代的文学成为青蛙引吭高歌的一潭死水，其实已经很久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被命名为新时期的文学时代，从他的开始到现在就是一个一路下滑，兴高采烈的堕入死水的文学时代。 10年前，当《务虚笔记》出版的时候，我乐观的对新时期此前二十年来的文学进行了一番梳理，以为那是一个文学通过寻根创作不断摆脱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控制，逐步获得文学主体性，使文学创作越来越是基于文学本体要求进行自由创作的过程。我天真的宣称，史铁生利用他的天才创作，既终结了一个二十年痛苦的文学寻根时代，又开始了一个文学自由的创作时代。然而，事实是，这只是他个人的写作态势，与整个文学时代的写作没有任何关系。史铁生个人通过《务虚笔记》既把文学的寻根活动推向了极至，又对这个根的根本性残缺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他给了十年前的文学创作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但是，所有的所谓文学名家们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务虚笔记》的重大意义，一头扎进他们所寻找到的文学之根里打滚撒娇，再也没有起来。十年过去了，现在已是2006年，文学已是一潭开放在欲望之根上的死水之花，《务虚笔记》的意义已丧失殆尽，只是成为了这个黑暗文学时代里的一声不为人注意的痛苦呻吟。 10年后，站在青蛙们引吭高歌的死水之滨，举目回望，我发现，十年前，我诊断对了病情，却对病情的发展态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乐观的反向判断。不错，新时期文学，起于伤痕文学，一路狂奔，途经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分为两路，一路是寻根文学，一路是实验文学，然后，在这二者的基础上，又有了零度写作的所谓新写实主义文学，至93年之后，实验文学逐渐式微，只有极少数人泥足深陷，欲罢不能，而新写实主义文学也难以为继，成名作家们纷纷转向，新作家不断崛起，使文学又形成了类似于80年代中期的二水中分。一路是所谓分享艰难的新现实主义写作，一路则是市民文学的蔚为大观。时至今日，新现实主义写作除了在语言的运用上更为纯熟外，骨子里却是一种当年岂图摆脱的政策图解式的写作，因为作家们企图分享的不是人民的艰难，而是政府的艰难。至于市民文学则花团锦簇，繁华已极，从身体写作蜕变为下半身写作，时人或谓之美女写作与美男写作。这样一个发展态势，在作家们分享艰难与裸裎身体之前，我是对其持充分的肯定的，以为这是一个作家们自觉的追求文学主体地位，自觉的探求文学创作自由，不断摆脱种种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控制的过程。然而，后十年的文学景观却给了我当头一棒，让我发现自己还是多么天真！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应当说，前二十年，文学的确在寻根的深化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也越来越独立，可为什么突然之间，却滑入了分享艰难的奴役之坑与身体写作的逍遥之洞呢？看起来是空前的自由，实则是更为可怕的囚禁，因为，现在，作家们不再如当年把奴役当奴役，而是在奴役之中逍遥自在。 这究竟是为什么？ 新时期文学是在对两个问题的反思与实践回答中，开始自己的自由与独立之旅的。这两个问题是：写什么与怎么写。在此之前，这不是问题。因为写什么与怎么写都有明确规定，只差写进党章了。这个时候，文学只能是权力的奴婢与日报的补充，没有任何自主的空间。是一个伪神的死亡为文学迎来了新生的契机。在这个伪神死后大约二年，文学开始一步步艰难的争取并扩大着自己的题材地盘，到80年代中期时，他们实际上已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写什么已不是问题，因为作家可以自主决定了。可以这样说，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主义写作、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写作……一路下来，正是对文学可以写什么的回答。而题材内容的无限拓展必然要有新的形式的配合，于是，怎么写也成了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所谓实验写作、零度写作等一切在语言表达与叙述方式上的花样翻新无不是对此的回应。文学正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实践中，给出了无数的答案，什么答案都被接受下来，文学在多姿多彩中呈现出了主体独立的姿态。作家也获得了极大的创作自由，作为创作者，他们与文学本身一起赢得了主体独立。可是，这样的独立却潜伏下了文学与文学创作主体主动堕入囚笼的因素。 为什么呢？让我们从文学的发展过程说起。 伤痕文学是对一个荒唐暴虐时代给人们带来的无穷创痕的倾诉与控告，反思文学是建立在这种倾诉与控告下的对那个时代毫无理性的政策的反思，改革文学则是表达人们在伤痛中企图重建新生活的正面努力。毫无疑问，这样的写作是完全针对现实人生的，但由于缺乏对人生的哲学思考与精神分析，这时的文学仍然有太多的配合政策的痕迹，没能捕捉到现实生活的真正权力结构，文学还没有回归其本体，文学的力量还不是来自其独立的审美品格，而是来自时代变迁的宏大力量。这种缺乏哲学思考与精神分析，纯粹抄袭现实生活的写作，是完全形而下的，没有什么审美力量。 寻根文学正是针对此一根本性缺损的努力。寻根作家们给文学注入文化的因素，使文学文本在文化的宏大背景下拥有了深厚的艺术审美品格。这个时期的文学由于文化本身的包罗万象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神。尽管如此，但此时的文学已潜伏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作家们在把文学建立在文化土壤之上的同时，却又人为的割裂了文化土壤与现实人生的鱼水关系，他们不是从现实人生出发去观照文化对生命与生活的造就与束缚，也不是从现实人生出发去观照文化与现实变迁的交锋融合，而是把文化作为一种理念，用现实人生去图解他。换一句话说，大多数寻根文学的审美主体不是现实人生而是某个作家心仪的文化元素，比如道、比如生命力、比如民俗……寻根文学在这种急功近利的主体审美追求中，慢慢肢解最终遗失了现实生活，更对现实生活的内在权力结构构成形成了严重的遮蔽。过去，我在关于《务虚笔记》的论述中，认为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文学因为文化之根的支撑具有了审美生命。今天看来，我那时只看到了一个方面，没能发现寻根文学之前的文学始终立足于现实人生（尽管这个现实人生还只是权力结构上的一层冰山）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品质。没有了现实人生，文学给我们的只能是审美的幻象。 更无奈的是，西方文学的大量介入也为作家们提供了反观中国文学整体缺失与自身个体创作缺失的视角。他们一下子发现，光有文化是不行的，关键是文学还得要有形而上的审美层面与终极关怀的精神意向。而作家们对此的理解则是文学的形而上品位与终极关怀意向主要在于文学得写普遍的全人类都有的东西。这是一个致命的简单化理解。西方大师的文学作品本来是好东西，然而，我们的作家却进行如此可笑的理解，使西方优秀的文学作品完全失去了文化交流的本来意义。 不错，西方文学的确有着深厚的形而上追求与终极关怀。但这种追求与关怀却是由具体现实的人生来承担的，对于他们来说，个体生命与具体生活本身的存在与发展才是永恒的追求与关怀。也就是说，西方文学的审美力量其实根本就不是来自其形而上追求与终极关怀，而是来自对生命与生活本身的尊重。至于形上追求与终极关怀只是尊重生命与生活的逻辑必然。遗憾的是误解一经开始就头也不回的走向了文学迷失的深渊。在中国作家看来，什么才是全人类都有的东西呢？什么才是普遍的呢？他们一下子便扑在了人性上。人性本来是极其丰富的，在西方作家笔下，人性是可善可恶的，人性也是难以简单的判断善恶的；人性的复杂幽微源于人性既有其生物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社会政治文化制度性具体的一面，这两面也很难说孰好孰坏，而生命本身就是在这种人性的多元化趋向中，呈现出其厚重鲜活。然而，我们的作家却独衷情于人性恶，即便是人性恶，也是很丰富的。在西方文学中，人性恶绝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普遍性，也与人类的文明和文化乃至更为具体的制度伦理风俗相关，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互为纠结的。而且，人性恶也并不必然的在道德上处于被审判的地位，人性恶在历史与人生中的作用是复杂的，超越道德评价的。这种理解体现在西方作品中，就是生命存在本身的复杂与生活的无限可能性。但我们的作家们却又只是把人性恶抽象为欲望，即便是欲望吧，仍然是极其丰富的，西方作家笔下的欲望更为纷纭繁冗。他们很少简单的抒写个体欲望的正当性及这种正当性被压制时的痛苦与反抗，而是更多的写个体欲望的非个体性。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人的本能欲望是很难辨认的，总是处于文化与制度、伦理与道德、政治与社会、社团与他人的夹缝中，所有这一切人类文明各领域对欲望的培养与压制、分配与放纵、抚摸与挤压……使人的生命成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宇宙，生活也因此而多样丰富。但我们的作家却又只是把欲望简单的变为了身体欲望，最后身体干脆就便成了生物器官。是啊，身体器官的确是一劳永逸的普遍了，因为连动物都有身体器官。这种单纯的身体抒写将身体器官的排泄物源源不断的注入文字中，发酵霉变，使文学轻易的变成了一潭死水。死水之上，青蛙还在恬不知耻的高唱着普遍的形而上文学赞歌，真让人不知今昔何昔。 应当说，西方文学的审美力量来自于以尊重与发展为内核的对生命与生活的复杂理解。而这种复杂理解却从来就不是基于抽象的文化与哲学，而是源于现实本身。在他们看来，人类的一切文明都包容在生命与生活之中，个体的生命存在与生活可能既包含着一切人类的已有文明，又包含着人类文明的新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形上追求与终极关怀，但却是分散融化于个体生命与个人生活中的形上追求与终级关怀。是作家对生命与生活尊重与热爱的体现。也就是说，西方作家的哲学思考与精神分析是扎根于现实人生的土壤之上，是具体的生存境遇所滋生的生命之花与精神之果，并不是一种空洞的理念。而当我们的文学只余下器官的蠕动时，哪里还有生命与生活的踪影呢？普遍是普遍了，形而上也形而上，但却没了丝毫的追求与关怀。 三十年来，中国作家为了摆脱权力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一路狂奔在寻根的道路上，从文化到生命力、从人性到欲望，随着所获之根的日益抽象，他们似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最后，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永恒的文学之根：欲望。他们于是躺在欲望着的身体之上，视呕吐排泄为创作的现实生活土壤，再也没有爬起来。文学从政治权力的奴隶变成了欲望的奴隶。文学发展路径看似越走越宽，实则越走越窄，最后走进了一潭死水。 这是一种必然。他们把形上追求与终极关怀和形而下的现实生活对立起来，为了摆脱生活的形而下品格，他们不惜抛弃了现实生活，最终也为现实人生所抛弃，在一种空洞抽象的普遍性迷梦中一头堕入了欲望的泥潭。这其中的创作心态很值得玩味。他们在这种自以为是的异已的形而上普遍主义写作中，好像拥有绝对的自由，实际上，这种自由是一种空洞的没有内容的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总是扎根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其丰富的内含源于个体生命与个人生活在人类纷纭复杂的权力网络中开拓属已的存在空间与可能性的活动。创作个体与文学文本的主体尊严就是在此真正的生活自由中突现出来的。也就是说，生命与生活从来都是权力网络中的生命与生活，自由从来都是反抗形形色色的奴役的自由，生活也从来只能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奴役中开拓属已的个人空间的努力。然而，作家们的形上普遍主义写作却完全是异已的，他们刻意回避了个体生命与个人生活的网络先验背景，使生命与生活建立在纯粹的生物性欲望本能之上，没有了对权力网络之存在境遇之于生命与生活关系的思考，个体生命就变成了单纯的身体器官，个人生活就变成了单纯的本能伸缩。这样一幅文学图景其实不过是政治权力老大哥绝对全能的掌控人类的乌托邦梦想，作家们自觉的帮助他们实现了。我不能不说，所谓形上追求与终极关怀不过是放弃现实人生，自我异化为物质器官的美好遮羞布，下面隐藏着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对权力的恐怖。作家内在自我对权力的恐惧导致了他们对个体生命的自觉阉割与对个人生活的主动放弃。 然而，我们的实验作家们与余华们却说，他们写的就是生活。余华们说，她们写的不仅是生活，而且是人的根本生活：内在精神生活。人类个体生命的存在困境与生活的可能性无不包容在这种精神生活中。当然，如果真能如此，他们的写作无疑是优秀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以始终坚持实验写作的残雪为例，她笔下的人物都被局囿在封闭的孤岛中，也许残雪会说，孤岛正是人类生活的隐喻。好吧，就算是吧，那么孤岛一般的生命与生活是在什么样的权力网络中形成的呢？这种权力网络的基本架构是怎样的呢？个体生命在这个网络中又处于一种什么境遇呢？隐喻是一个关系网络，其间的权力关系决定着个体人生的命运与生活，那是生活的自我构成，而不是作家的虚构。残雪自已理念先行，以为人物在孤岛中动物一样的生活就是人类的象征，实在太肤浅了。实际上，残雪的小说里根本就没有现实生活的影子，除了她个人的梦呓与谵想，那是她被生活抛弃后害怕生活的欲望碎片与精神分裂。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她的文字，充其量只能是创作者极端恐惧孱弱的隐秘见证。然而，她却说，你们现在要我们直面现实，就是想要取消我们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自由。这就是不打自招了，原来，所谓精神生活不过就是对权力的恐惧，以及因此恐惧而对现实生活的有意回避。所谓自由，根本就是被恩赐的自由。她的写作，无疑，与真正的生活无关。 余华们的写作与现实人生有关吗？好像是有的。以《兄弟》为例，据说这一文本写了几十年的历史与现实人生，里面还充满了或悲情或残暴的故事，但悲情也好，残暴也好，其根源就是基于人类本性，人类本性的善美与人类本性的凶恶。至于这种人类本性与时代总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是没有任何描述与分析的；至于这种人类本性与时代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型道德伦理价值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任何描述与分析。也就是说，人物的命运与生活完全是基于纯粹的抽象人性，你说他是任何时代的事情与人生都可行，的确够普遍够形上了，但却没了个体生命自我选择的活气，更没有个人生活在时代生活网络左冲右突保持自己独立空间的特有风采。生命与生活的丰富繁复被抽象的人性完全抽空了，现实人生根本上就没了立足之地。 显然，作家们都知道文学的审美力量来自于其对现实人生的真实抒写。他们也都认为自己所写的正是真实的人生。然而，事实上是，他们谁都没能写出真实的人生。这与虚构无关。没有虚构，文学不成其为文学，问题是，作家们并没有虚构，因为虚构需要符合真实的生活逻辑，而根本不知道生活的真实逻辑的作家们只能够胡编乱造。那么，真实的生活应该是什么？ 以残雪顶礼膜拜的卡夫卡为例。卡夫卡是公认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但他写的却的真实的现实人生。所以，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这本名作中，罗杰·加洛蒂说卡夫卡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为了甲虫，但却没有丧失人的知觉与感情。他的悲剧就在这里显现——作为甲虫，他却有人的知觉与感情；作为人，他却只能在一个黑暗狭窄的房子里爬行。格里高尔的悲剧根源不是什么人的本性也不是什么欲望，而是具体的社会关系——他和上司之间的工作关系，他和父母妹妹的家庭关系。这里，格里高尔与上司之间的工作关系又是那个社会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当然，他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时代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烙印。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一种奴役与被奴役、压制与被压制的权力关系。格里高尔的生活就是为这种权力关系决定的。他一夜之间变形为甲虫，正是这种权力关系不可承受的结果，而他变为甲虫后的人性需要，则正是他作为个体生命对正常权力关系下属人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当然，他的命运肯定是失败的。卡夫卡小说的普遍性在这里体现为他对那个时代人所置身的基本权力关系网络的准确把握，卡夫卡的终极关怀体现为对这种权力关系下人的命运的关怀与同情。他们如血液一样奔流在卡夫卡对格里高尔变为甲虫后的具体的生活细节与心理细节不厌其烦的描述中，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格里高尔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就在我们中间，就是我们自己。格里高尔的人生只能是现代人生，不可能是古典人生，其普遍性不体现在他的超时代，而体现在对他那一个时代的人与人之间普遍的权力关系的准确揭示，而体现在他对正常生命与生活的执着。 事实上，无论是《审判》还是《城堡》，其审美力量与《变形记》都是一样。卡夫卡的小说没有多的人物，也没有什么宏大的历史视野，他只是写一个人置身于时代的人际网络中，被他无可逃避的权力关系所支配，力求做一个正常人的失败的努力或心甘情愿的将这种权力关系予以美学化的疯狂（比如《在流放地》），至于其间弥漫的孤独感、虚空感、荒谬感、荒原感，只不过是这种失败与疯狂人生的心理表征。 卡夫卡的经验是令人深思的，他写来如梦似幻，但人们都知道，他写的就是真实的人生。卡夫卡为什么能准确的写出生活的真实逻辑？因为他牢牢的把握了人之为人的根本：人一定是处于关系网络中的，人的生活是由他所置身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包括他的本性与欲望。也就是说，人的生存空间其实就是一个关系网络。但这个关系网络并不是杂乱无章，一团乱麻，而是有层次、有条理、纲举目张的。事实上，这种关系网络是一个立体建构，其中心骨架则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其次，是社会、家庭与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再次，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而后二者的关系本质则是由政府与个人之间这一权力关系骨架决定的。人的生命与生活只能是这些关系中的生命与生活。但这些关系是复杂的，因为这些关系中的权力指令并不只是通过物质暴力发出的，相反，任何权力关系总是要想尽千方百计掩盖其暴力的本质。这些掩盖的方式事实上正是权力的基本表现方式，主要有两种：道德与制度。换言之，人与世界的关系，从本质上说，只能是道德伦理与制度关系。 当然，人与道德伦理和制度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权力关系即使是在专制极权社会里也并不是直接就是个人与政府面对面的对立关系，他往往是通过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其注定狭隘的交流圈子来表现的。个人的身份往往意味着他在与他人的权力关系中处于一个什么地位。一个人如若身份不明，就意味着他被排除出了权力关系之外，那么，这种权力关系的异化本质是可以想像的，而被抛弃者的荒原感肯定也是难以言喻的。另一方面，个人与政府、社会、家庭、他人之间的关系的复杂还体现在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纵横交错的。政府的权力组成方式挟带着其道德制度烙印深深的渗透在社会、家庭与个人的心灵之中，但是社会、家庭、个人对这种权力渗透的接受方式、接受角度、接受程度是不同的，而且，社会与政府、社会与家庭、家庭与政府、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这些不同的关系，在政府及其道德制度烙印的贯穿联结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个人生活在其中，其生活面貌与生命呈现之复杂不难想见。当然，不论是政府还是社会与家庭都是个人组成的，这就意味着，个人对贯穿在这个生存网络中的权力关系及其道德制度建构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实际上，正是个人的最基本的人权——人之为人的基本人权——天赋人权——自我保存与自我发展的需要是一切权力关系与道德制度得以确立的根本原因与基石。人为了自我保存与自我发展，不能不群居生活，于是，形成了家庭，形成了社会（各种人与人的利益联合体，比如工会、比如俱乐部……），形成了国家（政府）。在这个不断升级的组织过程中，人交出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越来越多的压抑了个体的权力。而为了使这些交出去的自由与权力不至于导致生命与生活的毁灭，在这个逐步升级的权力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制度与道德也自然而然的一半演进一半建构的形成了。显然，个人的生命与生活只能是权力关系中的生命与生活，这样的生命与生活本身就是人的本能欲望（或者说天赋人权）与文明的交锋冲撞妥协形成的，不可能有基于纯粹个人本能的生活，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么，文明也是人的本能。所谓政治的人、理性的人、经济的人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当然，由于，人的本能欲望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政府、社会、家庭的制度道德及其权力组成也应当是动态变化的。二者的变化或不变化又相互影响，使个人的生命与生活也有了变化。当然，衡量这些变化与保守的标准自然就是人的自我保存与发展。 可以这样说，一切伟大的文学无不是把人放在这样一个纵横交错而又纲举目张的权力网络中予以表现的。人的生死爱欲，人的喜怒哀乐，人的悲欣忧戚……无不是人置身于各种权力关系的产物，而这一切就是人的生活与生命存在。离开了人所置身的权力网络，人只可能是抽象的人或动物的人，那不是有生命有生活的人。所谓真实的生活逻辑也就是人与其生存于其中的网络的权力关系的本质。所谓直面真实的人生也就是直面人与其所置身的权力网络的博弈。 老托尔期泰的小说无不如此。以《安娜·卡娜妮娜》为例。安娜的爱情悲剧其实是她个体生命的存在悲剧。她与渥伦斯基的爱情关系其实是她与整个时代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通过安娜的个人主义道德观与时代的主流道德观之间的冲突表现出来。安娜的生命光辉正是在这种冲突中突显出来的。时代权力关系的暴虐本质及时代的道德制度恐怖也因她而得以突显，于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生命存在方式的可能性显现出来。 《红楼梦》的主题一直聚讼纷纭，所以鲁迅才说，革命者看见反满，道学家看见淫……鲁迅的概括指出了不同的人对《红楼梦》的不同理解，这些理解之所以如此不同，原因在于人们没有把握《红楼梦》的总体构成骨架。《红楼梦》写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大观园内的女人世界，一个是大观园外的男人世界。大观园里的生命与生活悲剧是一种必然，因为大观园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桃花源，其封闭只不过是曹雪芹刻意营造的一个幻像。这个幻像本质上是一种题材幻象：日常生活。尤其是女人们的日常生活似乎与权力无关，与社会政治无关，似乎日常生活的运行轨道是另外一套道德伦理规范，其核心是脉脉温情。于是，这个幻象的消失越发显示了现实的残酷。大观园所以不是桃花源，在于她的构成骨架完全是男人世界的翻版。大观园里的女人们生活在一个什么关系骨架中呢？一个主奴关系严酷的骨架中。大观园是一个严密的等级社会，高踞于最顶峰的是贾母，而后是王夫人，而后是王熙凤，而后是小姐们，而后是丫头们，丫头里又有等级之分，依其侍候的主子的地位而定。一如男人世界一样，女人们在这个等级严密的权力网络中按照惯常的生活习惯与伦理道德规范生活，而贾宝玉则是这些女人们正常生活欲求的内心外化，也是打破大观园内权力关系的平衡状态，使其与一切个体生命处于交锋状态的生命存在。宝玉的日常生活以及爱情与婚姻使大观园的权力关系运转起来，而大观园内所有的个体生命都在这种运转中不能不对权力关系所赖以依存的制度构成与道德伦理进行属已的应对。毫无疑问，这种应对是个体的生命欲求在其生存的权力网络中寻找某种生命存在与生活可能性的努力。而个体的生命欲求是多种多样，千姿百态的，这样他们面对权力网络的应对自然也便多种多样，百态千姿。有的从道德层面予以应对，有的从政治层面予以应对，有的从习惯层面予以应对，有的从经济层面予以应对，有的从多个层面予以应对。这样，从不同的层面看，似乎就有了多个主题，这就是《红楼梦》总是使人说不尽的根本原因，其实，说到底，这都源于权力网络的多层次性。由于《红楼梦》中的女人们从根本上说其生活只是家庭日常生活，不是男人们的经世致用的社会政治生活，而这种家庭日常生活的运转轴居然正是支配后者的权力关系，就更鲜明的证实了权力关系的普遍必然性与不可回避。 鲁迅的所有小说也都是把人物放置在社会权力关系的网络中，通过描述人物的生命与生活不容置疑的为这种权力关系的伦理道德与制度法则所支配，深刻揭示了这种权力关系将所有个体生命异化为权力的依附性物质的隐秘，从而第一次全面准确的剥下了这个权力网络仁义礼智忠孝信的假面具，使其铁屋子、无物之阵、鬼打墙、无主名杀人团的邪恶嗜血本质无所逃遁的显现出来。阿Q这个形象是所有这些人物的最为典型的代表，自不用说。孔乙已从一出场就表明了他在这个社会的权力网络中身份的暖昧。他穿着长衫却只能与短衣帮为伍，而短衣帮事实上也不接纳他。他为权力关系网所抛弃，也就是为这个人世所抛弃。他的悲剧命运在于他所生存于其中的权力关系网络否定了他企图重回权力关系网的寻找自我与社会的同一性的努力。祥林嫂的悲剧更让人淆然下泪，因为她这种寻找自我认同的努力即使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不为权力关系网所接受，她只能寂然无声的离开这个无爱的人间。如果说孔乙已、祥林嫂这样的小人物作为权力关系中的绝对弱者，他们的悲剧性命运是因为为权力关系的制度与伦理道德法则所异化丧失了主体欲求而求被奴役尚不可得，那么，夏瑜的悲剧则在于他企图改变权力关系法则的努力不仅遭到了权力关系支配者的镇压，最为可悲的是，还遭到了权力关系被支配者的严重伤害。他的命运，将这个世界无人也没有做人的欲望的可悲事实怵目惊心的呈现出来。 权力关系组成了人类社会，塑造了人类的生命形态与生活方式，只要是有两个人的地方，就一定是这样。当然，不同文明的人类社会，其权力关系的基本骨架是不同的。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力骨架，其本质是一样的：国家社会与个体生命始终是二元对立，且处于这个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民主自由社会也不例外。只不过，民主自由社会的支配性权力更为隐秘，在更多的时候表现为物质文化不容质疑的强有力。而在专制极权社会，这种权力关系的网络要明确得多。因为专制极权社会的国家权力是自上而下直接面对着原子式的个人的，尽管也有中间层次的社会（在汉文化语境中主要表现为单位）与家庭，但由于单位与家庭的组成方式完全是国家权力组成方式的具体而微，所以，个人在权力网络中的弱势地位是可以想象的。当然，目前的中国社会，要比一般的极权社会复杂一些，因为这个权力网络中兴起了另一股新兴的权力元素：物质文化（市场经济），但这是绝对权力支配下的物质文化，尽管其有自身的权力运转逻辑，但从根本上说，他仍然从属于国家权力，并成为国家权力控制个人的更为理性更为稳妥的手段。这一点总是为我们的作家们所忽视，以致，我们的作家们往往把这种新兴的物质文化力量视为个体生命欲望的拓展，从而为其单纯的动物生存式的身体写作披上了普遍的形而上外套，这真是何其可笑！ 所以直面真实的文学只能是直面个体弱小的生命置身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网络中沉沦、合流、挣扎、反抗、突破的文学。这一合流、沉沦、挣扎、反抗、突破的过程，赋予了个体生命与生活以无与伦比的丰富性、复杂性、厚重性。其间始终流溢着作家本人对个体生命的无限的同情、悲悯、敬畏与尊重。一切伟大的文学无不如此。 那种认为呼吁直面真实的文学就是让作家直接面对权力从而迫使其再一次丧失那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点点自由的说法是怯懦的，也是好无见识的。首先，他们所说的那种自由不是自由，试问，恩赐的自由还是自由吗？自欺欺人的作家们是多么虚弱与可怜！其次，既然你是人，你置身于权力关系的网络中无可逃遁，抒写人的生命形态与生活形态的文学可以无视于权力网络的存在吗？再次，这些怯懦的小男人小女人们永远也无法体会到所谓自由正是直面权力网络，在与这个庞然大物的对峙中的自由。 那是一种怎样的自由啊！那些伟大的作家们以自己的方式直面着权力网络中的生命与生活，也不断的以自己的方式命名着权力网络奴役个体生命的隐秘方式，从而为属于人的生命存在与生活方式寻找着新的可能性。卡夫卡在卡夫卡方式中获得的创造自由又岂是那些回避卡夫卡所直面的权力重压的小男人小女们能够体会的。鲁迅在鲁迅方式中获得的创造自由又岂是那些因为鲁迅对权力关系的直面而颜面无存的孱种们所能体会的。一切伟大的文学都有着自己直面权力的方式，也许显豁，也许曲折，但其在文字中的存在的确无微不至。文学的价值只在这里，文学与文学家抵达伟大的路径舍此再无。 直面权力网络的真实写作，与服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奴化写作根本就是两回事。服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奴化写作，不过是以文学化的方式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是一种伪文学。这种伪文学，既不关心生命更不关心生活，其关心的只是如何更好的神化权力意识形态及权力支配者。在伪文学中，人也不是政治人，而是某种特定政治形式及其操纵者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工具。在伪文学中，世界并不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的立体网络，这个网络建立在个体生命与群体（国家、社会、家庭等等）权力二元对立的基石之上，而只是一个丧失了个体生命之维的群体化权力神化自身的平面图。 直面真实的写作永远都是把人放置在权力网络中，描述个体生命与个人生活的现实存在困境，揭示现实权力构成，压缩生命空间，并对个体生命予以物化奴化去主体化的本质和方式；塑造个体生命在与此对应的过程中沉沦、合流、挣扎、反抗、突破的种种形象与生活；表达人类更为合理、更为人性化的存在可能性的渴求。就此而言，直面真实的写作恰恰是反一切异化生命与生活的霸权意识形态的写作，当然，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写作，其意识形态在不同的时代可能有不同的面目，但却有着相同的内核：尊重生命，尊重生活。 在政治权力的阴影下战战兢兢的作家们不懂意识形态是人之为人的一部分，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这样会不会大大的缩小文学写作的范围，使文学只能是政治化的写作。那么，我要问，卡夫卡是不是一种政治化写作？卡夫卡终其一生所抒写的始终是不可理喻的权力对个体生命的压制与物化，他是不是政治化写作呢？事实上，卡夫卡的写作是相当显豁的，并不难发现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着一个二元对立的矛盾骨架：个人与社会政治权力的对峙。但他的表达方式却是寓言式的。其实，只要你正视人只能是社会政治的人，尽管你想做纯粹动物化的人，你还得正视这一点，——人的绝望在是，人的希望亦在是——无论你从什么角度去写，都可以揭示人在权力关系网中的不合理的处境，为人的正常合理的生活鼓与呼。你可以写纯粹的爱情生活、纯粹的婚姻生活、纯粹的记忆生活，纯粹的日常生活……你不用针对具体的政府与政权，但你依旧是直面真实的。应当说，这才是一种超越政治的的道德写作。 《简爱》是写爱情的，《傲慢与偏见》是写婚姻的，《追忆逝水年华》是写记忆的，《红楼梦》是写日常生活的……这些作品都与具体的政府或政权没关系，但却又实实在在的是以权力骨架作为人的生存舞台，抒写了人在权力网络中的存在困境，表达了对生命与生活的忧虑与尊重。谁能不说他们是永恒的文学呢？所以，当你直面真实的时候，你获得的不是锁链，而是充满尊严感的空前的自由。而只要不是站在个体生命的立场上把权力网络作为宿命般对人有着压迫与奴役本性的生存处境，即使是直接写现实的政府与政权的，却依旧不是真实的写作。比如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国文学，比如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的苏联文学，比如当今中国的分享政府艰难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真正的文学可能有无限的温情无限的悲悯无限的快乐……但从本质上来说，总是悲凉痛楚的，因为人在世界上永远都是孤独的面对着不可理喻的权力关系网，人对其生命与生活的保存与筹划永远都面对着强大的几乎是注定了不能完胜的对手。人的诗意栖居在一切真正的文学中总是表现为对具体的当下的现实人生的关怀。 当然，很多作家把自己的欲望写作当作直面真实的写作也许恰恰在于他们太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实了。因为他们知道直面真实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他们知道真实的写作必须要直面个体生命与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生存结构。即使是在民主社会国家，国家社会与个体生命的对立也是强权与弱者的二元对立，而在专制社会里，国家权力更是直接面对着原子式的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你想创造真正的文学，你就不能不站在个体生命的立场上，对这种不人道的权力结构予以揭露和批判，他们敢吗？他们自然不敢。他们只能进行欲望写作。因为这不仅是最安全的，还是最讨巧的。既有普遍的身体欲望作为形而上的外衣为其披上精神生活的美好面具，一方面靠动物本能的伸张迎合大众娱乐阅读，一方面又能以形而上的外衣应付精神性的阅读欲求，两全其美。同时，还能为权力打造文学版盛世繁华的后现代社会桂冠，从而垄断文学生产与文学评价的霸权。——至少，他们就垄断了关于文学真实的话语霸权。从某种程度上说，欲望的写作，正是这些作家与权力的合谋。通过这种合谋，作家们不仅分享了权力的艰难，也分享了权力本身。这是一种什么写作呢？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写作，是极其不道德的政治写作。文学死水，正在这样形成的。 以此对应于中国30年来的文学，尤其是近10年来的文学，我不能不说，除了少数几部作品，几乎都是伪文学。在欲望的旗帜下，文学以形而上和终极追求为遮羞布，极尽无耻与猥琐的将人从使人之成为人的权力网络中提取出来，以一种所谓理性的态度把生活理解为纯粹为权力、财富、女人而奔走钻营的生活，以一种肯定的立场把独立的生命理解为只有权欲、财欲、色欲的动物。例外的是10年前的《务虚笔记》（还有韩少功的创作）与10年后的《如焉》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守住了最后的尊严，使文学死水的上空还依稀有着易水的悲凉血色。《务虚笔记》在权力网络的骨架内，反思了几乎所有为这个骨架涂脂抹粉的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的非人本质。比如革命、比如理想、比如信仰、比如宗教、比如爱情、比如自由、比如叛徒。史铁生旗帜鲜明的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剥离了这些意识形态命名的强权与虚伪面目，还复了其摧残生命、扭曲生活的可怕本质，以个体生命与个人生活的名义对其进行了重新命名。命名与反命名，从生存论意义上而言，这其实是争夺筹划生命与生活的权利，是开拓个体生存空间的伟大努力。史铁生是值得尊敬的，几乎是同时期的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也是这样的写作，也一样值得尊敬。遗憾的是，在他们之后，文学全面投入了欲望的泥淖，或则以人民的名义叫嚣着分享权力的艰难，或则以关怀的名义抒写着动物的奔跑。直到《如焉》的出现，才让人看到了一点文学的血色。 面对《如焉》，很多所谓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态度是可耻的。他们一方面振振有词的说，《文学评论》、《文艺报》都没有给出评价，怎么就能说《如焉》造成了影响呢？另一方面，他们却又说，《如焉》这样靠重大社会题材吸引眼球的写作是没有什么文学品位的，是早已被超越了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拙劣的写作方式，是历史的倒退。 谁是文学的最终评判者本是一个常识，但这些作家与批评家们长期以来寄生于权力与财富的冀卵之下，已无耻到了无知白痴的地步，居然赤裸裸的以《文学评论》、《文艺报》作为文学裁判，与文革有何差异！所谓历史的倒退究竟是谁呢？至于说到以重大社会题材吸引眼球，更让人不知今昔何昔。其实，我是知道的，这么说的那些所谓作家批评家们不过是嫉妒而已。因为嫉妒而心生歹意，不惜用了当年梁实秋对鲁迅先生用过的“卢布说”一招。 文学的品位与写什么和怎么写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无论你是写外在的现实生活还是内在的精神生活，无论你是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还是先锋的探索方式，一样可以使你的创作品位卓越，也一样可以使你的创作毫无品位。因为，文学的品位只来自于其真实的表现生命存在与生活困境的深度与广度。更何况，这些所谓的作家批评家们其实是对自己人与对《如焉》采取了双重标准呢？不是吗？这些年来，写重大社会政治题材的文学作品还少吗？这些年来，权力不容质疑采取的所有的大政方针，权力不断取得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我们的文学又遗漏了哪一件呢？这些分享权力的艰难与喜悦的文学不是占据着当今文学的主流地位吗？而且，《如焉》所用题材，在《如焉》问世二年前，我们的分享艰难的作家们不是立刻就写出了萨斯文学吗？怎么没听哪一个批评家作家说这些作品是以重大社会题材吸引眼球，没有什么文学品位呢？其实，他们深知《如焉》的力量来自哪里，但他们自己很清楚——被豢养的自己是不可能拥有这种来自真实生活的力量的，他们不反思何以至此，而是想着要把这一力量扼杀于孤单状态，既可保证自己的文学地位，又可向权力之主表达忠心，所以，故意用了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卢布说式的构陷而已，其下贱阴毒，深不可测。 《如焉》的力量，不是来自什么题材，而是来自对真实生活的正视与对正常美好生活的捍卫与渴望。在胡发云笔下，所谓萨斯、所谓孙志刚李思怡黄静事件、所谓89年、所谓文革、所谓五四，都不是什么题材，而就是生活本身，是生活的基本结构，是生命存在得以展开的舞台，是个体生命立足于不能不立足的社会政治空间艰难的自我保存与自我筹划的此在场域。 胡发云站在个体生命与个人生活的立场之上，深刻的看清了萨斯的本质——萨斯不是一种来自动物世界的病毒，而是一种依附型的二元对立权力结构。这种依附型二元对立权力结构的运作机制是自上而下，泰山压顶式的，作为二元对立中的弱小一元——个体生命，如若不心甘情愿的去依附国家社会，那么，其命运就只能是被压得粉身碎骨。在这种二元对立结构中，人不是目的，人的生活更不是目的，只是国家社会维护自己的权威与利益的手段和资源。如果能服膺于这种权力结构的理论依据——权力意识形态；如果能服膺于这种权力结构的价值律令——主流伦理道德；人活着，才不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结构网络中，更不会质疑自己的生活是不是真实的生活。很显然，作为人的生存场域，作为人的生存关系网，所谓萨斯是三位一体的。他首先是一种个体生命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依附型权力结构，在此结构中，个体的生命与生活只能以国家社会的利益与权威为终极目的；其次，他是一种强大的不可一世的权力意识形态，他规定了个体生命的思想路径与精神运行逻辑；再次，他是一种价值认同指令，规定了个体生命具体的伦理行为与道德标准。人生存在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萨斯网络中，几乎只能无知无识的安时处顺。因为后两者既从灵魂上对人予以了严密的控制，又从思想价值层面为凶狠残暴的前者戴上了一层伟大光荣正确的面具。然而，生命与生俱来的自我保存与自我发展的先验逻辑是高于一切暴力与粉饰的，只要有一点点缝隙，这种逻辑的力量就会壮大，生命所在的生存结构的真相就会暴露出来，生命天赋的尊严感就会滋长，正常生活的要求就会迸发。 英特网就是这一点点缝隙。正是这一点点缝隙使一个纯粹生活化的小女子——如焉，目击了自己的生存真相，恢复了对生命与生活的思考能力，爆发了对真正的合理的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如焉以前只是茹嫣，一个安时处顺的小女子，她活着，除了爱儿子与狗，世界与她似乎没有任何关系，她似乎生活在真空中，她依附着，却不知道自己在依附着。她不独立，却以为自己独立——因为独立意味着一个生命在某个关系网中的自由与尊严，她生活在真空中，是没有独立可言的。当然，她爱儿子与狗，又说明她有着对生命与生俱来的爱。正是这种爱，潜伏着真正生活的可能性。当她的儿子给了她另一个名字：如焉，她才算真正的回到了现实关系网中，她的生命与生活与所有的人有关，她的真实生活才算开始了。然而，这是怎样的生活呢？——她一下子发现，她的生活与所有人的生活一样，竟然是一场萨斯，她的生命与所有人的生命一样，竟然只是这场萨斯滋补自己的物质资源与机器零件。这太可怕，也太不合理，她一下子就爆发了合理生活的渴望，她希望这样的生活能给生命以尊严。她从始至终都没想过自己要革命要干预社会政治，她想着的，只是生活与生命的尊严。所以，她抗议屠杀动物的暴行，所以，她和其他为真正合理的生活而努力的人交往，所以，她还要享受爱情，所以，她表达自己真实的喜怒哀乐……她从茹嫣变成了如焉，她站在一个有奴役但也有反抗奴役的真实世界里，捍卫着个体生命的尊严，追求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因此拥有了自己的生活。 在她还是茹嫣的时候，她是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奴役的，因为她的世界只是方寸之地。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岛屿。但有了网络，她就成了如焉，她的世界是一个奴役与反抗奴役二元对立的世界，她作为母亲，作为女儿，作为一个有着正常生活欲求的女人，作为一个真正觉醒了的人，只能是反抗奴役的一员。因为生命的尊严与生活的正常化只在对奴役的反抗中生成。 如焉的反抗与觉醒同步。一向被规训的身体开始觉醒，它渴望爱情，于是她便追求爱情；一向被蒙蔽的心智开始觉醒，它渴望灵魂，于是，她如饥似渴的追求自由主义思想。 如焉对爱情的追求是被动的，这是长期以来她的身体与灵魂被规训被囚禁的结果。也正是因为被动，她的爱情追求以失败告终。甚至于从某种程度上说，她的爱情是一个被有意引诱而遭受凌侮的生命过程。梁晋生这个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作为一个权力掌控者，作为权力结构中的强有力一元，梁的形象可谓文质彬彬。不能说他对生命与生活没有正常的欲望，但一旦这种欲望与权力结构的法则相悖，他会马上改弦易辙，成为一个命定的引诱者与凌侮者。也就是说，这种依附型二元对立的权力结构使爱情的正常平等的二元对立生活结构不能不异化为依附型的二元对立权力结构，梁晋生作为一个爱情生活者就不能不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权力主导者，一如其在政治生活领域一样。如焉所以会陷入这一场爱情灾难中，是一种必然，因为她长期被囚禁被规训的身体与灵魂还有着强大的依附惯性，也因为异化为权力主导者的爱情对象还有着温情脉脉的生活化面具。梁晋生能诗会文善歌，还有相当的情趣，这其实是萨斯三位一体中的意识形体与价值认同这二位在行使其美化权力结构操控个体灵魂的功能。没有强大的思想与价值支撑的如焉当然不知抵挡，坠入彀中。然而，最后，当如焉的灵魂因为捍卫生命尊严与生活理想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价值强大起来，她便从屈辱的爱情中坚定的站立起来，轻蔑的抛弃所谓爱情的见证，抹去所谓爱情的烙印，成为了一个真正独立的人。 如焉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接触与接受与她在被凌侮的爱情中站立起来是同步的。小说在这一部分以如焉的视角介绍了大量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如焉的成长角度看，这不是多余的繁冗的说教。因为在此之前，如焉只有关于生命尊严与生活自由的文化积淀本能——她青少年时代的关于俄罗斯文学的阅读体验——但这不足以构成其新的生命与生活的价值支撑，她的灵魂需要真正的捍卫生命尊严与生活理想的价值引领。也就是说，这些自由主义理念，是如焉的生命与生活需要，不能缺少。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些自由主义理念还带出了其他几代自由主义者的人生经历，而这些人生经历既展示了生活的真相：人的生活只是依附型二元对立权力结构下的生活。人的尊严与独立也只在于人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对其奴役展开绝地反击。卫老师的一生波澜壮阔，有觉醒、有蒙昧、有妥协、有隐忍、有再次觉醒、有最后的不合作式的反抗，有一生追求爱情、守卫爱情的高标独行。这个人的一生既说明了依附型二元对立权力结构下正常生活是何其艰难，又展示了生命在反抗中追求尊严与幸福是何等伟岸！达摩这个人太完美，是作者理想的化身，值得注意的是其草根出身，表明了作者试图给这个依附型二元对立结构注入平等基因的隐秘愿望。但达摩的道义力量过于自信，这是任何生活与生命都要警惕的，因为过度的道义自信往往走向其反面。小说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是毛子与江晓力。毛子这个人物在妥协依附与自尊清醒的夹缝中游走，深刻揭示了这种生存环境对人的迫害与异化是多么的可怕。江晓力这个人物正是如焉所生活的这个关系网络中居主导地位 的权力者的最为典型的形象。她有一句最为经典的话：我们有错误也只能我们改，绝不能容忍外人指手划脚，更不能让外人来改正！——这正是权力的本性，她奴役你，压榨你，剥夺你，毁灭你的生活，她所享有的一切都建立在这种不公平的权力关系对你的敲骨吸髓上，她绝不容许这种权力格局有丝毫的变动。所以，她美丽热情的外表下是一颗狠毒的心肠。 现在，很清楚了，《如焉》是一部关于生活的小说，他以极大的勇气直面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为依附型二元对立权力结构支撑的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又揭示了其运作下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同时也通过个体生命的自我演绎，表达了对生命尊严与理想生活的渴望，是献给生命与生活的一曲温情之歌。他牢牢的扎根于我们的生活大地，却又有着深厚的对生命与生活的终极关怀。我相信，很多年以后，人们再回望这个时代，是还会提起这本尊严之书的——因为他是一个文学死水时代，在青蛙的众声喧哗中唯一直面萨斯的写作！ 当然，这部书也是有缺陷的，一种令人扼腕的技术性缺陷。这种缺陷导致了小说在美学品位上的粗糙。比如，小说以儿子终也以儿子结，构成了一个园环，这个园环的中心是如焉，园环内包蕴的是萨斯生活场与萨斯中的各种人生追求，但让如焉在中心点上运行起来的她的儿子作为这个园环的启动者与完成者，没能成为其母亲从茹嫣到如焉的成长过程的参与者，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遗憾。至于小说中的人们用以反抗奴役的思想资源与人生经历仅仅局限于自由主义思想与自由主义生活方式，也使生活本身显得过于单调了，在萨斯生活场，不只有自由主义者，还有激进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思想意味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他们之间的合纵连横构成了萨斯生活场域的复杂多极，如果能得到正视，小说将因此而厚重丰富。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些大段大段的自由主义思想独白似乎不是从独白者的生命需要中自然流溢出来的，而是作者强加的，既不足以给人思辩的快乐——因为这些独白实在太肤浅了，且没有能与之抗撷的其他思想资源，于交锋中形成一种生命化的价值场域，引发读者对自身价值信靠的反观与检索；又不足以给人以灵魂上的震荡——因为这些独白者似乎生下来就是自由主义的肉身载体，他们的自由主义生活方式不是在依附型权力结构的挤压下基于正常生活需要而滋生，而似乎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令居高临下的俯瞰着依附型的权力结构。过于道德化的思想姿态使这些自由主义者们失去了凡俗生活与复杂人性的承托，没能摆脱平面化的窠臼。这种失误是灾难性的，其引发的多米诺骨效应使如焉这个人物也不可避免的堕入了平面化的泥坑——如焉似乎是碰巧遭遇了爱情又碰巧遭遇了自由主义然后自然而然的接受了，没能写出她成长过程中灵魂的挣扎裂变。最后，我还要说，小说的语言比较粗糙，缺乏生命的质感。但无论如何，这部小说仍然是十年来罕见的直面现实生活的良知之作，是死水上空的一缕鲜艳的血色。我相信，对于热爱生命与生活，也知道何为生命与生活的胡发云来说，这只是他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那么，我们时代的整体文学呢？那当然是只能一任青蛙去歌德，身体器官去排泄，只是当丑恶缀上珍珠翡翠的饰物，披上桃花云绮的织物，丽得令人发抖，艳得令人作呕，除了他们这些动物本身以此为美，还能有哪一个真正的人以此为美呢？到那时，死水当会干涸吧？到那时，我们的作家也许会开始直面萨斯的写作吧，一如如焉所做的，一如胡发云所做的，一如更早以前史铁生和韩少功所做的……也许会这样，谁知道呢？
写于2006年10月29日 | 
发表于 2006-11-21 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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